纵向建构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纵向论文,中国论文,身份论文,任大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6年5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6)07-0108-23 一 引言 国家身份的建构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的和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是指在空间上处于不同位置的作为自我和他者的两个行为体(通常为两个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来为双方建构出一种相互可接受的身份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对身份的研究主要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的。①在建构主义学者看来，国家身份是对于一个集体自我的广泛共享的理解，这种理解将集体自我看作相对于他者而言是具有独特性和目标的。②同时，身份也依赖于他者而存在，因为任何一种身份都只有在得到了他者的承认的条件下才有意义。身份的这种特性鲜明地体现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提出的“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两个概念当中。就角色身份而言，它依赖于文化以及他者而存在，因此不是施动者的内在特征，而只能存在于自我相对于他者的关系当中。要拥有一种角色身份，一个施动者就需要在社会结构当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并且在同具有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ies)的他者的互动中要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③就集体身份而言，它意味着自我和他者之间产生了认同，即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并且是可以超越的。集体身份一方面同角色身份类似，也需要将他者整合到以社会性建构的“宾我”的形式存在的自我之中，另一方面也超越了角色身份，因为它通过这种整合使自我和他者融入同一种身份当中，而角色身份则通过这种整合使自我和他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④相对于角色身份，建构主义学者更关注集体身份，因为形成一种集体身份是建立安全共同体并因此实现集体安全的先决条件，例如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就指出，集体身份推动了存在于行为体之间的关于和平变迁的预期的发展。⑤ 就身份建构的纵向维度而言，它主要涉及在时间维度上对于身份的建构，后结构主义在这方面进行了有代表性的研究。⑥它的假定在于，自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布伦特·斯蒂尔(Brent J.Steele)则认为，自我是反映了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的身份的集合。⑦这也就意味着随着环境的变化，个体的自我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而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是身份的变化。这就是说，个体的自我在有些时候是多重的、碎片化的和冲突的，因为一个个体在其生命过程中是不同的人。⑧ 本文第二部分结合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分析身份建构中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第三部分专门分析身份的纵向建构问题；第四部分在前文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形成的过程；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二 身份建构中的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 按照温特的观点，身份是通过参与到集体意义当中获得的相对稳定、角色具体的关于自我的理解和预期。⑨根据这一观点，身份为施动者界定其利益提供了基础，而利益则是根据环境来定义的。⑩用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术语来表达，身份就是一种“社会事实”。(11)身份具有这一特性是因为它可以塑造一种相对稳定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则决定了施动者在其中行动的方式。因此，可以说社会事实是身份的核心特征，它决定了身份的根本属性。除此之外，身份还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身份具有表述性，即身份是一种施动者在文本中表达的自我理解。(12)将身份理解为一种表述，就意味着身份在实质上是施动者的一种叙述。事实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当中，都存在着关于某一种身份的支配性叙述，这种叙述表达了施动者对于一种特定的身份及其基本特征和规范性要求的自我理解。叙述是施动者自身对于一种身份的认知，它所突出的是施动者的主体性地位，而不是外部环境对施动者的压力。后结构主义强调身份的表述性，也就是说将身份看作是施动者为自身所界定的一种社会事实，而这就使它同关注外部主体间观念对身份影响的建构主义区分开了。 第二，身份具有过程性，即身份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和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身份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所谓过程，就是一系列与因果性或功能性相联系的事件，它们在事实中制造了变化。在世界政治中，许多过程可以被看作连接实体的纽带，这些纽带与实体相互依赖，并互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即无论是实体还是过程都不能脱离对方而存在。(13) 第三，身份具有关系性，即作为一个社会事实，身份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总是要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或者说身份只有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并置才能得以存在。就后结构主义而言，这种关系性是通过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性来体现的。奥利·维夫(Ole Waever)指出，后结构主义对于身份的差异性的强调来自它对语言的态度，即它将语言本身看作一种意义体系，而不仅仅是表述了外部存在的事实。将这种观点运用到对于身份的理解上，就意味着身份需要通过复杂的、多维度的体系才能具有意义。(14)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看，身份得以产生的条件就在于它在自我和他者之间通过差异性而制造出了一种边界。(15) 从身份的纵向建构的角度来理解，表述性是身份得以形成的关键要素。它意味着身份是施动者对于自身的理解的叙述，施动者正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叙述来为自身建立和维持一种身份的。在身份纵向建构的过程中，国家的叙述实践为其塑造了一种特定的身份，而通过对比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叙述则可以明确一种身份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脉络。同时，身份的另外两个特性——过程性和关系性——也是纵向建构所依赖的特性。过程性意味着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即在时间当中施动者的主体性可以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在纵向建构中，正是时间提供了衡量身份形成、维持和变化的关键指标。关系性则意味着身份需要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对比才能得以存在，在这种对比中则蕴含着二者之间的差异。正如对于中国身份的研究所显示的，处于一个时间点两端的主体就构成了自我和他者，而处于当前的自我通过同处于过去的他者的对比来维持自身的身份。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任何一种身份而言，其建构过程都同时包含了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于其中一个维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个维度在起作用，它们二者之间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关系。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在研究身份建构的过程时需要将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相结合，也就是需要将身份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结合在一起。例如托马斯·瑞斯(Thomas Risse)指出，存在于欧洲国家之间的“欧盟”这一集体身份主要有两个维度上的他者：在时间上，这一他者是欧洲自身的过去，即将历史上充满了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欧洲变成了一个文明、民主和现代的欧洲；在空间上，这一身份则意味着“民族主义的欧洲”，强调欧洲共同的文明和文化传统，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他者是非欧洲、非基督教的国家，如土耳其等以及在欧洲国内存在的大量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16)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同时参与了对身份的建构，它们同身份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横向建构、纵向建构与国家身份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都尝试从横向的角度对身份建构的过程进行研究，而推动身份横向建构的机制则包括符号互动、交往行动和叙述等。例如，部分建构主义学者通过借鉴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将身份的形成看作国家之间在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lifeworld)”当中通过平等和真诚的对话来实现的。(17)也有学者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美国身份的形成依赖于将他者描绘为同文明的“自我”相对立的野蛮人的叙述实践。(18)这里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建构主义认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是可以消除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融合为一体，而后结构主义则认为差异是身份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并不必然通过差异来建构，后结构主义则认为身份所依赖的关系性是通过差异而产生的。(19)在身份建构的纵向维度方面，后结构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依赖的机制是叙述。如前所述，叙述帮助同一个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形成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则突出了当前的自我所拥有的身份。同时，处于不同时间点的自我和他者是不能相互转化的，因为它们之间不能进行直接的互动实践。身份建构的两个维度的特点如表1所示。
三 身份纵向建构中的叙述与时间性 同横向维度相比，身份建构的纵向维度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关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的叙述在身份形成中的作用；二是强调身份建构中的时间因素。就第一个特点而言，语言或话语在一定意义上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形式，这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语言维持主体间性，并因此将施动性、结构和过程以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方式联系起来。第二，语言不仅仅是传播意义的渠道，而且是一种行动。(20)因此，叙述也可以被看作一种话语实践形式。就第二个特点而言，有学者从施动者—结构的角度指出，内在不稳定的施动者会寻求持续变化的身份。(21)从这个意义上讲，时间性本身就是一种结构，而处于这种结构当中的主体则构成了施动者。在时间结构中，作为施动者的主体会不断地为自己寻找一种恰当的身份。 (一)身份建构中的话语和叙述 按照夏洛特·爱泼斯坦(Charoltte Epstein)的观点，话语是“关于一个具体客体的具有内聚力的观念、概念和分类，它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塑造了那个客体，从而限制了相对于该客体的行动的可能性”。(22)在话语理论当中，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施动者承担一个特定的“主体地位(subject-positions)”——即在一个话语中的地位——来实现的。一旦施动者进入话语所设定的主体地位当中，它就会展现出一种“我”或“我们”的身份，这样它在这个话语中就成了一种“说话的主体(speaking subject)”，从而拥有了一种特定的身份。这是一种与通过将规范内化而获得一种身份完全不同的过程，因为施动者是主动塑造了一种身份，而不仅仅是从其他施动者那里接受一种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施动者所说的东西是最重要的，只要它在话语中表达了一种身份，它便可以拥有这种身份。(23) 因此，从说话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不仅仅是社会化的客体，而是可以积极为自己定义一种身份的施动者。这就超越了建构主义过于关注身份的“宾我(me)”方面而忽视了“主我(I)”方面的局限性，转而关注国家自身对于身份的塑造。事实上，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建构主义将主要的研究焦点放在了“宾我”方面，而对“主我”关注甚少。也就是说，建构主义主要关注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当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自我感被定义的方式，而忽视了身份形成的内部来源。(24) 具体而言，说话的主体是通过叙述来为国家建构身份的，而叙述则是通过其国家的“国家性(stateness)”从一个关系网络中得以产生的机制。(25)尼古拉斯·奥努夫(Nicholas Onuf)指出，对身份的分析是以关于世界的叙述的形式呈现出来的。(26)实质上，叙述就是表述话语的一种方式，它主要涉及一个施动者自身使用话语来表达其身份和利益的过程。国家则是一个通过叙述所建构的实体，这种叙述包含了给予过去以意义的经验维度和给予未来以意义的构思(envisioned)维度，并且国家身份同时根据这两个维度来描述。通过这种叙述，人们就可以得到一种分析国家的世界观(worldview)的框架，而这种世界观则赋予国家的时空境况以意义并且支配它在世界上的行动。(27)同时，尽管在实质上叙述是在记录对自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各种事件，但它并不是将每一个事件都记录下来，而是强调记录能够推动身份建构的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叙述中对于事件的记录就是一门艺术，它通过讲述一个包含了某些事情而不是另一些事情的故事而勾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28) 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表明，叙述是建构个体身份的一种重要机制。这是因为身份意味着个体需要维持一种对自身的相同性的意识，因而要维持一种身份，这个个体就需要建立一种关于连贯性、秩序和持续性的认知，而叙述则是制造这种认知的主要工具，也就是说，个体是通过叙述来为自身制造出一种对于连贯性的感觉的。(29)叙述具有三个推动身份形成的功能：第一，它提供给个体解读世界的词汇。第二，它在集体中推动协调一致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可以增强群体的权力。第三，它在政治中清晰地扮演一个角色。(30)理查德·勒博(Richard N.Lebow)则指出，叙述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他们是谁，他们应该致力于成为什么样子以及他们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31) 艾弗·纽曼(Iver B.Neumann)则通过借鉴哲学家德·赛图(De Certeau)的思想，使用“故事(story)”一词来描述施动者的叙述。一个施动者的故事就是关于行动以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得以开展的社会事实，它指导了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当中的行为方式。一旦讲述的故事被人们所接受，它就具有了一种社会性权力，或者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讲就是“治理术(governmentality)”，这种权力使人们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去做原本不情愿做的事情。只要人们的行动符合现存的实践模式，那么他们就遵从了一种给定的话语。(32)同叙述类似，话语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实践行为，即福柯所谓的“话语实践”，而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通过它主体得以产生。(33)纽曼指出，作为实践的叙述如果要被广泛接受，它就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需要与已经存在的实践相适应。第二，它要使它自己所讲述的关于事物的故事权威化，并因此保护它的权威。(34)在这里，故事实际上充当了话语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因素。因此，故事与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故事、话语和实践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Iver B.Neumann,“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eds.,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p.88。 事实上在话语分析中，叙述和实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仅仅语言的具体内容重要，而且语言得以叙述的方式也很重要。后结构主义学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相同的话语并不一定就导致相同的意义建构，在这里将这些话语联系起来的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所用的话语相同，但将这些话语联系起来的方式不同，那么由这些话语所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也是不同的。(35)因此，话语分析就要求同时分析语言实践和语言本身，二者缺一不可。(36)也有学者把这种将内容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称为“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即一种同时分析观念和话语的分析框架。话语制度主义把话语看作将观念转变成行动的催化剂，从而弥补了建构主义单纯关注观念因素的不足。从话语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们在分析国际关系的现实时需要同时关注观念的内容和通过其观念得以传递的互动的话语过程。(37) (二)身份建构中的时间性 在研究身份的纵向建构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身份具有时间性，也就是说，身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从施动者—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就意味着人类的时间性是施动者—结构问题的核心。(38)身份具有时间性这一事实还意味着历史记忆在建构身份的过程当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而历史记忆同样需要通过叙述来表达，因此时间性也是同叙述交织在一起的。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在清代末期和民国时期所受的外国压迫始终在关于中国身份的叙述中处于中心位置，而这就引发了中国对于一个独立的主权民族国家身份的追求。(39) 总体上看，对于历史记忆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过去被记忆以及它在当代被重新表述的方式，二是这些表述随时间而变化的方式，三是政治生活被这些表述所塑造的方式。(40)对记忆的叙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特别的叙述方式决定了特定的历史片段被记忆或忽略的方式。记忆在实质上就是施动者站在当前的角度来看待过去，从而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融合为一体，而身份则处于一个同时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结构当中。(41)人们的记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片段记忆(episodic memory)、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生活叙述(life narratives)，其中片段记忆是回忆起过去发生的事件，自传记忆是回忆起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事件，而生活叙述则是将一系列自传记忆结合起来，从而定义了一种特定的自我。(42)这三种记忆都是非常主观性的，也是不稳定的，因此记忆都是可塑的。从记忆的角度来看，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地等着人们的记忆去发现的东西，而是由记忆所创造的心理模式。人们可以不断地对过去进行书写和再书写，而身份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建构和重塑。在记忆形成的过程中，记忆的具体内容得到了压缩，记忆得到了简化，并且通过表述得以展现。人们并不关注记忆的细节内容，而是强调其中更容易被吸收到当代的主导叙述模式当中的某些方面。(43) 另一方面，既然身份是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并置而存在的，那么自我和他者也就可以存在于时间之中。在这方面，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利科使用两个拉丁文词汇idem和ipse来表达身份的不变和变化的方面，idem所表示的是身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一致性，ipse表示身份有能力重新阐述它自己，从而反映了身份变化的方面。(44)就身份的idem方面而言，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意味着数量上的同一性。第二，它意味着质的同一性，即极端的相似性。第三，它意味着同一个人的第一个与最后一个发展阶段之间的不中断的连续性。(45)相比之下，身份中所蕴含的ipse则意味着一个人自身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是可以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可能是“不同的人”。利科将ipse所反映的身份称作“叙述身份(narrative identity)”，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对于身份的具体表述，它同idem的区别在于它强调身份外在的特征，而idem反映了身份的正式的或者是实质性的特征。(46)或者也可以说，叙述身份反映了人的一种自我延续，在其中身份摆脱了对于相同性的依赖。(47)但是，身份具有变化的方面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相同性就是不重要的，相反，一个身份同时具有idem和ipse两个方面，并且ipse需要依赖于idem而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对于身份的叙述的变化也要依赖于身份在时空中的一致性而存在。即使是对于身份的变化的叙述，其内部也有始终不变的部分，因此idem对于叙述而言同样是必要的。这就如有学者指出的，叙述身份的核心假设在于我们塑造了一种可以提供给我们跨越生活过程的意义感、连贯性和目标的生活故事。(48)身份的idem和ipse之间的关系表明，身份变化不仅仅发生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也发生在自我内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将自身的过去看成他者而为当前的自我设定一种新的身份，而且这种新身份本身的内涵也会不断变化，本文在第四部分会结合中国身份的变化来分析这一点。 通过借鉴利科的思想，就能够确定自我和他者同样可以存在于时间当中，而这就拓宽了传统上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如果将自我和他者同时间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结合，就意味着相对于在当前的时间点t存在的实体而言，在t-1或t+1时间点存在的同一个实体也可以充当当前实体的他者。当然，无论是针对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国家而言，通过经验在过去的某个历史时刻塑造他者要比通过构思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塑造他者更容易，因此国家在通过时间维度来建构身份的时候总是将存在于过去的同一个实体想象为他者。或者说，施动者在时间结构中是一种当前的“自我”，需要在它们自己的历史中将它们的背景记忆和再记忆为他者。(49)这就意味着他者经常是存在于自我的历史记忆当中的，时间维度上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可以如图3所示。
图3 时间维度上的自我和他者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纵向建构 从纵向建构的角度分析，身份的形成就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在对中国的身份问题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50)例如，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将中国身份的变化看作对于外部的制度性压力做出反应的过程，并提出了推动中国身份变化的三种机制，即模仿(mimicking)、社会影响和说服。(51)在江忆恩看来，中国身份的变化在总体上还是对外部压力做出反应的结果，而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中国参与的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数量日益增多。巴里·布赞(Barry Buzan)通过结合外部制度性压力对中国身份的变化进行了纵向对比，指出当前的中国拥有一种“改良型修正主义者(reformist revisionist)”的身份，从而同历史上的“革命型修正主义者(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形成了对比。布赞指出，前者的特点在于国家同时出于适当性和工具性原因接受某些国际制度，但又抵制并且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制度，而后者的特点则在于从观念上抵制构成国际社会的制度。(52)但是当前对中国身份问题的研究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明确将叙述作为一种推动身份建构的机制，二是忽视了身份具有时间维度这一事实。前者意味着一种身份的形成不仅仅是国家对于外部环境压力做出反应的结果，国家的施动性同样推动了身份的建构，后者则意味着身份的变化实际上具有两层含义：一是身份本身的变化，即国家脱离了一种旧有的身份并且获得了一种新的身份(即自我相对于他者的变化)；二是这一新身份本身的内涵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即自我内部的变化)。 (一)身份本身的变化：自我和他者的维度 如果将负责任大国看作改革开放后中国为自身设定的一种身份，那么这一身份所对应的他者就应该是中国先前的身份。事实上，中国一直积极主张承担国际责任，但是对于责任的认识则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蔡拓指出，负责任大国应该是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合作者、现存的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以及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53)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负责任大国的含义：首先，意味着中国会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承担国际责任，也就是说会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来为国际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其次，意味着中国是一个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即不寻求挑战当前主要国际制度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则以及不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实现激进的权力再分配。(54) 事实上，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要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未必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这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中国对国际社会一直持有一种负面认同(negative identification)，即反对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并且不承认自身是这个国际社会的成员，同时，拥有负面认同的国家寻求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以及颠覆支撑这种秩序的规则和规范。(55)需要指出，中国的这种负面认同主要是针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而言的，而这部分是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所导致的。如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导致中国只能依赖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并且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计划经济体系。(56)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在近代历史中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新独立国家，中国很显然不会简单地继承现有的外交关系，而是会“另起炉灶”，即首先要清除殖民主义残余的影响，同时也要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中鼓励世界革命。(57)如前所述，叙述是推动身份在纵向维度得以建构的主要机制，而叙述本身又可以被看作一种话语实践。因此通过观察中国在不同时期的话语实践就可以在时间中区分出自我和他者，进而明确当前的自我所拥有的身份。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前中国叙述国际责任的文本，就可以确定在该时期中国对国际责任的认知。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义务”和“对外政策基础”是加强同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团结。(58)毛泽东也曾经表示，“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59)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更是明确将“推进世界革命”作为自己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强调“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和“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论点，并且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60)与这种责任观相呼应的是中国对于联合国也持有负面态度，如在20世纪60年代声称，要“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与那个被美国帝国主义操纵的因而只可能做坏事而不可能做好事的联合国唱对台戏”。(61)即使是在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的态度仍然以负面为主，如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费用问题就指出在“少数国家的操纵下，几次派出‘联合国部队’，进行干涉别国内政的‘维持和平行动’，从而造成财政困难，为这些活动提供费用是‘毫无道理的’，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不正当支出，从而不应作为联合国的开支”。(62) 很明显，这些叙述所反映的当时中国对于自身国际责任的认知并不能被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所接受。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到“反帝反修”思想的影响，中国一度奉行“革命外交”，并根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决定国际交往中的亲疏好恶，从而将对外援助置于不恰当的方向和比重上。在这一时期里，同中国已经建交的40余个国家当中，有30余个同中国发生了外交纠纷。(63)这些事实都证明，尽管重视自身的“国际责任”，但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称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也不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的最初30年当中，主要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基本是以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与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最初阶段’”。(64)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也出现过调整和回摆的姿态，“左”倾和推动世界革命也不能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全部，但是“这种势头短暂且乏力，并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引导中国建设性地融入国际体系”。(65)在这种大的指导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也不可能抱有包容和接受的态度。 中国这种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的状态，只有在1979年国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才能得到改变。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某一种身份的形成归结为国内或国际因素所导致的，而是应当将身份理解为是国家内部和外部因素之间互动的产物。(66)但是从将国家看作“说话的主体”来分析，国内政治进程无疑会对国家身份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内政治的变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变化：第一，中国对于时代主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从革命与战争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第二，中国外交的目标从颠覆旧的国际秩序和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转变为服务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第三，中国开始关注自身的国际形象，而这也推动中国更加关注自己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以及所能承担的国际责任。第四，中国外交强调要配合国内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反映了一个“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67)从国际责任的角度来讲，负责任大国就意味着遵守而不是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只有通过遵守国际社会的主导规范，中国才能逐渐在国际共同体当中建构出一种负责任大国的身份。(68)部分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一事实，如安·肯特(Ann Kent)就指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已经主要从国际法的“受害者”转变成了它的积极支持者，并且推动建立一种捍卫国际法的全球文化。(69)同时需要强调的一点在于，“国际社会”并不仅仅指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它还应当包括由作为前殖民地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理论已经指出，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是殖民化的产物，它使得特定的国际规范成为“正当”的。同时，这种国际社会中也包含着权力关系，正是这种权力关系使有利于西方国家的规范成为“好”的或可接受的，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则是不可接受的。(70)从这个角度来讲，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因为它始终处于由广大亚非拉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内部，如始终同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保持良好关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当中的某些规范。中国致力于融入这一国际社会是基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并不代表完全认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所致力于追求的一些根本价值不会改变，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仍然强调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71)中国政府的官方文本在谈及外交时也都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置于特殊的位置。(72) 从纵向建构的角度分析，可以将1979年看作中国身份变化的一个分水岭，这一个时间点区分了身份中的自我和他者。1979年之后，中国开始积极主动地融入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尽管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秩序。秦亚青指出，1979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同国际社会的积极相遇(positive encounter)。(73)因此，我们可以将1979年之后中国的国家身份称作负责任大国身份，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寻求融入国际社会，并且致力于遵守国际社会的主要规则和制度，而不再是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开展“革命外交”。通过这种变化，1979年以前的中国身份就成为构建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他者。另一方面，尽管“负责任大国”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来的，但是这一身份的形成则可以追溯至1979年，这是因为在1979年以后中国对于国际责任的认知就开始发生根本变化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对于负责任大国这一身份而言，在1979年至负责任大国身份正式提出来之前这段时间当中的中国身份不是“他者”，而是“自我”的一部分，它的“他者”仍然是1979年之前的中国身份。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图4来表示。
图4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纵向建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身份内部的变化：自我的维度 身份的时间性同时意味着，不仅通过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两端的自我和他者的并置，一种新的身份可以形成，而且这种新身份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或者说人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赋予新身份以新的含义。就负责任大国身份而言，它在1979年形成之后，也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但是同前一个阶段相比，这种变化不是不同身份之间的转换，而是同一种身份内部的变化，或者说是自我内部的变化，它经历了从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责任观到自我利益同利他主义并重的责任观的转变。 同1979年之前的阶段相类似，1979年之后中国的责任观仍然鲜明地体现在自身的叙述当中。如果历史地看，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对于国际责任的正式表述明显增多。但这种对责任的理解起初是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或者说是主要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发展中国的对外关系。1980年，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做了如下的话语表述：“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74)在这一表述中，邓小平明确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要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就是要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责任仍然保留有一定的“反帝反霸”色彩，如1986年通过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75)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但是此时中国对于自身国际责任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阶段。中国采取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国际责任观并无不妥，但是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以及自身实力的增强，仅仅根据自我利益来界定国际责任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外部环境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有意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更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援助，并且广泛呼吁完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广泛赞誉。(76)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的举动“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国家的全局意识与高度责任感，为制止当时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蔓延，并为亚洲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重新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77)很显然，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的所作所为并不完全是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而是包含了利他主义的要素。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展现国际责任的频率不断增加，场合不断增多，利他主义的倾向也更加明显，以使自己的发展能够惠及更多国家。例如，2005年7月，中国对东盟降低了3408种产品的税率，对其平均关税从9.9%降为8.1%。从2007年1月1日起，中国扩大了降税产品的范围和幅度，又降低了5375种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关税水平降到了5.8%。从2010年起，中国对于从东盟进口的产品有93%实行零关税。(78)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并采取了包括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在内的一系列举动，而这将为地区乃至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例如亚投行就有助于完善现行的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弥补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79) 每一个时代都以它自己的方式使用文本。(80)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国重要的官方文本来理解国际责任的变化。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问题，在随后的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其内容结构大致稳定，只是会添加或减少个别主题。(81)这种相对稳定的表述意味着中国对于国际事务的看法日趋稳定和成熟，而这就使其对于自身身份的理解也更加稳定。在这一时期，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应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导性话语。在199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中国倡导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裁军进程，促进全球发展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82)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国与国之间应当“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要寻找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83)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指出“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84)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要“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世、互惠、共赢方向发展”，“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85)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则特别强调，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86)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的时候又提出，“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始终坚持合作共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将进一步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87)通过对上述官方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正在不断地将自身的利益同国际社会的利益协调起来，并且致力于构建和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从1992年的“国际新秩序”到2012年的“命运共同体”，再到“中国梦”，中国对国际责任的认识呈现出一种“认知进化”的趋势，即作为社会实践的新观念和知识会不断地得以制度化。(88)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待联合国的态度也鲜明地体现了其责任观的变化，而这尤其体现在对待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态度上，可以通过分析中国对维和行动的叙述的变化来证明这一点。如前所述，在1979年之前，中国对待维和行动的态度是负面的，如在20世纪60年代谴责联合国对刚果的维和行动是“一支戴着‘蓝钢盔’的‘联合国军’，以‘维持秩序’为名，开进了这个刚诞生半个月的非洲共和国……这支人数曾达两万多、装备着美国武器的‘联合国军’，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对刚果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和干涉”。(89)1979年之后，中国对待维和行动的态度有所缓和，但仍有较深的怀疑和保留。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就联合国维和行动指出，“有些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确实不好，但另外一些则不完全是坏的……并不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大国服务的”，出于对联合国组织、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责任感，中国政府“准备今后对联合国维和行动采取区别对待的灵活立场……对今后凡是严格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建立的、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利于维护有关国家主权和独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国都将本着积极支持的立场，予以认真研究和对待”。(9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对维和行动开始采取支持态度，如提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是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对缓和地区冲突、提供和平解决争端的条件起着积极作用，并且表示中国愿意为“提高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的效能做出贡献”。(91)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在原有的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例如，中国特别强调国际社会有责任和义务推动冲突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此，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曾指出，“冲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的降临。导致冲突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大多与贫困、落后密切相关。没有发展，公正与法治只能是空中楼阁。从战乱到稳定，从无序到法治，有很长的路要走。若不能让冲突地区人民及时看到美好生活的希望，享受和平带来的实惠，可能会再次出现动荡，甚至战乱。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国家和地区摆脱了冲突，但缺少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条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束手无策，再陷困境。帮助它们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提供有效的援助。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将发展摆在重建和平的关键位置”。(92)2005年，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时，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对于联合国的认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在保障全球安全的国际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经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须得到切实遵循。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其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权威必须得到切实维护。”(93)这种关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叙述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在1979年之后对于国际责任的认知从维护自身利益为主转向了自身利益和他者利益并重，而这又推动了负责任大国身份内涵的变化。 通过对中国关于国际责任的叙述的时间性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叙述中同时包含了利科所谓的身份的idem和ipse方面。就中国身份中的idem方面而言，也就是其中持续不变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于国际公平正义的追求上，并始终将其作为自身国际责任的支撑点，或者说中国始终将追求国际责任作为自身身份的重要基石，尽管这种责任未必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这一方面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如中国文化中对于“义”的关切就强调要将相互信任、真诚、追求正义和相互帮助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主要规则，而这也体现在对外行为上。(94)同时中国也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认为公开追求权力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表现。(95)另一方面也同中国自身的历史记忆有关，如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推动了对于反帝反霸以及平等正义的追求。即使是在“革命外交”时期，毛泽东等人也强调各国间兄弟般的关系，而这又导致了中国寻求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反帝革命。(96)这一时期中国追求公平正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同印度一起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它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97)这也反映在中国的叙述上，如它的外交话语中始终包含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和反霸权主义三个要素。(98)就中国身份的ipse方面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中国对于国际责任的认知的变化方面。相比于毛泽东，邓小平更关注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并且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任何国家发展友好关系。(99)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则越来越强调将中国自身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利益协调在一起，如江泽民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100)胡锦涛和习近平分别提出“和谐世界”和“中国梦”的理念。这种变化在叙述中的表现就是“反对现状”的说辞越来越少，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话语越来越多。如据统计，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提到“全球化”的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这一术语使用了4次，在十七大报告中上升到9次。(101)同时，根据利科关于ipse依赖于idem而存在的观点，可以认为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叙述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它始终追求自身的国际责任这一事实。无论是“推进世界革命”，还是“发展是第一要务”、“和谐世界”或“中国梦”，都是中国对自身国际责任的一种表达。关于中国身份叙述中的idem和ipse，如图5所示。
图5 中国身份叙述中的idem和ipse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构建的纵向维度进行研究，丰富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身份问题的理解。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自我的身份需要存在于同他者的关系当中，但这种他者不仅可以存在于空间当中，也可以存在于时间当中，因此也需要从纵向的角度来理解身份的形成和变化。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初步得出结论。 第一，身份的纵向建构证明了叙述和时间性在研究身份中的重要意义，而这往往被现有的研究所忽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形式，叙述意味着施动者讲述了一个关于世界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变化则同施动者对于自身身份的理解的变化相一致。(102)因此，通过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对于身份的叙述，就可以确定一种身份形成、维持、发展及变化的过程。时间性则一方面意味着身份的形成产生于处于不同时间点两端的自我和他者的并置当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同一种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发生变化，本文通过在自我和他者的维度以及自我内部的维度对于中国身份变化的分析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叙述和时间性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正如本文对中国身份的分析所显示的，在时间结构中身份的任何变化都需要通过叙述来表达。 第二，纵向建构有助于中国明确自身的身份定位。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于其身份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为自身建构一种恰当的身份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得以立足的关键要素之一。在对自身进行身份定位时，中国需要两个参照点：一是国际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二是中国自身的过去。这也就意味着负责任大国身份既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也要同中国先前的身份形成对比，而后者往往会被忽视。纵向建构正是通过将中国在1979年之前和之后的身份进行对比而突出了当前的负责任大国身份，从而弥补了单纯关注横向建构的不足。 本文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批准号：15QN14)的资助。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关于建构主义对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Thomas Risse,"‘Let's Argue!’: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54,No.1,2000,pp.1-39; Thomas Risse,A Community of Europeans? Transnational Identity and Public Sphere,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 Lars-Erik Cederman and Christopher Daase,"Endogenizing Corporate Identities:The Next Step in Constructivist IR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9,No.1,2003,pp.5-35。 ②Jelena Subotic,"Europe Is a State of Mind:Identity and Europeanization in the Balka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5,No.2,2011,p.312. ③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27. ④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29. ⑤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y,"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5. ⑥关于后结构主义对国家身份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见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2; Lene Hansen,Security as Practice,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 Lene Hansen and Ole Waever,eds.,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2; 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and Identity:A Dangerous Liais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3,2001,pp.315-348; 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Politics of 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Senem Aydin-Duzgit,"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Accession of Turkey: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8,No.4,2013,pp.522-541。 ⑦Brent J.Steele,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elf 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8,p.30. ⑧Richard Ned Lebow,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p.322. 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46,No.2,1992,p.397. ⑩Maja Zehfuss,"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endt,Onuf,and Kratochwil," in Karin M.Fierke and Kun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London:M.E.Sharpe,Inc.,2001,p.57. (11)郭大水：《社会学的三种经典研究模式概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2)Xavier Guillaum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dentity,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1,p.35. (13)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Nexon,"Relations Before States:Substance,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5,No.3,1999,pp.302-304. (14)Ole Waever,"Identity,Communities and Foreign Policy," in Lene Hansen and Ole Waever,eds.,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2,p.24. (15)Linus Hagstrom,"The ‘Abnormal’ State:Identity,Norm/Exception and Japa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1,No.1,2015,p.123. (16)Thomas Risse,A Community of Europeans?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ublic Spheres,p.10. (17)Harald Mull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Karin M.Fierke and Knud Erik Jorgensen,eds.,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Next Generation,New York:M.E.Sharpe Inc.,p.162. (18)David Campbell,Writing Security: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p.100. (19)Senem Aydin-Duzgit,"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Accession of Turkey:Identity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525. (20)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International Practice: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 Emanuel Adler and Vincent Pouliot,eds.,International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9. (21)Kuniyuki Nishimura,"Worlds of Our Remembering: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a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46,No.1,2011,p.96. (22)Charlotte Epstein,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2008,p.2. (23)Charlotte Epstein,The Power of Wor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4-15. (24)Felix Berenskoetter,"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1,2014,p.266. (25)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Nexon,"Relations Before States:Substance,Process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p.316. (26)Nicholas Greenwood Onuf,Making Sense,Making World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3,p.76. (27)Felix Berenskoetter,"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p.264. (28)Felix Berenskoetter,"Parameters of a National Biography," p.271. (29)Phillip H.Hammack and Andrew Pilecki,"Narrative as a Root Metaphor for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Vol.33,No.1,2012,pp.82-84. (30)Phillip H.Hammack,"Mind,Story,and Society: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Narrative," in Michael Hanne,William D.Crano and Jeffrey Scott Mio,eds.,Warring with Words:Narrative and Metaphor in Politic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4,pp.61-63. (31)Richard Ned Lebow,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p.46. (32)Iver B.Neumann,"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arry Bauer and Elisabetta Brighi,eds.,Pragmat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9,p.88. (33)Jenny Edkins,Poststructuralism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Lynne Rienner Publisher,Inc.,1999,p.58. (34)Iver B.Neumann,"Returning Practice to the Linguistic Turn," p.88. (35)Hell Malmvig,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p.157. (36)James Der Derian and Michael J.Shapiro,International Intertextual Relations,New York:Macmillan Inc.,p.14. (37)Vivien Schmidt,"On Putting Ideas into Perspective," in Andreas Gofas and Colin Hay,eds.,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l Analysi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0,p.197. (38)Kuniyuki Nishimura,"Worlds of Our Remembering: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a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p.96. (39)Ja Ian Chong,"Popular Narrative Versus Chinese History: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an Emergent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0,No.4,2014,p.44. (40)Mark A.Wolfgram,"Collective Memor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5,No.3,2013,p.426. (41)Friedrich Kratochwil,"History,Action and Identity:Revisiting the ‘Second' Great Debate and Assessing Its Importance for Soci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1,2006,p.8. (42)Richard Ned Lebow,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p.26. (43)Richard Ned Lebow,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pp.26-27. (44)Richard Ned Lebow,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Identity,p.35. (45)保罗·利科著，佘碧平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3—175页。 (46)Kuniyuki Nishimura,"Worlds of Our Remembering: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a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p.103. (47)保罗·利科：《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第177页。 (48)Phillip H.Hammack,"Mind,Story,and Society: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Narrative," p.57. (49)Kuniyulki Nishimura,"Worlds of Our Remembering: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a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p.97. (50)关于对于中国身份问题的研究成果，可参见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21—136页；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制度、身份与中国和平崛起》，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1—24页；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ing’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1,2010,pp.5-36; Feng Zhang,"The Rise of Chinese Excep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2,2013,pp.305-328; Pauline Kerr,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eds.,China's New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8。 (51)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p.23-26. (52)Barry Buzan,"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pp.17-18. (53)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31页。 (54)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11. (55)Qin Yaqing,"International Factor and China's External Behavior," in Pauline Kerr,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eds.,China's New Diplomacy,p.48. (56)王缉思：《大国战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6页。 (57)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91页。 (58)王缉思：《大国战略》，第6页。 (5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147页。 (60)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61)朱立群：《实践逻辑与中国参与的特点》，载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327页。 (62)冯继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载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128页。 (63)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287页。 (64)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65)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第15页。 (66)Zhu Liqun,"The Domestic Sourc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in Pauline Kerr,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eds.,China's New Diplomacy,p.110. (67)Zhu Liqun,"The Domestic Sourc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pp.111-114. (68)Zhu Liqun,"The Domestic Source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p.118. (69)Ann Kent,"China's Changing Attitude to the Norm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Pauline Kerr,Stuart Harris and Qin Yaqing,eds.,China's New Diplomacy,p.65. (70)Charlotte Epstein,"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Theory,Vol.6,No.2,2014,p.294. (71)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12页。 (72)通过梳理1979年之后历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可以发现，在涉及“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篇章中，“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始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73)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a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p.145. (7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75)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41页。 (76)徐正源：《中国负责任大国角色认知的形成机制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期，第60页。 (77)《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渐然确立》，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6/25/content_6288630.htm，登录时间：2016年6月1日。 (78)《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http://sub.gxnews.com.cn/staticpages/20091028/newgx4ae7b291-2395127.s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1日。 (79)王达：《亚投行的中国考量与世界意义》，载《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3期，第54—56页。 (80)Friedrich Kratochwil,The Status of Law in World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71. (81)Zeshun You,Jianping Chen and Zhonghong,"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nnual Work Report to NPC,"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Vol.9,No.4,2010,pp.601-604. (82)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e.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3.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3日。 (8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e.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90.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3日。 (8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cpe.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16.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3日。 (8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 (8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87)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36—37页。 (88)Emanuel Adler,Communitar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05,p.12. (89)冯继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载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127页。 (90)冯继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载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129页。 (91)冯继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载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130页。 (92)《李肇星外长在联合国安理会外长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fmpre.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26329.s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26日。 (93)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zyjh_611308/t212365.shtml，登录时间：2016年6月26日。 (94)Chih-yu Shih,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A Psychocultural View,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0,p.50. (95)Chih-yu Shih,China's Just World: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London:Lymme Rienner Publisher,1993,p.31. (96)Chih-yu Shih,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A Psychocultural View,p.83. (97)王缉思：《大国战略》，第7页。 (98)Chih-yu Shih,China's Just World: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p.36. (99)Chih-yu Shih,The Spiri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A Psychocultural View,p.93. (100)颜声毅：《当代中国外交》，第19页。 (101)朱立群：《实践逻辑与中国参与的特点》，载朱立群主编：《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第327页。 (102)Donald A.Sylvan and Amanda K.Metskas,"Trade-Offs in Measuring Identities:A Comparison of Five Approaches," in Rawi Abdelal,Yoshiko M.Herrera,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se Mcdermott,eds.,Measuring Identities: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90.
标签：结构主义理论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空间维度论文; 维度理论论文; 纵向研究论文; 建构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