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基因eimi的跨文化移植——译名与词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义论文,译名论文,基因论文,跨文化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基因”是一个比喻性的术语，学界较少使用。它借用生物学的基因概念，指称文化体系中的核心要素，并在具体文化环境中探讨这些要素的复制、变异、变迁、移植。本文要讨论的西方文化基因是希腊语词eimi（音译爱米，相当于英文be）这个词，之所以又称作“哲学基因”，乃是因为后世一系列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甚或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皆从该词生发而来。尽管eimi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关注，但是该问题的复杂性尚未充分显露。在逾时十年之久的近期学术争论中，（注：或称作关于being的学术争论，eimi是希腊文原形动词的拉丁化写法，而being则是英文原形动词be的动名词形式。） 学者们提出的各种相关译名主张就是该问题的复杂性的一个表现。本文拟阐述eimi的跨文化移植，从译名与词义的角度列举学界已有共识，着重揭示现存分歧意见的症结所在。
一、eimi的多义性及其在西方语言中的漂泊
哲学文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了译者选用或创造什么样的译名。希腊文eimi应当怎么译？从这个原形动词派生出来的一系列变化形式[1](P32) 应该怎么译？ 在这些变化形式中被用作哲学范畴的词汇应该怎么译？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明白的一个事实是：希腊文eimi是多义词，而不是只有一种含义。
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对希腊文eimi的多义性已经作了非常详尽的研究，其结论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表达：
1.eimi[1]＝系动词“是”；eimi[2]＝在、存在；eimi[3]＝真；eimi[n]＝其他意思
至于在这些含义中哪一种含义先起，哪一种含义后起，哪一种含义的使用占主要地位，应当着重从哪一种含义出发去把握这个词，都是另一类问题，无论答案如何，都不影响eimi的多义性。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语是西方哲学的母语。古希腊哲学家创造和使用的哲学范畴至今仍是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最基本和最通用的概念，就好像现在全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一样。然而，由希腊哲学家使用的原创性哲学词汇蕴涵着多种含义，从而为后来的使用者留下了广阔的解释空间。希腊文eimi如何从一个日常词汇成为一个哲学词汇，它成为哲学词汇以后在含义上又有什么变化，这是一个可以放在早期希腊哲学研究范围内解决的问题，而本文要考察的是它如何向其他民族语言转移，即跨文化移植。
eimi的跨文化移植的第一步是进入拉丁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它属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进入中世纪以后，拉丁语继续以其标准形式出现，是宗教和学术用语，对西欧各种近现代语言都有很大影响。[2](P12) 可以说，拉丁语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母语。那么使用拉丁语的人如何翻译希腊文eimi及其各种变化形式？他们在表达eimi一词的各种含义时，在表达手段上有变化吗？有，拉丁语也有一个相当于eimi的动词esse，可以用动词esse的各种变化形式来对译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就是：
2.esse[1]＝系动词“是”；esse[2]＝在、存在；esse[3]＝真；esse[n]＝其他意思
然而，除此之外，拉丁哲学家还使用动词exsisto（等于existo，词义相当于英文exist）来表达“存在”。“作为一个专门术语的动词exist的出现，源于中世纪拉丁语的哲学词汇。”[3](P316) 公元5世纪的拉丁哲学家波埃修斯已经使用这个动词来表示存在，在他那里有了表达存在之意的两种表达手段，并且可以互换。用简洁的公式来表示：
3.eimi[2]（在、存在）＝拉丁文esse[2]（在、存在）＝拉丁文exsisto（在，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拉丁文exsisto本身也是个多义词。它的释义是：（1）有（出现），起来，出来。（2）传来，响起。（3）突出，长；出现，发生，兴起。（4 ）成为，变为。（5）随之发生，接着出现，跟着发生。（6）显现，露面，出场，流露出；存在，有。[4](P212) 除此之外，拉丁文用来表达存在的还有其他一些手段。这些不同语词在词义上的对应、等同、相似，产生了更加复杂的语词对应关系。但是，为了讨论的简洁明了，本文不涉及exsisto的多义性。
拉丁词exsisto的引入丰富了拉丁哲学家表达存在含义的手段。 对于拉丁哲学家来说，并非只有用拉丁文esse的各种变形来理解和翻译希腊文eimi才是正确的。既用拉丁文esse的各种变形来对译希腊文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又用拉丁文exsisto来彰显eimi的存在含义。这就是拉丁哲学家对eimi的理解和译名选择。他们的选择并无过错，因为决定选择正误的是词义，而不是词的外壳。
相对于拉丁语动词esse来说，exsisto 是一个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后起的哲学术语，比较二者的含义，它不能覆盖希腊语动词eimi的全部含义，但它可以用来翻译eimi的存在含义，而且在过去的1500年中（从波埃修斯算起）一直被用作翻译eimi的存在含义的主要词汇。而那个与eimi有着相同变化形式的拉丁词汇esse虽然可以很好地对译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但由于含义的庞杂和不确定而不能垄断对eimi的翻译权。而exsisto尽管本身也有多种含义，但“存在”的含义突显， 它与eimi虽然没有词源关系，但用来翻译eimi的存在含义在语义上并无不合之处，可以用来翻译和表达“存在”概念。
eimi的跨文化移植的第二步是经由拉丁文进入各种近现代西方语言。近现代西方语言中用来表达存在含义的手段基本上是拉丁语所用手段的延续。英语、德语、法语是近现代西方哲学著述的主要用语。以这些语言为现代西方哲学用语的主要代表，那么上面的公式就可以扩展为：
4.希腊文eimi[2]（在、存在）＝拉丁文esse[2]（在、存在）＝英文be（在、存在）＝德文sein（在、存在）＝法文être（在、存在）
5.希腊文eimi[2]（在、存在）＝拉丁文exsisto（在、存在）＝英文exist（在、存在）＝德文existent（在、存在）＝法文exister（在、存在）
以上，笔者已经极为简要地描述了希腊文eimi的多义性及其向各种西方语言的转移，用一些简单的公式显示它们的词义对应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范围内，尤其是那些母语使用者，一般不会由于词汇的多义性而产生困惑，因为他们在具体语境中能够迅捷地理解和把握词的具体含义，而对于外语使用者来说，产生不理解或困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仁”的多义性，再想一想西方学者用“Ren[1]＝benevolence；Ren[2]＝kindheartedness；Ren[3]＝humanity”来表示“仁”的一词多义，就可以明白跨越单一文化、单一语言时，翻译者要做的鉴别具体词义的工作。
二、eimi在中西文化交流场景中的移植
希腊哲学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经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来到了中国。而在当代中西文化之间有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交流之后，eimi问题又进入现代中国语言和文化系统之中，成为中国学者思考的问题。理解是准确翻译的前提，eimi的多义性已经内在地要求译者必须贴近文本，理解多义的eimi在具体语境中是什么意思，然后选用译者认为最能恰当表述原词含义的中文词，实现原文向译文的转换。在这样的转换工作中，翻译者产生困惑，弄不清应该用“是”还是用“存在”来翻译eimi或be是非常自然的，就像西方学者面对eimi所产生的困惑一样。文化基因的跨文化移植有其共同遵循的规律，不会因为西方各种古今语言具有亲缘性，而汉语属于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就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汉语中的“是”字也是多义词。在近期相关争论中，为了选用最恰当的中文词翻译多义的eimi，参与争论的中国学者借鉴了一些语言学家的成果，探讨了中文“是”字的古今含义。为了讨论的简便，在此仅粗略地区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两个阶段，着重从词的多义性角度来综述学者们的共识，并作出切合本文要旨的评价。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指出，先秦时代的古汉语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称作系词的词。古汉语中的“是”只用作指示代词，如同“这”、“那”、“兹”、“此”，还不是联系动词。“汉语真正系词的产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前后， 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5](P353) “汉语的系词只用于判断句，不用于描述句。”“无系词的语句几乎可以说是文章的正宗……几千年来，名句里不用系词，乃是最常见的事实。”[5](P54) 杨适教授对“是”字的古义作了进一步的考察。他的结论是：“是”的原初义或本义是“直”和“正”，“是”字作指示代词用相当于“这一个”，“是”字作形容词用相当于“正确”；“是”字作为系词是后来的发展，随着中国人思想语言的发展，“是”也就逐渐用作系词。[1](P80—86) 综合上述内容，尽管古汉语“是”字的某些释义与eimi的释义有个别意思相近之处，但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
6.古汉语“是”≠eimi[1]（系动词“是”）≠eimi[2]（在、存在）≠eimi[3]（真、对）
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化的标志是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但这种转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此之前已有大量的渐变，而在此之后仍在继续变迁。我们看到，《明儒学案》中已有这样的句子：“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6](P615) 《朱子语类》中已有这样的问答：“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能知觉。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7](P295) 在这些文献中，“是”字的用法与现代汉语中“是”字的用法相近。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近代理性思维的方式，而且也改变着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当时的中国人在书面语中依然如王力先生所描述的那样使用“是”字，但数量大增，构成了一个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化的典型时期。而在对话体的文章中，“是”字的使用已经达到“通篇皆是”的地步，与现代汉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以“是”字的用法为研究对象，可以描绘出一幅西方文化基因植入汉语母体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在钟鸣旦、杜鼎克主编的《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共12册）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白话体的对话。[8]
接下去可问：“是”字在现代汉语有哪些基本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 [9](P1156) 中细分了“是”字三类16种含义。其中前两类是古汉语中就有的含义（对、正确；这、这个），而第三类含义中主要有：（1）联系两种事物， 表明两者同一或后者说明前者的种类、属性；（2）表示存在，主语通常是表处所的语词，“是”后面表示存在的事物。词典为后一种意思列举的例句是：“村子前面是一片水田。”然而，这个例句中的“是”字的含义也可以当作系动词“是”，它和表示具体空间的语词相结合，从而使整个句式有了存在之意。这些分析用公式来表示：
7.现代汉语是[1]＝系动词是；是[2]≠存、存在；是[n]＝其他意思
总而言之，中国古汉语中的“是”字与希腊文eimi在词义上无相合之处，而在古代汉语转化为现代汉语之后，“是”字成为汉语最主要的系动词。它虽然同时还兼有其他一些词义，但与希腊文eimi仍旧无法在词义上做到基本吻合。
因此，翻译希腊文eimi无疑可用“是”字，但要做到语义清晰和对等，那么译者只能是在“是[1]”的意义上使用。而在此意义之外，或以“是”字为基准阐发、运用它的古义（乃至使用古字），或以它为基准创造、添加新意，实质上都是在用其他词翻译eimi，字同义不同。因为显而易见，上面这个公式同时意味着：
8.现代汉语是[1]（系动词）≠是[，2]（在、存在）≠是[n]（其他意思）
综上所述，在现代汉语语境下翻译希腊文eimi的各种变形及其在古今各种西方文字中的译名，中国学者首先要明白现代汉语中的“是”有哪些含义，要问一下现代中国人主要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是”字？翻译者也要问一下自己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是”？这样的步骤在翻译工作中对翻译者来说可能是潜在的，但从翻译的逻辑过程来说必定如此。
三、中国现代学者困惑的症结何在
希腊哲学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学者面对eimi这个希腊词苦苦思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覆盖希腊文eimi及其各种变形所有三重主要含义（是/在/真）的中文词汇作为eimi的中译名。“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理解希腊哲学中的on（eimi的中性分词）范畴，最突出的问题常常首先表现为翻译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汉语来思维的。我们的学习、思考、讲授、写作、诠释和所有的研究工作，对大多数人主要只能用汉语。即使有些人可以用英、德、法语来学习，甚至个别的也能够知道一些希腊文，但是作为中国人，其理解的最后落实还得靠他的母语来实现。”[1](P33)
在以往的争论中，笔者感到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词义漂移”，即学者们在思考eimi问题时看到了eimi的多义性，概括总结了它的基本或主要含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原文中的相关词义是有益的，但由于这些学者认定了eimi的多种含义中有一种是原初的，或最重要的，因此持有一种比较强硬的使用单一译名的主张，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词义漂移”。其结果要么是感到不通、不顺、不合中文习惯，要么是名义上用的是“是”字，实际上用的是其他含义。下面举例说明这种现象。
陈康先生在中国学者中最先考察eimi，也最早产生了困惑。他所处的时代，古汉语已经经历了新文化运动而向现代汉语急剧转化，但与今日我们所说的普通话仍有一些差别。在他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译注里，他本着“宁以义害辞，毋以辞害义”的翻译原则，把on译成“是”，并将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反复研讨的核心命题“ei en estin”译成“如若一是”。这种译法前所未有，但他也承认自己的这两句译文将会是最受人攻击的，因为这两个句子根本不是中国话，中文不通。“无可讳言，它们不是中文里习惯的词句，因为自从有了中国语言文字以来，大约还没有人讲过这样的两句话。”“代替‘如若一是’和‘如若一不是’我们还可讲得既合乎中文里的习惯，又可以普遍的了解，比如说‘如若一存在’和‘如若一不存在’。这大约是两句投合一般人的口味的译文，然而它们所表示的不是原文中的意义。”[10](P11)
根据陈康先生自己的解释，我们不难判断他理解的eimi是eimi[1]（系动词），而不是eimi[2]（存在）。从语法上讲， 名词后面跟上一个系动词而无后续的表语就感到不通，而名词后面跟上一个实义动词就不会感到不通，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实际上存在的语法。但是依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追问，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中出现的eimi的各种变形的所有含义是否都是eimi[1]（系动词）？如果不是，那么陈康先生把一词多义的eimi理解并译为系动词“是”是否能够准确地译出eimi的准确含义？如果不能，那么陈康先生的翻译实际上是在用eimi[1]来代替eimi的所有含义，无意识地或在实际上突显了eimi[1]，而遮蔽了eimi的其他含义。所以“陈康先生完全排斥on有‘存在’和‘有’的用法和含义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1](P39) 因为从词义上区分：
9.eimi[1]（系动词“是”）≠eimi[2]（在、存在）≠eimi[3]（真）≠eimi[n]（其他意思）
他可以说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主要是在eimi[1]（系动词）的意义上使用eimi的各种变形，但至今也还没有看到有哪位学者认定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的主题是在讨论eimi[1]（系动词），我们也无法完全按照eimi[1]（系动词）来翻译和理解该篇对话中出现的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此外，在他自己的译注中，我们也看到他实际上也在使用eimi[2]（在），例如， 在解释这篇对话的第一组第五和第六个推论的时候，只不过他在“在”字前面加了一个此处可有可无的“是”字。[10](P126—135)
汪子嵩和王太庆先生在《关于“存在”和“是”》一文中提出：“用汉语普通话的‘存在’和‘是’，究竟哪一个可以比较准确地理解和翻译西方哲学中的on或being这个范畴？”“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 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11](P21) 不过他们也指出：“当然，希腊文的eimi用在联系到时间空间时（如英文的there is，德文的ist da），确实包含‘存在’和‘有’的意义，我们以为当讲到比较具体实在的东西时，将它译为‘存在’或‘有’是符合中文的习惯用法的，但是不可以偏概全。”[11](P36)
两位先生的良苦用心可以理解，他们的主张对于纠正完全用“存在”理解西方哲学中的on的偏向也有积极作用，但他们的译名主张在表达上有问题。前面讲了只能用“是”来翻译，后面又讲也可以译为“存在”或“有”。前者是对eimi译名的一般处理，后者是对eimi译名的具体处理。我们可以重复一下上面的两个公式，来显示这些观点中出现的“词义漂移”现象。他们既承认eimi的一词多义：
1.eimi[1]＝系动词“是”；eimi[2]＝在、存在；eimi[3]＝真；eimi[n]＝其他意思
又承认现代汉语中的“是”字的基本意思是系动词，与其他含义不同：
8.现代汉语是[1]（系动词）≠是[2]（在、存在）≠是[n]（其他意思）
同时又主张用“是”字翻译eimi的各种变化形式：
10.现代汉语是[1]（系动词）＝eimi（eimi[1]＝系动词“是”；eimi[2]＝在、存在；eimi[3]＝真；eimi[n]＝其他意思）
内中的逻辑错误显而易见，这就是把“是”（系动词）等同于eimi。而正确的主张恰恰是：“存在”和“是”都是西方哲学中的on的含义之一，要想准确地翻译具体文本，只能在诸种含义中选择其一，也就是语词含义上的一词多义，具体语境中的一词一义。更何况在现代汉语主要是在系动词的意义上使用“是”字的情况下，强行用“是”字翻译，只会带来更多的误解。
王路教授在最近十年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讨论Being问题， 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但涉及译名，他说：“最近几年，我明确主张，我们在哲学研究中不应该用‘存在’，而应该用‘是’来理解和翻译to be或Sein。我认为， 我们应该从理解西方的语言、理解西方的哲学本身、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出发，尽可能不受或少受中国的思想概念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语言的差异而造成的理解障碍，尽可能避免曲解或阉割西方哲学在to be或Sein 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及其发展”。[12](P182) “以‘存在’翻译‘to be’也是错误的，这样的翻译导致对西方哲学中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的曲解。”[13](P8) 但他又说：“我反对以‘存在’来翻译‘to be’，以‘真理’来翻译‘truth’，也不是说这样的翻译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下不通。比如，有了西方中世纪的讨论，许多哲学家确实在‘存在’的意义上使用和谈论‘to be’。特别是在西方语言文化的背景下，一些人甚至不考虑这里的区别。”[13](P431—432) 他的译名主张也犯有“词义漂移”的毛病，理由在上面提到汪子嵩先生的观点时已经讲过了。
最后要提的是杨适先生。他在参与这场争论时对相关文献作了细致的考察，既肯定了以往探索的价值，又指出了以往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但他的译名主张是：“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一般地都把这个希腊词译成‘在/是’或‘是/在’。这样翻译意思明白，也表达了原义中的兼有之义。”他又说：“同时我认为还必须指明，‘在/是’或‘是/在’的译法也只是最概括的一种。由于在希腊语言和哲学的运用中情景和语境不断有发展变化，esti和on就会出现更多的具体用法和含义……因此在翻译中有时还会选用更贴切的汉字词，不好千篇一律地简单重复‘在/是’译法。”[1](P87—88)
从杨先生的相关讨论来看，他对汉语“是”字的古今含义的分析鉴别都是在讨论“是”字的多义性。这些含义既已区分，当属不同，否则就没有必要区分。至于探讨这些含义间的联系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不是我们选择译名的依据。然而，杨先生将两个已经明确区分了的不同的词并列作为译名，试图以此表现兼有之意。这样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其结果不是比较明白了，而是更加模糊了。因为依据上面的公式：
8.现代汉语是[1]（系动词）≠是[2]（在、存在）≠是[n]（其他意思）
“在/是”的译法除了提醒读者这个译名所代表的原文是一个多义词以外，无法帮助我们确定具体文本中的eimi的含义。设身处地替读者想，又有谁会愿意在阅读译文时还要不断地识别“在/是”到底是“是”还是“在”？再退一步说，如果原文本的作者有意或无意地说出了一些可以作两种含义解释的话，就以莎翁剧中的名言为例吧，“be or not to be”， 如果将其译为“在/是还是非在/是”那么对这样的译文，我们只能说：作者已经死了，译者也未能帮助我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