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内需与外需原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0）11－0036－05
我国已是一个经济大国，内需应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外需快速增长给我国央行货币发行与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带来挑战，使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加剧，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的转变，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做到良性循环。要建立起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是我国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为此，本文在分析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原因的基础上，提出通过进行出口战略性调整，“消解并转移”过度的外汇储备，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与政府促进公共消费联系在一起，以此作为有效扩大内需的一种调控手段。
一、外需快速增长给我国央行货币发行与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带来挑战
自2002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账户均出现了大规模顺差，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我国，央行被迫大幅增加储备资产，外汇储备因此而迅速扩大（表－1）。
随着美元资金大量进入中国境内，由于美元在中国境内是不可流通的，因此，各类企业手中持有的外汇资金只能存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这些金融机构来说，外汇资产同样是不可使用的，只能存入央行。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就要无条件地大量购入外汇资产，同时按照一定的汇率水平支付人民币，这就使得央行被迫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用以购买大量的美元资产。
当然，为了实现货币稳定增加，央行还可以发行债券（BI，又称央票）或者运用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的手段，不过这两种手段的使用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如果美元资产数量持续流量过大，在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处于高位时，面对央行被迫投放的巨额基础货币，央行只能选择“对冲”措施，增加发行债券（BI）的数量，以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量。
我们将央行的这种货币发行模式称之为“外汇储备—发行”模式，管理方式则称之为“央票发行—债务资金”模式。
表－2是2002年以来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债务发行量，净货币投放量。
从图－1可以看出，在1999年至2001年，央行基本上没有发行债券（BI），即使到2002年，债券（BI）的规模也不算很大，但从2003年开始，央行发行债券（BI）的数量快速增长，到2008年达到峰值，尽管2009年较2008年有所下降，但其规模仍超过2007年。
图－1 我国银行债券发行规模柱状图
数据来源：http://www.pbc.gov.cn.
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并随之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国际收支持续大量双顺差的情况下，央行现行的“外汇储备——发行”模式与“央票发行——债务资金”管理模式本身是存在问题的，而且也面临着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效应是否是良性的有效性检验。
第一，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我们知道，采取发行债券（BI）“对冲”外汇储备的管理模式，如果规模激增会导致市场利率上升，其后果则是外汇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情况下大量流入，抵消了“对冲”的政策效果（何慧刚，2007）；更进一步，外汇储备激增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大，又限制了利率调控手段的作用空间，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黄武俊、陈漓高，2010）。
第二，加大了我国央行投资的管理难度。众所周知，对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国债在其他国家央行中持有量的多少，美国政府其实是很在意的。我国的外汇储备70％以上是美元资产，其中美国国债及政府机构债约占70％。从中长期看，美国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必然带来流动性泛滥，引起全球通货膨胀和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持有美元将面临减值风险，但如果中国官方公开宣布减持美国国债，将可能会引起别国跟风减持（事实上日本等国都在悄悄地减持），其结果，无论在实质利益上，还是在外交礼仪上，都会对美国造成伤害。因此，减持美国国债将引起价格下跌，反过来又使得我国的美元资产贬值，由此带来减持与增持之间难以权衡的尴尬选择（陈新平，2009）。
第三，影响了我国价格体系的稳定。从表－2中可以看出，自2002年末开始，由于基础货币的超常增长，导致货币规模急剧增长，远远超过同期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幅度之和。流动性过剩对经济稳定发展特别是价格体系稳定具有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应，例如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引发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繁荣假象、促使我国“金融早熟”、并使我国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加大等（纪敏，2009）。近年来股市、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迅速扩大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说过量的外汇储备威胁我国价格体系的稳定。
二、内需不足与出口政策导向是推动外需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根源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我国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净储蓄率（储蓄率减去投资率）在很多年里是负值，尽管中间曾有反复，但整体上负值多、正值少。但从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储蓄率始终大于投资率，因而存在净储蓄（图－2）。也就是说，自1994年起，我国已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资本短缺的国家。
图－2 1978年以来我国净储蓄趋势
数据来源：表－3.
造成净储蓄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消费不足，而非投资不足。储蓄率大于投资率，存在两种基本情形：一是投资率过低，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二是储蓄率过高，消费不足。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因此，我国储蓄率大于投资率主要是消费不足造成的，这正是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根源（表－3）。
从图－3可以看出，投资率相对于其他两个指标，除了在1984年出现一个极值（65.80％）外，基本上是稳定的，尽管也有高低之分（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43.5％；次高值出现在1993年，42.6％；1982年前后是第一个低潮，最低31.9％；1991年前后是第二个低潮，最低34.80％；2000年是第三个低潮，最低35.30％）。消费率在1981年达到最高值（67.1％），此后逐级回落；期间虽然有所反复，但整体上是向下的（其中，在2000年，消费率达到阶段性高点62.30％，此后加速回落，且没有再出现反复）；储蓄率与消费率几乎是完全相反，整体上是向上的，中间阶段的高点出现在1995年，41.90％，此后逐级上升，且没有再出现反复。
图－3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消费与储蓄关系图
资料来源：《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高储蓄带来国内高投资，高投资带来产能过剩，过剩的产能在国内面临市场需求不足时必然到国外寻找出路，从而造成一般贸易顺差扩大（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课题组，2007）。这样，国内的高储蓄就通过贸易顺差流向国外，相应的通过“双顺差”在国内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净储蓄的过剩（赵庆明，2007）。
过量的外汇储备使得我国只能以低效率方式参与国际资本循环：外汇储备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投向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等低收益债券，我国由此为美国提供廉价的富有流动性的资本，供美国消费和投资；我国又几乎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从国际金融市场引进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未能有效利用资金，反而将很多利益向国外输送，形成对外国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补贴（余永定、覃东海，2006）。
更进一步的原因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口政策导向，一直实行奖出限入的政策，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从事出口加工业；在汇率制度设计上，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较低水平，提高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其结果，引导了国内资源向出口部门配置，外需增长过快，经济内外失衡程度加大，最终以“双顺差”反映在国际收支表中（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课题组，2007）。
三、外需快速增长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
我国央行现行的货币发行与管理模式，在面对我国国际收支大规模双顺差的过程中，除了自身面临的挑战外，还存在着加剧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不利于统筹内外经济长期、持续、协调发展问题。因此，如果我国长期依赖外部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在国际市场容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难以长期支持我国这种大经济体的发展（苏波，2009）。外需快速增长已经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更不用说不利于做到使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良性同步发展（赵怡，2007）。
如果从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表－4），对居民、企业和政府这样三个国内部门的初次分配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就能看出居民部门为什么会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也就能找到消费需求之所以不足的原因。
图－4显示，尽管居民部门的储蓄率最高，但自1996年达到了一个峰值67.5％以来，它整体上基本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而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政府储蓄率在经历了20世纪的低位徘徊之后，于2000年以后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也在不断提高（李扬、殷剑峰，2007）。如果占大多数的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产生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必然使得居民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备不测之需（许少强、焦武，2007）。
更何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的竞争机制决定了各个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是不均等的，甚至收入相差悬殊，而且，贫富差距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因此，这就使绝大多数相对财富水平不断下降的居民更觉得有必要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图－4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关系
数据来源：表－4.
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就相关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而言，保持合理的投资增长是必要的，但要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协调发展，投资增长必须最终实现与消费增长相匹配。在不能实现国内最终消费的情况下，我国居高不下的投资规模，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有效投资不足（何晓英，2009），其结果就是过度依赖外需（杨继军，2009）。
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与出口需求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积累，表明中国已是一个资本输出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消费水平很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并急需各种资源投入的国家来说，连续十余年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将本国资源借给外国，而本国不能利用，这样的资源配置格局将使本国居民的福利遭受巨大损失（张曙光、张斌，2007）。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拉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在这“三驾马车”中，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出口构成国外的消费需求，只有国内消费需求才是我们所讲的国内最终需求。在国内需求中，一般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在这两大消费中，居民消费作为其中的主体部分，形成了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才是我们所讲的真正意义上的最终消费。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先是占大多数人口的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为了应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不得不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储蓄，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条件；后是高投资水平导致投资率高于消费率，过度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能依靠外需拉动；这样，国内的高产能通过经常性贸易转向国外，以“双顺差”在国内积累起大量的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净储蓄的过剩，其最终结果，使得我国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国内消费与出口需求更加失衡。
面对我国经济循环已经形成的投资和出口互相推动的格局，简单的宏观政策已经无法应对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需要从供给和需求、外部需求和内部需求、货币经济和实体经济、外部真实汇率和内部真实汇率等方面来观察和着手，减少和消除已经存在的机制扭曲，使经济运行走上协调发展轨道（张曙光、张斌，2007）。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结论1：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下降、储蓄上升，导致消费不足，致使外需快速增长，给我国央行货币发行与管理模式的有效性带来挑战，还存在着加剧经济结构失衡以及不利于统筹内外经济长期、持续、协调发展问题。
基于结论1，我国应该进行出口的战略性调整，出口“创汇”产品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应从单一的创汇到转向有利于本国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增强方面，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转移到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民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适当减少外汇储备，使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而不是为“创汇”而“创汇”。
结论2：内需不足与出口政策导向是推动外需快速增长的宏观经济根源。
基于结论2，要想实现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相匹配、国内消费与出口需求相协调，就必须要解决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对此，一方面要从制度性安排上，设法提高居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国内三个部门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还必须弥补市场的缺陷，消除一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形成社会安全网，缓和社会矛盾，减少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的不稳定性，鼓励居民增加消费、减少储蓄。相比较居民消费相对不足而言，政府可以选择通过促进公共消费来提高居民消费及其福利水平，例如选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住房福利、医疗保健、教育等各个领域）以及促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等，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逐步建立起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出口管理政策上，通过进行出口战略性调整，优化调节国际收支双顺差，“消解并转移”过度的外汇储备。
结论3：面对我国经济循环已经形成的投资和出口互相推动的格局，简单的宏观政策已经无法应对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
基于结论3，我国要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协调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三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准则。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于物质和文化消费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意味着发展并不是投资率、出口率越高越好，而是投资率要与消费率相匹配、国内消费要与国外需求相协调。为了减少和消除已经存在的机制扭曲，使经济运行走上协调发展轨道，这就需要今后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更加重视协调发展，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重视结构优化，更加重视深层次的改革。
对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第一，为了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政府必须要明确其在制度设计与建设中的重要责任；第二，在明确自身责任的基础上，政府要通过对外贸易产品出口“创汇”的结构调整以及选择适当的汇率制度安排，合理地“消解并转移”过量增长的外汇储备；第三，采取灵活、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搭配，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促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等为调控手段，将过量的外汇占款适度改为政府促进公共消费占款，逐步建立起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在货币发行政策方面，改变目前的“外汇储备—发行”与“央票发行—债务资金”模式，建立起央行资产与政府促进公共消费占款之间良性互动的货币发行模式；在财政政策方面，根据政府促进公共消费实现目标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通过发行政府促进公共消费债券来弥补内需不足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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