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就业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王文倩，李宗尧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南京 210009）
摘 要： 本文利用2005—2016年长江经济带9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分上、中、下游具体讨论。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U型关系，一旦越过U型曲线的拐点便可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目前长江经济带下游省市已跨越拐点，实现了环境和就业的双赢；中上游省市尚未实现双重红利。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并且根据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以促进就业保障民生。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就业
一、引言
长江淡水资源和水能资源储量分别占全国的2/5和3/5，不仅是国家战略水源地而且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它既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展支撑。长江经济带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个省市组成，横贯我国腹心地带，将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连接起来，区内经济发达、交通便捷、资源丰富、人口密集，虽然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1.4%，却集聚了全国人口的42.7%、GDP的45.3%，已经成为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中最重要的东西向轴线，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我国的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之一①。
对照组为阿奇霉素,每天口服一次阿奇霉素药物,剂量控制为10mg/kg,连续治疗5d,停药3d为一个疗程,治疗两个疗程。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总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的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因此，强化环境规制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原则。而就业既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衡量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环境规制是否影响到就业、影响的程度如何，这个问题在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总要求的长江经济带，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长江经济带区内由于交通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差异，上、中、下游地区发展并不平衡，其环境规制与就业面临的问题也存在巨大差距，因而分析其空间异质性、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较早就开始了对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内学者近些年也开始关注环境与民生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对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梳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关于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莫衷一是。早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于就业的影响是负向的，政府实施的严格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通过削减劳动力缩小生产规模，以弥补部分为治污而投入的成本。Henderson（1995）通过研究1978—1987年美国的742个地区，发现当地实施的空气质量管制政策导致了企业缩小规模，从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1]。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会对就业产生正向促进作用，Bezdek（1993）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的实施非但没有使得美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衰弱，反而促进了其工业产值的增长，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了就业量[2]；陈媛媛（2011）用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管制的施行会创造就业[3]。还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是不确定的，闫文娟等（2012）用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后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4]；Shimer（2013）提出环境规制对于就业的影响可分为正向的替代效应和负向的规模效应，就业量的增减则取决于两者加总后净效应的大小[5]。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鉴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环境规制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随着研究深入，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尝试从异质性视角研究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李梦洁等（2014）以省级面板数据并区分东中西部，从地区异质性的角度探索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就业水平的影响，并提出应实施差异化的环境政策[6]。李珊珊（2015）依据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将劳动力进行分组，从劳动力异质性的角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不同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7]。范洪敏等（2017）将城镇本地劳动力和农民工进行区分，从劳动力市场异质性的角度去分析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的就业分别存在何种影响[8]。秦楠等（2018）根据污染排放强度、资本密集程度以及市场结构分别将工业行业进行划分，从工业行业异质性视角验证了不同特征行业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9]。马骥涛等（2018）将全国30个省市分为以第三产业为主以和以工业为主的两大类，从产业结构异质性为出发点探求环境规制对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10]。
综上所述，由于研究背景、视角和方法的不同，目前还无法明确环境规制与就业的确切性关系。且现有研究大多是从省级层面研究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缺少对市级层面数据的相关研究。另外，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制度、环境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地域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选取各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重点研究在打造生态更优美、经济更协调、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的过程中，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就业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作用机理可以从微观主体的视角剖析，企业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借鉴Cole（2008）[11]的方法将环境污染看作是一种生产的投入要素，环境规制便是此投入要素的价格。为此，可以构建以下生产函数：
模型二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效应，从模型二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出环境规制与就业呈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7.15，意味着当环境规制小于7.15时，环境规制会抑制就业量；当环境规制大于7.15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就业。即只要环境规制的强度越过此拐点值，就能实现环境保护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其他的控制变量大部分结果比较显著，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表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得越好，其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从而扩大了就业。产业结构与就业是正相关关系，表明第三产业占比越高，即服务业比重大的地区对于就业有促进作用。对外开放度的系数为负，说明外商投资并没有为本地创造就业机会，反而会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降低劳资比，缩减就业规模。工资对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工资高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促进地区的就业。劳动生产率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企业利润增加，企业会选择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其中，Ej ,it 为城市i在t年的j污染物排放量，j为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Yit 为城市i在t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强度的加深会使企业面临更高的治污费用，增加更多的成本投入，意味着污染投入要素的价格G会上升，由此可见G和环境规制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所以可将G视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替代变量。
要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根据拉格朗日定理需要分别对X、L、Z求偏导，再联立方程计算得出利润最大化：
对式（3）关于G求偏导，可以分析当环境规制的强度发生变化时，劳动力的需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即：
(3)不论是比表面积的测试还是吸光度的测试，硅胶与硅酸盐的复合吸附剂材料的性能是最好的，其次是硅胶和硅酸盐。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可以得出硅酸盐及其复合材料吸附剂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
由式（4）可知，环境规制的变化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取决于δ 的大小，若δ ＞1，则
，意味着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减少就业；若δ ＜1，则
，意味着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增加就业。从实际分析角度来看，一般在环境规制实施的初期阶段，由于之前没有规制导致企业生产了大量的污染，即X的投入较多，因而实施环境规制后企业会大幅度减少对于X的投入，此时X减少的速度会大于环境规制强度G增加的速度，即δ ＞1；然后随着环境规制G的继续加强，企业对污染要素X的投入继续降低，由于X已经下降很多导致其之后的下降空间有限，因而X下降的幅度小于G增加的幅度，即δ ＜1。故而从以上分析可得，起初环境规制的实施会使得就业规模缩小，之后随着规制强度的加大又会使得就业规模逐渐扩大，即环境规制与就业量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U型的关系。
其中，
，可表示污染投入的价格弹性。环境规制的强度G越大，企业对于污染这种要素X的投入就会越少，所以
,而价格弹性非负，故而在式子前加上负号。
四、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基于以上分析，环境规制和就业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为此在模型中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并引入相关的控制变量。考虑到各变量之间的单位不同，易产生误差以及考虑到异方差的存在，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j代表控制变量的个数，δi 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empit 为就业量，regit 为环境规制，Conjit 为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third）、对外开放度（open）、工资水平（wage）、劳动生产率(lab)。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由于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覆盖范围较广，各区域的环境、制度、政策、发展情况都各不相同。所以有必要从空间异质性的角度，分别考察上、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关系，观察是否跨越拐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政策以实现环境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其环境规制强度如表3所示。
其中，P为产品价格，G为企业污染投入X的价格，W为劳动力的价格，E为其他要素的价格。
九月可可西里的山风冷得她发抖，她望着远处连绵不断的草原想，她当然不会真的要他跟她一起死，只是出于女生天生爱考验的本性。
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用各地级市人均GDP来衡量，产业结构用各地级市第三产业占GDP之比来衡量，对外开放度用各地级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衡量，工资水平用各地级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用各地级市工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的比值来衡量。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应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统计年鉴。由于部分城市的数据存在缺失，故将其剔除后最终选择长江经济带上94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相关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周国平先生说：人生的价值，可用两个词来代表，一是幸福，二是优秀。两者皆取决于人性的健康生长和全面发展，教育的使命即在于此。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实证研究
（一）整体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对于面板数据选用不同的模型其回归结果也不相同。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发现p值为0，强烈拒绝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的原假设。即模型存在个体效应，因而固定效应模型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另外通过F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也优于混合回归，所以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2。
模型一为单独检验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关系，由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一次项系数是负值，二次项系数是正值且都显著，这与前文理论分析中环境规制对就业可能存在着U型关系的预期相符。起初，政府实施环境规制，使得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生产带来的污染，为此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会削减规模，从而导致就业量会有所下降。但随着后期环境规制的进一步加强，一旦越过U形曲线的拐点，企业削减规模以降低成本的措施已不能再继续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增长，此时企业会选择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或者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治污投入，由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会增加从而使得就业量上升。
其中，y表示该污染企业的产出水平，X表示污染要素的投入，L表示劳动力的投入，Z表示企业进行生产所需要的其他要素的投入；α 表示污染要素的产出弹性，β 表示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γ 表示其他要素的产出弹性。因而，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可以用下式表示：
表2 模型的回归结果
考虑到一项政策实施后往往不能立刻显现出一定的效果，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挥其成效，即存在滞后性。为此将模型二中所有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得到模型三，以观察滞后期对于就业的影响，以便得到更加客观的检验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引入滞后项后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仍保持U型曲线的关系，与模型二的检验结果一致，其他各解释变量对就业的影响也与模型二相差不大。
（二）异质性分析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就业量，以各地级市年末单位从业人员人数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环境规制，学者们对于规制指标的选取各有不同，李梦洁（2014）、林季红（2013）选取工业固体废物、工业SO2去除率、工业污水排放达标率等指标计算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12]，闫文娟（2012）采用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废水排放量来度量，范洪敏（2017）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衡量环境规制的强度，雷明等（2013）采用排污费征收额作为规制指标[13]。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地级市，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借鉴阮陆宁等（2017）的方法采用单位工业产值污染物排放量的倒数来度量环境规制[14]，其计算公式为：
（1）冠状动脉CTA成像技术的应用群体。临床适用冠状动脉CTA成像技术的患者群体主要包括疑似且不典型冠心病患者、冠心病症状的瓣膜病（换瓣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状况检查。
表3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强度
对长江经济带分组细化研究时，在进行回归之前分别对上、中、下游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应仍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首先，从表4可以看出，上游地区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都不显著，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不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且通过实证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也非显著的线性关系，即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就业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中、下游地区环境规制的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和就业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对于就业的影响同长江经济带整体的趋势一样，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
在保护生态环境上升为一种全民性认知之后，关于生态循环经济的内涵理解与特点认知也在逐渐的科学与全面化。生态循环经济作为基于生态伦理学理论与循环经济理念的“有机整合”，其超越了单一的循环经济理念，在该经济内涵中，其突出强调了“生态”的价值和影响力。在这一经济模式中，无论是发展理念，还是相应的经营策略、计划等，这些都将保护生态环境和整体效益最大化放在首要位置。所以，从整体来看，生态循环经济是在资源环境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障碍之后，所形成的更成熟、更科学的理念。
表4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对就业的估计结果
其次，环境规制对于中游和下游的就业效应不尽相同，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中游、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和就业之间关系的U型曲线的拐点依次为8.30、7.18，常数项依次为1.0446、2.0938（图1）。第一，观察拐点的位置可以发现，下游曲线的拐点位于中游曲线拐点的左侧，U型曲线拐点越靠左，说明在较低的环境规制力度下，就可以到达拐点，非常有利于各市跨越拐点。由此可知，相较于下游而言，中游需要比其高的环境规制才能赢得环境和就业的双赢。第二，观察曲线的高低可以发现，下游的曲线位于中游曲线的上方，曲线的位置越高意味着在同样的环境规制强度下，下游可以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由此可知如果想要达到同样的就业水平，中游需要更强的环境规制。第三，观察表3可知，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平均值为7.96，位于下游曲线拐点7.18的右侧，这意味着下游已经实现了环境规制和就业的双重红利；中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均值为7.62，小于其拐点值8.30，表明中游还未能跨越拐点实现双赢。
⑥梁寒操、肖次尹:《胡汉民先生》，沈云龙主编:《胡汉民先生纪念专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31页。
最后，观察控制变量对就业的影响。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就业都具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经济的发展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即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下游地区的就业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中游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加快，大量劳动力流入下游地区极大地促进了下游地区的就业，而中游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对于劳动力还未形成较大的吸纳能力。中游地区的对外开放度显著为正，说明外商投资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下游地区的外商投资则可能由于劳资比的降低抑制了就业。工资水平对就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对上游地区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随着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知识、技能含量较低的劳动力无法胜任高报酬水准的工作，导致就业减少，其减少量超过了高新技术产业新吸纳的就业量。劳动生产率对于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就业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减少中下游地区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
图1 长江经济带中、下游地区的U型曲线图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9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从空间异质性角度分别验证环境规制对于上、中、下游就业的不同影响。从中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环境规制与就业呈现显著的U形关系，即环境规制对就业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效应。只要越过曲线的拐点，环境规制对就业的效应就会由负转正，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便得以实现。第二，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中游和下游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下游的环境规制对于就业的影响处于不同的阶段，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已越过拐点，实现了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中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还处于曲线拐点的左边，环境规制的水平相对较低，不利于就业的增加，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尽早越过拐点。另外，中游地区要实现环境与就业双赢的拐点值较大，而且希望达到同等就业量所需的环境规制强度也更高。第三，其他因素对于不同区域的就业也有一定的影响，经济增长对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就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生产率对中游和下游地区的就业有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工资水平以及对外开放度对中游和下游的就业效应有所区别。所以，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到当地的产业结构等因素，要和该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协调，不能一刀切。
推动式压电驱动器结构如图2所示[3]，基本步进原理与行走式类似，但区别在于行走式压电驱动器中压电驱动机构是动子，而推动式压电驱动器中压电驱动机构是定子，驱动机构推动一根输出杆(主轴)输出位移。
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健全和完善规制体系。一方面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的力度，尽快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创新环境规制工具，创造出能使环境规制和促进就业相联动的规制方法。第二，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还未越过拐点，所以应该继续加大规制强度使其早日越过拐点实现环境与就业的双赢。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目前虽已实现双重红利，但政府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措施促使其步入内涵式发展以求更大程度的环保和就业的增长。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就业转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游地区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一些高碳行业的工业化模式，所以企业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之路，开发绿色就业领域与岗位。政府也应加大对中上游地区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环保型产业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实现经济—环境—就业的同步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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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061.5；F2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19）03-0051-08
doi： 10.3969/j.issn.1672-626x.2019.03.006
收稿日期： 2019-03-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L102）
作者简介： 王文倩（1996-），女，河南信阳人，江苏省委党校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李宗尧（1971-），男，山东临沂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
（责任编辑：卢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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