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1]2014年在《人力资本动态匹配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中研究表明转变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外向型经济而通过单方面扩大内需来促进增长,而是要对我国现有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使之形成“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我们所处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步伐正在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一国在开放其国内市场的同时,逐步融入新型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过程。所谓“新型国际分工”不是指传统的基于产业间贸易的分工,而是指基于同一产业(或产品)内部同一产业链条上的不同环节的分工。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框架下,对于中国来说,转变现有的外向型经济模式意味着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参与国际竞争,最终目的是为了促成本国出口产业跃升到国际产业链高端上以获取高附加值。本文在全面考察当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及其演进过程基础上,通过分析中国对外开放中逐步形成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优势行业经济模式的路径和现实格局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入剖析这种模式和格局导致中国出口产品大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低端并造成价值单方面向外转移的机制。同时,结合借鉴所有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培育和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获得国际竞争力的现实,本文重点从培育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匹配的专业人力资本的角度,基于产业全球价值链跃迁、动态比较优势转化、外向型产业结构升级、动态规模经济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五个维度,把同一问题,从紧密一致的五个方面促成了现有外向型发展模式发生转变机理的综合研究。然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建立新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通过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用以刻画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体系,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对中国外向型产业演变的特征化事实进行了细致描述,并基于产业特征考察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系统地阐述了产业人力资本、产业人力资本在各个部门间的匹配对产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产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位置以及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产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且伴随着人力资本在产业不同部门间的合理匹配不仅有助于产业全球价值链的跃迁,而且能够实现产业技术水平的长期进步,从而最终能够实现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结合时间趋势特征、人力资本结构特征和行业特征来考察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比较优势动态演变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低技能劳动力相对规模相对来说只存在静态比较优势,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水平则具有动态比较优势。这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中长期的竞争力,过去我们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的成本竞争模式,使得我国一些产业具有短期的国际竞争优势,但是,过多依靠低技能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得产业竞争力,容易让给我们产业一直围绕低附加值产业上,从而产生“比较优势陷阱”。同时,在本文的模型中也表明,相对低技能劳动力规模优势只有可能在短期收到一时之效,要想获得持久的比较优势,需要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占比。低技能劳动力已经不能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匹配,实现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人力资本结构需要与之动态匹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同时,本文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从静态外延特征扩展到动态外延特征,分析了在人力资本累积中进一步产生人力资本自身升级,并由此引致进一步更大程度的外部性所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研发部门的效率,从而能在长期培育了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促使产业不断向更高级的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提升的机制。(4)基于适宜技术理论和偏向性技术选择理论,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系统分析了人力资本匹配、偏向性技术选择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产业的技术选择需要同这个产业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同时和该产业以及整个经济的人均产出、技术进步水平相关。并且只有当二者合理匹配时才具有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的基础条件。同时,当产业采用偏向性技术进步时,有助于克服“比较优势陷阱”,实现出口贸易的动态升级。因此,只有选择和偏向性的技术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水平时才能形成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因此,人力资本水平、技术选择和产业升级之间其实是一个不断匹配的动态过程。只有当他们之间不断匹配,相互引领才能形成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和出口贸易的动态升级,并且引致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技术的长期进步。同时,本文还构建了“自我实现”发展方式模型,并且和“被牵牛鼻子”发展方式进行比较。“自我实现”发展方式意味着产业本身可以竖立一个技术目标,即存在一个潜在的技术水平。在这个潜在技术目标的牵引下,通过对初始人力资本的选择和最优的研发投入,也将引致人力资本进一步升级和技术水平的跳跃式进步。这体现了产业升级过程中,有目标的自我选择和没有目标的被动模仿之间的差异。有目标的自我选择是产业史无前例的自主创新过程,尽管需要经历人力资本和研发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不断试错的试验阶段,但是能够实现人力资本的升级和技术的跳跃式进步,从根本意义上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发生转变。(5)本文立足于产业视角,围绕规模经济这一核心思想,在区分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具有类似于学习曲线和研发的动态规模经济特征模型。本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要素功能及其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也具有类似的动态规模经济效应。除此之外,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也能产生动态外部规模经济,因此,人力资本的动态内部规模经济和动态外部规模经济共同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6)在综合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有关建立我国新型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揽子”政策建议。
孙海波[2]2017年在《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更多关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涉及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人力资本不仅决定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也对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应该深入把握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由于个体受教育程度、技能掌握情况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差异,人力资本会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另一方面,人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在不同区域间流动,会导致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改变。基于此,本文多角度、系统地研究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1)本文首先基于总量人力资本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两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探讨了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设定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与资本深化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着地推动作用,从作用强度来看,单位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要高于单位资本深化。此外,当期产业结构水平与上一期产业结构水平表现出显着正相关关系,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我们还发现,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限效应,当人力资本存量小于等于6.926时,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的边际影响系数为0.004;当人力资本存量跨过门限之后,资本深化对产业结构升的贡献度大幅提高,资本深化程度增加1个百分点将会引起产业结构水平提升0.007个百分点。(2)鉴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演绎了异质型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灰色系统理论,运用耦合度模型测算了我国异质型人力资本系统与产业结构系统之间的关联度和耦合度。结果发现,初级人力资本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强于第二、叁产业,中、高级人力资本对第二、叁产业发展影响较大。此外,我们还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细致地考察了异质型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动态演变。从全国层面看,初级人力资本未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出现抑制作用;伴随产业结构深化调整,中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呈现出阶段性差异;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并且其边际贡献逐渐增加。从分地区层面看,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高级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水平表现为正相关,并且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效应强于中级人力资本,而西部地区可能是因为高水平人力资本流失严重,中级人力资本和高级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促进作用。(3)本文将空间因素引入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框架,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对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揭示出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发展可以带动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集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考虑空间效应后,人力资本集聚的贡献程度有所下降。此外,伴随时间发展,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逐渐趋强。当前我国人力资本集聚呈现出东、中、西梯度分布格局,人力资本集聚显着地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无明显影响,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集聚程度最低,且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考虑到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并非简单地表现出线性影响,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于是,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限变量,检验了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不仅支持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U”型关系的存在,还表明人力资本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门限效应,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跃过门限值后,人力资本集聚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消除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双向因果关系的影响,我们建立人力资本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联立方程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时,人力资本集聚并不利于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当地区经济发展进入高水平阶段后,人力资本集聚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明显地推动作用。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结果一致,保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4)我国人力资本集聚趋势不断加强,同时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程度居高不下。针对此问题,本文从产业异质性视角,进一步探讨了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分别采用教育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刻画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程度,从测算结果来看,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程度总体上呈下降态势,并表现出东、中、西递增的区域特征。而后,借助泰尔指数可分解的优良特性,对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进行分解,以更为清晰地体现出区域内部差异化结构变动。研究表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内差异。此外,本文引入城乡收入差距中介变量,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差异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效应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不均衡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中介效应会抑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钱雪亚[3]2005年在《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日趋成熟及相关实证研究的广泛开展,有关人力资本的数量水平、质量状况、结构分布、效率水平等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决策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内容,如何科学地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显得重要而迫切。本文研究的目标是:根据社会各界对人力资本信息的需求特征,依据中国现有统计体系所能提供的基础数据支持情况,设计一个科学的人力资本水平计量评价体系,提出一种相对合理可行的人力资本水平计量估值方法,并估算分析中国现阶段的人力资本水平。 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在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研究人力资本水平计量的对象、内容、及具体计量方法问题;第二部分依据第一部分提出的计量体系和方法,对近阶段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作出实证计量评价。 论文在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第一,基本理清了人力资本水平评价的逻辑思路。明确:一国(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反映在投资、积累、运行这一人力资本运动过程的叁个关联层面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少是决定人力资本水平的根本因素,没有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不可能形成高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丰裕的人力资本投入生产运行。但是,高人力资本投资并不一定形成本国(地区)的高人力资本积累,给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实际投入到生产运行中的人力资本的多少也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量。一国(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最终表现在人力资本运行水平上,但这一运行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因此,一国(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应从投资水平、积累水平、运行水平这叁个层面上来描述和反映。这叁个层面上的数量水平(包括总量和结构)反映一国(地区)人力资本的静态水平,与这叁个层面对应的效率水平(包括“投资→积累”环节的效率、“积累→运行”环节的效率、“运行→产出”环节的效率)反映一国(地区)人力资本的动态趋势。论文设计的“人力资本水平计量评价体系”清晰地体现了上述逻辑思路。 第二,初步构建了一般资本框架下的人力资本水平计量方法。依据商品价值计量的一般规则,遵循与物质资本计量原则的一致性和方法的可比性,论文论证了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计量的逻辑起点是人力资本投资;根据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特殊性——人身依附特性,论文论证了人力资本资源总量与人力资本运行总量的关系,论证了如何调整劳动者流动对人力资本存量计量的影响,论证了如何体现人力资本投资方式对人力资本存量计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依据现有统计体系所能提供的基础数据条件,提出了一般资本计量框架下的人力资本存量计量方法,并进一步导出各结构分量及各环节效率水平的计量方法,使人力资本水平的系统计量成为可能,同时也为社会总资本水平(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之和)的计量创造了条件。 第叁,利用人口、劳动力、教育、卫生、城乡居民收支等现有统计体系所能提供的各专业数据,对1995—2000年的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及结构、人力资本积累总量及结构分布、人力资本运行总量及结构分布、以及从“投资→积累”、“积累→运行”、“运行→产出”各环节的效率水平作出了计量估计,初步形成了一套反映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的系统资料。既为宏观管理和决策提供了信息依据,同时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数据。
朱晓明[4]2005年在《人力资本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力资本投资状况之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高质量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具体说,也就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该国的医疗保健、教育与在职培训、科技研发投入与推广、就业迁移等人力资本评价指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但是从浙江和陕西两省的人力资本绝对值指标的比较来看,在医疗卫生保健、教育普及程度、科研投入和创新能力等多种方面,除了在创新能力方面浙江省要强于陕西省以外,其余的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教育普及程度尤其是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科研投入和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衡量的人力资本量,陕西省都要明显强于浙江省的水平。从这些结果来分析,似乎两省的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并非符合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果。事实上,就浙江省等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于资本投入、资本流动和技术进步及其他制度创新的结果,而研究教育投入的大量成果也说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性不强。 笔者认为,这个人力资本的问题并非是表面上的一些指标或是绝对值数据的问题,而是人力资本的差异性问题(事实上,表面上的教育普及率等指标也并不能说明人力资本存量问题,因为改革开放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东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动相当频繁,导致两地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普及率等指标最终体现的结果并不类同)。这种差异性一方面是人力资本的类型组成的差异性。类型组成的差异性又包含人力资本外部与物质资本组成配比的差异,同时又包含人力资本内部组成配比的差异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问题,这种机制问题实际上反应出了人力资本的资源配置和资源转换能力上的差异。为什么同样起点的两个省份,最终浙江省的发展速度却要明显高于陕西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的配置能力和资源转换能力上浙江省要强于陕西省的水平。 因此,本论文主体相应也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理论综述部分:第二部分:一方面对浙江省和陕西省人力资本绝对值指标的评
罗智文[5]2014年在《河南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经历了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了增速下滑的现象。原本靠大规模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质疑，作为中国区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河南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河南省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本投资长期受到重视，而人力资本的投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内外许多学者很早就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其中一些学者利用经济计量模型，精确地测度了人力资本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程度。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大大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众多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证实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学者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发展区域经济，不但要重视物质资本的投入，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区域经济建设而言，增加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固然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的效益性正在减小。尤其是在物质资本大量积累之后，增加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显然并不再那么有效，物质资本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相反，对于人力资本来说，这种积累不会降低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反而增加了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益。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是递增的，而不是像物质资本那样递减，这种特性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意义。并且，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很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发展区域经济，要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本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在重视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河南省的经济建设对于顺利实现中部崛起有很大意义，所以我们要重视河南省的经济建设，保证河南省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在实现河南省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要重视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实现河南省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提高河南省人力资本存量，使人力资本在河南省的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人力资本有独特的优势。第一，人力资本边际收益呈现出边际递增现象，其经济效益不会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降低。第二，人力资本有很强的外部性，能够结合其他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第叁，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长期性，这就要求我们对人力资本投资时要着眼长期，坚持不懈。河南省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中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原动力，测算出各种要素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对河南省在经济增长方面的战略决策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目前，人力资本的度量方法有很多种，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为主成分法、投资法和平均受教育年限法。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有很大好处。通过这种方法，本研究测度了河南省1996-2012年的人力资本存量。之后，论文建立了人力资本计量模型，对河南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进行测算。回归结果显示，对于河南省来说，增加河南省人力资本存量1%，会引起河南省经济增长2.692%。最后，为了实现河南省区域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河南省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首先要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其次，鼓励各企业对其企业员工进行在职培训。再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保障人口健康。此外，还需建立起人才的引进机制，完善人才发展环境，将人才吸引到河南，并且做到将人才留在河南，为河南省经济长期做贡献。
杨小勇[6]2013年在《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文中提出经济增长历来是经济学界、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关注的焦点。随着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相关概念界定和完善与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而提出并完善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对经济增长内生性的推动作用成为了人们一致认可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国内外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选定和应用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来度量西部11个省市自治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在分析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永续盘存法估量和测算了西部各省区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人力资本存量和实际物质资本存量；利用西部11个省市区2000-2011年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内生性推动作用，但是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远低于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同时，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运行效率也将较多地受到西部不同地区的不同激励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本文创新点是将各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因子纳入进一个指标人力资本存量中来考虑，并应用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来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不足是人力资本培训投资和迁移投资由于数据搜集的困难并未纳入进人力资本存量计算中，同时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迁移带来的实际人力资本存量变动与企业内部培训带来的人力资本存量变动的综合效应还有待继续研究。
李康诺[7]2013年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研究》文中指出现代经济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对知识和技术进步的依赖，使得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的殊荣已经无法动摇。榆林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随着资源开采的不断减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问题。论文打破以往从资源开发和基地建设的角度去研究能源化工基地经济发展的藩篱，梳理和剖析了国内外有关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依据陕西省榆林市统计年鉴等数据，明晰了国家级榆林能源化工基地人力资本配置及存量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方法，通过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关系分析模型，建立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实证分析框架，建立精确指标体系，收集和选取20002010年的产出Y、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存量H和劳动力L等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EVIEWS软件，运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和贡献率，并分离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榆林市物质资本的贡献率最高，是呈现资源能源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测度模型中各个测度要素变量H、L和技术进步指数A贡献都不是很高。迅猛增长的经济，是基于大量的物质能源投入，建立在破坏环境为发展资本的不可持续的增长态势；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中最积极的因素，贡献率亟待提高，但教育投资水平低、投资结构不合理以及政策制度不健全等不合理现状构成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瓶颈；因此，榆林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力度，通过政府的宏观指导，构建人力资本的制度体系，调整教育资金配置体系，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建立人才流动机制，盘活现有人力资本存量；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人力资本利用的约束制度，并积极鼓励企业、个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从而保证榆林能源化工基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李智[8]2016年在《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人力资本作为其载体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且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也存在巨大差异,这限制了人力资本增长效应的发挥,造成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本只有在满足了诸如人力资本水平等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些需要被满足的特定条件就形成了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的“门槛”。当跨越了特定的“门槛”之后,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将会发生质变,也就是所说的“门槛效应”。对于具体的“门槛值”,可以作为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判断标准以及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因此,研究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对于增加各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各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梳理总结了人力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关系的国内外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理论为指导,探寻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分析我国东、中、西叁大区域人力资本与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现状,最后,选取2005-2014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门槛模型,以人力资本水平为门槛变量,检验人力资本对我国全国层面及东、中、西叁大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并对实证结果作出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人力资本对中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双门槛效应,两个门槛值分别为7.24和10.603,人力资本效应呈现出阶梯式增长,整体人力资本增长效应逐渐显现。通过对东、中、西叁大区域的研究,证实了均存在人力资本单门槛效应。具体而言,东部地区门槛值为10.22,跨越门槛后人力资本增长效应将提升约2倍;中部地区门槛值为10.04,跨越门槛后人力资本增长效应由不显着变为显着,西部地区门槛值为8.81,跨越门槛后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增大。此外,R&D经费投入、R&D人员投入、金融、贸易、基础设施等经济环境变量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也表现出区域差异,R&D经费投入和R&D人员投入无论是对全国还是对东中西叁大区域均技术创新能力均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贸易开放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东部地区影响显着,但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明显。最后,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配置以及加强经济环境变量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作用这叁个方面提出对相应的政策建议。
徐慧[9]2014年在《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评估及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研究》文中认为湖南省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湖南还是一个人口大省,特别是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数量丰富,但是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已成为制约湖南省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农村人力资本的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保障状况和农民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等问题是造成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水平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分析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现状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作用与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专门针对农村入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不同于以往对于我国整个农村地区的研究或者对于整个湖南省地区的研究,本文既考虑了农村的特殊性,又具体地将湖南省的个性考虑进来,这是由湖南省二元经济的显着性所决定的。农村的人力资本发展情况以及农村的经济增长情况与城市不同,单独对农村进行研究更具针对性,能为湖南省农村经济增长提供更有效和更符合实际的政策。文章内容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教育、职业培训、保障等方面对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第二部分对湖南省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了估测和评价,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南省各地市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总结经验,找出问题。第叁部分,从农村总产出、农村物质资本投入和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叁个方面对湖南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低于农村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过低,人力资本尚未发挥出其对经济增长的最大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加快我省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第四部分,针对以上现状和分析结果,提出湖南省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相关措施。
金婷[10]2014年在《临夏州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提出现代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本是当代区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从微观来看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可以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获得较高回报；从宏观来看,全社会人力资本发展在提高社会生产要素效率的同时,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临夏回族自治州是甘肃省两个民族自治州之一,当地自然环境较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作为我国西部典型的民族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面对相对较差的物质资本发展条件,打破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制约当地经济增长的瓶颈,走积累和增加当地人力资本存量,开发当地人力资源的新道路,才有可能实现当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的保障当地的民族团结和稳定。本文在系统的回顾梳理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基础上,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角度分析,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临夏回族自治州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根据相关分析结论,论文最后结合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实现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本发展的相关建议。
参考文献：
[1]. 人力资本动态匹配与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D]. 李静. 武汉大学. 2014
[2]. 我国人力资本及其空间分布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D]. 孙海波. 吉林大学. 2017
[3].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研究[D]. 钱雪亚. 浙江大学. 2005
[4]. 人力资本差异性与区域经济增长[D]. 朱晓明. 浙江大学. 2005
[5]. 河南省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罗智文. 河南大学. 2014
[6].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D]. 杨小勇. 重庆师范大学. 2013
[7].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研究[D]. 李康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8]. 人力资本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D]. 李智. 太原理工大学. 2016
[9].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评估及对农村经济增长贡献研究[D]. 徐慧. 湖南农业大学. 2014
[10]. 临夏州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金婷. 西北民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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