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势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16)04-0021-11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格局更加清晰，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形成了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空间战略格局。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动向。2016年，随着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深入实施，三大战略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落后区域将得到更多关注，在区域性改革与创新新动能的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新的景象。 一、2015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及存在问题 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面临诸多冲击与挑战，科学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对于促进各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2015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 我国实行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使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区域政策效应和规划引导作用不断显现；2015年，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对重点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呈现西快东慢、增长分化态势，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区域创新能力分布格局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发展态势，区域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 1.区域政策效应和规划引导作用不断显现 (1)区域政策效应进一步凸显 综观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多年，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基于国防和备战的考虑，采取了区域均衡发展的策略。这一阶段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缩小了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二是改革开放的前20年，遵循效率优先的原则，区域政策向东部倾斜，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的梯度发展格局。然而，这一政策使得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落差，无法有效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三是西部大开发至今，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统筹区域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东北振兴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根据这些大的战略方针，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投资、财税优惠政策等手段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了政策倾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西部地区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东北增速下降有所放缓。2015年，政府以总体发展战略为基础，着力推动三大战略。以三大战略为引领，逐步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这些政策正在逐步改变我国的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2)区域规划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增强 区域规划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前，“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战略防御型经济体系、均衡发展”。二是改革开放前20年，重点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战略，先后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2015年，在继续执行以往规划基础上，不断完善原有的规划体系，先后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利专项规划》《长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规划》等规划。这些区域发展规划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以及地区发展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对于区域空间发展、资源开发、环境整治等重大战略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有效推动了相关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跨省区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跨省区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跨省区横向经济的联合与协作。 2.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呈现西快东慢、增长分化态势 (1)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明显 2015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效应更加显著，基于传统比较优势，依托本地资源的“自身消耗型”的区域发展路径，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常态下区域发展环境的变化。以省级行政级别为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态势考察视角，2015年增速较快的省(市)有重庆、贵州、西藏、天津、江西、福建等，全年GDP增速超过9％，尤其是重庆、贵州经济增速超过10％；湖北、安徽、云南、湖南、新疆、江苏、广西、青海、河南、甘肃、山东、浙江、陕西、宁夏等省(区)增速在8％-8.9％；四川、海南、内蒙古3个省(区)在7％-7.9％；而上海、北京、河北、吉林、黑龙江、山西、辽宁等省市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9％，特别是辽宁、山西等资源重化工业大省经济下行趋势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见表1)。 在同一区域经济板块内，不同省(市区)经济增速也呈现较大差异性。2015年东部地区天津、福建经济增速超过9％，而北京、上海、河北等省市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9％。受惠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推进，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地区，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重庆、贵州、西藏、江西全年GDP增速超过9％；而产业结构单一、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的省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山西、四川GDP增速均低于8％。尽管东北地区整体经济增速处于全国“洼地”，但东北地区内部的分化态势同样明显，吉林经济增速为6.5％，高出辽宁3.8％(辽宁经济增速2.7％)。总体来看，全国四大板块区域经济在加速分化，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发达地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逐步迈向经济发展的中高端水平；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受益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及长江经济带的建设，经济发展总量与速度保持“双高”模式，不少省份开始面临转型问题；东北地区进入深度调整期，亟须通过国企改革，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实现新一轮东北振兴发展。 (2)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稳定，中、西部地区加快追赶，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从东、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GDP增速来看(见图1)，东部地区在创新驱动、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等国家战略导向下，重点围绕创新发展，在新产业、新技术和扩大国际合作、出口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但经济增速略有下降。中西部地区加快追赶，中部地区在新兴业态培育、研发转化、扩大消费和城镇化建设投资等方面继续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西部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不断培育新消费热点，发展并壮大优势产业，进一步促进向西开放；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快于东部地区，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差距，并未与东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上缩小差距；东北地区以《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颁布与实施为新契机，在提高产业投资质量、培育新兴产业、培育新消费热点、推进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等方面新培育经济增长动力，但东北地区整体上经济增速最低，“振兴东北战略”依然任重道远，未来必须进一步加快经济转型。
图1 2006-2014年全国四大区域经济增速态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计算方法：各板块历年经济总量基于各省GDP加总得到。 从东、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来看(见表1)，东部地区占比逐渐降低，中西部地区占比明显增大，东北地区占比变化不明显。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及政策优势，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型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与中西部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末，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战略，以加快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发展。近年来，东部地区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超出部分企业的承受能力，人才、技术及资金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转移给中西部地区带来更多的增长动力，使中西部延续了东部前些年快速发展的势头，进一步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见表1)。
3.三大战略对我国重点区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三大战略加快推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形成，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断凸显，对重点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重点领域率先突破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一是在交通建设领域，京台、太行山高速等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多条高速公路对接方案正在编制中，京津冀公交一体化建设初见成效。二是在生态环保领域，京津冀成立了钢铁行业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签署了《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协议》，有效推进了生态联防联控。三是在产业发展领域，重点推进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合作区、张承生态功能区、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建设，区域产业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四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存量疏解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北京污染企业退出326家，拆除清退商品交易市场80个，对70个市场进行升级改造；通州行政办公区一期建设的土地拆迁工作已完成，相关规划设计方案已编制，亟待开工建设；北京市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基金正式启动，涉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改善、科技创新四个重点领域建设。 (2)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展，东、中、西部地区互动合作格局初步形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2015年，长江经济带建设有序开展：一是上海自贸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集聚辐射效应不断显现。借助于自贸区的境外投资平台，企业境外投资增长显著。2015年1-8月，累计办理境外投资项目510个，中方投资额166.13亿美元。二是长江沿线安徽、湖北等11个省市相继出台了贯彻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意见，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大项目建设启动，包括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二期工程、商丘经合肥至杭州铁路、贵州省遵义至贵阳高速公路扩容、重庆巫山机场建设等。三是长江经济带管理体制不断优化。例如，取消了7项中央级设立的有关水运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起草了支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有关政策文件等。 (3)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东部沿海与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率先开展 2015年，国家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取得一定进展：一是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新局面。通过参与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输出国内钢材、水泥等优质过剩产能，推动企业“走出去”。二是西部边境地区经贸合作交流不断深化。2015年，西藏与尼泊尔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经贸洽谈会议级别提升，航空领域合作不断拓展；西藏与印度共同举办宣传活动，与吉隆口岸跨境经贸合作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新疆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合作交流不断加强，已开通国际道路运输线路107条，与周边国家交通运输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4.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城镇空间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 (1)中国城市群进入加速发展阶段 近年来，全国各城市群在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协同发展上不断取得共识，城市群正逐渐从数量—规模增长过渡到质量—内涵增长的新阶段，从“铺摊子、扩圈子”的粗放型城市化进入“调结构布局、深度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期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未来要进一步优化城镇化布局与形态，加快以城市群为载体的城镇化发展建设，优化提升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加快培育中西部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②。至此，由19个城市群组成的城市群空间结构正式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形成由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 (2)东部三大城市群领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然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三大城市群。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重点城市群的GDP达到6.6万亿元、10.6万亿元、7.8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10％、15％和12％，总共占37％③。京津冀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在于定位准确，各城市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错位竞争，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在顶层设计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在空间上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基本架构的网络型空间格局，推动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构建以交通干线、生态廊道为骨架的网络型城市群架构。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目前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六大城市群之一；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形成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等构成的规模结构合理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有利于核心城市人口、职能疏解，实现各级城市的错位分工，充分发挥城市群的整体优势。珠三角城市群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试验田”的作用，吸引和集聚全国人才、资金及技术等生产要素。进入新世纪，推动珠三角城市群经济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力因素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外资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和城市化模式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趋向，新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资本的壮大。 (3)中西部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和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加快，中西部地区推进城镇化的空间巨大。成渝、中原、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加快发展，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渝城市群是我国面向中亚、西亚、欧洲等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是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群之一。目前，成渝城市群在经济总量、经济密度及综合竞争力等方面仅次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及新能源等产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是西部地区重要的商贸物流、旅游目的地。 中原城市群致力于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提升郑州作为中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充分发挥洛阳作为区域副中心的作用，加强城市间分工合作，推动交通一体化、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努力建设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放型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中国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交通发达、科技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群之一，在中国未来空间开发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意义。随着中心城市武汉市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 5.区域创新能力东高西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1)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分布呈现东高西低格局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总体分布格局比较稳定，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5》显示：东部地区一直以绝对优势处于第一位，排名稳定而且领先优势逐渐扩大；中西部地区整体偏弱；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总体下降，亟须激活创新活力。在东部地区中，尤其是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山东、天津、福建等8个省市创新能力强，居于全国前十位，仅有海南处于全国中游区，河北创新能力总体不强，排名第23位，处于全国下游区。中部地区中仅有安徽创新能力排名第9位于全国上游区，湖南、湖北、陕西、河南和江西5个省处于中游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处于下游区。西部10个省市中仅有重庆处于上游区，四川、广西、甘肃3个省(区)处于中游区，贵州、云南、宁夏、新疆、青海、西藏6个省(区)处于下游区。东北地区中辽宁处于中游区，黑龙江和吉林均处于下游区。与2014年相比，大部分地区创新能力变化不大，排名前九位的省市没有任何变化，形成了持续的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创新能力增长较慢，但也有部分省市增长较快，2015年内蒙古和贵州上升幅度较大，重庆在2013年创新能力上升到西部第1位后，在全国排名第8位并保持至今；东北地区创新能力排名连续两年下滑。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分布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布格局大体一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创新投入大，创新资源丰富；在长期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大型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和产学研结合的主导；创新环境友好度高。正是这些有利因素，使得东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很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有望成为我国的区域创新极。中西部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创新基础薄弱，市场化水平低，创新环境较差，创新能力和东部地区有一定差距。 (2)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点 我国建设的各类产业园区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支撑。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全国的布局已经基本成型，除西藏外，全国31个省(市区)都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14年，国家高新区内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22.2万亿元，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10.4％。高新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呈现出明显优势和较强竞争力，工业增加值率和净利润率分别高于高新区总体水平的0.6％和0.9％，净利润率比全国高新技术企业平均水平高0.8％。在科技创新方面，截至2013年底，全国114家国家高新区内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全国企业R&D经费支出的38.2％，当年专利授权量16.6万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发明专利授权量的24.5％④。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为推进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从2009年开始，国家先后批设了1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探索创新发展经验。这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试验地，在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点。例如，中关村最近几年深入实施以“1+6”“新四条”“新新四条”为代表的体制机制改革，围绕扩大开放式创新、新业态监管模式创新、央地融合创新等重点改革领域，推动70余项改革举措，形成了主体协同、要素聚合、环境友好、内外循环运行有序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近五年，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年均25％以上的增长速度，目前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西部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在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先锋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6.区域改革开放呈现新局面 (1)区域改革不断深化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深改组会议11次，共审议通过意见、方案63份，其中有关经济方面的意见、方案13份，涉及医疗、国企改革、负面清单、税收体制、自贸区、贸易、创新等方面。这些意见或者方案大多与区域经济息息相关。一是出台了全面创新改革总体方案。京津冀的改革试验主要着眼于区域协同发展，上海着眼于长三角核心区域率先创新转型，广东珠三角着眼于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安徽合芜蚌和武汉促进产业“承东启西”转移和调整，四川成德绵和西安着眼于加速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沈阳着眼于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积极进展。改革明确三个重点：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包括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技术和信息市场一体化等。三是长江经济带共谋绿色发展。长江沿岸27个城市达成《长江流域环境联防联治合作协议》，探索设立区域性环境资源交易平台、组建环保产业联盟、建立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等。 (2)对外开放稳步推进 深入实施四大板块和三大战略，通过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打造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推进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扩大内陆边疆地区开放。这一系列战略举措，其目标就是要推动进一步形成和深化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新格局。主要有三方面进展：一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相关国家合作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宗旨在于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二是加大了自贸区建设力度。批准了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总体方案以及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深化改革方案，积极与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发展新的自贸关系，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三是加快沿边开放步伐。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进一步与邻国相互扩大市场开放，深化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过境运输等全方位合作，提高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区域贸易新增长点。推动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由简单商品贸易向更高级的相互投资转变，形成贸易与投资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三大发展战略以及诸多区域规划的颁布与实施，我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但区域产业同构现象依然严重；区域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区域科技资源没有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区域创新仍然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制约区域创新能力的发挥。 1.区域产业同构现象依然严重 区域分工模糊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强化了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使得不同地区不顾自身比较利益，限制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阻碍了区域专业化的形成。在区域分工方面，资源—加工型的垂直区域分工格局阻碍了区域间产业的协调发展与结构优化升级，不利于区域经济向更高层次迈进；在区域合作方面，由于区域利益矛盾的存在，地方政府纷纷利用行政手段制造区域间的合作壁垒，导致区域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仍然十分频繁。例如，有资料表明，全国曾有17个省份将光伏产业作为区域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很多市县也提出大力发展物联网产业；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1)指出，除西藏外，各省市几乎都将新能源产业作为自身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的产业发展定位与布局极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与资源浪费，不利于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在相同产业内部，各区域都将发展方向定位于产业生产主体部分，较少考虑配件部分，区域间专业化分工无序，难以形成产业发展的错位分工与合理布局⑤。 2.区域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 在区域协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使得区域协作过程中存在各种利益的争夺，产生各种利益冲突，进而严重阻碍了区域协同发展。区域利益矛盾协调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城乡统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共享共建和各类资源优化配置等区域发展共同目标的实现。一是对于跨区域的重大项目或者企业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缺乏分享机制。各地方政府为了在招商引资中抢占先机，争夺投资项目落户本地，竞相压价出让土地，有的甚至违规使用优惠税费政策或者税费返还，采用变相的补贴或优惠方式，暗自违法降低环保标准，相互攀比出台各类优惠政策。二是产业转移税收分享机制不健全。2015年财政部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该办法开启了税收分享的先河，但是只限于年税逾2000万元的企业，地点也仅限于京津冀。我国其他地区缺乏类似的机制，以至于有些地方政府不愿意当地企业转出，给产业转移设置变相的壁垒。三是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缺乏成本分担机制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由于都希望搭便车，跨区域的公共物品长期得不到重视，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都想将污染治理成本进行转嫁。 3.区域生态环境防治任务艰巨 当前我国的区域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尽管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下降，但公众感受到的环境质量与公布的数据仍有差距。在传统煤烟型污染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以臭氧、细颗粒物(PM2.5)和酸雨为特征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区域内空气重污染现象大范围同时出现的频次日益增多。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15年中国气候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全年共出现11次雾霾，特别是2015年11-12月，京津冀、东北、黄淮地区出现大范围重霾，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是2015年最为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过程。尽管在区域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方面，以京津冀、长三角为典型的区域出台了多项政策、规划和措施，但仍存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管理措施难以协调、制度保证机制不健全、联动实施细则缺乏、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管理机制上的壁垒尚未完全破除。 4.区域转型发展仍需深入探索 我国各区域转型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索。长三角地区致力于科技创新，进行转型发展，但是市场机制不畅、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阻碍了转型发展；中小企业因经营成本上升，外部需求疲弱，生产经营困难较大。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歇，致力于改变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况，但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盈利能力和发展水平有待提高；核心技术优势不足，在技术、品牌等方面对外依赖性比较强，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培育成熟，缺乏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主动力。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正在推动中，但仍面临很多问题：京津冀地区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尖锐，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较大，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东北地区虽然转型十多年，但转型步伐较缓慢，难以突破转型困境。东北经济以资源型工业为主，经济结构偏重。国企比例大，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比例小，市场经济不发达，民营经济发展缺乏氛围。制约东北地区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需要加快形成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机制。 5.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中仍然存在制约因素 创新在我国区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然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制约区域创新能力的发挥。区域创新能力存在层次性，东部地区高，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低。东部地区创新环境好，创新资源的集聚能力强，区域政策有利于创新活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创新相对不活跃。在当前制度框架下，政府在区域创新能力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彰显不同区域的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和侧重点不同。区域科技资源没有有效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东北地区。国家在东北地区建设了一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布局了一大批装备制造业企业、能源原材料产业。但科技创新成果本地转化较少，科教溢出效益不够。我国自上而下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决定了创新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企业。企业缺乏科研投入积极性，创新水平低，核心技术依赖于国外。在我国28000多家大中型企业中，仅有25％的企业拥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其中不少还是政府部门“指定”挂牌的，75％的企业没有专职的研发人员⑥。创新文化氛围还没有形成，企业间相互拆台、恶意挖人才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区域适配性政策支持，亟待进行公共治理方式和公共政策创新。区域创新平台建设不足，创新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组织专业性不足，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 二、2016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展望及战略思考 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新一轮区域格局加速形成的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在长时期内将仍然存在，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紧迫性突出，结构性产能过剩等问题亟待解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对区域发展提出了新要求。2016年，我国将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三大战略引领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创新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落后区域受到更多关注，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加快消除，区域改革将打破要素流动障碍。 (一)三大战略引领区域发展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三大战略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应对国际国内宏观经济风险的重要部署，对于我国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16年三大战略对区域发展的引领与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区域未来发展方向将进一步明晰。 1.京津冀地区率先突破领域和重点区域建设持续推进 随着《“十三五”时期京津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出台以及各专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即将展开。2016年，京津冀地区重点领域与重点区域建设将继续推进：一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框架下，各专项规划将相继编制与实施，交通设施建设仍将持续推进，服务于北京新机场、冬奥会的交通设施重大项目将优先开展。二是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联防联控建设将继续推进，在信息监管与共享、污染应急预案与启动标准、环境监测联动执法等领域的一体化建设仍将进一步探索。三是首都生产制造企业退出程序与保障机制将不断完善，中关村企业与天津、河北之间多层次、多元化合作模式将不断创新。四是重点区域建设进一步加强。其中，曹妃甸试验区的装备、汽车、新能源等制造业建设将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将在空间载体与平台建设、服务功能提升等方面加强建设，张承地区精准扶贫、生态涵养与环境保护建设将进一步加强。 2.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建设将进一步加快 2016年，长江经济带战略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一是航道治理、水资源保护与通关一体化等重点领域建设将进一步推进，一系列重大工程将陆续开工建设。二是沿线省市在资源要素统筹规划、信息共享、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产业、港口合作等领域的协同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三是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将进一步推进，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与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将陆续开展。 3.在“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下，探索重点区域经贸合作新路径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丝路基金有限公司正式运营，我国对沿线国家的项目投资将持续推进，我国对外贸易将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一是探索经贸合作新渠道，扩大经贸合作领域，进一步推进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走出去”。二是探索新疆、云南、广西等西部边境地区与中亚、西亚、南亚、东盟等国家或地区的多元化经贸合作模式，探索东北、内蒙古与东北亚边境地区在对外交通设施建设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三是内陆地区寻找对外开放突破口，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定位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模式亟待探索与创新。四是郑州、西安等内陆节点城市，以及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沿海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 (二)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化态势仍将持续 2016年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增幅保持平稳甚至略有回落的概率比较大⑦。在这种发展环境下，各区域经济发展有所差异，区域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中西部增速高于东部，相对差距继续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的态势。 1.区域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中西部地区增速高于东部地区，相对差距继续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的态势 我国区域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西快东慢现象将会延续；东部地区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速因经济转型的继续深入而持续放缓；而中西部的增速将会明显快于东部，发展潜力进一步释放，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速将继续处于领先地位，与东部地区相比，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东北地区增速略有回升，但经济增速依然较慢。 2.区域经济空间布局将由东部为主转向区域协调带动，沿边区域将有望发展为对外开放、经济交流的新热点 2015年5月起，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规划建设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先后与上述相关沿线国家达成了多项务实合作意向，一批铁路、公路、天然气管道、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序推进。国内各省份相继出台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配套政策及实施方案，积极谋划在多个领域推进重大项目合作。随着沿边对外开发开放步伐的加快，我国沿边区域将有望发展为对外开放、经济交流的新热点。 3.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强化，区域经济发展将出现新的活力 随着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及众多区域发展规划的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对全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引领作用将更加明显，在京津冀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的联合带动下，东部地区更容易激发市场活力，居民消费以及服务业发展将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在投资拉动下，东北及中西部地区将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动力，工业及投资对东北及中西部地区的支撑作用相对增强。 4.区域要素将更加自由、有序、顺畅流动，区域合作开创新局面 2015年以来，随着我国区域合作开创新局面，必然会进一步促使区域要素自由有序流动。首先，从制度环境上看，随着国家深化市场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体系，优化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吸引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的投资，从而活跃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其次，从硬件配套上看，我国各地区间的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进一步完善，将不断促进各种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最后，从我国推进创新驱动型发展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上看，随着“互联网+”的升级发展，产业跨区域转移、协作不断深化，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要素链将成为跨区域与跨城际协同发展的关键纽带，由此将带动一批区域性创新城市和技术研发中心、科技转化基地和规模化生产基地等的建设，推动区域要素依照各地区差异化分工趋于自由、有序、顺畅流动。 (三)推动区域创新成为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随着我国发展模式的转换，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域优势不再依靠大规模的生产要素投入，而更依赖于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创新要素，创新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子。为了促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将会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 1.创新环境不断优化，适配型区域政策不断完善 培育区域创新新动能，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政府是政策的供给者和环境塑造者。政府在区域中应适当参与，既不能在创新活动中缺位，也不能过度干预，扭曲市场机制。政府应加强通信、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硬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教育和文化环境，完善的市场和竞争机制环境。根据区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从国家创新战略的总体布局出发，为区域内的企业提供适配型的治理模式、制度平台和配套政策。 2.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培育区域创新新动能，关键是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第一，应当创造成熟、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创新是来自于市场需求，创新成果需要在市场上应用，激发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第二，政府向创新型服务转变，为企业创新提供良好外部环境。第三，需要企业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主要依靠自身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和产权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第四，建立创新激励制度，从制度上引导科技人员进入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引导企业家积极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第五，推动风险投资机制建设，使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创新和创业资本，研发资金更多地来自企业或者市场，而不是政府。 3.区域创新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 完善区域创新服务平台，整合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创新力量进行合作，有效提升科技资源的成果转化。围绕区域产业发展特色和创新定位，以中央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地方财政和社会投入，搭建区域创新服务平台。针对行业、领域发展中的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问题，围绕重点产业技术创新链，整合科技资源，开展前瞻性技术和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搭建由政府引导，企业、科研机构联合组建的专业化、网络化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4.创新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创新文化是区域创新能力的精神支撑力。美国硅谷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氛围是发挥人才创造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区域发展中，应鼓励营造“宽容失败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倡导诚信文化、合作意识和创业精神。重塑企业创新价值观，使创新内化为企业家和员工的价值观，共同应对行业技术问题，形成创新合力，使创新文化成为区域创新的动力源泉。 (四)落后区域受到更多关注，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加快消除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成为政策重点。2016年是“十三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将会从政策上对困难与落后地区给予更多的支持，加快消除区域发展“短板”效应，创新与引领未来困难地区发展路径。 1.中西部与东北地区等困难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 2016年，对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等困难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主要体现在：一是西部地区的政策与财政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对边境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增强，鼓励自主创业、科技创新、简化贸易审批程序等支持性政策将陆续出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二是中部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程度将不断增强，为中部地区制定相关区域与专项规划，与两大战略衔接，探索区域对外合作的支撑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三是东北地区振兴发展将科学有序地推进，装备制造、汽车、能源等重点领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随着东北沿边城市不断开放，我国与朝、俄、蒙、韩等国的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 2.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等配套政策改革将进一步完善 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创新向欠发达地区、困难群体倾斜的财政扶持模式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税收体制等配套制度改革措施也将不断探索创新。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将进一步完善，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土地、人才、金融等扶持政策，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精准扶贫工作有序推进，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在未来5年时间内，我国将实现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精准扶贫工作将科学有序地推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一是科学识别贫困村与贫困人口，建立精准扶贫的分类体系，分类指导，分区域推进扶贫工作，差异化的扶贫政策将不断出台。二是扶贫信贷资金、对口帮扶资金、社会捐赠资金等中央和地方财政扶贫资金整合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发挥扶贫资金综合效用。三是精准扶贫资金监管、政府与社会广泛参与、贫困监测与动态管理等机制与模式将不断创新。 (五)区域改革打破要素流动障碍 随着经济联系的不断加强，区域协同发展是大势所趋。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行政区为单位的、封闭的、自成一体的经济发展格局难以为继，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是要打破要素流动障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1.区域税收分享机制将得到推广 计划和行政命令不是可持续的利益协调手段，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制度创新：一是改变地区间税收收入的分配办法，按照提供公共服务的多少与对取得税收的贡献程度对跨区经营企业的税收在相关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分配。二是改革转移支付制度，由目前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为横向转移支付与纵向转移支付相结合的支付制度。三是建立专门的区域协同发展项目资金，用于跨区域公共产品建设，或者资助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提升。 2.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将成为常态 区域规划应确保各利益相关方能够一体化发展，制定差异化区域经济政策、产业倾斜政策和税费政策等，避免产业同构及恶性竞争。一是建立区域治理机构，来协调各种具有区域外部性的竞争行为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事项，从而有效地解决现有区域合作机制权威性不足和相关区域规划方案执行力弱等问题。二是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衡化，促进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着力解决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颈约束，消除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隐形壁垒。 3.环境保护力度将加大 环境保护是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规划目标，应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与生态资源系统。一是环保责任将会进一步细化。二是会增加更多的环境约束性指标，严格实行土地管理和环境保护标准、加强区域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衔接、完善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奖惩机制等。三是更加推崇区域合作，通过环保问责机制，不断提高区域空间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水平，以确保区域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 2016年，我国将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科学有序地推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实施，三大战略将重点推进。各区域将深度融入国家战略，逐渐向着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迈进。 课题组：组长：赵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北京 100101)。成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杨维风，王德利，刘薇，王忠，方方，何砚(北京 100101)。 收稿日期：2016-05-19 注释： ①刘士林、刘新静：《城市群：在“差异化”与“均衡化”间壮大》，《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4日第002版。 ②http://business.sohu.com/20160307/n439603359.shtml. ③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19/c_128444650.htm?mkxhw.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编：《国家重点园区创新监测报告2014》，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⑤邹艳芬、陆宇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构隐患、内因探究及其政府规制行为》，《改革》2013年第5期。 ⑥卢现祥：《创新主体：政府还是企业》，《光明日报》2015年3月25日，第15版。 ⑦http://money.163.com/16/0104/03/BCF5FORH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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