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儿童论文,方式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2-0209(2009)05-0025-08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持人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与此同时，大批学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有关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生活适应、接受教育和心理发展的状况引起了社会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但到目前为止，有关流动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十分系统和深入。为此，本专栏组织了三篇有关流动儿童的研究报告，从多维的角度，在与公立学校本地儿童、留守儿童相比较的情况下，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学校安置和学业表现、心理健康状况等问题做了系列的研究，期望为更好地了解流动儿童在城市的适应状况、教育安置方式，以及心理健康状况提供资料，并为更好地促进流动儿童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提供学术依据。
一、问题提出
根据1998年原国家教委发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流动儿童是指6至14岁(或7至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而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则将流动儿童定义为“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18周岁以下的人口[1]。综合上述定义，本研究将流动儿童界定为6-18岁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青少年。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出现，城市中流动儿童数量急剧上涨。以北京市为例，1997年北京首次外来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北京地区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共66392人[2]。到2003年底，适龄流动儿童数量增加为24万[3]。而至2006年，根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字，在京就读的适龄流动儿童已增至37.5万[4]。流动儿童数量规模如此之大，增加如此迅速，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研究者调查了流动儿童的城市生活现状，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问题行为检出率远远高于城市儿童[5]，在学习成绩、心理状况等多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6]。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研究者对影响其城市适应的因素展开了大量探究，以期针对重要影响因素进行预防干预，从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过程。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人口学变量、社会支持及教育安置方式等因素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关系。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中女生的学校适应、人际关系适应均好于男生[7][8]；迁入居住时间越长，年龄越小，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儿童适应状况越好[8]；居民对流动儿童的积极态度、良好的同伴关系、亲子关系等也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有促进作用[7][8][9][10]
然而关于教育安置方式的影响作用，研究者仍存在很大分歧。目前流动儿童移入城市后主要面临两种教育安置方式：一，以借读生身份就读公立学校；二，进入由社会力量创办的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打工子弟学校[6]。根据2006年北京市教委的统计数字，就读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占总数的61％[4]。一方面，打工子弟学校存在条件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教育部及各省区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提倡“由迁入地政府负责，以公立学校为主”。另一方面，在公立学校的教育安置体系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可能受到歧视，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等[11]。那么究竟哪种教育安置方式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呢？
部分研究者认为，打工子弟学校更适于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如《中国人口报》指出，不少流动儿童选择就读打工子弟学校除了经济压力外，还是基于认同感、归属感的需要[12]。郭良春认为，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内心有较严重的自卑，过于敏感，极易产生对“不公平制度”的反抗倾向[13]。北京市流动儿童就学及心态状况调查课题组也指出，从儿童心理的发展角度看，打工子弟学校可能更适合流动儿童，可使他们在平等的环境中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11]。周皓对北京石景山区流动儿童的调查则表明，与北京当地儿童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相比，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孤独感更低[14]。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就读公立学校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发展。如邹泓指出，与“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会感受到更多歧视”的假定相反，在非公立学校就读的儿童更担心被歧视[15]，学校满意度更低[16]，自尊发展水平也不及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17]。还有研究指出，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行为问题和受歧视感上优于打工子弟学校，但在自我概念和孤独感上存在不一致的差异[18]。孙晓莉以学校适应、同伴交往为评价指标进行调研，结果证明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适应状况更好[9]。
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首先可能因为研究者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界定不同，因而采取了不同的适应评价标准。目前研究大多以零散的指标为主，不成系统：有研究以孤独感、受歧视感为标准[14][18]，也有研究者侧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7]。Ward曾指出[19]，文化适应的研究应当区分社会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指个体在新文化中处理日常生活的社会技能，与社会学习范式有关；而心理适应则指在适应过程中保持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从农村到城市，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也是文化适应的一种，因而我们不但需要考察流动儿童在北京文化下社会技能的掌握情况如何，也需要评估他们在适应过程中是否保持着良好的精神健康状况。其次，许多研究未控制关键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如来京时间长短、家庭经济地位等，可能造成结果混淆。再次，部分结论源于对打工子弟学校儿童的访谈或社会学角度的思考[13]，需要进一步用定量研究进行检验。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对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研究进行全面整合。参照对农民工城市适应的一般定义，本研究将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界定为“流动儿童在与城市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保持健康的精神状态，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最终达到与城市文化和谐统一的过程”。参照Ward的观点[19]，我们把城市适应也分为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两方面，前者指流动儿童在北京文化下学习社会生活技能的水平，包括外显行为、内隐观念、学习、语言、人际关系、适应环境六个方面，精神健康状况则以孤独感、自尊、抑郁三项指标进行评估。另外，本研究将控制性别、年龄、来京时间、家庭经济地位等关键社会人口学变量，对不同教育安置环境下的流动儿童作对比研究，以期更准确的揭示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现状以及教育安置方式与城市适应水平间的关系，从而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法规提供依据，促进流动儿童更快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自“流动儿童的社会处境、心理发展状况及需求的研究”项目。被试包括以下三个群体：在京流动儿童、北京当地儿童和来自在京流动儿童五个主要来源省份的农村儿童。流动儿童被试选自北京市昌平区的六所学校(打工子弟小学1所，公立学校5所)小学四年级至初三年级，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取样，共获得1164名有效流动儿童被试，其中公立学校流动儿童842人(72.3％)，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322人(27.7％)；男生633人(54.4％)，女生499人(42.9％)，性别信息缺失32人(2.7％)；初中生562名(48.3％)，小学生558名(47.9％)，年级信息缺失44人(3.78％)；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2.30±1.91。北京当地儿童被试为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同班的北京儿童，共525名。其中男生267人(50.9％)，女生250人(47.6％)，性别缺失8人(1.5％)；初中生333人(63.4％)，小学生192人(36.6％)；儿童的平均年龄为12.29±1.25。农村儿童被试选自在京流动儿童的主要来源省份，包括河南、河北、安徽、四川、湖北五省，共568人。其中男生293人(51.6％)，女生268人(47.2％)，性别缺失7人(1.2％)；初中生251人(44.2％)，小学生294人(51.8％)，年级信息缺失23人(4％)。
(二)研究工具
1.Ward社会文化适应量表(The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Scale)[19]：该量表用来测查跨文化旅居者在新文化中的行为适应能力。共包括29题，包含在各种新文化中生活所需要的行为，如“交友、找到你喜欢吃的食物”等，要求被试从1“非常容易”到5“非常困难”进行5点评定。该量表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可以根据被试群体特点进行修改。在本研究中，根据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行为对量表进行了修改，如将“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改为“理解北京与老家的差异”，最终保留28道题。北京儿童版本问卷删除“理解北京和老家的不同”一题，共27题。农村儿童版本将题目中的北京文化换成当地农村文化，具体项目不变，测查儿童在当地农村文化下的社会文化适应，共25题。统计分析时将所有题目反向计分，分数越高，代表社会文化适应程度越好。本研究中流动儿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8，北京儿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42，农村儿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0。
2.孤独感问卷：采用邹泓修订的孤独感问卷[20]，测量青少年的情感孤独状态。问卷共21题，采用4点评分，从1“一点也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包括纯孤独感、对自己社交能力的知觉、对目前同伴关系的评价和对重要关系未满足程度的知觉4个维度，除社交能力知觉的高分代表积极评价外，其他3个维度的高分均代表消极评价。将社交能力知觉维度反向计分后再和其他3个维度得分相加，取其平均分作为孤独感的指标，分数越高，代表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总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1。
3.自尊量表：采用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SES)[21]。有研究指出第8题“我希望我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尊重”具有中西文化差异，应当予以删除[22]。删除该题后得到最终问卷共9题，采用4点评分，从1“非常符合”到4“很不符合”。将其中四道题反向计分后与其他题目得分相加，取其平均分作为自尊水平的指标，分数越高，代表自尊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5。
4.抑郁量表：采用Radloff(1977)抑郁量表[23]。共20题，采用4点评分，从1“没有”到4“总是”。将其中四道题反向计分后与其他题目得分相加，取其平均分作为抑郁程度的指标，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4。
5.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评估：本研究收集了流动儿童的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家庭资源等方面的数据。参照2003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计算SES的方法[24]，按下列四个步骤计算SES。第一步，对各变量赋值：父母文化程度按父母受教育年限数记分，如小学记5分、初中记8分；职业分类按照Ganzeboom等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分类索引(ISEI)中的记分标准进行。按ISEI规定，所有职业记分在16到90分之间。如建筑工人29分，餐饮服务人员34分。由于大多数青少年对家庭收入不太了解，因此，采用家庭资源对其进行间接测量，内容包括电脑、电视等9项家庭日用设施，备选答案为“有”与“无”，有1项计1分，9项全部没有计0分，总分在0-9分之间。第二步，对上述已赋值变量进行筛选或转换：选取父亲、母亲两人中受教育年限数最高、职业分类得分最高的一方作为父母亲文化程度、职业的代表；同时，采用项目反应理论对家庭资源变量进行参数估计，获得参数估计指标。第三步，对各变量中的缺失值进行处理。基本处理方法如下：上述三个变量中缺失值有2项及以上的样本作缺失样本处理；对于只有1项缺失值的样本，则采用其他两个变量对此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得到的值来替代缺失值。第四步，将文化程度、职业、家庭资源三变量转换成标准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到SES变量：SES＝(β1*Z文化程度＋β2*Z职业＋β3*Z家庭资源)/
，其中β1、β2、β3为因子载荷，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SES得分越高，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被试的总分范围在-4.98—4.03之间。
三、结果分析
(一)流动儿童与北京当地儿童及农村儿童发展状况比较
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类儿童的整体适应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无论是社会文化适应还是心理适应的各项指标，流动儿童、北京当地儿童、农村儿童三个群体间都有显著差异。事后平均数差异检验发现，社会文化适应上，虽然流动儿童离北京当地儿童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显著优于农村儿童；孤独感方面，北京当地儿童孤独感最低，农村儿童其次，流动儿童孤独感最高；自尊水平上，北京当地儿童最高，流动儿童与农村儿童没有显著差异；抑郁程度上，北京当地儿童最低，流动儿童与农村儿童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流动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对北京当地社会文化已经有所适应，但其心理适应状况不容乐观，孤独感问题尤为突出。
(二)公立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适应状况比较
复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整体城市适应水平上显著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具体来看，无论是社会文化适应还是心理适应的各项指标，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均显著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更好，自尊水平更高，孤独感与抑郁程度更低。可见，不同教育安置方式条件下流动儿童的适应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故有必要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以检验流动儿童适应水平的差异是否与教育安置方式不同有关。
(三)教育安置方式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关系的回归分析
首先对流动儿童研究变量的相关关系进行了考察。相关分析前，对有关分类变量作虚无编码：女＝0，男＝1；打工子弟学校＝0，公立学校＝1。结果见表3。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文化适应、孤独感、自尊与教育安置方式、性别、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相关显著；抑郁与教育安置方式、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均有显著相关。
在相关分析基础上，以教育安置方式、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为预测变量，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的三项指标为结果变量作回归分析。第一层首先移入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等因素做控制变量，第二层移入学校类型因素，结果见表4。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有显著预测作用，男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更差，孤独感更高，自尊更低。年龄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年龄越大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越好。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社会文化适应及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对孤独感及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来京时间对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预测，对孤独感有负向预测。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及来京时间的影响后发现，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水平有非常显著的预测作用，就读公立学校对社会文化适应和自尊水平有显著正向预测，对孤独感、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尤其是在社会文化适应水平上，教育安置方式的β值绝对值最大，预测力最强。
四、讨论
研究发现，与北京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还有一定距离，而且他们自尊水平更低，更多存在孤独、抑郁等心理问题。这一结果与孙晓莉对学校适应的研究结果一致[7]。另一方面，与农村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水平更高，但孤独感更强。可见，虽然流动儿童距离北京儿童还有一定差距，但相对农村儿童而言，他们在对居住地的社会文化适应上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孤独感却明显上升，觉得自己在新的环境里不被接纳，不受欢迎。可见高孤独感是目前流动儿童较为突出的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对比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适应状况则发现，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心理适应方面，公立学校流动儿童都明显优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说明不同教育安置条件下流动儿童的适应水平确实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对流动儿童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等因素进行了控制，结果显示，女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更好，自尊更高，且孤独感明显低于男生；年龄越大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越好；家庭经济地位高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的各项指标都更好；来京时间越长，社会文化适应越好，孤独感越低。性别方面的研究结果与孙晓莉、周皓等的结论一致[7][14]，其原因可能是女生更少有调皮和违反纪律的现象，在该阶段学习成绩也明显优于男生，更容易得到教师同学的认可，因而适应更好。这就启发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男生流动儿童的适应问题，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支持。年龄因素的研究结果与前人结论有所差异。周皓、章宁曾指出，年龄越大的流动儿童与迁入地的融合越为困难[8]，但本研究发现年龄大的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更好。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周皓等是以对北京的认同度为因变量，(问题是“你认为你的家在哪里？1、在老家，2、在北京，3、不清楚”)，是对流动儿童心理认同感的测查，而本研究中社会文化适应是对其城市社会生活技能水平评价，更侧重社会学习的结果，所以两个结论是从不同角度来分析，并不矛盾。另一方面，来京时间长短可能对年龄因素与适应水平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因而造成了矛盾结果。家庭经济地位因素的研究结果与周皓对父母学历水平研究的结论一致[14]，证明家庭经济地位是影响流动儿童城市适应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对其他影响因素的探讨中必须对其进行控制。来京时间的研究结果与周皓以对北京的认同度为指标的结论一致，流动儿童来京时间越长，社会文化适应越好，孤独感越低[8]。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家庭经济地位、来京时间的影响后，本研究发现，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的社会文化适应有正向预测作用，对心理适应不良有负向预测作用，即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及自尊水平更高，孤独感、抑郁水平更低，有力地支持了“公立学校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的观点。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公立学校教育安置方式给流动儿童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文化学习环境，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能更多地与北京当地人、北京新文化接触，这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了解、仿效主文化的机会，有利于促进其适应过程。另一方面，根据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当某一类别的成员身份变得显著(Salience)时，人们会主动地在重要维度上夸大不同类别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将同一类别中个体的差异最小化[25](P14)。进入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更容易将自己知觉为北京当地人，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因此在各方面都逐渐向北京当地儿童靠近，更有利于其城市适应。反之，就读打工子弟学校给流动儿童贴上了外来人口的标签，把他们与北京当地儿童，甚至是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截然分开，他们更容易结成“城中乡”的小团体，坚持原有文化的行为方式，把自己与北京当地人明显区分开来，阻碍了其适应过程。然而周皓对北京某区进行的抽样调查则显示，与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相比，公立学校中流动儿童的孤独感更高[13]。可能因为两个研究选取的公立学校的学校结构、班级结构差异很大：在某些公立学校中，部分班级完全由流动儿童学生组成，而另外一些公立学校则绝大部分为北京当地儿童，只有少数流动儿童插班。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公立学校班级结构的影响。
综上可见，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经济条件、来京时间等众多影响因素后，教育安置方式仍然能有效预测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状况，公立学校的教育安置方式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公立学校的教育主渠道作用，增强其吸纳流动儿童入学的能力。一方面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立法推动公立学校接收更多流动儿童就读；另一方面，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行政措施，由政府给予公立学校必要的经费资助，降低公立学校入学门槛等来促使流动儿童到正规的公立学校就读，从而更好地促进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此外，鉴于打工子弟学校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后续研究有必要更为深入的探讨教育安置方式影响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内部机制，从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减少打工子弟学校环境给流动儿童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更多流动儿童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
五、结论
(一)与北京当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及心理适应上都还有一定差距；与农村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对北京社会文化已经有所适应，但孤独感问题突出。
(二)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在社会文化和心理适应上都明显优于打工子弟学校儿童。
(三)控制了性别、年龄、来京时间及家庭经济地位后，教育安置方式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仍然有显著预测作用，公立学校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更好，自尊更高，且更少产生孤独、抑郁等心理适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