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80年代以来藏缅语《白狼歌》 研究述评
许巧云 李 彬
[摘要] 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白狼歌》进行了研究，但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至今《白狼歌》的诸多问题(语言性质、民族归属等)还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古音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对《白狼歌》作了一番深入的探讨。现对几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期发现研究中的问题，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白狼歌；语言系属；语词解读；族属称谓
《白狼歌》是一首用汉字记音和释义的古代藏缅语诗歌，这“是研究藏缅语族语言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1]据文献记载，《白狼歌》在东汉被刘珍编入《东观汉纪》，其后范晔在编纂《后汉书》时将其收载，并记述了《白狼歌》的创作背景：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 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其后，唐李贤在为《后汉书》作注时，进一步阐述了今本《白狼歌》的形成过程：“《东观》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 以为此注也。”①此即言《东观汉纪》记载了这首歌，而且还将夷语的记音汉字一并载入，并依据夷语，按照汉语表达习惯，将其翻译为“华言”，而范晔仅将“华言”编入了《汉书》，未入“夷言”，于是李贤作注时根据《东观汉纪》的记载将“夷言”编入《汉书》，并以此作为“华言”的注释，这便是今本《后汉书》所载的《白狼歌》。这首诗歌一共有三部分，44句歌辞，4字一句，共176个字，每句汉义后都有相应的白狼语记音汉字。其后，唐代徐坚《初学记》、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宋王应麟《玉海》、宋郑樵《通志》、明《永乐大典》、清郝懿行《证俗文》、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等均有收录，但因所据版本不同，故各本文字上多有出入，这些文字上的差异亦成为后世研究的重点②，兹不赘述。
表1可知，甲醇（100%甲醇）溶液做提取剂，苦杏仁苷平均加标回收率98.32%～107.99%，野黑樱苷平均加标回收率107.58%～117.60%，说明纯甲醇溶液能同时提取出样品中的苦杏仁苷和野黑樱苷两种物质。同时证实了 2.2.1中低甲醇含量的提取液中由于水的存在，使部分苦杏仁苷降解为野黑樱苷，如图 6，低含量甲醇溶液中野黑樱苷含量最高，苦杏仁苷含量最低，而纯甲醇提取液中只有苦杏仁苷，说明此样品中只含有苦杏仁苷成分。
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国内外诸多学者先后对《白狼歌》的本体性质和价值、语言(词汇、语音、语法)特点、语言的归属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讨③，但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2]855“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④所以，至今《白狼歌》的诸多问题(语言性质、民族归属等)还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自8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古音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对《白狼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时过境迁，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将近40年，如今《白狼歌》的研究似已进入了瓶颈期，为了能更进一步地破解《白狼歌》的“密码”，弥补研究中的缺憾，今着重对几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期发现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白狼歌》的最新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1.《白狼歌》的族属称谓问题。2.《白狼歌》语言的系属问题，这也是研究的重点。3.《白狼歌》的语词解读问题。现一一对此作出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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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狼歌》的族属称谓问题
关于《白狼歌》的族属称谓，学界作了长久的探讨。其中，以王静如先生的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王静如认为白狼语的记音汉字 “偻让”是白狼族的自称，“偻让”的汉字古音是“klou-sou”，其正是“白人”之义。“当我知道倮
语‘白’为hlou，苗语‘白’为kleou，因中国上古‘偻’为‘kl-’而构成‘偻’即白狼‘白’的假定”[3]，他又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中找到了白狼故址中那些“夷语”语言，并将其与白狼语的十八个字做比较，发现他们大致相同，这也“更能证明‘白狼’确系偻让klou sou；且此klou sou之转为今日之Haln-sou得了种重要的根据……此语确实为白狼古语之子子孙孙，而此种民族之名Halnso。正乃余构定白狼古名为klou-sou之音变啊！”[3]其后，陈宗祥、邓文峰对此表示了赞同，他们认为王静如的“这项比较研究是很有希望的。因为Hlan-sou族既住牧于雅州，地点与‘筰都’相近。Hlan-sou与Hlou-sou或Klou的音读相似。深入摸索下去，自然可能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4]但是陈氏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纳西族称九龙、冕宁、石棉诸县的西番族为(ba lo
)，疑‘白狼’即(ba lo)的记音。而且冕宁县西的泸宁区，县南的森荣公社仍有自称(balamin)或(balamr)的公社成员。这就更促使我们从普米族(旧称西番族)的语言中探索白狼本语的信心了。”[4]马学良从彝族的自称读音“tru-su”与“klou-sou”出发，进一步印证了王静如的观点，“‘偻让’汉字古音据王静如先生考证是‘klou-sou’与今之彝族有自称为楚素 “tru-su”音近。彝语tru意为‘白’，‘白狼’之白可能即tur之意译。今彝语tr的实际音值是舌尖卷舌音(t)，多与彝语方言的清边擦音hl对应。如此，白狼歌是彝族的古歌就又多一佐证。”[5]彦华对王静如、马学良等的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他从自称、语音、语义、今地四个方面作了反驳。首先，从自称问题来看，目前尚无文献可以佐证“白狼”与“偻让”之间的关系，“白狼”也许是该民族的自我称呼或者他族对本民族的称呼。其次，从语音问题来看，依据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构拟，“让”应拟为“njang”，王静如的拟音为“sou”，两者无论声或韵都相差太远。再者，从语义问题来看，王静如、马学良等均以亲属语言中称“白”义的语音为“hlou”(撒尼彝语)“kleou”或“kleeu”(花苗)而证明“偻让”的“klou”音就是“白”，对此，彦氏认为“亲属语言读音的近似最多只能表明在某种条件下是有可能如此，而不能表明一定是如此。况且仅仅根据一两个亲属语言的读音就大胆推论，显然不足置信。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大量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材料，更足以证明klou决不是‘白’义，所以王、马二先生的举证实不足为信。”[6]最后，在今地问题上，彦华通过检索《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一书，发现此书所记载的这个西番民族“在音、义、地望等方面无一与王先生拟测的白狼族族称相关”。彦氏对藏语支、彝缅语支、普米语支和景颇语支中表“白”义的各语言点的22个词汇作了对比观察后认为，“白”字的声母多是pl-或phr-，因此，“白”的原始藏缅语形式可以暂拟为plong或prom，它是川西汉源一带普米语支复声元音节的音兼意译。由此，彦氏认为白狼语的系属为普米语支⑤，彦氏对拿亲属语言与白狼语比对这种作法提出的质疑值得研究者思考。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思路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个别词语的语音比照就作出结论，这不免会有些武断。虽然彦氏不赞成这种作法，但是他在寻求“白”字的语音构拟并进而断定其为普米语支的实践中，同样也陷入了这种“武断”中。要断定白狼语的族属，不可能仅仅靠一个或几个词的语音比照就能完成，“‘词对词’不是个妥善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过去的研究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用‘词对词’的方法，在选择词汇方面就有很大的歧异。”[4]各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从中选择对己有利的“特征词”，数量上或多或少，随意性很大，可验证性较小，这种选取“特征词”的作法还是颇为流行的。另外，彦氏又以白狼部落的活动区域作为论据来判断白狼语的系属。但是，他却忽略了民族迁移、语言交融等这些因素，不同的民族在迁移的过程中促进了语言的融合，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互相吸收语言成分，因此将白狼部落的活动区域断定为今普米语支地区不甚严谨。与前人不同，刘尧汉、陈久金在确定白狼语的族属时，并未从语音角度入手，而是从生活习俗、部落称谓、地理变迁等探讨了“白狼”部落的族属，又结合历史与当地文献的记载⑥，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来确定“白狼”译名在今天少数民族中的保留情况。经过研究，他们认为“羌彝藏、纳西、普米等族及西番人，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它们与汉代白狼夷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白狼’的含义是养蚕人或丝织者‘布郎’‘不刺’的译音，它是川、滇西番人(包括普米族)的通名。由此可说，西番人是汉代白狼夷的嫡系遗裔。”[7]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文献记载在确定同源关系或民族族属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也要考虑到文献流传中的讹误问题，因为以讹传讹的现象屡见不鲜。另外，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白狼”这个称呼在历代的文献记载中会有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是“白狼”一词的语音转变还是字形讹误呢，仅仅依靠文献是无法得到可靠结论的，所以文献只能看作一种辅助工具，归根结底还得依靠语言论证。
从诸多的研究来看，白狼语当属于藏缅语族。但藏缅语族分布范围较广，其下的语支较多，白狼语具体属于语族中的哪一个语支，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80年代以前，学术界曾对此有过一些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藏语说；2.彝语说；3.纳西语说；4.嘉戎语说；5.西夏语；6.羌语说。80年代以来，学者们结合比较语言学、民族历史、考古学、民族学、文学等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或者另辟一说，或者补充旧说。
二、《白狼歌》语言的系属问题
马学良⑦从“偻让”这个族名出发，结合自古至今彝族的称呼，考证其为今之彝族自称。彝族旧称为“lolo”(实为古代彝族的图腾名称)，汉译音有、卢鹿、拉鲁等名称，它们皆为一音之转，其与“偻”音近。彝语lu与“偻”读音相同，lu可以依据音高区别为龙、虎二意，而古代彝族社会是以龙虎为图腾的民族，原始社会都以图腾而命名，所以彝族也以lu而作为氏族部落名，其后发展成国名，如三国时期属于彝族默支系的罗甸，在唐代又称为“卢鹿部”。所以“‘偻让’是汉时白狼自称‘偻’与古籍称‘彝’为卢鹿同音，与lolo为一音之转。”“‘偻让’的‘让’实即今彝语中su33或sy33(相当于汉语‘人’的泛指)”“今彝语无鼻音尾，声母s、z为音转，故偻让即彝语的lo33-su33或lo33-za33即罗人。”[8]并非专指族名，其汉译“蛮夷”指的是西南夷这个大名称。马氏从“自称”入手，将“偻让”的语音与历史上彝族图腾、部落名称的读音相对比，得出了“偻让”即彝族之称，相较其在《白狼歌研究》中的观点更加细化明确。与此相似，杨凤江认为彝语中的“白狼”是“山虎”的意思，“在汉语里‘偻’和‘罗’为谐音，在彝语中，‘偻’和‘罗’是‘虎’之意……‘偻让’实是‘罗让’的转音，意译应为‘虎族’或‘虎人’”[9]，而彝族正是以“虎”作为图腾标志，所以，白狼族也就是彝族部落祖先，白狼语便就属于彝语支了。但是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述的，仅凭一两个词来确定族属称谓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
马学良、戴庆厦从《白狼歌》中挑出26个跟藏缅语族的语言有较大同源关系的词，将其与藏文、缅文、十九种藏缅语族的语言进行对比后认为，白狼语的本语跟彝语支、缅语支(包括缅语、阿昌语等)的语言接近，而且从语音上看，白狼本语似乎更接近缅语支。首先，从同源词的比较上看，《白狼歌》中的26个词跟缅语支、彝语支的大多数语言同源，同源词的数量在20个以上，而跟藏语、嘉戎语、普米语比较，同源词的数量分别为16、 10、13个，很显然，白狼语同彝缅语支更接近。其次，从语音上看，白狼语在语音上更接近缅语支，彝语支一般没有辅音韵尾，而缅语支的辅音韵尾分为鼻音尾和塞音尾两套，这跟白狼语的语音特点很接近。从声母的构造上看，缅语支的语言没有鼻冠复辅音声母，彝语支的语言却保留了这种复辅音声母，白狼语也没有鼻冠复辅音声母，“有无辅音韵尾和有无鼻冠音复辅音声母，是语音方面缅语支区别于彝语支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就在这两个重要特征上，白狼语更接近于缅语支。”[1]不难看出，马学良等的分析严谨细致，通过采用李方桂的上古音构拟了白狼语的汉字记音，并以此对比分析了藏文、缅文以及十九种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在同源词的比较、语音、声母的构造特点上分别寻求白狼语与藏缅语族语言的诸多异同，这种选取部分特征词对比的方法在确定同源语族上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是却也存在一些局限，它无法解释26个词之外一些词的来源与差异，另外，虽然白狼语在语音上更接近缅语支⑧，但是它属于缅语支的哪一种语言，文章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读。其后，郑张尚芳借助古音研究的最新成果对《白狼歌》进行了全文解读，将白狼语的汉字记音同缅文、藏文逐字对比后发现，白狼语应该是一种古缅语，它在某种程度上非常接近缅文。在研究方法上，郑张尚芳强调研究古代少数民族语言要充分重视上古音，因此为了避免语音对照上的失衡，他认为不仅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要使用上古音，缅文也要按照书面语上的字母拼读法体现的原音去读，汉字记音和缅文原音不能按照今音去读。在此原则的指导下，据其考订，《白狼歌》176个字中，“将同自复出及异字同译的一一合并后，实用141字，除了汉借字23个，本语为118字。其中已考出合于缅文的有115字(包括罕用古词3个)，合于藏文的41个。合于藏文的词中包括缅藏两通的32字(声韵较缅语更近的5字，更远的14字，还有只见于复合词的3字)，只对藏不对缅的仅3字；只跟汉语借字同源的不算。汉语除23个借字外，跟白狼、缅文同源的也有38字，几乎可以赶上藏文了。由此可见白狼语跟缅语关系特别密切，与藏语则较疏。”[10]白狼语的汉字记音同古缅语语音对应的完整性和规律性进一步验证了《白狼歌》的本语——“古缅语”说。郑张氏和马氏的观点基本相同，只是郑张氏在考察上更为全面，他摒弃了马氏的“特征词”作法，选择全文对比，结论也更细化，从马氏的“缅语支”说到郑张氏的“古缅语”说，白狼语的语言系属范围更加明确。
不同于“缅语说”，黄懿陆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壮语说，他将白狼语的中古拟音(汉字记音)、词汇、语法、语义同今天的壮语相比对后认为《白狼歌》是一首越人歌谣。⑨从历史上考察，他认为“白狼语”与“壮语”有一些渊源：1.《白狼歌》是益州刺史朱辅在邛来大山收集的诗歌。2.《白狼歌》起源于越人居住的村寨。3.《白狼歌》的“白”音与布依、壮族或僰人等百越民族自称的“布”或“僰”读音相同；“狼”为“谓谷为浪”之“浪”的同音异体。他“用当今云南壮族沙支系(自称‘布越’‘布依’‘布雅依’，简称‘越’)的语言比较，其壮语汉记，其音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语音反切，和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汉字古今音表》中古音拟构，语音上极为一致；壮语意思和原音汉泽比较，不仅字字可解，且44句中有34句的壮语意思与原汉译意思相同或近似，……在词汇上，全文44句，全部保留着越人口语的原生词，与今天壮语的基本词汇一致。在语法上……符合壮语语法的特殊现象。”[11]根据《白狼歌》的汉字记音构拟出古音，然后与“夷语”比对，根据比对率的多少来确定白狼语的本语，这是现在比较通行的做法，黄氏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扎实细致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原则，就是要使用上古音来构拟白狼语的汉字记音，“夷语”也要按照书面语上的字母拼读法体现的原音去读，而不能按照今音去读。《白狼歌》作于东汉永平年间，以此推算，白狼语至少在东汉以前已经存在，距今已经超过2000年，其语音系统必定发生了诸多变化，而如果仍按照今“夷语”的语音系统来比对白狼语的汉字记音，那么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将失去价值，“在两汉古音尚存在争论的时候，按一般的汉语史分期方法，用公认的上古(先秦时期)音系，并适当地参照《切韵》音对注音汉字进行古音构拟，是比较恰当的。”[4]而黄文的缺憾正在于此，从上文所述可以发现，黄文正是取用中古音⑩对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进行了构拟
，然后再用今云南壮族沙支系的语音对白狼语的汉字记音进行构拟，最后根据壮语拟音写出相应的“理想的壮语记音字”。所以经过比对，黄文得出“从语音上看，壮语汉记与原音汉记几乎一致，而从拟构音上看，它们也很接近。”[11]黄文的拟音为中古音，今壮语拟音为现代音，两者分别处于不同的语音阶段，若以此还能得出“语音上极为一致”的结论，那就证明今壮语语音系统至少从唐代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从语音发展史上来看是不能成立的。任何民族的语言经过近2000年的发展，其语音系统必定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黄氏在语音构拟上的缺憾也严重影响了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避免黄氏语音构拟上的弊端，吴安其首先构拟了东汉音的语音系统，然后对《白狼歌》的汉字记音也作了语音构拟。根据构拟的结果，再结合古彝缅语的一些语法规则，“基本语序为SOV，句子通常是名词或名词短语开头，句末为动词或形容词。体词的修饰语在后，动词的修饰语在前。”[12]他认为白狼语是两千年以前的一种古代彝缅语，它是今天彝缅语的一种“祖语”或其亲属语。如前文所述，从语音构拟的角度来确认白狼语的语言系属是一种比较严谨的作法，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结论也会随着古音构拟的不同而不同。如今，上古音构拟系统可以分为几家：王力系统、李方桂系统、董同龢系统等，根据不同的系统可以得出不同的构拟结果，如“阻苏邪犁”一句，其中的“阻”字，吴氏将其构拟为/*skra /，但根据王力的语音系统，可以将其拟为/*
i
/，王力对复辅音的存在是比较谨慎的。不过这并不是否定语音构拟的成效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一些没有争议的字音进行构拟，也可以获得较为满意的结果。
三、《白狼歌》的语词解读问题
《白狼歌》的汉字记音保留的是东汉时期的语音，如果要全面释读《白狼歌》，必须要有扎实的汉字古音知识，除此之外，还要涉及到白狼语的族属问题，故全文解读殊为不易。80年代以前，一些学者曾试图对其进行解读，但是大都只限于其中的部分字，如吴承仕《白狼慕汉诗歌考释》、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丁文江《爨文丛刊序》等。进入80年代，借助古音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材料搜集的长足进展，《白狼歌》的释读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兴趣。
刘尧汉、陈久金根据今普米语语音，将“心归慈母 (仍路孽摸)”中的记音汉字“孽摸”翻译为“你妈”而不是“慈母”，并言“因录者不懂普米语，把‘你妈’译成‘慈母’, 把‘白狼王’暗骂的话掩盖住了，当然被录的汉字上是看不出来的。从这里又看出，当时‘白狼歌’的作者‘白狼王’对歌颂汉统治者是不满意的。”[7]这种解读与《后汉书》所记录的汉义正好相反，但令人不解的是，刘尧汉等在文中又阐述了一些与前述相左的观点，“它亦反映了古普米族首领‘白狼王’与汉王朝之间从归附到成为臣属的关系，反映了古普米族与汉族友好团结、长期共处的关系。”[7]这些自我矛盾的论述难免让人有点困惑，问题的症结在于刘文根据普米语强行解读《白狼歌》的内容，与其相似的还有杨照辉，杨照辉结合一些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材料，将云南西北地区、四川西南地区现存的普米语与《白狼歌》的“夷言”对比后认为，22句“夷言”中有15个地方可以对译为普米语，这15个地方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二十六个词，只是因为当时《白狼歌》的记录者对普米语不熟悉，所以导致现在很多汉义与原来的普米语矛盾，如《远夷慕德歌诗》第六句“与人富厚”一句，汉字译音为“魏菌渡洗”，杨氏认为这些汉字译音是古普米语语音，而现代普米语将“魏菌渡洗”读为“可际渡洗”，由此，他认为“魏菌”是“可际”的注音之误，又同章第一句第二行的“日入之部”的汉字记音为“且交陵悟”，语义、读音与现代普米语有出入，现代汉义应为“这个地方”而不是“日入之部”，现代普米语“且交陵悟”读为“且交丁悟”，照此，其中的“陵”字便是“丁”字的译音之误。[13]这种做法暴露出一个问题，即预先将白狼语认定为某个语言系属，然后以今普米语与所谓古普米语一一对应。我们在前文已经说过，从汉至今已经2000多年，不管是“华言”还是“夷言”，其语音系统都发生了诸多转变，所以无法追求完全对译(虽然这种方法比较严谨)。在白狼语语言系属还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按照预先设定的本语来看白狼语，当然会与其所采纳的语言系统有诸多不合之处。同样，这里隐含了一个“读者自由狡辩”的窗口，即如果从其它少数民族语言来看这些所谓的不合之处便又会“巧合”，如本章最后一句“心归慈母”中的“慈母”一词，汉字记音为“仍路孽摸”，其中的“孽摸”两字与今普米语的译义有出入，现代的普米语将“慈母”称为“去妈”，将“孽摸”称为“你妈”，从今普米语读音看，其中的“摸”字是“妈”字的译音之误，而如果将白狼语的系属归于古越语下，那么从古越语的角度出发，“摸”字便是“妈”字的对应译音，“时至今日，越人之一的壮族称呼母亲为‘靡’(mi)，称呼父亲为‘莫’(bo的去声)……壮语称母亲为‘米’(靡)，与古汉语‘母’之称同。”[11]
式中：x为Ⅳ指标实际取值，d、e、f、g为各等级标准取值。带入隶属函数要根据指标不同性质(成本型、效益型)作适当调整。
陈宗祥、邓文峰就“偻让龙洞”一句作了释读
。他们认为“让”代表的是一个黑人部落群体。就“让”字来说，很多少数民族语称“黑”为“nia”或“na”或“nie”，如普米语玉姆土话称“黑”为nia或nie，傈僳族称“黑”为ne，哈尼语或拉祜语称“黑”为“na”等等，而“让”字上古属于阳部字，拟音为“niang”，故陈氏认为“niang”是“nie”音的异写形式，因此“让”具有“黑”义。又白狼部落所住地为“筰都”，而《筰都夷传》中的“三襄”“污衍”“旄牛”三个部落都是黑人部落群体，因《白狼歌》中“让”也具有“黑”义，所以这三个部落就是“让”(黑人)部落群体。就“偻”字来说，很多少数民族称“白”为“lo”或“lio”，如普米语、僜人、丹巴藏语均称“白”为“lo”，罗汝藏族称“白”为“lio”，《白狼歌》中的“偻”字上古属于侯部，音近lo，这与少数民族称“白”义的“lo”或“lio”音同或音近，因此“偻”也就具有“白”义。而《筰都夷传》中的五个部落属于白人部落群体，这个白人部落便是“偻”(白人)部落群体
。就“龙洞”而言，普米语也有“Long Stong”一音，其义为“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引申便具有“贫困、贫薄”之义，“‘Long Stong’一音与‘龙洞’Liong dong(don)相当。Long与Liong声母和主要元音相同，只是开合有异。汉代以后汉语无疑没有复辅音声母，故记音者只得略去S-音而以dong(汉字作洞)对译Stong，取其韵母相同而已。”[14]据以上论述，“偻让龙洞”便是“白、黑两个部落很贫困”之义。陈氏的论证视角非常独特，跳出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局限，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是陈氏论证还需要解决“偻让”和“白狼”的关系问题，他们是否是同一个族属的称谓？还是“白狼”是一个大部族，“偻让”是一个小部族，或相反？这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明确解决，而文章却未给出相关说明。郑张尚芳在释读《白狼歌》时，注意到了“两字对译”的问题，很多释读类的文章往往采取按字转译的策略，割裂了文意，将“两字对译”看作是复合词或词组，“其中至少有一字意义不直接相当”，或者意义上上下字相交叉，双方修饰语语序不用，要两字合说才相对当。比如汉译“是治”，白狼语记音为“傀”*kuui“构”*kooh，对应缅文义则是“傀”，语义为治理、统帅，“治”，语义为依靠、信奉，如果按字转译，则句意不通，而如果按照“两字对译”，则词义为“依靠(官员)治理”。此外还有“全句意译”，如“旁莫支留”的原译是“不从我来”，其中的“从”不能解为“跟从”，不能说“不跟从我来”。“旁(抬举)莫(没有)支(差使)留(服从)”应该释读为“抬举邀请咱(们)，并没有驱使(让)我们服从。”[10]郑张尚芳的释读解决了《白狼歌》汉译中一些难以疏通的问题，有了可靠的民族语佐证，白狼语的汉字记音及其汉译同缅语的语音和意义构成了较为严格的对应，这是《白狼语》研究中一篇非常有份量的文章。
黄振华在王静如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采用西夏语来解读白狼语，不过，他并不是偏于从古音构拟或语音比照的角度，而是多从古义训解的角度做出释读。他先将白狼语的汉字译音构拟成古音，然后列出西夏文的拟音和意义，再对比藏语、彝语、克伦语、木雅语等藏缅语族的语言和意义，对以往一些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解。如“蛮夷”的记音汉字为“偻让”，古音构拟为“lo
ia”。黄氏引用《汉书·文翁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认为“蛮夷”是“古代中国对边远地区未开化民族的泛称”[15]，又因为蛮夷地区有很多山川等荒野不毛之地，因此，他怀疑记音汉字“偻让”大概指的是蛮夷山野地区, 所以译者才将其释为“贫薄”之义。又因“西夏文(山)音啰，来日舌齿音80韵，拟音ruar；西夏文(野)音你，舌头音平声74 韵，拟音nï。前者可比羌语ruer、怒语lõ……独龙语luka(以上字义皆为‘山’)；后者可比哈尼语i、怒语nεm……普米语e、o(以上字义皆为‘野’)”。[15]西夏语与藏缅语族诸语言语音、语义的比较，进一步佐证了“偻让”为“山野”之义。但是，从西夏文与诸少数民族语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有很多藏缅语族成员的语音比西夏文更接近“偻让”的古音“loia”，如怒语的拟音为“lõ nam”，而西夏语的拟音为“ruar nï”，不管声与韵，西夏语的拟音都与白狼语古音相差较远。黄氏的释读在语义上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在语音上却有不完善之处。
(1)此实例中使用函数printf()来实现星号和空格符的输出时，如果使用putchar()，括号内的参数是什么引号呢，是“”还是‘’？
⑤将“白狼语”的族属确定为普米族的观点与陈宗祥等的看法等相似。
四、余论
《白狼歌》自产生至今已经将近2000年，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从来没有间断，从最初的歌辞校勘，到后来的族属探讨、诗歌性质、语言特点、语言系属等等，诸学者结合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对它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从最初的彝语说到后来的纳西语说、羌语说、嘉戎语说、缅语说等，其语言系属也逐渐成为各方探讨的热点。
②明清两代学者的研究多注重在文字校勘上。
③可参看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此文对80年代以前《白狼歌》的研究成果与问题作了较为精审的评述。所以本文的述评仅针对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全部划定完成并经省政府批复，组织开展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推进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建设工作，各市(地)基本具备应急供水能力。制定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完成入河排污口核查工作，严格入河排污口登记、审批和监督管理。推进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黑龙江省污水处理率进一步提高。组织开展河湖健康评估工作，有序推进中央补助河湖水系连通项目建设。组织开展清河行动，推进河湖综合治理。完成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建设年度任务。
①可参看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6页第七条注。
注释：
我说，佟老板，想必皮副乡长和李顺都跟你说了，我也还是那句话，这个鱼塘是签了三十年的合同，我呢，一个老头子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打算留个念想。
不同的语言学者从不同的民族语入手与《白狼语》的记音汉字对照，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相近或相同的词汇，根据比对率的多少来确定白狼语的语言系属。不过按照这种方法，同一个记音汉字便会有不同的民族语可以与之相应，这个问题学术界暂时还没有做出回应。其实，不同的民族之间相互接触，其语言也会产生交融，同一个语族之间语音、词汇、语法会有不同程度的相似。刘尧汉在探索白狼夷的族属时曾谈到这个问题，“从语言来说，藏语属藏语支，彝语和纳西语属彝语支，羌语和普米语(即西番语)属羌语支；这三种语支均属藏缅语族。藏缅语族各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词方面与东汉初的白狼语，各有不同程度的相近。这是很自然的。藏缅语族各族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各族在血统上和文化上，与东汉初的白狼夷各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这也是极其自然的。”[7]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各民族语与白狼语总有几个可对照的词汇。仅仅根据几个词汇就确定白狼语的语言系属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选取“特征词”的方法应该予以避免。在语言对照之外，还要借鉴民族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方国瑜也认为同属于一个语族的各族，其族源的亲属关系密切。还要了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18]26
另外，《白狼歌》的释文方面，限于少数民族语言资料的局限性，80年代以前大多采取“字对字”的解读策略，而“以‘字对字’方法进行探索，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译辞有些是直译，有些则是意译。若硬要理解为与译文逐字对注，那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19]4在研究中要采取“词对词”和“句对句”的方法，这“才是校勘《白狼歌》歌辞并与民族语言作对音研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民族诗歌往往都是一些谚语、习语和成语，只能整体对译而不应死扣字眼。”[19]29所以，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便转向寻找主题句，分辨单纯词和复合词的道路，这也解决了释读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成果，《白狼歌》的解读也会越来越明朗。
④可参看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68页校勘记。
罗起君在释读《白狼歌》时注意到了诸如“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之“圣德”，“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之“危”“险”等汉义与记音字相同的现象，而且他进一步挖掘出了记音字中的一些纯粹音读字。在翻译策略上，罗氏认为“白狼歌诗原译是句译、词译、字译以及音读掺杂在一起的大杂烩，已译者不可再译，因为已无原音读的依据，再译则有可能把译句、译词、译字当作音读来使用，译文肯定不对原意。”[16]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在翻译白狼语之前，需要“细心分辨出纯粹的音读(即音译)部分，将纯粹的音读部分还原为原读 (从基本音到基本音，反复试音，意义顺了再定调)以便推敲其字义。”[16]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黄氏用《康熙字典》或《实用大字典》的注音构拟白狼语的汉字记音，前文已述，《白狼歌》产生于东汉，按照汉语史的一般划分，东汉处于中古前期与上古音晚期的过渡阶段，虽然在语音系统上已经归入中古时期，但是却与中古语音系统有很大差别，“汉代声母和先秦声母一样，或者说变化不大……汉代韵部与先秦韵部基本相同……许多韵部包括的字与先秦韵部不尽相同”。[17]100所以用中古语音系统来构拟白狼语的汉字记音有极大的危险性，这容易进入一个“为了对应而相应构拟”的循环。吴安其对《白狼歌》“逐字释读”，不过这种“逐字释读”并不是逐字释义，而是要围绕一个主题展开释读，他认为“只有把一系列符号象征的意义连贯起来的解读，才能避免词或语法上的误会。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同音词，单音节词或单音节词根为主的藏缅族的语言更是如此。两个不同音节也可以解释为不同的意思，甚至也可以用几种语言的读法来解释。尽管词、短语或句子的歧义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较多语音符号的篇章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容完全误解的”[12]，这种作法便避免了释读过程中一些因同音词造成的误解。而在释读的文本上，他认为“过去的释读注重当时的汉译，实际上只有个别的句子可以勉强解释成那个样子。不注重当时汉字读音的解读则失去了解读的意义”[12]，基于这样的理念，吴氏以构拟的汉字记音来对译古彝缅语，按照对译出来的文字来解读全文，他认为这首诗是译者把一些歌谣和儿歌编在了一起，“从解读的内容看来，这是白狼人中自称为‘倮侬斯’(*ro nas)支系的歌。歌中诉说自己的遭遇，讽刺官员的贪婪和虚伪。”[12]吴氏释读的文义虽与《后汉书》不合，但是这种方法却较为新颖，为《白狼歌》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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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通过文献记载来推测白狼族属的还有格勒，他在《驰名中原的“白狼”部落》(1987年9月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书中根据《后汉书》等的记载，认为白狼族很可能是先秦时期从雅砻江迁徙到巴塘的“牦牛种”羌人。
⑦马学良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篇》(1986年，第27-28页)的“白狼歌”这个词条时，采用了其《白狼歌研究》的一些观点。
⑧王静如认为“白狼语与倮
么些语支(笔者按：即彝语支)最接近，但也与藏语支有密切关系，但不及彝语支”。
⑨黄懿陆的观点又参见其所著的《壮族文化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一书，本书对《白狼歌》及其译注也作了一些研究，因观点基本相同，故不再单独述评。
⑩中华书局1999年版《汉字古今音表》的中古拟音。
黄懿陆似乎将《说文解字》反切看作东汉音，故以此作为拟音的参考。但《说文解字》的反切取自《唐韵》，其本质仍是中古音。
陈宗祥、邓文峰另著有《〈白狼歌〉研究(一)》一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该书主要是把以前两人公开发表的论文经过修改后改编成的一本专著，例如导言第一节“歌辞校勘”是两人1981年发表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上的“《白狼歌》歌辞校勘”一文，又如第二章第四节“贫薄的偻、让”便是本篇论文，第九节“天祥与历法”是陈宗祥1986年发表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上的“《白狼歌》反映的古代天象与历法”一文，等等。但又有一些新的补充，鉴于普米语反映的白狼语与西夏语有一定关系，本书专门就西夏语与白狼语做了对比分析。此外，本书还进一步考证了“笮”“丹”“犁”等部落的变迁。本书在以前论文的基础上作了较大增改，内容更详细，论证更有说服力，但鉴于主要观点未作变动，所以不再单独评述。
陈宗祥等继承了王静如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比如王静如曾推测“偻”就是“白狼”的“白”意，“偻让”就是hlou-sou的译音，就是“白人”的意思。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药师在疾病用药管理方面做了诸多贡献，在改进药学服务的工作模式、解决患者用药过程中的DRPs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探索，如美国《医疗保险处方药改进与现代化法案》，要求医疗保险的提供者对被纳入Medicare Part D且患有多种慢性疾病或需同时服用多种药品的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管理服务项目[10]。该模式区别传统的处方调剂药学服务模式，通过经资格认证的药师参与到患者药物治疗的全过程中，为患者提供药物治疗管理。其与以往药学服务模式最大的区别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临床药师的专业优势，通过与医师合作，对患者用药进行管理，促进合理化，减少DRPs的发生，从而达到优化药物治疗效果的目的（见图1）。
参考文献：
[1] 马学良，戴庆厦.《白狼歌》研究[J].民族语文，1982(5).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J].西夏研究，1932.
[4] 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9(4).
[5] 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J].民族语文，1981(1).
[6] 彦华.“白狼歌”族称研究质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1).
[7] 刘尧汉，陈久金. 汉代“白狼夷”的族属新探[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4).
[8] 马学良.白狼歌中的“偻让”考[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1986(3).
[9] 杨凤江.关于白狼歌族属问题探讨[J].彝族文化，1987(1).
[10] 郑张尚芳.上古缅歌——《白狼歌》的全文解读[J].民族语文，1993(1).
[11] 黄懿陆.东汉《白狼歌》是越人歌谣[J].广西民族研究，2001(3).
[12] 吴安其.《白狼歌》解读[J].民族语文，2007(6).
[13] 杨照辉.《白狼歌》辨析[J].民族文学研究，1987(1).
[14] 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第十一句“偻让龙洞”试解[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1).
[15] 黄振华.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
[16] 罗起君.白狼歌诗译解[J].池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17] 王力.汉语语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18]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
[19]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DOI: 10.3969/j.issn.1674-9391.2019.02.009
中图分类号： H211/ 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9)02-0087-09
基金项目： 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后汉书》词汇研究——基于语料库的计量词汇研究”(1302002C)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许巧云( 1974-)， 女，山西寿阳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历史文献学、汉彝语言比较；四川 成都 610041 李彬( 1987-)， 男，山东寿光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汉语史及方言研究。云南 昆明 650500
收稿日期： 2018-12-08
责任编辑： 许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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