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两种范式”之争，即“‘苏联范式’批判”（注：樊纲：《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中国书评》1995年5 月号； 《“苏联范式”的批判》， 《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与“‘西方经济学范式’危机”（注：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中国书评》1995 年9月号。），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以及是否需要进行范式的转换，即用西方经济学范式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判断（注：吴易风：《两种“范式危机”论》，《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 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一个缩影。对上述问题人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基本看法。“肯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适用性，因此不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否定者”则反之。对待否定意见，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反驳或批判，另一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前提下，从否定意见中反思现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注：这里的分析范式是指人们在观察、分析、解决经济问题过程中的信念、价值判断和方法。本文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法。本文所要做的是后一方面的工作。
分析范式调适的经济社会背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其主要思想和理论体系来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根据辩证唯物史观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关系分析逻辑，现代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如下分析范式：生产力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即经济制度关系）决定某一社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即经济体制关系），并决定着经济本质关系的具体实现过程（即经济运行关系，包括微观经济关系、宏观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也即“生产力→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经济运行关系”。在这一经济关系分析范式中，经济制度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对其他经济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者只是前者的实现形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基本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基本目标是推翻旧制度”（注：洪银兴：《由批判转向建设》，《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他按照以上分析范式， 一方面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以及在这一基本矛盾支配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内部解决方式（经济危机）及最终解决方式，即被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无论是从理论、方法还是就结论而言，都是科学的、正确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与马克思时代相比较，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社会背景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包括：（1）就国际范围看，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相互并存，社会主义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的以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的挑战（我国目前基本上尚处于劳动经济、资本经济的阶段）；另一方面面临着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但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形式已主要由政治或军事手段转为经济形式，即实施所谓的“和平演变”、“经济分化”。（2）从社会主义自身的产生、 发展和趋势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3 ）从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劳动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此，我们还要发展私有经济，鼓励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的结合，还需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
随着经济社会背景的变迁，《资本论》的研究思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必须进行调适，实现两个根本性转换，即“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教条转为指南”（注：洪银兴：《由批判转向建设》。）。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分析范式相比较，我们不是为推翻旧制度而研究经济关系，而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坚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研究经济关系。如果把经济关系比作“空”，把生产力比作“地”，则现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也就是要实现由“空对空”到“空对地”的调整。由于马克思没有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理论，所以，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南，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
我们学术界之所以出现“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除了少数学者存在信仰危机原因外，也与现行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范式教条化从而理论创新不够有关，以至于出现了“理论背景缺位或错位、目标与过程倒置、政策代替理论、理论滞后于实践”等诸多问题。经济学归根到底是一门致用的学问，经济理论研究必须反映经济实践的客观要求。所以，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需要我们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而我们又无法满足要求时，“范式危机”就产生了。目前，西方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甚至经济范畴在学术界的流行，甚至为部分人所崇拜，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落后性。
因此，面对“范式危机”，我们对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见进行反驳、批判，从坚定信仰的角度说有其必要性。但是，从建设的角度看，仅仅作反驳、批判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改革、建设和发展，即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和方法为指南，改革现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做好研究假设、研究体系与内容、研究方法等三个方面的调整。
经济学分析假设中的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具有利己性，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具有利他性，这带来了一系列矛盾。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即经济活动中的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他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动机；二是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等状况作出判断，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即理性行为；三是只要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动会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注：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古典经济学瓦解后，西方经济学继承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形成了在这一假设下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正确性的基本分析范式。近200年来，虽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如凯恩斯、舒马赫、霍利斯、内尔等人）对斯密的假设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但这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分析也有一系列假设，不过，马克思没有把斯密的“经济人”作为研究的基本假设。这可能包括三个原因：一是《资本论》的研究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而不是证明“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正确性；二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本身就是追求私利最大化的人，其研究的中心就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无须再作假设；三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错误的。因为，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己是资本家的本性，其结果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两极分化，即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化，也即社会矛盾的最大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的人虽不是斯密所说的“经济人”，但他是作为资本家（及其作为其阶级集团的资产阶级）化身的自利的人。以《资本论》为主要思想来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传统的经济学分析要么回避对人的性质的分析，要么把人假设为利他主义者。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人们看来，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的抽象，斯密假设的“经济人”和马克思经济分析中的人是对资本家所作的不同的抽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要分析的人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抽象，而我们的价值判断是倡导利他反对自利的，所以，传统经济分析中的人就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看作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人作为分析假设时，我们狭隘地把利他主义者作为假设前提。
利他主义者的分析假设，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同时也阻碍了我们对问题的深入分析。首先，这一分析假设不符合客观实际。也许所有制关系可以通过革命迅速实现由“私”向“公”的转变，但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不可能同步转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还带有“旧社会烙印”，人们不仅存在“私”的观念、动机，而且存在着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传统的经济分析忽视对经济活动中的人的科学分析，用政治上的或道德规范所要求的人代替经济运行层次的人，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抽象。
由于假设人是利他的，所以也就使我们的经济分析面临重重矛盾：（1）既然人是利他的，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还要强调效益原则、 利益原则，甚至于经济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2）如果人是利他的， 从理论上说，这对解释公有制经济的微观效益不佳也许是很好的注解，但现实中的较为普遍情况不是因“利他”引起的，而是由“利己”所导致，即个人、某些利益集团侵蚀属于公有的利润、资产、搭便车等。诺思说：“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阶级是结构变迁的推动者以此来巧妙地说明问题。然而这种观点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简单地忽略了搭便车问题，而使人们的信念发生了一个大的飞跃，认为人们将会置自我利益于不顾而按一个阶级的利益行事，甚至作出相当大的个人牺牲。”（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页。）（3）在经济改革的经济政策的推进过程中， 由于我们假设人是利他的，所以在遇到改革阻力或“下有对策”时经常束手无策，经济学理论显得非常“虚弱”。于是，人们开始进一步怀疑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学分析中的人既不完全是斯密假设的“经济人”，也不完全是我们传统经济分析中的“利他主义者”，而是具有自利性质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人的自利性，一方面，对于统一现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假设，确认经济学存在的合理性，调整经济学分析范式或思路，深化在人具有自利性条件下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不是要证明自利性的合理性，而是要研究“公利”与“私利”两者关系，找到“公利”与“私利”的协调机制，规范“私利”的实现机制和实现次序，并引导其为实现“公利”的本质要求服务。
经济学研究体系与内容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范式调适的核心是要实现“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教条转为指南”为内容的两个转换，其根本点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为指南，进行经济学研究体系和内容的创新。
在经济学研究体系方面，传统的经济学是由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构成的“二分天下”的框架。这一框架存在着许多缺陷，理论界对此有许多评说。我认为，这一体系的根本缺陷不是人们所说的有姓“资”姓“社”之嫌，也不是简单的内容重复问题，而是在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对立的同时，割裂了它们作为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并存，作为经济形式在社会主义内部并存等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利于人们科学地认识、利用经济规律，也不利于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经济理论本身也难以自圆其说。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有关思想，生产关系从横向来看，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狭义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从纵向看，不仅有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有第二级和第三级的、派生的生产关系；不仅有国内的生产关系，而且还有“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页。）。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一个由多层次关系组成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社会生产关系本质属性结合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和有制度、剩余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这可称为经济制度关系；有在经济制度关系支配下发挥作用的关系，或以各种形式外化经济制度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财产资本（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股份资本（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经济形式与工厂监管制度、市场自发调节等管理体制，这属于次一级的关系，可称为经济体制关系；有属于一般社会经济运行的关系，如《资本论》中所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或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关系，等等。
从横向层次研究生产关系，有利于揭示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的表现形式，它较为现实、具体，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从纵向层次研究生产关系，有利于揭示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逐步外化的过程或实现的内在机理，它较为抽象，但更能体现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并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实质。马克思为了给无产阶级提供斗争的武器，从横向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剥消关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而我们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可以而且应该从纵向角度研究生产关系，即将现行的“二分天下”体系“合二为一”，建立由经济制度关系、经济体制关系和经济运行关系等三个层次组成的体系，并按照“建设”的要求，对三个层次的研究内容进行调整或创新。
第一，在经济制度层次上，要重视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基础研究。也就是要实现由“为生产关系研究经济制度关系”向“为坚实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而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转换。为此，我们不仅要从静态角度研究经济制度关系一般，从动态角度研究经济制度关系的演变规律，揭示人类社会交替的过程，更主要的是必须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这一中心，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所有制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条件和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分析在经济基础薄弱条件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效率区间、矛盾及其解决，考察公有制的本质关系在分配过程中的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途径，探索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优越性发挥的现实路径。
第二，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上，实现由“体制内分析”向“体制内、外分析结合”的转换。这里所说的“内”和“外”，是对生产关系系统内部三个层次的关系而言的。“体制内、外分析结合”是指：一方面，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内部，在静态研究经济体制形式、存在和作用条件、作用区间和实现机制，动态研究其运动规律的同时，重点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为考察对象，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如市场有组织理论、市场信息不完全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市场制度建设理论等，研究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机理。二是以现实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考察对象，通过纵向比较研究（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前后）和横向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市场体制模式），探索社会主义的目标体制模式和现阶段促进体制转型的成本、路径、次序和相关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关系层次外部，主要研究：（1 ）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制度关系变迁的效应。一方面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制度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其基本矛盾及其外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经济体制与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探寻公有制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和过程。（2 ）经济体制关系对经济运行关系所产生的效应。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关系和体制关系约束下运行的，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关系下，经济体制关系不同，经济主体的目标、行为选择从而经济运行的方式、过程和政策效果也就不同。政治经济学既要考察经济运行一般，更要研究制度、体制约束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状态、政策及其效果。
第三，在经济运行层次上，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外部经济的内部效应的研究。一方面，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研究。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用微观行为去解释宏观现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向。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的理论只有一套，而非二套。 ”（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这对我们调整传统经济分析范式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重视外部经济的内部效应的研究，即研究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运行规律对国内经济运行的效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以及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经济战略、政策、手段等对微观经济运行产生的正负效应。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合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其研究的对象、任务直接相关，前者是实现后者要求的手段。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选择，既要看这一分析方法本身的运用价值，更要看这一方法的运用对我们分析所要实现的目的的价值。马克斯·韦伯说：“我们希求某种东西，要么是由于它自身有价值，要么是把它看作服务于最终希求的东西的手段。”（注：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在目前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内含着灌输某种信仰、致用和方法论三大功能。不过，三大功能在两大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次序完全不同。在西方经济学中，通过理论研究为政府和经济主体提供可选择的政策、对策，即“致用”是第一位的，由此形成了试图在不作出“好”与“坏”的价值判断下分析经济行为与运行过程一般规律的范式，即实证分析成为其主要分析方法。而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中，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第一位的，由此形成了主要以这一信仰为价值判断标准，考察经济行为后果的“好”与“坏”、“对”与“错”以及如何“纠错”的规范分析范式。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这一范式贯穿于现行经济学分析的假设、过程及其提出的政策之中。
在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调适过程中，规范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决定的：（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经济学，资本主义本质关系的揭示及其矛盾的展开研究，以及社会主义本质关系的阐述及其实现过程的分析，单靠实证分析方法难以完成，需要借助规范分析方法。（2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不坚实，坚定信仰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之所以要把坚持并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基本准则提出来，并将之贯穿于经济分析始终，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尚未能成为人们的自觉的行动，在一部分人中尚存在信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分析不可能不包含甚至强调价值判断。将统治阶级的意志渗透到经济分析和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也就成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3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范分析在任何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都有其存在的空间。索洛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密切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它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注：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转摘于高鸿业主编：《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因此，经济学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调适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将规范分析方法搁之不用，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的是，一方面，提高实证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这是因为，（1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科学，具有应用性。因此，实证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的这一性质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实际上，从两种分析方法的内在联系的角度看，也只有通过实证分析真正弄清了经济现象“是什么”的问题，才有可能发现目标与现实的矛盾并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使规范分析所要求的“应该是什么”得到更好的回答或具体实现。（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已主要由批判转向建设，“致用性”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为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社会制度变迁的规律，更主要的是要研究在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的过程、规律及其实现机制，运用科学的理论去解释、指导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空对地”）；同时，要对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实践进行科学总结、提炼，进行经济理论的创新（“地对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无论是“空对地”还是“地对空”，都必须广泛地使用实证分析方法。（3）在传统的经济分析中， 实证分析方法被忽视了。
另一方面，做好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结合。我认为，在“二合一”的经济学体系中，经济制度关系层次上有关社会制度变迁的分析、经济制度本质关系的分析、其他两个经济关系层次上的由本质关系直接决定的经济关系的分析，用规范分析方法可以发挥主导作用；在其他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应主要发挥实证分析的作用。在后一方面，我们要有开放意识，不仅要在研究内容上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而且要在方法论上学习、吸纳一切先进的分析工具、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革命性、科学性与致用性的有机地结合。这既是我们当前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竞争中发展的需要。
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工具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克服经济学分析和叙述中一种日趋严重的偏向，即简单问题复杂化。西方经济学在宣传意识形态时就采取了比较间接和晦涩的手法，而我国学术界现行的一些经济学分析出于“时髦”，也沿袭了这种手法。我们不反对应用各种分析手法特别是数学模型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相反，为了使经济学更科学，还要尽可能地发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经济分析工具，要服务于经济分析目的。如果我们毫无目的地滥用数学工具，用晦涩手法和语言表达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将会脱离现实、脱离大众。离开经济主战场的经济学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一部分西方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危机”就包含了这层含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调适过程中也必须克服或避免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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