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新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新变化论文,危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时刻不停地变化着，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列宁也曾说过“资本主义不可能有一分钟停止不动。它必须不断地前进”。（注：《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5页。）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资本主义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能随着这些变化、发展而有所缓和，而且进一步激化，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再次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与思考。
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资本生产（包括直接投资和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套利行为）的真正全球化。扩张是资本的本性，自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没有停止过全球扩张。但由于受地理界限、运输费用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限制，直到1990年代以后，随着前苏联集团国家以及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加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再加上信息和通讯技术进步（特别是因特网革命）及其商业性普及使得全球经济循环中的交易成本急剧下降，名副其实的全球化才真正到来。（注：Amin S.,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Review of l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8.）自此，资本可以在世界各地进退自如。如今，已经控制对外直接投资80%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分公司基本实现了生产和销售的全球化。据统计，1996年，在德国西门子公司37.9万名员工中，约有一半不是德国人；300多个生产场所分布在50多个国家；当年该公司942亿马克的总营业额中有61%来自国外。（注：Annette Bernhardt & ThomasBailey,"Improving Worker Welfare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Challenge,September-October,1998,p.67.）
与直接投资相比，在金融市场上“套利”对资本的诱惑力更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电脑的广泛应用，使金融信息几乎能够在世界各地同步传递，加之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减少，国际金融业务飞速增长，1990年代初期，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额已超过6千亿美元，而在1990年代中期更是发展到每天平均1万亿美元。（注：Charles Oman,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The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OECD,1994) P.12.）外汇交易额与世界贸易额的比率也由1980年代初的10:1上升到今天的60:1以上。各类金融衍生品的合同额从1980年代初的1万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5万亿美元。这些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套利的资金90%以上都来自西欧、北美、日本这“三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注：Se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l2th,2001,A4.）
只可惜，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并没有增加社会认同。因为，资本在全球追逐巨利的同时，也通过公司间内部贸易和价格转移、利用不同国家的税收政策利率差异，最大限度地逃避税收，减少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期权（注：简单地说，就是指企业根据股票期权计划的规定，授予其高层管理人员、员工在某一规定的期限内，具有按照早先约定的价格（认股价或行权价），而不是现价购买本企业一定数量的股票的权利。）激励制度是开始于上个世纪中叶一项重要的企业的制度创新。这项制度创新的目的在于激励经营者更好地工作，以便为股东带来更大的收益。另外，公司可以通过提供股票期权吸引人才，同时由于公司员工通过行使股票期权而获得的收入不算作企业的生产经营支出。这样就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1990年代以后，在欧美国家的大部分大公司（尤其是美国高科技公司）中，股票期权已经成为公司奖励其高级管理层的主要方式，并有取代传统的薪酬制度的发展趋势。据统计，2001年，在证券市场成熟的美国，有超过50%的上市公司适用股票期权制度，在全球500强企业中，89%的企业已经对其高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制度；美国太平洋联合资源公司获得认股期权的员工已达96%，而“软件帝国”微软公司的员工的期权也高达80%。（注：The Economist,May l5th,2002,p.29.）
期权激励制度的基本做法可以简要描述如下：在一期，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股票的当期价格，与公司的经营者签定一个期权和约，行权期限根据双方协议可以是3年，也可以更长或更短，但一般是5～10年；期权和约到期的时，公司董事会与经营者根据和约规定的目标是否达到，来决定是否行权，也就是双方是否同意买卖公司的股票；等到了2期时，也就是到了公司经营者可以合法抛售根据期权合约购入的本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公司的经营者就可以根据市场的即时价格出售期权行权所得的股票来获得现金收入。在整个期权激励的过程中，公司经营者能否通过股票期权获得增量现金财富，关键在于2期的市场价格高于1期的行价权，而要使2期的市场价格高于1期的行价权，公司的经营者就必须努力地工作，使公司的价值尽可能地大，因为，只有当公司的价值提高了，公司2期的股票价格才会较高，并高于在1期确定的行价权，为公司的经营者以及投资者都带来可观的收益。
资本主义摆脱了外部制度的竞争压力，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国外有学者指出，“1949年与1990年资本主义最大的差别是，1949年时资本主义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今天它全然无反对者”。（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1997 (9):p.1.(1-43).）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缺乏人性的竞争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替代物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并结出制度之果（苏联与东欧各国按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时，资本主义便开始面临激烈的制度竞争。“它惟一的出路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注：［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页。）于是，资本主义加强了国家干预，吸收了社会主义重视经济平等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优点，大量采用福利制度国家的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经济矛盾和稳定社会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遭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威胁和压力，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及其内部旨在消解劳资矛盾的调整就不会发生。连前法国计划总署署长米歇尔·阿尔贝尔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资本主义有进展，那也是在其对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道德和政治压力下出现的某种倒退。”（注：［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与福利国家制度陷入困境，欧、美有许多人相信，美国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注：有很多人把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称作“美国模式”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学者眼里，苏联的解体基本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孰优孰劣的争论。而1996年6月15日，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30多万人走向波恩街头游行示威，并喊出“反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口号，这象征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战胜了“莱茵模式”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的惟一“正统”。）资本主义也因而摆脱了那种由不同制度竞争而造成的制度约束，回归到符合其本性的发展轨迹上去，奉行亲资本并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
以美国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资本主义（指以美英为代表的说英语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为自己以削减社会福利为代价创造的“有工作的贫困”(Working-poor)而骄傲。欧洲大陆国家为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立足，也不得不亦步亦趋，以社会紧张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代价，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并在税收方面向富人倾斜。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西欧国家的大多数选民对于新自由主义“右派”所推行的“亲资本”并大幅削减福利的政策已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大选中，出现了欧洲社会民主党复兴的势头。从1994年5月，荷兰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到1997年10月，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主席达莱马受权组阁，整个西欧除了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外，15个国家全部是社会党单独或联合执政，西欧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粉红色”（1999年以来，右翼政党在不少欧洲国家“卷土重来”）。但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长期在野后重新上台决不意味着7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以及传统“福利国家”制度的回归。因为，“上了台的左翼政党所采取的政策和右翼政党几乎毫无二致”。（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印记。”（注：Giddens,Anthony,Runaway World:How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London:Profile Books,1999),p.4.）1997年10月，西欧10个国家的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联合组成的“欧洲社会民主学者论坛”以“变革中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为主题在德国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在其后出版的该讨论会的论文集序言中就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范式即“以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为基础，提倡充分就业，扩展社会公正，谋求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种‘福特主义’平衡，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参见［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0页。）
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权力的此长彼消。（注：这种现象虽然涵盖于所有的主权国家及跨国公司，但由于跨国公司尤其是大型的跨国公司主要分布在北美、西欧及日本三极，所以权力的此长彼消在这些国家与它们的跨国公司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国家政权一开始是以自己领土上的政治、经济等事务的主宰者出现的。其职责后来扩展到刺激经济增长、维持政局稳定和促进社会福利等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也概莫能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西欧及日本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逐步失去对其国内政治、经济事务的控制。相反，跨国公司却正在大踏步地登上舞台，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新的主宰。
针对崇尚“丛林规则”的市场竞争所引发的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20世纪20、30年代以降，西方国家加大了政府调控力度，对公司权力进行适当约束。国家的权力也因而呈现出逐渐加强的趋势，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势的背景。但从经济意义上讲，今天的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似乎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在那里，已由“市场对政治加以界定，它们能够对就业、社会福利政策、税收等制订出范围广泛的政策性目标。”（注：Robert Boyer and D.Drache,"Introduction",in States Against Markets,edited by Boyer and D.Drac6e,(Routledge,1996),pp.2-3.）现在的全球资本已经强大到可以不对任何政府负责的地步了。（注：See Alex Jilberto and Andre Monne,"Globalization versus Regionalization",in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edited by Alex Jilberto,(Routledge,1998) .）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权力的膨胀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自己领土上所能行使的权力和权威大幅度削弱了，也可以说，“由于国际生产而产生的世界经济的逐步整合，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转移给了后者”。（注：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State: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46.）
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危机
资本主义从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期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然而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在加速发展变化的同时，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危机，其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内部树立了敌人”。（注：［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伴随财富分配的更趋异化资本主义的贫富鸿沟愈益扩大。资本主义之所以要不停地发展，既是基于趋利的本性，也通过增量财富的创造，以解决存量财富分配所造成的巨大不平等，把这一矛盾控制在资本主义不至于崩溃的限度之内。那么财富分配的不均究竟是由何引起的？许多人将财富分配和市场机制混为一谈，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其实不然。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认为，任何帕累托有效配置都能达到竞争均衡。这就是说，在许多个帕累托有效点中，市场最后选择哪一点，说到底还是要取决于社会初始的分配状况。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是存在一个伴随初始分配严重不公的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论述是，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在资本所有者这一极必定是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集中，而作为劳动所有者的另一极必定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注：［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8页。）即，财富分配不均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使然，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市场过程中的应用。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问题。然而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但没有随着资本主义财富的急剧增加而逐步缩小，反而日益扩大，这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与生俱来的矛盾发展到了更加难以应对的程度。因为，全球化趋势一开始就是资本力量自发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加速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产物。
从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来看，全球化使得强资本和弱劳工的局面愈发突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使得资本跨国流动愈来愈强，在与国家谈判关系中具有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难以避免。例如，美国从全球化和新经济中获利最多，但其内部的贫富差距却雄居发达国家之首。据统计，从1979～1997年，美国最上层1/5家庭的与最下层1/5家庭的收入差距从9倍扩大到15倍。即使在收入较为均衡的犹他州，最富家庭与最穷家庭的收入之比也达到了7比1。（注："Does inequality matter?", The Economist,June 16th,2001,p.9.）2001年1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变化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数据表明，年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下的家庭在过去3年中家庭总财富量下降了6600美元。（注：http://www.syjmw.com/ztbd/gwfz/mgjjcxzz.htm.）
在全球化的压力下，连一向有着“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也正在“盎格鲁—撒克逊”化，政策取向逐步向资本倾斜，致使雇员的收入下降。（注：［德］威廉·内林：《欧元与社会改革》，《世界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第7页。）1997年欧洲联盟内部10%最富有的居民的收入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只占欧洲联盟全体居民收入的3%；在葡萄牙，这一比例更扩大到28%与2%。（注：参见张世鹏：《从新自由主义的全面渗透看西欧政治思潮的发展趋势》，《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0年第3期，第67页。）如果从财产总量上看，西欧的贫富差距则更为明显。例如，在法国，51%的财产为仅占10%的家庭所拥有，其中仅占1%的最富有家庭却占有近20%的财产。英国被看作是这一时期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化及“新经济”的受益者，但在世纪之末，其贫富差距扩大到40来的最高点。（注："Does Inequality Matter?",The Economist,June 16th,2001,p.9.）
这种两极分化式发展暗示着资本主义正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也不可能填平资本主义的贫富鸿沟，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而缓和，而且还有所加剧，以新的方式继续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资本主义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它的永生，反而可能意味着它未来的死亡。这一点正如列宁所言：“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注：《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1页。）甚至连“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开放社会当前的大敌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威胁，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可能导致社会崩溃。（注：George Soros,"The Challenge of Capitalism",Atlantic Monthly,February 1997.）
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的异化，导致管理者不择手段地追高股价，引发资本主义大企业的“诚信危机”。作为企业制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股票期权制的初期，为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但由于股票期权的过度刺激，期权的发放被滥用。当企业经营者的期权收益是与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期权与股价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类似杠杆作用的互动机制，这些大公司的经营者就有了通过财务造假来推高股价的强烈动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大企业非但未能设计出一套与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相对应的约束机制。而且企业监管观念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强调一种近乎“理想”的“企业自律”，让企业自己做风险管理模型，自己测算风险约束。这就使企业的管理层几乎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运作，这又为企业管理层违规操作、财务造假提供了可乘之机。特别是当公司经营业绩达不到预期时，向公众公布利润的压力导致一些公司在会计账簿上大做文章。
另一方面，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审计制度也存在着致命缺陷：其一是公司内部的会计与审计人员不独立，特别是其中有些人作为首席财务官与公司的其他经营者都是公司期权的最大受益者，二者通常会“串谋”，共同制造财务假账；其二是公司外部的市场中介结构，如会计事务所与审计事务所等，同时兼做一个公司的会计、审计和管理咨询业务。为了获得高额的管理咨询费，它们往往放弃在会计、审计中的监督职能，同这些公司相互勾结，做假账，欺骗公众。并最终引发资本主义的诚信危机。2001年底，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能源交易公司的安然会在一夜之间倒下；2002年7月21日，作为美国第二大长途电信公司申请破产；施乐公司从1997年以来一直做假账；紧接着而来的是法国的威旺迪等。就连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也不无悲观地表示：“如果还有更多公司无法以诚信来抵挡住这种压力的话，我并不会感到特别震惊。”（注：Robert Samulson,"Who should be blamed for the trust crises?" the Washington Post,July l8th,2002,p.B4.）
曾几何时，美国经济被称作最具信用的经济，并且被认为是美国经济1990年代以后强劲发展的关键所在。（注：有关这方面最新近、也是比较全面的论述可参见［日］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译本），海南出版杜，2002年版。）但转瞬间，纷至沓来的财务丑闻使美国大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并且迅速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蔓延，诚信危机已经严重侵害了资本主义的“肌体”。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可能会因为资本所有者和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因私欲的过度膨胀而受到严重侵蚀，引起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并进而引发人们对“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反思。索罗斯不久前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时，并不在乎其道德水平。近年来，美国社会的道德水准直线下降。美国倒塌的不仅是世贸中心，连红十字会、神父等圣洁形象都在美国人的心中相继倒塌。”（注：George Soros,"What we lost and what we can do?",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6th,2002,p.c1.）
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民族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维护公共利益曾经是国家的任务，但是，由于全球市场的扩张，国家按照本国人民的意志行使其职能的权力萎缩了。如上文所述，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等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全球化最大的获利者——跨国公司的利润也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的权力并没有随着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的扩散而外化，也即是说，国家的管理职能依然只能在民族国家内部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必然会随着资本在全球流动的加速而不断激化。
其一，开放的世界投资与生产市场侵蚀了民族国家的税源。税收既是一国行使管理职能的体现，也是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保障。但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资本、生产以及知识的迅速转移，使得税源流失。跨国公司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与低工资国家的成本费用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其生产过程分解到不同国家。这种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使得国家在与资本的对垒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决策者不断丧失诸如利率控制和公共支出水平等关键经济管理领域的控制力。各国政府不仅无法利用提高资本收益率来筹措公共管理职能所需费用。而且，为了鼓励投资，各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卷入了一场世界范围内为公司企业及资本所有者降低纳税标准的竞争，这无疑侵蚀了一部分重要税源。据统计，在德国，1995年公司的纳税款与上一个10年相比，几乎减少40%。德国股份公司的税收在全国税收收入中所占的份额由1960年的9.5%，降到1998年的3.8%，而工资收入税所占的比例则由12%上升到12.8。（注：［美］丹尼·罗德瑞克：《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中译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9页。）……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曾试图通过法律修正以增加税收，有关的公司企业就威胁说要把成千上万的劳动岗位转移到国外。（注：Susan Strange,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31.）最后，因为担心资本的流出会增加本国的失业，施罗德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
其二，资本活动范围与国家管理范围的不对称破坏了资本—国家—劳动之间的稳定关系。“福利国家”制度的维持依赖“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主要为国内大众消费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中，资本需要大量、稳定而且有购买能力的劳动力。而国家对分配的控制，不仅缓和了劳资矛盾，确保了劳动力队伍的稳定，而且培养了消费者。这样，国家—资本—劳动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稳定，国家管理的边界与市场边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契合，从而保证了国家—市场关系的稳定。但是一旦资本的流动性增强，单个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能力必然被削弱，这种契合也就会因此而被打破。因为国家和劳动力是相对静态的，国家的管理是有边界限制的。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是国家在“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保持的“中间人”地位被动摇了。更为不幸的是，随着保守的经济、政治理论得势，“政治权力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垄断资本的奴仆……”（注：Weber,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Co-ordination: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since 1945,(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187.）。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商界之间的联姻是对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威胁”（注：［美］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xxi页。）。
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危机。正如上文所述，所谓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国际化。这种经济自由主义试图使经济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它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注：See Luttwak,E.,Turbo-Capitalism:Winner & Los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Paperback,2000).）
现今，伴随着政府政策的右转及其对市场控制能力的下降，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权力急剧膨胀。所谓的“全球公司”已经成为一种“准政治机构，通过对于信息和传播的控制，对人员和所在地行使着极大的权力”。（注：Rifkin,J.,The End of Work:The Decline of the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Paperback,1996),p.124.）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自由绝不会——如弗里德曼所说（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23页。）——成为政治民主的“孪生兄弟”，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始终存在着张力，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保证最低限度的和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府一直习惯于积极地改变市场自由产生的消极后果，防止经济自由完全吞噬政治民主。如果没有这一点，二者之间的断裂早已引发了资本主义的大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失去了内外制度的竞争压力，市场恢复了以往的本性，而政府也不愿或不能控制市场权力的膨胀，资本主义民主正在失去这种调节力量，陷入深刻的危机。
结论与思考
总之，全球化使资本主义获得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资本主义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非但没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它的内部正孕育着深刻的危机，处于二战后最为危险的时期。而更大的危险则是由于失去了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资本主义一味沉浸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梦幻中，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更不用说意识到这种危机的严重程度。如果非但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新危机，而且还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一路唱赞歌、为资本主义事业辩护，我想，这也正如弗郎索瓦·贝湖(Francois Perroux)所言，无异于在“兜里揣着死刑判决书”的法官面前讲话。（注：［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如此发展下去，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自己损害自己的道德基础和生存基础。（注：John Gray,Enlightenment's Wake: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London:Roudedge,1995).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Basic Books,1976).）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诺斯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进程中的意义。历史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是随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而且每当生产力有大的飞跃时，必伴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大跃进，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在经济及政治方面进行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变迁曾经保证了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相对和谐的发展。而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化了惟我独大的心态，导致政治制度演进的严重滞后，把资本主义推向危险边缘。
曾记否，古代埃及、罗马帝国以及中世纪的欧洲，它们的解体或崩溃，都不是因为存在外部的竞争者，而是因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在全球化时代，如果资本主义不能通过多种制度的兼容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当今迅速发展的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相适应的话，资本主义又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呢？如果说在卡尔·波普尔的书中，开放社会正在受到那些声称拥有终极真理的万能意识形态(universal ideologies)的威胁，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则更多地受到来自于其自身非“和谐”发展的威胁。这种非“和谐”的发展一旦超过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资本主义必将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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