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成就珍贵奉献——写在《卞之琳文集》出版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在论文,珍贵论文,成就论文,文集论文,卞之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卞之琳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杰出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中外文学评论家。他学贯中西，艺通古今，尊重古典，不薄今人，兼收中外民间和精英文化，具有很可贵的人文精神。卞之琳自1930年登上文坛，经过70年的辛苦劳作，如今在90高龄，捧出六卷文集（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可谓呕心沥血70载，诗文璀灿的六卷书。
卞之琳先生写有近百万字的散文，其种类颇多，包括抒情、叙事、说理的一般文章，对中外作家的评论、诗集和译品的序跋，以及对文艺思想的阐述，报告文学和长短篇小说等。虽然在30年代和近年的有关专著中有人论及，但还是一片有待开发的金矿。卞的散文是一个诗人、哲人的散文：有深沉的意境，有盎然的诗意，有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有对下层群众的悲悯关怀，也有对世道人心的辛辣而恳切的批评，无论怀师念友都真挚朴实，掌握分寸，既不为贤者讳，也不失和煦温馨。他的许多文章从具体的一事一物出发，见微知著，引申到人生哲学和社会体验，往往涉及深层次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风格上，卞的散文不散，文字清淡流畅，如云似水，结构严谨，联想丰瞻，多巧比喻，可以说是古典文论和现代意识的结合。“古典”见之于善于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和言简意赅的文风，“现代”则见于他的相对论、辩证法和现AI写作作技巧。
然而，卞先生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当推他的新诗创作。他的诗数量不大，经他再三掏洗，选入《雕虫纪历》（1984年6月增订新版）不过101首，但含金量极高。卞先生的新诗深入广泛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个人感受。综观他前30年的新诗创作，他力求在自己的范围内真实地描绘他所认识的世界和自己的心情。在1938年以前的早期作品中，他主要描写五四低潮后、国家内乱外患交集之际，一个关心世局人心、同情人民疾苦、“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古城北平亲睹的一部分人的孤苦无告和麻木情绪。由于个人的认识所限，他未能写出当时的社会本质，情调低沉，色采也显暗淡。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为“大势所趋，由于爱国心、正义感的推动”与何其芳、沙汀等奔赴延安，随军生活工作一年，这是卞之琳一生生活和创作中的最大事件。从此以后，他的诗文相当真实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为抗战，他写出了《慰劳结集》《第七十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等短篇报导和小说，为抗美援朝，他写出了《翻一个浪头》；为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他写了《野猪田》和歌谣体抒情诗。
卞先生的新诗艺术从立意命题、遣字造句到节奏音韵、意境神韵都有自己的特色，在新诗口语化、新诗戏剧化、新诗格律化和新诗现代化方面，都做出了成绩。卞之琳从小熟谙旧诗词，他早期作品出现过晚唐南宋的清峻诗风，感伤怅惘中自有一番温馨秀丽。进入大学以后，他一面学习闻一多、徐志摩的洗练口语、戏剧化手法和格律意识，一面向法国早期象征派借鉴，学波德莱尔关注社会小人物、学魏尔仑亲切暗示的笔法，认为后者与我国古诗词一拍即合。30年代后期，他又在艾略特的启迪下，活用“客观联系物”和“蒙太奇”手法以及瓦雷里的诗体和韵式；在他创作后期(1938-1958)他又吸收奥登中期、阿拉贡抵抗运动后期的通俗轻松笔法，写出了面向群众的政治社会抒情诗。他这种批判地学习古今中外的诗歌遗产，不断开拓前进的精神以及精雕细琢的毅力，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卞之琳是“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的作家，他对新诗格律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具体试验，取得了重大成绩，构成他对新诗艺术的又一个突出贡献。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顿”或“音组”是汉语白话诗的基本格律因素，并认为“顿”内部不必讲究平仄和轻声重音，因为白话中穿插了虚字，平仄就不起关键作用，音的轻重又往往随地区而不同。50年代后，他又提出“参差均衡律”，即在不调平仄、不拘轻重的情况下以二字顿和三字顿适当调配，避免单调呆板。这套格律理论为新诗创立了谨严的格律体和活泼多变的体式。在我国，新诗一开始就与英美现代诗先驱意象主义巧合。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在理论和创作上明显受到意象派的影响，但他的《尝试集》还不是现代主义诗。闻一多与意象派来往，也称赞他们的诗，但他的诗主要还是带济慈等人的色彩。徐志摩译过波德莱尔的《死尸》，赞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但其诗作“并未跨出浪漫派雷池一步”（卞语）。1917年开始引进象征主义诗，1925年李金发出版《微雨》《食客与凶年》和《为幸福而歌》，象征主义诗风盛行，但那还是前期象征主义（广义现代主义），1935年后，戴望舒、卞之琳等转向后期象征主义（狭义现代主义），卞的《距离的组织》和戴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佳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的建立。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十年诗草》(1938-1941)和冯至的《十四行集》(1942)则把现代主义诗推向一个高峰，后为九叶诗人等所继续、所发展，其影响远及海外。
在这个现代主义诗潮发展的进程中，卞之琳通过创作和译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是承上启下——上承“新月”，中出“现代”，下启“九叶”——的重要人物。他在新诗上的历史地位不可磨灭。
卞之琳的译品和诗作并称，他在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上确实都有卓越贡献和杰出成就。我国的翻译理论，向来有“信达雅”、“意译与直译”、“神似与形似”之争。卞之琳早在40年代初在西南联大的翻译课上就批评这些说法是把一个事物辩证统一的几方面对立起来的片面之论。他提出“全面求信，形神兼备”的主张，认为译作必须和原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求得全面的、完全的相应和一致。他在1959年由他主笔的《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一文中更强调“一个广义的‘信’字——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等）全面的忠实……在另一种语言里面全面求‘信’，忠实于原著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做得恰到好处，正是文学翻译的艺术所在。”
这个全面求信的问题，在诗歌翻译上特别重要。他倡导以格律体白话诗译格律体美国诗，以“顿”代“音步”，不拘字数，顿内不拘轻重位置，韵式可相同或相似。卞氏一方面力主译诗要亦步亦趋，形神兼备，但考虑到东西文化语言的殊异也可以作一些与原诗词同样有规律的相应伸缩。这里重要的是可以有相应的变动，但必须本身也有规律，不能随意更动。这一套译诗原则合情合理，既符合原作和译作两种语言的共同性，又适应两种语言的殊异性。影响所及，在80年代我国译坛出现了一个格律译诗派，一批优秀的译诗家，卞先生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卞之琳所出版的12种译本中，以《美国诗选》和《莎士比亚悲剧四种》，特别是其中的《哈姆雷特》为最著名的代表性译品。他的译诗不仅忠实于内容，而且保持了相应的格律、意象、比喻和风格。卞的译诗显示出对中西语言文化的深透理解，敏锐的欣赏力和灵巧的语言表现力，也突现出他呕心沥血、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他说他译《哈姆雷特》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此言不虚。他的成果是创造性的艺术翻译，是译界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