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电大论文,中国论文,因素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11)05-0052-05
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远程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其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在现代远程教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据统计，2009年高等教育网络本、专科招生规模达到了162.6万人①，而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达到了94.4万人②，占全国网络教育本、专科规模的58.06%。可见，电大开放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现代远程高等教育的主体。
随着电大开放教育规模的扩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部门、研究人员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影响了远程教育办学的规模。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学校教育的规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研究领域。相对来说，对传统教育模式的规模研究较为成熟，如Collins(1979)就提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经济水平越高的国家，其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也越高。国内也有很多学者(林健，2005；刘海波等，2006)对普通教育的规模进行了研究，还有学者(梁亦菡等，2007)进一步对目前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核定办法进行了评述，有研究(周太军等，2005)发现，研究生的规模不仅与国家经济发展、方针、政策有关，而且涉及多种因素，如师资队伍、实验室配置、后勤保障、毕业生的就业等。而在远程教育领域，目前的研究集中在理论分析和演绎。如著名的丹尼尔三角形(Daniel，2003)讨论的就是远程教育办学规模、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能够在保证质量和超大规模的前提下，实现相应的成本效益；郑勤华(2009)也探讨了远程教育办学规模与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
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大规模是实现远程教育高质量的关键，因为远程教育是一种高昂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的教育形态。这种教育形态在办学初期投入巨大，也就是固定成本很高，因为需要购置大量的设备并完成相当数量的课程制作与开发，如果办学机构不能通过大规模招生来分担固定成本的话，则很难实现生均可变成本的降低，那么，远程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的成本效益优势就难以实现，也就难以激励机构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改善教学质量。而质量是远程教育长远发展的必然条件，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开展高质量、高水平远程学历教育”。因此，为了追求高质量的远程教育，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招生才有可能实现，于是现代远程教育(包括电大开放教育)对质量的追求相应地引申至对办学规模的要求。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希望通过数据实证分析，了解影响远程教育办学规模的因素及其影响的显著性和大小。
研究假设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远程教育办学的规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认为有三类因素会对办学规模产生影响，即学校的办学条件、教师的数量和质量、学校所处地域的经济社会环境。
学校的办学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远程教育作为一种高昂固定成本、低可变成本的教育形态，其规模必然受到学校办学条件，如教学用固定资产、办公条件、图书、电脑等资源拥有量的影响。论述远程教育规模经济特点的文献不约而同地都指出，这种规模经济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也就是说，当学生的数量超过一定的规模后，办学机构就要重新购买相应的设备、雇佣一定的人员，即增加固定成本的投入。可见，远程教育的办学规模虽然不像传统教育那样和办学条件完全线性相关，但也受到固定资产水平和教学资源条件的显著影响。
其次，远程教育中的教师组成结构和传统教育很不相同。以电大开放教育为例，除了电大系统本部的教师外，大量聘请了校外的高水平师资或富有实践经验的从业人员来完善师资队伍，这两部分师资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对学校办学规模产生相应的影响。从数量上看，为了保证远程教育质量，学校办学的生师比基本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从而师资数量越大，其所能服务的学生群体也就越大，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从质量上看，办学机构的师资水平越高，对学生的吸引力就越大，学校的招生规模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两者之间同样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
最后，学校所处的地域也会对办学规模有直接的影响。我国的电大开放教育招生主要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44所省级电大在各自所在区域进行招生，因此，所处区域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地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等指标，也会对各电大招生规模产生直接的影响。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尤其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教育投资的意愿和可能性也越大，这意味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招生的规模可能越大；而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越高，也同样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招生。2009年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最高的北京市为11年③，即使北京市也未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而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地区高等教育需求必然愈加迫切，远程高等教育招生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初始的研究假设，认为控制学费等因素后，电大的办学条件、电大教师师资数量和质量的交互，以及学校所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会显著地影响到最后的招生规模。具体的研究假设包括以下5个：
1)假设1：学校固定资产水平对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有显著影响；
2)假设2：学校教学资源对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
3)假设：3：学校教师数量和质量对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
4)假设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有显著影响；
5)假设5：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水平对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研究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电大系统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2009)》，该年鉴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以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独立设置的44所省级广播电视大学2009年学年度的统计数据和资料。为了数据处理的一致性，本研究将计划单列市的省级电大数据和所在省的省级电大数据做了归并，即将沈阳电大、大连电大、长春电大、哈尔滨电大、南京电大、宁波电大、厦门电大、青岛电大、武汉电大、广州电大、深圳电大、成都电大、西安电大、新疆兵团电大这14所电大的数据归并到其所在省共同进行测算。另一部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
本研究考察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因素，对上述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因此研究主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研究使用的因变量为各省电大开放教育在2009学年度的招生规模，包括本科和专科层次的总和；研究使用的自变量是各省电大的教学固定资产、教学用图书、教学用计算机数量、校内师资数量和质量、校外师资数量和质量、地区人口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其中，师资的质量根据年鉴数据中的师资学历水平进行测算，按照一般对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权重分析，我们将博士到专科的学历层次的师资进行了权重评分，即博士3分、硕士2分、本科1分、专科0.8分，而后对学校师资进行综合计算加权平均数而得。此外，为降低变量数据的波动性，研究中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了对数转换。表一是研究中所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的简单描述统计。
对研究假设的检验与讨论
从回归结果(如表二所示)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学校办学物理条件的有关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学校办学条件对总体样本的招生规模没有显著影响，这和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设1是不一致的；进一步从表二中也可以看出，学校所提供的教学用计算机数量以及教学用图书的数量都和招生规模没有显著影响，这也否定了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即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投入对学校的招生规模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一般认为，远程教育作为一种高昂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办学形式，要想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学习从而实现规模经济，必须要加大固定资产的投入，而且教学资源的占有量直接体现了学校的基本办学能力，即学校所能服务的学生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理论上应该存在相关关系。但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省级电大开放教育的招生规模并不受学校办学条件的影响。
从表二可以看到，关于师资数量和质量的四个变量中，只有校外师资的数量对招生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校本部师资的数量则和招生规模关系不显著，而无论校内还是校外的师资学历水平都对招生规模没有影响。回归的结果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3，即校外师资的数量对招生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和我国远程教育的办学模式以及电大系统的体制是符合的。由于我国事业单位的体制特性，造成电大校本部教师数量一般较为稳定，虽然近年来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逐年增长，但制度性的障碍难以逾越。相反，校外聘请的教师或专业人员则不受制度限制，能够灵活地调整。因此，校外教师的数量对招生规模的正向显著影响符合理论假设。
从研究结果看，教师的质量和招生规模关系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印证了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学习者对学校质量不敏感的现状(杨青等，2008)。学校的办学基础设施以及学校的师资质量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从理论上说，我们认为学校的师资水平越高，对学生的吸引力越大，从而对招生规模产生相应的正向促进作用，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与学校所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两个变量，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地区人口数”，后者对于学校招生规模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而前者的影响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就部分地证明了研究假设4，表明学校所在省的人口数量越大，将显著提升学校的招生规模，而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对招生规模没有影响。一般来说，电大开放教育招生的学费是一年2000元左右④，相对于在职从业人员来说，这一支出并不会引起生活质量的急剧变化。换言之，无论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是否选择就读电大开放教育与学费支出额度的关系不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没有显著影响。
最后，回归结果证明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设5，表明地区受教育水平越高，电大开放教育招生的数量也就越多。实际上，一个地区的受教育年限水平越高，意味着人们有更高的教育需求。从表一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目前各地的受教育年限平均为8.5年，高等教育需求非常迫切。我们必须承认，虽然电大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与传统高等教育相比还有不足，但我国现阶段普通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尚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而灵活开放的业余学习形式，使得电大开放教育成为人们教育选择的热点，这和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一致的。因此，实证研究结果对假设5的支持也表明了电大开放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至此，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设1和假设2。这说明，在中国，电大系统的办学条件以及教学资源的多少，并不直接影响学校的招生规模，这也证明了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不同，其规模经济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学校办学的规模和其固定资产等条件存在相关关系。实证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3和假设4。具体来说，学校聘请的校外师资数量对招生规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无论校内外师资水平的高低(本文仅用学历水平来表征师资质量)，并不会给各地电大开放教育招生的规模带来显著的影响。这说明目前我国远程教育实践中，师资更多的是从数量上解决教学和学习支持服务问题。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于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指标而非收入指标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电大开放教育学费较低并不会对入学意愿产生显著影响。最后，实证研究结果完全支持了假设5的成立，即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高低是决定远程教育招生规模的关键指标。
从表二还可以看到，回归结果调整后的R方为0.831，这说明整体而言，本研究所使用的预测变量是能够较好解释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因素。此外，回归方程通过了F检验，说明实证结果在统计上还是稳定的。而本研究的自变量较多，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VIF检验发现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此实证结果是稳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数据仅为44所省级电大的统计数据，而分省归并后的回归样本仅为30个，因此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年鉴数据，实证分析了学校办学条件、师资数量与质量，以及学校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整体而言，学校的办学基本物质条件对其招生规模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通过改善学校物质条件而促进招生规模扩大的假设并不成立；第二，师资的数量和招生规模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尤其是学校聘请的校外师资越多，那么招生规模也将显著扩大；第三，学校所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学校招生规模影响显著，当地人口数越多，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高，则招生规模扩张的可能性愈大。
进一步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远程教育办学规模和传统教育不同，它常常不受学校自身的物理条件限制。由于教与学的时空分离，学习者主要是在家庭或工作环境中业余学习，并不需要连续性的面授(Holmberg，1983)，因此，学校物质条件的改善并非是吸引学生的要因。而表征学校非物质办学条件的主要指标就是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而师资数量和规模的关系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由于样本数量的关系，本文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格兰杰检验，以探讨师资相关变量和招生规模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从理论和实践分析来看，教师的质量一般认为是影响办学规模的重要指标，因为教师的质量常常意味着学校的办学质量。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在远程教育中，学生对质量的敏感性较低，而且由于师生时空分离，远程学习者对学校的师资情况并不像传统面授教育中的学生那样了解，这也造成了师资质量和办学规模的关系并不显著。
从师资数量上看，我国电大系统校本部的专任教师有50951人，而校外教师人数为34283人⑤，数字的大小并不存在显著意义，研究结论也并不能证明电大系统校本部专任教师人数是否适合目前电大开放教育办学规模。主要原因就在于校本部师资和校外聘请的师资不同：校外师资的工作任务相对单一，完成专门的教学和教辅工作；而校本部师资却还要承担相应的管理、服务、行政、后勤等各项工作，恰恰这些工作从远程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属于固定成本部分，并不会随着学生数量的变化而发生明显变化。正如前文所述，校本部师资由于制度原因使得数量变化难以随着办学规模相应变化，学校普遍利用校外资源来弥补师资的不足。因此，电大系统师资的数量对开放教育办学规模的影响就集中体现在了校外聘请的教师上，这也充分佐证了远程教育这种时空分离的教学形态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校内外资源开办高质量的教育。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一个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着当地的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需求是我国当前教育发展所需面对的主要压力。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从诞生之日起，其主要作用就是实现补偿教育，即给错过普通高等教育机会的学习者以再次入学的机会，虽然电大开放教育办学的质量受到一定的质疑，但不可否认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开放教育特有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促进了在职成人继续教育选择时对电大开放教育的倾向性，从而带来了电大开放教育招生规模持续增长。
此外，与传统教育不同，电大开放教育的学习者对学费的敏感度也不高。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当地的招生规模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远程教育的学习者皆为在职成人，而且普遍是在一定工作年限后，面临着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等实际需要而做出的教育决策。相比于普通教育的学习者，他们具有一定的教育投资和消费能力。相应的，电大开放教育的学费水平也比普通教育模式更低。结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的影响并不显著，即无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皆不会对电大开放教育招生带来本质的影响。
然而，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程已经发展了12年后的今天，远程教育的使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远程学历教育”，远程教育在传统的补偿性教育基础上，承载着更高的使命，即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促进教育教学发生本质性变革，从而带来教育质量的提升。而终身教育时代的学习者，也会越来越弱化对文凭证书的目的性，而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必然会进一步提升对教育质量的敏感性。这时的远程教育机构，要想实现办学的规模经济，就必须将自身建设紧密围绕着质量提升来进行。而此时，丹尼尔三角形是否还成立，远程教育是否仍然能在保证质量和低成本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的人才培养，也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探索。相信随着远程教育真正步入质量决定生存和发展的时代，决定办学规模的要素及其影响能力的大小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注释：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
②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2009)》。
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测算。
④电大学费标准各省不尽相同，本文数据来源于部分省电大招生简章的约数。
⑤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发展规划办公室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统计年鉴(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