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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知识增值为核心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协同创新的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与技术创新主体进行深入合作、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1]。美国“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将创新型企业、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服务型企业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演化出扁平化、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我国高铁成功实现了从追赶到引领，也是源于官、产、学、研之间的高度协同创新。协同创新已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活动的新趋势，成为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协同创新主要表现为产学研的深度合作，但深度合作并不是自动自发的，因为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出发点都不一样。因此，深度探索协同创新的驱动机理，有利于促进官、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形成多方共赢的格局，实现可持续的协同创新发展。
1 协同创新的驱动要素
(1)科技。
世界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信息、生物、新能源、纳米等前沿技术领域呈群体突破的态势，以智能、绿色和普惠为特征的新产业变革蓄势待发，科技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竞争格局和国民财富的获取方式[2]。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通过合适的运作机制来加快科技进步、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科技之所以成为协同创新的驱动要素之一，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17世纪初，只有少数人认识到科学与技术可能并应该合作，直到18世纪，此想法才付诸实践。科学和技术的价值只被社会上层统治阶层所认识。在此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科学成果的应用漠不关心，技术在没有科学帮助的情况下发展。今天，我们必须将科学理解为目的明确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说，19世纪中叶是科学与技术间相互关系的一个转型时期——此前是生产-技术科学的发展模式，此后是科学-技术-生产的模式[3]。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具有改变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大力量。科学发展以及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大大提高了技术进步速度。农业文明时代的技术进步速度低于0.05%，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进步速度为1.5%，而信息文明时代的技术进步速度则为3%。不同时代的科学和技术的创造主体也发生着很大变化——逐步由单一的科学家主体发展变成多元化的大众主体创造，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创造主体。在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需要以科学为基础，而高新技术的进一步开发与应用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两者必须融合才能共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因此，科学与技术融合的需要，推动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三者之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协同创新的驱动要素之一。
第二，从技术多元化的角度来看。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已经很难通过某一单项技术实现基业长青，需要多元化的技术、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社会市场需求的变化。由于企业财力有限，并且企业必须先求生存再求发展——这决定了企业行为的逐利性和短期性，因此企业无法仅通过内部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多元化，必须利用外部资源获取技术的多元性，以降低自己的研发成本、提高创新效率。企业对多元化技术的需求，加强了企业与技术创新源——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的动力，推动了协同创新的实现。
(2)市场。
从市场层面看，产学研合作的市场需求相当大。从资源的互补性来看，高校、科研院所是科学技术的研发主体，其研发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纵向方面，主要来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科技项目拨款，此类科技项目经费支持具有政策导向性，并且审批程序、立项要求都较为严格，相比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巨大的经费需求只是杯水车薪；横向方面，主要通过与企业合作来获取科研经费，即通过采用共同研发、委托-代理研发、专利授权、专利转让等方式获得科研支持经费收入。高校、科研院所在通过纵向渠道获取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与企业合作来满足自身的科研经费需求。此外，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实质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躺在实验室被“冷冻”，运用商业化手段使这些被“冷冻”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需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来实现。对于企业而言，企业通过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可获得外部的技术支持，突破自身研发资源不足、研发经费短缺的局面；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在技术、知识、营销、管理等方面进行优势合作，可以缩短创新时间、提高信息质量、增加信息占有量，及时将创新成果投向市场，从而有利于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协同创新比独立创新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4]。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则使企业不仅居危思危，而且能够居安思危，积极主动地寻求外部创新要素(技术、资金、人才等)，与不同的创新主体进行合作，实现持续、卓越的发展。因此，高校、科研院所具有与企业合作的内在需求，而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卓越发展也需要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两者相互合作的内在需求提高了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为产学研的长期合作提供了保障。因此，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需求成为协同创新的驱动要素之一。
(3)文化。
协同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1+1=2”的过程，要真正使具有不同利益追求、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创新要素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首先需要形成一个各个创新主体都能够认同的文化价值基础，如果被集合起来的诸多单位或个人缺乏必要的文化价值整合机制，大家的价值文化相互冲突，就可能会事倍功半[5]。硅谷是美国科技产业的发祥地，也是当代高科技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因此，硅谷模式已成为各国研究和效仿的一种高科技产业发展模式。硅谷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拥有大量的风险资本、因毗邻著名的学府而拥有的众多高素质人才群体，更在于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创立的独特的、激励创新的“硅谷文化”[6]。硅谷人在创业中营造了硅谷文化，而硅谷文化又进一步吸引、凝聚了各方优秀人才进入硅谷。实际上，从长远看，硅谷文化凝聚人才、发展经济的示范效应和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了其经济指标的增长。这种潜在影响是一种难以用数字表明的巨大财富和精神因素。美国各州也力求仿效硅谷，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意在使美国在新经济勃起的过程中博取称雄地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尤应引起关注和思考。
我们将对协同创新起作用的文化区分为内在文化和外在文化。内在文化就是观念文化，外在文化即制度文化。两种文化从不同的方向作用于协同创新活动。观念文化是影响协同创新的最主要的文化，是创新的内在动力。观念文化所包含的信仰、理性、价值等表现为创新主体对协同创新的态度。观念文化决定了协同创新的不同要素是否能够实现合作并形成共生共存的协同创新体。一种适宜协同创新的观念文化自身也必定是一种创新，它使各个创新主体具有系统整合的思维视角、拥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这些能使各个创新主体实现整体目标最优化。制度文化是指协同创新的社会环境，是协同创新的外在动力。创新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政策、法规、五大流渠道①、市场等)的变化将影响协同创新的“吸引子”的形成——聚集创新人才、整合创新资源、放大创新活动即创新成果的影响[7]。因此，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制度文化是否适应协同创新，决定了该地区能否成为协同创新的“温室”。协同创新需要政府高效率的配合，提供激励创新的制度文化。
2 协同创新的驱动机理
2.1 理论基础
协同创新是各个创新要素的整合以及创新资源在系统内的无障碍流动。协同创新是以知识增值为核心，以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教育部门为创新主体的价值创造过程。产学研合作是国家创新体系中重要的创新模式，各个主体之间的合作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增值的效率和运行模式。协同创新的本质是：通过构建各种创新平台打破学科阻隔、体系壁垒，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有效配置及充分共享，通过加强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多元协同，最大限度地实现全面创新。协同创新能够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技术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使合作主体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更直接、高效，实现即时合作创新。
科技、市场、文化是协同创新的三种驱动力(见图1)。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推动了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合作，技术的多元性又有利于促使企业家实现创新、增加市场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融合以及技术的多元性共同驱动了协同创新。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水平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核心竞争力，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谁占据了科技高地，谁就掌控着发言权。构建自主创新型国家，必须坚持走科学与技术融合发展的道路，使科技发展成为夯实协同创新的基石。协同创新的本质是构建一个创新网络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目标是追求整体最优——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各个创新主体的局部最优，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循环。科学与技术的融合有利于企业突破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破除“非此地发明”综合征，从外部获得智力资源。企业作为资本的供应方，是将科技进行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主要载体，在科技驱动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企业积极寻找外部科技资源，通过签订契约与企业外部的创新主体进行合作，实现外部智力资源的利益分享和信息共享。
在市场驱动方面，市场运作机制是协同创新的前提条件，同时是促进创新主体合作的外在动力。与高校、研究院所合作的企业具有强烈的内在需求。企业要想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开放企业边界、与外部的创新资源构建联系，这样才能降低企业获取先进科学技术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提高创新的速度和绩效。我国大多数成功企业就是通过开放企业边界，不断与外部组织进行紧密的多元开发式合作，充分利用外部的创新资源，最终实现其战略发展目标的。例如，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杉杉集团、金川集团、三一重工等通过借“智”发力，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协同创新，通过利用外部智力资源来弥补自身研发资源的短缺。高校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创新人才的摇篮，更是产生创新知识、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而创新人才的培养环境和条件不是在单纯的理论课堂上就能够形成的，必须结合实践来营造。企业作为协同创新的实践主体之一，为高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环境和机会，能够促进高校学生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以及加强创新实践应用。国家每年向高校拨款的科研经费难以满足高校日益增加的科研经费需求，因此，高校通过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一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开展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的实践。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的内在需求提高了协同创新的稳定性，为协同创新的长期合作和实现路径提供了保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进行协同创新，能够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资源互补和共赢的良性合作循环。
协同创新不仅需要科技、市场的外部驱动，而且需要文化的内部驱动。文化是一种无形的、软的驱动力，影响着各个合作主体能否进行深层面的合作。各个创新主体对协同文化的共同认可是合作的精神内核，缺少精神内核的协同创新必将是貌合神离、形似而神不似，很难形成长久的共生发展机制。如果说科技、市场是协同创新的硬驱动，那么文化就是协同创新的软驱动。协同创新知易行难，目前在实践和具体执行层面还存在很多需要克服的阻力，如科研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科技投入渠道重复，缺乏有效整合科研力量的资源配置平台，科研组织方式难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复杂化、交叉化、综合化、现代化趋势等，克服这些障碍，需要通过协同创新的文化驱动来实现。
科技驱动 市场驱动 文化驱动
图1 协同创新的驱动机理
文化在两个方面驱动协同创新的实现：一方面，文化促使宏观主体对协同创新管理实践形成统一的科学认识。为实现协同创新，宏观主体必须建立共同的创新追求，并以此引导各自的创新行动。而共同的创新追求的建立，需要协同创新的文化观念来促进宏观主体对其共同承担的公共创新使命形成统一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文化通过促使微观主体形成共同利益体而实现协同创新。微观主体基于市场机制形成的共同利益，是合作创新的基础，是协同创新的前提。在自发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微观主体的共性需求可能来自多个方面，如通过合作实现能力互补、通过专业分工实现业务专精、通过合作追求规模效益、通过合作提高创新速度和创新绩效等。首先，微观主体必须形成上述需求，才能形成促进彼此合作的共同利益。然而，微观主体的上述需求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与其所选择的创新任务和自身能力基础等有关[8]。其次，合作需求及共同利益是否存在以及到底有多大，主要取决于微观主体的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会受到观念文化和价值文化的影响。观念文化中的信仰、理性、价值等会影响协同创新的微观主体的合作动机和合作深度。而制度文化中的政策、法规、五大流渠道、市场等的变化也会影响微观主体能否合作以形成共同利益体。
2.2 实践探索
(1)浙江新和成由民企变为名企的华丽转身。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新和成)于1999年注册成立，由新昌县合成化工厂发起设立。2004年6月，新和成作为国内中小企业板块第一股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新和成是一家高科技、高成长、高效益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已有总资产约35亿元，总部设在新昌，在新昌、上虞、山东、安徽等设有多家子公司和生产基地。新和成在短短的时间内由民企华丽转身成为名企，主要得益于其独辟蹊径的“借智发力”。新和成将科研基地“搬”到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与全国各相关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创办实验室，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通过“借智发力”，新和成相继开发成功香叶酯、紫罗兰酮等兼具科技含量和市场价值的新产品，并相继被攻克了维生素中间体在分离中存在分子量大、肽链长、热敏性高等高科技难题。新和成与外部科研院所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快了其科研成果的转化速度，以维生素A的开发为例，从实验到中试，再到工业化生产，新和成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该速度在业界难得一见。此外，科技联姻使新和成建立了有效的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科技研发投入机制和技术创新运行机制，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研究机构。随着一批批新产品的“呱呱坠地”，新和成水到渠成地成为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裁胡柏剡表示，“新和成的成长壮大，得益于坚持不懈的科技创新，得益于科技为先的经营理念”。新和成秉承科技创新、合作共赢的创新理念，借助外部创新资源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实力，构建了强有力的创新力磁场。科技驱动了新和成的协同创新的实现和成功，加速了科技价值转换过程。在科技的驱动下，新和成很好地构建了自身的创新网络，提高了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2)金川集团的全面合作框架协议。
金川集团尝试与很多高校进行协同创新，分别与国内很多高校签订全面合作框架协议。金川集团与高校的协同创新合作已成为校企双方技术创新的重要平台，双方在创新合作中形成了“紧密型、渗透性、创新型、开放式”的合作关系。
金川集团在东北大学设立“金川公司-东北大学预研基金”，用于东北大学组织师生到金川公司进行现场考察、学术交流和开展有关项目的预研。预研基金的执行时间为2011年至2015年，总经费为150万元。在科研合作方面，金川集团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镍钴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依托，东北大学以材料与冶金学院为依托，双方共享仪器、设备及科技文献等科技资源，共建技术创新平台。东北大学通过与金川集团联合开展工艺装备创新、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科技攻关，提升了应用研究及工程化研究水平。在人才培养方面，金川集团根据东北大学的需要为其提供各类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条件，东北大学则根据金川集团的需要为其进行各类专业领域的人才培训。双方采取科研人员互聘的方式联合培养研究生。金川集团通过与东北大学合作，开展金川集团的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寻求自己在“十二五”期间全面进入与镍铜钴主业相关的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所急需的技术支撑，解决近10年来金川集团超常规发展所积累的技术难题，解决镍铜矿产资源大规模使用所带来的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问题。校企双方基于全面协议实现深度合作，一方面有利于高校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提高创新绩效。
由此可见，这种协同创新的战略合作就是各个创新主体通过共享资源和优化组合创新要素，形成协同创新的利益共同体，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品牌培育等方面相互协作，最终联合攻关重大科研课题、突破行业重大关键技术。多元创新主体间的协同创新，会使知识的创造、传播、转化变得更加迅速、快捷，对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
3 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
协同创新知易行难，不同的创新主体对协同创新实践的认知存在差异。公共创新主体对创新的共同追求是实现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微观主体间共同利益体的形成对于协同创新的实现也至关重要。以下分别从构建协同创新战略联盟、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构建适宜协同创新发展的文化氛围等方面对协同创新的实现路径进行分析，以期加深对协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的理解。
(1)产学研深度合作，形成协同创新战略联盟。
从创新主体层面来看，形成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必须加强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进一步强化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组织高校或科研院所设立跨区产学研合作项目，重点推进各类科研机构和高校与其他区域的企业进行创新合作，积极探索以企业为主导的多种产学研合作模式。高校、科研院所作为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成果产出的主要基地，应建立独立核算、市场化运作的跨区域的技术转换机构。首先，技术转移机构能够促进研究成果转移，保障学校和发明人的利益，并激励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其次，技术转移机构可降低科学知识市场的交易成本，与研究人员个人或团体相比更加专业化，寻找潜在买家的费用也较低[9]。再次，技术转移机构还能够促进产学链的构建、服务专业化。Debackere、Veugelers和Macho-Stadler等认为，设立一个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可以确保大学与工业界建立联系时充分自主，在支持服务、寻找合作伙伴、管理知识产权和商业发展方面更加专业化，还可有助于实现与各部门的研究人员保持密切关系[10-11]。最后，技术转移机构还具有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作用。Hoppe和Ozdenoren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指出技术转移机构等创新中介机构能够减少不确定性问题——因为企业无法准确地估计技术的价值，技术转移机构则拥有不同行业的专家，能够对发明或技术进行价值评估。当发明数量足够多并足以实现专业知识共享时，技术转移机构就可收回固定成本[11]。科研院所或高校建立跨区域的技术转移机构有利于产学研的深度合作，有利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第二，在企业层面构建基于产业链的企业创新联盟，加强不同创新要素之间的开放式合作。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竞争、产品竞争，而是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产业链竞争阶段。占据了产业链的95%利润的是六大环节——产品设计研发、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而加工制造是利润最低的环节。因此，构建基于产业链的企业创新联盟势在必行。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战略出路在于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实践证明，协同创新中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实现资源的高效整合，使企业成为市场的快速反应者、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优胜者。高铁CRH2型动车组成功研发的关键在于中国南车在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平台的同时，加强了开放式合作。中国南车先后与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南车集团各子公司与国家“211”工程知名院校、国内外知名研究机构等进行联合开发、技术合作，逐步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和技术资源共享平台。
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形成的根本在于利益协调，政府和产学研各方均须确认利益范围和责任边界，设定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并辅以一定风险投资机制。创新是长期持续和承担风险的行为，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存在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例如，在科技成果的小试—中试—产业化过程中，必将存在很多困难甚至走很多弯路，会遇到资本、土地、人才等方面的问题，而创新风险承担主体多元化有利于鼓励创新主体采取创新行为，实现多方主体的合作。目前，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之间基于利益驱动的自愿协同创新尚未成型，需要在政府的引导调控下健全外部驱动机制。政府可从构建科技平台共享机制入手，根据“整合、共享、完善、提高”的原则，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制定各类科技资源的标准规范，建立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政策法规体系。
(2)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实现稳定持续创新。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科技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校创新组织模式、推进产学研用结合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对此，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提出，“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积极贡献”。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最关键就是制度创新。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曾对中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形成了如中国移动、中粮集团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国企”。
未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发展具有公共科技性质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的开放式合作创新组织体系，而这些新型的研发与创新组织体系(包括国家公共科研机构和面向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组织)决不能由少数的科技专家主导，而是要具有科学的治理结构，建立由科技专家、政府官员、企业家、投资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等参与的决策委员会制度，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知识服务、管理科学”的现代科研与创新制度，实现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的更有效结合[1]。
(3)构建适宜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
驱动协同创新的文化气场究竟有哪些？或许我们现在很难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但该问题直接关系到协同创新能否获得成功，因此我们需要像重视协同创新的作用那样高度重视协同创新体所应有的文化价值使命。
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打造协同创新文化的价值基础。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企业家、研究者等走到一起，大家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使项目成功，但一时一地的成功还不是协同创新的根本目的。袁隆平教授将发给他个人的世界粮食奖的12.5万美元奖金全部用于团队科研建设。这种实际行动就是在倡导一种文化价值。一个协同创新体要真正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精神，必须有这样一种精神。也只有具有这种精神，整个协同创新体才能真正在一起攻坚克难。一个只为蝇头小利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不仅无法取得大成果，而且可能给团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相互尊重、相互宽容是打造协同创新文化的基本条件。协同创新体是针对科学技术的重大前沿问题而构建的，能够进入这一协同创新体的均是在各个领域做得非常出色的人——他们可能是有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学者，可能是在市场上经过千锤百炼的商人，也可能是善于组织管理的官员，还可能是精通知识产权的管理和使用的律师等。在由这样一批精英组成的协同创新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已成熟的价值观，因此，在短时间内要求这个创新体服从准军事化的纪律要求，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对协同创新文化造成颠覆性损坏。惟一能做的，就是营造一个尊重个体、宽容待人的文化氛围。剑桥大学分子实验室多年来一直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已产生了1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因为他们营造了一种自由、宽容、互相尊重的团队文化，许多有个性的科学家在这里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是打造协同创新的根本保证。协同创新体是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现代化整合的产物。各种现有科技资源经过协同创新，能够产生难以想象的协同效应，并形成多方共赢的格局。对于这一过程，我们切不可急功近利，不能违背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贯穿协同创新的基本价值理念。在实事求是中求得新发展，通过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的高效互动，促使各主体进行多方共赢的深度合作，实现可持续性发展[12]。
4 小结
协同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通过分析协同创新的不同驱动要素，我们认为，协同创新的实现需要产学研的深度合作，协同创新效率的提高必须通过机制创新、政策项目引导来实现，而构建适宜协同创新的文化氛围对于协同创新的实现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①即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知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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