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里兰卡论文,根源论文,冲突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斯里兰卡民族研究，国内大都局限在对民族冲突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对于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根源，还没有系统的论述。本文试图从历史、宗教、政策等方面，全面探讨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的根源。
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
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主要是占全国人口82.9％的僧伽罗人和8.9％的泰米尔人之间的问题，这两大民族的冲突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1）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对于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关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历史上，斯里兰卡很长一段时间是三足鼎立。1815年英国征服斯里兰卡全境后，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这种体制一方面促进了僧泰双方的交往，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另一方面，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也使僧泰关系在土地纷争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矛盾。由于英国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原则，有意承认各个种族，在不同时期利用不同种族，从而加深了各民族间的隔阂。
1833年英国在斯里兰卡设立立法会议。立法会议的三个非官方代表由总督按教族任命：低地僧伽罗、泰米尔和伯格人各1人。1889年又增加了两名非官方代表，分别代表康提和摩尔人（注：Jonathan Spencer，Sri Lanka，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London，1900，p.28，p.33，p.5.）。此后，教族代表制原则保留了下来。1931年多诺莫尔宪法生效前，僧、泰两大民族的矛盾没有激化。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抛弃成见，共同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多诺莫尔宪法授予斯里兰卡成年人普选权，但是新宪法在立法会议再次取消了教族席位，完全实行区域选举制。（注：Chandra Richard De Silva，Sri Lanka：A History，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9，p.193，pp.232-233.）这实际上是在平等的口号下忽视少数民族的权利，从而使两大民族的矛盾更加明显，为日后斯里兰卡旷日持久的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从此，斯里兰卡政治发展的天平开始倾向于僧伽罗人。
二战后，斯里兰卡即将独立。为了争夺胜利果实，两个民族间又开始争斗。英国担心斯里兰卡如果由泰米尔人掌权，会与印度联成一体。因而英国人在撤离前巧妙地进行了许多有利于僧伽罗人的安排，使斯里兰卡独立前基本上由僧伽罗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同时，为了在独立后完全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僧伽罗人开始想方设法排斥泰米尔人。
（2）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英语教育的开展，也使两大民族的矛盾加深。
在殖民地时期，学校教育在地域上并不均衡。贾夫纳地区及西南沿海地区发展较快，山地僧伽罗地区发展较慢。许多泰米尔人能说英语，并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北方受教育的泰米尔人中涌现出了许多医生、律师，甚至还有不少著名政治活动家。许多泰米尔青年不仅成为专业知识分子，而且还进入了政界，成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各级官员。独立初期，泰米尔人占政府职员的30％和自由职业的60％，而当时泰米尔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0％。（注：金涛、孙运来主编：《世界民族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5—246、246页。）对此，泰米尔人认为这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僧伽罗人则认为是根源于英国殖民统治给了泰米尔人过多的特权。泰米尔人的特殊的社会地位，加剧了斯里兰卡对立社会集团之间紧张和不协调的气氛。
（3）英国在斯里兰卡发展种植园经济所带来的印度泰米尔人移民问题，更加深了僧伽罗人对泰米尔人的疑惧和仇视。
从19世纪20年代起，为解决种植园中劳动力问题，种植园主从印度南部招募了大批泰米尔人到斯里兰卡种植园。这样，在僧伽罗农民的身边，出现了一大批收入极低的印度泰米尔工人。这批移民在1837年有10000人，到1949年达758264人。（注：王宏伟主编：《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和未来》，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印度泰米尔人大量移入，令僧伽罗人强烈感受到一种潜在的威胁。一方面，原有的兰卡泰米尔人正以岛的东、北两部分为阵地，与他们进行相对峙；另一方面，后来的印度泰米尔人又一天一天地渗入岛的中部、西部沿海地区。更令僧伽罗人担忧的是，兰卡泰米尔人还把印度泰米尔人看成是自己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煽动印度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为敌。20世纪20年代，斯里兰卡发生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失业。一部分僧伽罗人就认为应通过驱逐泰米尔人来解决这个问题。1927年，科伦坡僧伽罗工联主义者曾要求驱逐印度泰米尔人。（注：Jonathan Spencer，Sri Lanka，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London，1900，p.28，p.33，p.5.）从20年代以后，两个民族之间的对立加剧。
因此，斯里兰卡持久的种族冲突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而英国殖民统治的遗患为最。英国在所谓的“自由”情感的误导之下，在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幌子下，取消了原来保护少数民族的教族代表制，实行成年人普选制，是造成斯里兰卡种族冲突的关键因素。所以，有人说僧伽罗-泰米尔冲突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注：Jonathan Spencer，Sri Lanka，History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London，1900，p.28，p.33，p.5.）
佛教革命与一元制政治结构的形成
佛教在斯里兰卡已有1000多年历史。西方殖民者入侵以来，佛教长期受到外来宗教的歧视、排挤与迫害，并开始衰落。然而，佛教在僧伽罗各界人士中仍然有着深厚的基础，一旦殖民统治者对僧伽罗人的宗教压迫稍有缓解，佛教的复兴就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中期，斯里兰卡兴起了佛教复兴运动。佛教复兴运动对于唤起僧伽罗人抵制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有着积极作用。但这次运动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作用：在佛教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重新燃起了僧伽罗人在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民族自豪感，这就不能不成为斯里兰卡独立以后国家政治生活的隐患。
斯里兰卡独立后，佛教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大规模传播，国内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逐渐发展到严重的敌对状态。佛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65％，但是独立之初，国家政权仍然由殖民统治时期的精英把持，佛教徒感到国家生活受到非佛教徒力量控制。（注：W.Howard Wriggins，Ceylon：Dilemmas of a new Nation，Princeton，1960，p.193.）所以，斯里兰卡一独立，佛教徒便提出“恢复佛教的合法地位”的要求。（注：George D.Bond，The Buddhist Revival in Sri Lanka，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1988，p.76，p.89，p.93.）
1956年，佛教现状调查委员会拿出了调查报告《寺庙的反叛》，该报告鞭挞了基督教势力进入斯里兰卡给佛教及其文化造成的恶果及影响，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要求：（1）建立一个佛陀教法议会，设立一个宗教事务大臣。（2）要求国家接管所有受政府资助的学校，向学生们讲授自己的传统宗教。该报告支持青年人出家和修持戒行，号召佛教徒参加“坦诚的生活运动”，坚持穿着传统民族服装，放弃穿着西服。（注：George D.Bond，The Buddhist Revival in Sri Lanka，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1988，p.76，p.89，p.93.）可见，这是一篇充满僧伽罗民族主义激情的檄文。为了能够恢复已经丧失的僧伽罗佛教徒的传统宗教和文化，佛教僧侣积极涉入政治，广造舆论和参加斗争。该报告不但为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而且也对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佛教僧团介入政治，加剧了斯里兰卡政局的不稳定。佛教复兴运动所激发起来的民族情绪却逐渐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基督教威胁已经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僧伽罗人民族情绪就是针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首先就是针对泰米尔人的。所以佛教徒涉足政治，必然会对斯里兰卡的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斯里兰卡历史发展的方向。
1956年大选之前，统一国民党一直是执政党，它沿袭殖民政府的作法，在宗教上希望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而把持政权的仍是那些受英语教育的上层精英。（注：Sumantra Bose，States，Nations，Sovereignty，Sri Lanka，India and Tamil Eelam Movement，New Delhi，1994，p.55.）这种状况引起了受僧伽罗语教育的佛教徒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农村进行了大量鼓动和宣传。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矛盾，便转化为操僧伽罗语的多数派和操泰米尔语的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两个主要种族集团之间产生了深深的裂痕。1956年大选中，以自由党首的人民联合阵线取得了胜利。自由党在选举前提出“佛教是国教”的主张（注：George D.Bond，The Buddhist Revival in Sri Lanka，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1988，p.76，p.89，p.93.）和“只要僧伽罗语”的口号，许诺执政以后将把僧伽罗语作为惟一官方语言。因此，人民联合阵线受到了僧伽罗佛教比丘的支持。比丘们走村串户地拉选票，号召选民支持人民联合阵线，最终促使人民联合阵线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自由党领袖班达拉奈克出任政府总理。这成为现代斯里兰卡历史上第一个“依据民族文化的传统”而建立的新政府。
1956年班达拉奈克政府上台，标志着斯里兰卡一元政治结构正式建立。这届政府是在僧伽罗民族主义高涨的大环境下建立的。大选结束，新内阁即往大寺礼佛，接受僧侣的祝福。在内阁宣誓就职仪式上，内阁成员一律着僧伽罗民族服装，用传统的僧伽罗音乐取代西方的吹奏乐。第二天，议会通过《官方语言法案》，规定“僧伽罗语为惟一官方语言”；1957年又成立了佛陀教法议会。政府还破天荒地成立了文化事务部，1958年将两所著名的佛学院分别升格为智增大学和智升大学。这样，佛教民族主义的活动达到了顶峰。
1956年的大选影响巨大，从此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自由党通过扮演僧伽罗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以牺牲泰米尔人的利益为代价，成功掌握了政权。此后，任何政党想要执政，就必须取悦僧伽罗人，必须用民族问题做文章，其核心内容是进一步加强一元的政治体制，这在斯里兰卡的政治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
在强化一元政治体制的过程中，1970年是一个转折点，以班达拉奈克夫人为首的自由党和左翼联盟上台执政，1972年新政府宣布制定“共和国宪法”。新宪法确认佛教为国教，并且再次重申僧伽罗语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废除了原来的宪法中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条款，（注：K.M.De Silva，Sri Lanka：Problems of Governance，Konark Publishers Pvt Ltd，1993，p.14.）同时，在高等教育和政府雇佣机会上限制泰米尔人。过分渲染佛教民族主义的作法必然会产生负面效应，给斯里兰卡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酿成种族和宗教的矛盾。殖民地时期，斯里兰卡国内的政治、宗教、文化格局已经开始起了变化。由原来的“三足鼎立”变成了统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之内，先后形成了佛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几个宗教群体，呈现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的现象。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度，强行建立一元文化结构，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这种一元结构表现在：（1）将主体民族语言僧伽罗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2）将佛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3）将主体民族的文化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在教育、就业诸方面明显向僧伽罗人倾斜。许多僧伽罗人还完全不顾历史形成的多民族共存的事实，把斯里兰卡看成是僧伽罗人一个民族的国家，用僧伽罗人的民族利益代替整个国家利益，试图在一个多元的国家建立一元的政治结构。他们提出了诸如提高僧伽罗人的地位，宣布佛教为国教和在教育和就业等方面优先照顾僧伽罗人等要求。这些当然会引起泰米尔人的强烈不满。
独立后，泰米尔民族情绪与僧伽罗民族情绪一样，也在不断发展。他们在斯里兰卡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把南印度的五千万泰米尔人视为自己的后盾，再加上在殖民地时期他们一直处于优越的地位。因此，他们虽然居于少数地位，却有着较强的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和少数民族地位的混合，使泰米尔族上层分子在民族问题上，不肯向僧伽罗人作出丝毫让步。僧伽罗人方面则担心泰米尔人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双方不愿妥协的姿态又相互影响，相互激化，从而使两大民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议会通过僧伽罗语为惟一官方语言法案的当日，泰米尔人就和僧伽罗人发生了冲突，并愈演愈烈。1958年因为语言问题，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民族矛盾演变成了武力冲突。政府受到反对党的批判，不得不补充“合理使用泰米尔语”的立法，实施紧急状态。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切实成效，激进的政治比丘和泰米尔极端主义者都对政府表示不满，冲突还扩大到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1959年9月25日，班达拉奈克总理死于曾经拥戴他上台的佛教比丘的枪口之下。
持温和民族主义观点的政界领导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完全排除群众的民族情绪，有时为了博取群众的支持，得到更多的选票，不得不迁就群众的情绪。在其执政时，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又往往会使他们对泰米尔人做出的种种许诺化为泡影，从而引起泰米尔人更加不满。而当他们处于在野党时，他们又不惜利用群众的民族情绪，给执政党政府制造难题，拆执政党的台。这也是斯里兰卡民族问题久拖不决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一元结构下，泰米尔人担心受压制不是没有理由的，以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1956年政府宣布僧伽罗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1960年起在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实行对僧泰两族青年入学采取不同的分数线录取的制度，还有中央政府制定的移民计划等等，无一不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影响到泰米尔族的利益。这样，僧泰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恶化了。
政策方针的变化与种族冲突的发展
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殖民地时期到1948年的独立，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的摩擦仍处于萌芽状态。在反对殖民主义大旗下，双方尚能团结一致。第二阶段从1948年到1976年，种族冲突起伏不定。1977年以后属于第三阶段，泰米尔人开始要求建立“泰米尔斯里兰卡”，而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步步把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推向了反叛的行列。独立后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变得如此突出，有如下几个原因：
（1）政府从5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的语言政策是僧泰两族冲突的首要原因。
语言问题斯里兰卡民族问题的首要问题。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语是政府的行政语言。1955年，僧伽罗人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僧伽罗语定位国语，把佛教定为国教，并发起了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1956年，“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的议案在议会通过，同时对泰米尔语的使用也做了详细的规定。
这一法案伤害了泰米尔人的感情，使他们面临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成为僧泰民族冲突最持久的原因。法案还煽起了僧伽罗民族主义的烈火，为此后的任何妥协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法案实施后，僧泰两大民族矛盾迅速激化。1958年，政府决定全国车辆一律采用标有僧伽罗文“斯里”的车牌，并将一批新车运抵贾夫纳。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认为这是政府剥夺兰卡泰米尔人的语言权力的行为，便开始涂抹车牌。结果，僧伽罗地区的泰米尔文招牌也被涂抹，无数泰米尔人的商店和住宅遭到抢劫和纵火，数百人被打死，12000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是斯里兰卡独立后第一次爆发的种族骚乱，它标志着种族矛盾开始升级为大规模的流血暴力冲突。
此后，历届政府在语言问题上都大伤脑筋，尽管对泰米尔语的使用做了重大修改和补充，但是由于僧伽罗激进分子的反对，最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1978年宪法除规定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外，还规定僧、泰同为国语，广泛使用英语。由于积怨颇深，这些让步不但没有得到僧伽罗人的理解，也没有能使泰米尔人满意，而泰米尔解放阵线根本不承认这部宪法。在斯里兰卡，有关民族问题的最后协议结果都变成了一纸空文。由于僧伽罗人的反对，政府向泰米尔人的任何保证都难以兑现。
（2）政府在教育领域实行限制泰米尔人的政策，也是僧泰冲突的原因。
从殖民地时代起，泰米尔人开始重视教育。独立以前，泰米尔人的大学入学率一直很高，独立后一段时间，由于英语仍为考试语言，他们在高等教育方面占有相当优势。1948年独立时，占全国人口10％的兰卡泰米尔人在大学生中的比例高达31％。
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接管所有的学校。70年代，随着政府接管教会学校和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和考试，泰米尔人大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据统计1970年，其大学生人数已减为占15.7％，但僧伽罗人仍认为兰卡泰米尔人的升学率还是太高。于是政府采取为僧伽罗语考生和泰米语考生规定不同录取分数线的方法，降低理工类泰米尔学生的入学率。1973年，考生实施标准化考试，使各种考试语言录取比例等于用该语言进行考试的考生比例。1974年以后，又在标准化考试的基础上实施按地区名额分配法。这种分配制是根据各地区居住人口在人口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将各大学的名额分配给各地区。
显然“定额分配”制度对泰米尔人并没有好处，而对僧伽罗佛教徒是有利的。因为大多数泰米尔族学生居住在贾夫纳地区，按人口统计，这个地区所分配的大学生名额仅能占5.54％。而且，地区“定额分配”制度极大的限制了泰米尔人的入学人数，使其教育优势丧失殆尽，许多分数较高的泰米尔学生被剥夺了入学的机会。从1970年到1975年，泰米尔人大学生在理工类的入学率从40.8％降为13.2％，在医药方面则从37％降为20％，在农业方面的入学率下降更大。（注：H.P.Chattopadhyaya，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an Account of Tamil-Sinhalese Race Relations，New Delhi p.20，p.26.）而僧伽罗人大学生入学率则超出了他们的人口比例。教育方面的不公正政策使泰米尔人觉得受到了歧视，引起了泰米尔人的极大愤慨。
在中小学教育方面，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学校用英语教学，僧泰两大民族的儿童同在一个学校，接受同一种语言教育。随着政府在语言和教育方面政策的变化，僧泰儿童开始分开学习，各自用本民族的语言接受教育，接受不同传统与文化的熏陶。这种封闭的环境客观上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培养，却不利于国家的统一。而且，僧伽罗人的学校师资设备要比泰米尔人学校好得多。泰米尔族儿童必须进入泰米尔语学校，那里又不教授僧伽罗语，结果必然使泰米尔人在就业机会减少。
语言、教育政策的变化影响到了就业问题。“语言法案”使泰米尔人在担任公职方面遇到许多困难，高等教育机会的减少进一步限制了泰米尔人的就业门路。法案颁布后，许多担任公职的泰米尔人不得不提前退休，保留公职者也很难得到提升。到1975年，政府官员中泰米尔人所占比例由1956年的30％下降到6％。在进入军警方面，泰米尔人受到的歧视更大，其中泰米尔人所占比例由50年代末的40％下降到1970年的3％。1977至1980年，国家招募了10000军人，泰米尔人只占220人。1956年至1970年，国有企业录用的18.9万名员工中99％是僧伽罗人。1980年，国家公职人员中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分别占85％和11％。显然，僧伽罗人所占比例大大高于其人口比例（约74％），而泰米尔人所占比例则低于其人口比例（约12.6％），许多泰米尔人为失业所困扰。（注：金涛、孙运来主编：《世界民族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5—246、246页。）这样，在贾夫纳半岛上人口稠密的乡村里，对土地的压力不断增长，因为许多泰米尔族青年不得不返回乡村务农。由于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和受雇于政府机关的道路被主张使用僧伽罗语的新的考试制度堵死，所以他们主张分治的要求最为强烈。
（3）政府向泰米尔人居住的北方省及东方省大量移民也是困扰僧泰关系的问题。
早在30年代，殖民政府就开始修复东方省的灌溉工程，并向该省迁移僧伽罗人；独立以后，政府加快向北方省和东方省迁徙僧伽罗农民的步伐。到1966年，有12000个家庭移居到了干旱地区，总投资达9.1亿卢比。（注：Satchi Ponnambalam，Dependent Capitalism in Crisis，The Sri Lanka Economy 1948-1980，Zed Press，London，1981，p.22.）1972年班达拉奈克夫人政府进行一项激进的土地改革，将种植园国有化，并将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僧伽罗人。（注：H.P.Chattopadhyaya，Ethnic Unrest in Modern Sri Lanka，an Account of Tamil-Sinhalese Race Relations，New Delhi p.20，p.26.）这导致每4名泰米尔种植园工人中有1人失去其工作。政府移民的目的是改变泰米尔人控制地区的人口构成，以削弱泰米尔人的势力。独立后30年间，政府共向北方省和东方省迁徙了16.5万僧伽罗人，从而使这里的僧伽罗人的总数从1953年的4.65万人增加为1981年的24.3万人，增长了424％；而同期泰米尔人和摩尔人人口只增长了145％和136％。为加快实施这一计划，1985年斯里兰卡总统宣布要把30万僧伽罗人从南方移居北方，分配给一定的土地和安家费。1983年骚乱后，政府又将大批兰卡泰米尔难民遣返北方。这一作法不但使两大民族关系更加疏远，而且为恐怖主义提供了人力和物力，人为地造就了一个事实上的兰卡泰米尔人的家园。
政府的这种做法改变了两省的民族构成。此外政府还经常改变选区，以使选举有利于僧伽罗人。1977年，168名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中，泰米尔人有20名，占总数的12.5％，大大低于那时其所占人口比例（19％）。而同期僧伽罗人占国会议员的比例由71％增至81.5％，高于其所占人口比例（73.3％）。（注：金涛、孙运来主编：《世界民族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5—246、246页。）泰米尔人认为，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僧伽罗人对他们传统家园的入侵，他们感到不只是丧失了传统家园以外的传统就业领域，连传统家园也保不住了。
1977年大选后，联合阵线遭到惨败，统一国民党以压倒性多数获胜。斯里兰卡现代史开始了另一个明显的政治转折。1978年斯里兰卡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在多方面完全改变了斯里兰卡的政治结构，从而加剧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新宪法规定了僧伽罗语为唯一官方语言，改变了斯里兰卡的选举制，将多数票原则改为比例代表制。（注：Chandra Richard De Silva，Sri Lanka：A History，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89，p.193，pp.232-233.）选举制改革有助于平衡所有选民的代表权，尤其有利于少数种族集团。但另一方面，比例代表制也规定了一个最低限额（全部选票的1/8），用以限制小党派的候选人在某一地区当选。而且，由于原有的选举制已被新的以地区为基础的选举制代替，在本地区有强大影响的地方党派便成了比例代表制的主要收益者。在泰米尔人占优势的地区，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做法。所以说，1978年宪法与其说弥合了使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两大社会集团的鸿沟，不如说是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由此可见，斯里兰卡独立后的历届政府所推行的歧视、排挤泰米尔人的政策，把泰米尔人一步步推向了反叛的地步。一些政客为了能争取更多的选票，不惜就一些敏感问题，特别是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进行淋漓尽致地渲染和发挥，不时提出极端口号。在民族政党界线明显、泾渭分明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更大的隔阂。
独立以来，斯里兰卡的每次大选几乎都发生政府更迭。僧伽罗人的两个主要政党，统一国民党和斯里兰卡自由党竞争意识都非常强烈。他们执政时没有长期打算，不敢轻易解决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有时采取主动措施也终遭破坏。在野时则不惜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对泰米尔人的传统恐惧。几十年来，两党都曾反对另一方与泰米尔人达成协议，使执政的对手因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几次和解努力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
无穷无尽的冤冤相报，使得僧泰两民族更加势不两立，其中的极端主义分子都走上了暴力和流血的绝路，从而为斯里兰卡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如今恐怖主义已经猖獗为患，暗杀、爆炸、纵火、袭击等恐怖事件经常此起彼伏，防不胜防，使得人人自危，政府更是头痛。
持续不断的种族冲突，给斯里兰卡带来沉重的灾难。它严重阻碍了斯里兰卡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了斯里兰卡现代化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为解决旷日持久的种族冲突，斯里兰卡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由于政府在处理泰米尔人问题上态度比较强硬，泰米尔人则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双方目前上基本没有缓和的余地。从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任何一个大民族都不能将本民族利益置于其他民族之上，否则只会引起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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