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权力“铁三角”下变法悲剧与作家的诗性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的诗论文,铁三角论文,悲剧论文,权力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6)03-0027-06
一、文化转型与末世变法的悲剧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小说创作的全部活动，就是用作者的主体认知同历史进行对话，并且以审美方式将其转换成既真且美的特殊的艺术形态，因此，从文本的构成来看，它往往同时涵盖了历史和艺术的双重因素。这是历史小说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容易招致批评的原因所在。熊召政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也不例外。本文不想就此展开探讨，而是指出：简单的虚实之辨并不能破译历史小说的奥秘，一部历史小说的真实与否以及真实程度如何，主要还是看它对历史真实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文化走势的把握。这也是我们评价历史小说真实层次、境界和规格的根本要旨。以此来考量《张居正》的创作，我们便对近几年学界围绕该书是否“厚诬”或“粉饰”历史人物展开的争鸣获得了一种新的认识。在这里，也许存在如有的评论家听批评的在主要人物张居正、高拱和次要人物隆庆皇帝、魏学曾、王希烈等人物塑造上的有违史实之处（当然也有人不赞同这种批评），但由于作者不满足于形而下的史实真实（包括典章制度的真实和风俗民情的真实），而是以高度的理性自觉努力揭示形而上的文化的真实，写出张居正领导下的“万历新政”及其所处的晚明末世背后的本质规定和历史走向，因而笔下的历史形神兼备，在总体上达到了列宁所说的“更深刻的本质”的层次[1](P143～144)。
晚明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期。“阳明心学”的兴起和新旧文化的相互纠缠、碰撞和融合在此时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由此派生的市场规则和价值规律，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国家的政治生活。随着商业经济的日趋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上升，书中的那个亦商亦侠的邵大侠居然可以插足朝廷首辅的任免，另一个布商郝一标拿出一点钱来竟能给所有京官发几个月的俸禄，他走私的布匹还卖到皇宫给太后做衣裳，不禁使我们想到《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势力。同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是社会思想的解放，以“心学”大师何心隐为代表的“异端”学说的流行和书院讲学风潮的高涨，在向传统儒学的伦理纲常和道德准则提出挑战的同时，也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裂痕和朝廷中“循吏”与“清流”的分化。在新的经济文化因子的影响下，中国固有的实用主义思想空前膨胀，好色好货好利思想广为流行并进而引起了晚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所有这些，都在小说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揭示。
但是作者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新的经济文化因子在未经突破性发展之前，仍被强硬地纳入传统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内运行，其整体力量是有限的。明代毕竟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这些新的经济文化因子不仅无法与皇权体制分庭抗礼，而且只有依附于皇权才能有所作为。小说中邵大侠的发家致富依靠的就是以布衣身份介入宫廷的政治斗争，郝一标的布匹生意也是靠走私和勾结官方来操作的。商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这种结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与此相似，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潮也与传统的纲常礼教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心学”所提倡的个性自由不仅没能冲决程朱理学的纲常礼教，反而与这些道德教条形成一种奇妙的结合，从而导致了士子们既拘泥僵化又空疏狂热的做派。正如小说中何心隐所说：“这些人讲求操守，敢与官场恶人抵抗，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好名而无实，缺乏慷慨任事的英雄侠气。”在“讲学”热和“救援”何心隐等一系列运动中，士人们的这种矛盾秉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何心隐的“心学”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最高成就，但它在儒家教条与个性自由之间左冲右突，反复无常，仍未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作者告诉我们，在张居正就任首辅前，何心隐可以跳出宗法礼教的羁绊建议张居正“清巨室”、“用循吏”，以天下为己任进行变革；然而，当变法影响到他的话语权力，就转而站在礼教的立场上批评张居正不回家守制为亡父尽孝，并煽动士子们起来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这说明他看似有些“异端”，但骨子里并没有真正摆脱传统文化的框范。
任何变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综观中国历次变法，大体有以下两种历史背景：一种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式的宗法政治和土地私有制是其根本原因，中国古代的变法大多数属于这一类。另一种是新生或外来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催生，商鞅变法和戊戌变法便可归属此列。就万历新政而言，是两种因素兼而有之。明季是典型的宗法社会，书中像李太后的父亲李伟和驸马都尉许从成等豪门贵族都占有大量的土地，与此同时，新的商品经济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和官场的贪污腐化，使得贫富两极分化在晚明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此外，“阳明心学”的传播和私学书院的兴起，也对官方教育体系和传统意识形态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面对严峻形势，小说主人公张居正借助皇权的支持和庇护，用传统法家的霹雳手段，强力推行了著名的“万历新政”，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自救。随着新政的实行，原来穷得连官员俸银都发不出的国库盈实了，皇帝扫扫箱角就可以每月办一次大型灯会；边防在张居正重用的李成粱和戚继光等将领的整顿下巩固了，不断有外族前来通好；阶级关系有所缓和，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一时四海升平，百业兴旺。
然而，万历年间的晚明毕竟是末世而不是盛世，张居正的变法也毕竟是在扩大内阁权力、与冯保等宦官结盟并对皇权实行羁縻的新专制政策的基础上展开的。他的整饬吏治、整顿税收盐政以及取缔书院等措施，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明王朝松弛慵懒的政治体制、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僵化保守的道德礼教，相反因损及贪官庸吏、皇亲贵戚和清流士子们的利益而招致他们的敌视及最终清算。小说第4卷对此有相当怵目惊心的描写。当然，如果站在现代的文化立场上进行考察，传统的法家学说也不能充当末世变法的思想资源。张居正压制言路、取缔书院的文化专制政策便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作者在叙述万历新政时，态度是十分清醒、理智和冷峻的，他并不因笔下人物是改革家而对其功绩做出不恰当的夸大，而是努力写出这场变法的深刻的文化悲剧和个体在历史巨人面前的无奈和渺小。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小说就是这样，通过对张居正在艰难曲折中一步步走向事业的顶峰，又一步步走向失败的深渊的一波三折的叙述中，让我们不仅具体而微地感受到历代改革家共同的悲剧命运，而且由此及彼地激发了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中国式改革的痛切拷问。
《张居正》为我们书写了中国在近代化门槛前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的一次自救运动，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明王朝的覆灭，却并没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这次变法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作为改革家张居正的人生悲剧和人性悲剧，都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2](P238)黄仁宇先生的这段话，不妨可看做是对熊召政上述有关晚明历史本质和末世走向的描写的一个绝妙总结。
二、“铁三角”权力关系与复杂的人性本质
任何变法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并往往由此导致激烈的政治权力碰撞。正如上文所说，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集权传统的国家，皇权历来被视为是天授的，是其他国家权力的源泉。所以，变法必须取得皇权的支持（虽然有时候皇权并不一定掌握在皇帝的手里）。在某种意义上，变法就是围绕皇权展开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再分配。
就小说《张居正》而言，在万历皇帝长大以前，皇权的实际代表者是其母亲李太后。而在明朝：又没有太后直接干政的先例，她必须寻找自己信任的大臣来执政从而实现对政权的间接控制。经过仔细考察和反复考验，李太后认为，具有这种资历和能力的只有张居正。同时，作为深居后宫的太后，她与张居正的接触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需要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皇宫的人来传递信息，这个人就是司礼太监冯保。因此，李太后——冯保——张居正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铁三角”权力关系。其中李太后是冯保和张居正的权力源泉，张居正代表皇权的公权力，而冯保则代表它的私权力。设法维护这种权力关系的稳定以巩固李太后对自己的信任，是张居正变法的前提和基础，小说也正是围绕这个权力轴心的逐步形成、稳定运行和最终瓦解的过程展开的。第1卷《木兰歌》主要叙述在隆庆皇帝病重去世和皇权变更的特定情况下，高拱、张居正、冯保之间的争斗和权力“铁三角”的逐步成型，这是变法的前奏。第2卷《水龙吟》明写京城里围绕“胡椒苏木折俸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纷争，而暗写张居正借“京察”整饬吏治和调整人事的机会建立并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这一阶段中，权力“铁三角”在主要人物的相互冲突、试探和协调之中逐渐趋向稳定。第3卷《金缕曲》写权力“铁三角”的进一步稳定运行，叙述了张居正变法最艰难的攻坚阶段。由于张居正变法是在取得皇权信任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皇权一旦发生变动，他所有的权力就会顷刻瓦解，一切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小说第4卷《火凤凰》描写的就是随着小皇帝长大并逐步收回皇权时，权力“铁三角”随之瓦解并进而导致变法迅速失败，保守势力全面复辟。
权力关系是权力主体之间按照政治需要编制的一张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与张—李关系相比，张—冯关系是比较简单的，张—冯之间主要是一种利益同盟的关系：冯保需要通过张居正来巩固他的司礼太监的地位，并进一步扩大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张居正则需要联合冯保来加重自己在李太后和小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他的变法也离不开冯保的配合。冯保是一个贪婪而又极具心机的宦官，为了变法大业，张居正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答应他的一些出格的要求，比如给贪官胡自皋安排肥差，对杀人犯章大郎网开一面等等。在基本合作的同时，张—冯之间也常有些摩擦：张居正必须防范冯保过多地插手外廷事务，而冯保也时常在太后面前给张居正上点“眼药水”，以便让张居正意识到自己的重要。至于张—李关系就更复杂了。李太后是一个端庄贤淑、深明大义的年轻太后，她希望张居正是一位有治国才能而又忠心耿耿的相国，同时还是小皇帝的一位称职的老师，甚至在情感上承担着一定程度的父亲角色。此外，作为女人，她对张居正还有一些男女情感意义上的欣赏。因此，张居正必须很有分寸地处理与李太后的关系：既要显示自己的果敢干练，又不致有专权僭越之嫌，还要在皇宫对国库公银的索取、李太后父亲李伟无穷无尽的名利要求面前一再妥协。在张—李关系中，张居正经常表现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李太后对自己的信任危机。《荐贪官宫府成交易，获颁赐政友论襟怀》一回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在私下里对他的朋友大发感慨：“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
需要指出，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它成就张居正的变法霸业，也悄然地异化着他的人性。在这个意义上，置身权力“铁三角”的张居正，注定要扮演悲剧英雄的角色。作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在描写张居正大刀阔斧变法的同时，也揭示了其性格中残忍狠辣的一面：他以每年大批处决犯人来树立自己领导下政府的权威，并把曾经插手朝廷政治斗争的邵大侠和何心隐找借口秘密地杀掉。另外，权力斗争的隐秘诡诈还致使张居正工于心计和不择手段：他甚至联合冯保通过东厂的特务机构来达到整垮对手、控制朝廷官员的目的；而权力斗争的妥协性则导致了张居正性格中的某种软弱性：在就任首辅之前，面对受隆庆皇帝重用的、强硬老辣而富于计谋的高拱，素有大志的张居正只能隐忍行事，在两广总督的任命和处理内阁同司礼太监的关系上，张居正都委曲求全，尽量不与高拱发生冲突。他多次对高说：“你是首辅，凡事还是你说了算。”尤其是变法一旦涉及到皇室利益，他便不得不做出让步，因为他明白“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改，唯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张居正性格的复杂性是权力复杂性的外化。他在成为首辅之前和甫登首辅之位时，私人生活十分严谨，不事经营，也不喜贿赂，对家人管束甚严，还常常因家里的用度而捉襟见肘，但是到了执政后期，他不仅接受戚继光送来的胡姬，纵情声色导致身体衰败，还开始排斥直臣循吏，任用钱普、陈瑞等阿谀奉承之徒。“用今天的态度来看，张居正的人格是典型的，也可以说是分裂的”[3]。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入世从政而致使人格畸变的一个典型写照。
权谋文化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其很强的神秘性、趣味性成为了历史叙事的最爱。在中国当代历史小说中，对于这种古老而又残酷诡谲的政治智慧，往往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立场：一种是批判揭露之中有欣赏认同，如二月河“落霞系列”对雍正皇帝的书写。其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智慧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没有带来现代中国的繁荣和富强，它起到的是恶化社会环境、阻碍人类进步的作用”[4]。另一种如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等新历史小说对权力的揭橥和嘲讽。这种态度多少有失偏颇——作为历史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权力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严格地讲，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是政治家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挥舞在手中的一把利剑，对权力不加区别的否定与对权力不加分辨的认同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立足于这样的角度，《张居正》中的权力叙事就颇可称道。虽然作者常常借别人之口表达自己对张居正务实稳健、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的赞赏，但他并未对权力做简单的情感化和道德化评判，更不因自己赞赏张居正，就回避对其在取得和运用权力时表现出来的冷酷残忍、刚愎自用和不择手段进行批判揭示。的确，权力的善与恶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当张居正看在冯保的面子而起用贪官胡自皋受到友人的责难时，他反问道：“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用还是不用？”并说：“为了国家大计，宫府之间，必要时也得作点交易。”这说明作者已超越了简单的善恶对立，站在更高的历史基点上来看待权力斗争了。
与单纯地叙述宫廷斗争的作品不同，《张居正》的权力叙事是指向变法叙事的，并被整合在变法叙事的整体大格局之中。权力是变法的手段，变法才是目的。变法是挽救大明江山、造福于天下百姓的事业，也是触动千万人利益的异常艰巨浩大的系统工程，在完成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显规则和潜规则、光明正大的目的和实现这种目的的不择手段，往往难以分割地掺杂在一起。也正因此，《张居正》中的权力叙事，使读者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隐秘诡谲和尔虞我诈，也不是刀光剑影和热血火并，而是正直人格在复杂社会面前的委屈和无奈，是正义事业惨遭失败后的悲悯和感慨。这种叙事效果与作者的权力观和叙事立场是分不开的，它昭示了近年来历史小说思想艺术理念的进一步成熟。
三、和谐而富有张力的历史叙事
与当下其他作家的历史小说相比，《张居正》的诗性叙事是相当突出的。二月河的“落霞系列”熔历史、情爱、武侠、推理等小说元素于一炉，突出了小说叙事的“趣味”二字。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和《旷代逸才》等作品在古今中外开阔的文化视野里突出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理性的穿透力。熊召政的《张居正》则显示出从容的气韵，散发着浓郁的诗情。熊召政是一位诗人，这部长篇巨著的诗性风格，主要体现在各种叙事要素相互纠缠、排拒与协调之后形成的和谐而又富有张力的历史想像与历史重铸之中。
“张力”的意义正如福勒(Fowler)所谓，是由“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冲动或意义”形成的某种“势”。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它更多用来指称由于思想、情感和想像处于两点之间的亦此亦彼的不稳定状态，而“在审美心理上引起的紧张活动和紧张状态”[5]。“和谐”本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主要特征。《论语·子路》中有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说法，虽然是就人际关系而言的，但还是可以看出在古人的审美理想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和”是有差别的因素甚至是对立因素间的协调统一，而“同”则是无差别地苟同或一律化。由此可见，古典艺术中所说的“和谐”，指的是由各种不同的艺术要素按照一定的等级秩序组织而成的统一有序的艺术有机体的一种风格体现，它本身就含有“张力”的意思，只不过与西方文论相比，它更强调协调一致而已。然而，中国后来的艺术实践，特别是话本、拟话本和章回体小说等叙事艺术，越来越偏重协调一致而忽略了各叙事要素之间的差别或对立，使不少小说人物形象概念化、情节发展公式化、叙事视角单一化并充满说教气味，艺术水准大大降低。可见真正的艺术“和谐”是建立在“张力”基础上的一种“和谐”，它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和分寸感。《张居正》的创作，就较好地体现了这种理念。为了使小说样式与所叙述的晚明时代的社会生活更加协调，作者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对时间、空间、主次、虚实等叙事要素的安排和处理，也十分注意彼此合理有序，对立统一。作者常常在紧张的情节叙述之间，穿插如张居正与玉娘的歌诗唱酬、两情相悦和大量富有诗意的风俗画，也细致刻写诸如北京棋盘街的市井风情、紫禁城内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南京秦淮河畔的灯红酒绿中的莺花事业、扬州巨贾豪华的私邸酒楼、广东边陲之地的风土人情等场面。风俗画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属于民间文化趣味在文学中的表现：“所谓风俗，事实上也是一种人性内质的表现形式和展开状态，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倾向的现实存在方式。越是具有特色的风俗画，其对人性的表现就越有深度和价值，因为艺术的要旨，事实上就在于能否准确、真实地表现出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和人生境遇中独特的人性表现。”[6]小说中这些类似于《清明上河图》的风俗画描写，不仅再现了晚明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而且也使人性内质与外在的社会环境显得更和谐统一。
当然，以上所述对于《张居正》来说也许不是最主要的。作为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我们认为它的和谐而富有张力的历史叙事，主要还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和多变性的处理。作者对社会、历史和文化无疑怀有深深的敬畏感。这种敬畏感驱使作者超越单一的道德化、主观化和一律化的观念去框范生活，而是尽可能地再现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间这一时段的复杂状态，书写出历史原生态的那种毛茸茸的质感，把思考的权利留给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性的，张居正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强硬的政治手腕，使即将崩溃的明王朝在他手上呈现出短暂的中兴气象；但历史的发展又是合规律性的，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张居正变法最终被扼杀在旧体制中，改变不了明王朝覆灭的命运。历史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通过无数的偶然事件体现出来。李太后保冯保驱高拱、起用张居正的决定奠定了“万历新政”的基石，但小说中这一重大决定是在将老和尚和小太监的一通互不搭界的话理解为机缘的情况下做出的；首辅的任免关乎朝廷的大事，但是邵大侠和何心隐这样一些布衣百姓，却可以看准机会以“四两拨于斤”的手段在其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总体而言，作者无疑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但单一的唯物史观是否真的可以解释所有的社会历史现象呢？作者对此似乎尚有疑虑，于是就在作品中为我们留下了些许神秘叙事的痕迹：测字高手李铁嘴屡屡对人物身份和命运洞若观火；衡山的和尚10年前就预测到张居正有当首辅的一天；张居正死后冯保去白云观抽的签，预示了其即将为张四维等“小人”所害、被排挤出局的命运。
其次，是对多元、丰富、立体的生活状态和人物性格的把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多声部或准多声部的叙事来实现的。作为主人公，张居正的声部无疑是最高亢的，小皇帝、李太后、冯保以及张居正的政友们的声音，更多地衬托出了主人公的成熟干练、勇于任事的改革家形象。这体现了作者基本的价值立场。除此小说还有高拱、何心隐、清流派士子与张居正正面形象不很协调的声部存在，它起到了对历史生活和主人公性格进行侧面揭示的作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性格也在这种多声部的格局中呈现出丰富复杂：李太后的睿智与多疑、冯保的狡诈与优雅、小皇帝的老成与稚气、高拱的急躁与老辣等等。凡此种种，都无不入木三分，写出了人性深层的悖论。在形象塑造上，作者显示出在“熔铸”历-吏资料方面的深厚功力。所谓“熔铸”，是指在历史小说创作中，对于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叙述基本采纳历史资料的记载，在阅读历史资料的同时，作者把自己的心灵沉潜入历史，与古人对话，把“死”的历史资料转化成“活”的小说素材。这就好比把废金属重新回炉熔铸一样，把好多表面看似矛盾，其实可以协调一致的材料纳入一个有机体，达到深层次的协调一致。这样的创作过程本身就充满着张力和悖论，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才能深刻逼真。
再次，是对故事情节、结构跨度的安排。小说基本上采用了章回体结构，但与传统的章回体又有很大的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传统的章回体系列性很强，各情节单元相对独立完整，衔接勾连之处要做重复概述。其实，章回体小说的这种做法主要是受了话本和拟话本的影响。话本作为一种说话艺术，为了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并避免遗忘，反复提醒是必要的，但对于以阅读为主要欣赏方式的现代小说，这样做就显得拖沓啰嗦。《张居正》在这方面显示了自己的独特之处：小说的叙事紧扣主要事件的主体部分，就事不就人，至于人物尤其是事件中涉及到的次要人物的结局，则在下一事件的叙述中自然带出。比如第2卷一开始写设计抓捕章大郎，但抓了以后如何处置，却一直等到第九回王希烈与魏学曾密谋闹事时才在谈话中带出。这种类似于史传“互见法”的情节布局，把可以想像到的情节以空白的形式留给读者，使小说叙事显得简捷而凝练。适当的情节跨度又可以激起读者的探究和想像，增强阅读的兴趣和叙事的张力。还有，小说章节的结尾方式也别具匠心：一种是关键人物的表情和语言，一种是富有诗意、余味的场面描写。前一种方式把人物当时复杂的内心活动留给读者去想像，后一种方式则引导读者去回味当时的场景。不论哪种情况，都体现出作者的同一个追求：干脆利落的结尾可以把无穷的余味和想像留给读者，增强叙事的诗意和张力。
总之，《张居正》是一部稳健丰满、别具韵味的作品。它的宏大而不失复杂的历史观照、严谨而不失灵动的文化立场、各卷之间的平衡匀称以及典雅而充满书卷气的叙述语言，使它在当下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继《李自成》、《少年天子》和《白门柳》之后第4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成功表明，文学创作追求形式技巧的创新固然重要，但真正优秀的作品，归根到底还需依靠学问的积累和识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居正》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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