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理论创新：从事后调控到事前调控——兼论主要调控工具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前论文,宏观经济论文,事后论文,理论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经济大危机都会引起一场新的经济学革命，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诞生；70年代的滞胀危机促成了货币主义的兴起。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不仅无法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做出合理解释，提出有效对策，它本身就是造成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由新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取代传统理论，纠正它的错误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那么，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其猛烈程度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金融海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流学派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的错误何在，应该怎样纠正，新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百年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与各学派的功过
从20世纪初至今，宏观经济理论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大萧条之前，主流学派是货币数量论，它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著名的费雪交易方程式中。该方程式为：MV＝PQ；其中M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即用于投资或消费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Q为商品和劳务总量(简称为产量)。交易方程式左边表示总货币流通量和总需求，右边表示总商品(包括劳务，以下同)流通量和总供给。费雪交易方程式包含了丰富的内容：第一，它将总货币流通量和总商品流通量、总需求和总供给统一于一个方程之中，这对于观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运行十分重要。第二，确立了虚拟经济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固定常数，产量在短期也是比较稳定的，因此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能反映在物价的变动上。这就决定了货币供应量增加的惟一目的只能是满足实体经济交易的需要，一旦超过这一需要，就会引起通货膨胀。第三，将流通货币与非流通货币区别开来。所谓流通货币是指因用于投资或消费而进入流通的货币。如果货币没有进入流通，则属于非流通货币。这样货币供应量就分为流通货币和非流通货币两个部分。费雪方程式假定，方程中的货币供应量都是流通货币。这个假定是否成立呢？根据萨伊的“供给能创造自身需求”的理论，交易方程式右边的总供给会创造出与之相等的方程式左边的总需求，即使有一部分货币被人们储存起来，也会很快为投资所吸收而重新进入流通，不会出现储蓄大于投资的总需求不足。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表明供给不能创造自身需求，货币数量论遭到沉重打击，宏观经济理论也从此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凯恩斯主义取代货币数量论，占据了主流地位。面对经济大萧条，凯恩斯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第二个是提出解决对策。
对于第一个问题，凯恩斯指出，大萧条是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总需求不足是由于存在着边际储蓄倾向递增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他说：“一般而论，所得之绝对量愈大，则所得与消费间之差距愈大，………故一般而论，设实际所得增加，则储蓄在所得中所占的比例增加”。①按照凯恩斯上述理论，在边际储蓄倾向递增的作用下，人们将越来越多的货币储存起来，使之退出流通；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下，消费相对下降并引起其所派生出来的投资需求下降，无法将人们储存的货币全部转化为投资，使之重新进入流通。于是，货币供应量M就有一部分退出流通，成为非流通货币，我们称之为闲置货币。它是指较长时间退出流通的货币。对于那些短期为人们所储存，但很快又进入流通的货币，则不属于闲置货币。因为收入与支出有时不可能同时进行，人们需要储存一些货币，以便日常交易之用，但它停留是暂时的，很快会重新进入流通，因而属于实体经济交易所需要的流通货币。
闲置货币的出现，打破了交易方程式中货币供应量M必然都是流通货币的假定，它分化为流通货币和闲置货币两个部分。如何计算流通货币呢？其公式为：流通货币＝货币供应量-闲置货币。为了将这一新变化表示出来，需要对费雪方程式加以扩展，增加闲置货币这一新变量，并以D表示。新的方程为：(M—D)V＜QP(1)。在方程(1)中，所以要从货币供应量M中减去闲置货币D，是因为方程左边代表总货币流通量而闲置货币已经不是流通货币，因而需要扣除。举例来看，设M＝100；D=10；V=4；Q＝100；P＝4，则方程(1)为：(100-10)×4＜100×4。从上面方程可以看出，由于闲置货币的出现，总货币流通量和总需求从400减少到360，小于总商品流通量和总供给40。为了恢复方程两边的平衡，在市场自发调节下，总供给被迫减少40，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凯恩斯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这一点，并用边际储蓄倾向递增和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加以解释。
这里需要解决总货币流通量的计算问题。它是流通货币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当总货币流通量减少时，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流通货币减少，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另一种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流通货币不变。举例来看，假定货币供应量为100，货币流通速度为4，当货币供应量都是流通货币时，总货币流通量＝100×4＝400。如果总货币流通量从400下降到360，既可以用流通货币减少来表示，即由于出现闲置货币(设闲置货币＝10)，需要将它从流通货币扣除，因此总货币流通量下降，即：总货币流通量＝(100货币供应量-10闲置货币)×4货币流通速度＝360；也可以用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来表示，即货币供应量仍然都是流通货币，但货币流通速度从4下降到3.6，即：总货币流通量＝(100货币供应量)×3.6货币流通速度＝360。虽然以上两种方式都能表现出总货币流通量的下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以流通货币的减少来反映总货币流通量的下降更符合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赞成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即货币流通速度受制度、社会惯例、支付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比较稳定，因而总货币流通量的减少是流通货币的减少造成的。
仅仅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总货币流通和总需求小于总商品流通和总供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提出解决的方法。从理论上看，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设法使闲置货币转为流通货币，从而恢复总量均衡；第二种是对闲置货币置之不理，而径直增发新的货币来填补闲置货币退出流通留下的空缺。凯恩斯选择了第二种方法，但这种方法要有一个前提条件：新增加的货币必须用于投资或消费，使之成为流通货币。凯恩斯认为财政赤字政策能够做到这一点，其操作过程是：第一步，增发新的货币，这可通过政府向中央银行出售国债来实现；第二步，将这些货币用于弥补因政府投资过大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使之变为流通货币。鉴于这些新增加的货币都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我们称之为赤字货币，以B来表示。财政赤字政策的传导过程是：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政府用这些货币来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投资——带动总需求增长。
我们用方程(2)来说明财政赤字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过程及其利弊。方程(2)在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赤字货币这个新变量，即：(M-D＋B)V＝QP(2)。在方程(2)中，闲置货币D的出现虽然减少了流通货币，但政府增加的赤字货币B填补了这一空缺(在方程2中表现为D与B的相互抵消)，因而总量恢复均衡。具体举例如下：设货币供应量＝100，闲置货币＝10，赤字货币＝10，货币流通速度＝4，物价＝4，产量＝100，则形成以下方程：(100-10＋10)×4＝4×100。可见政府增加财政赤字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总量平衡。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在二战后能盛行一时的原因。
但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只能有效于一时，没有可持续性，且孕育着越来越大的危险。第一，在边际储蓄倾向递增的作用下，人们储存的闲置货币越来越多，赤字货币也必然越发越多，从而打开了滥发货币的闸门，使货币供应量不是根据产量，而是根据政府扩大财政赤字的需要而增加。第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是建立在人们只储存闲置货币而不使用，或是闲置货币的增加要大于它的减少的假设之上。但这个假设是靠不住的，人们不可能只储存闲置货币而不使用，一旦它们被大量使用，进入流通，必然会引起剧烈的通货膨胀。其实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实行的那一天起，就不断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但它仍然一意孤行，甚至用菲利浦斯曲线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必要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爆发滞胀危机才宣告了它的破产。
面对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并存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如何来收拾这副烂摊子呢？货币主义趁机崛起，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地位，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
货币主义认为，滞胀危机的要害是通货膨胀，经济衰退不过是其副产品。因此要消除滞胀危机，必须首先消除通货膨胀。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原因是货币量的增加超过了产量的增加。这样，货币主义实际上又回到货币数量论的立场。当然货币主义与货币数量论也有所不同，它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固定常数，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波动，但总的来说它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得出了与货币数量论同样的结论：货币数量的增长超过了生产的增长，就会引起通货膨胀。
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弗里德曼提出了著名的单一规则，他说：我始终强调一个不变的、既定的货币数量增长率比之准确变化的增长率数值更为重要。②他根据美国产量、人口以及劳动力的增长，提出美国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应该在4％～5％之间。根据货币主义理论，西方国家也纷纷确定了本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如联邦德国在1974-1978年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定为8％，1978年以后改为6％～9％；英国从1976年7月明确采用货币总量目标控制，1996-1997年将M3增长率定为12％；美国也在1978年10月宣布以货币总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
货币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虽然能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但同货币数量论一样，无法对付总需求不足。因此在通货膨胀消除后，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放弃了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如美国1992年宣布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但用什么来取代它呢？
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利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方法，并形成了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两个分支，我们称这种以利率为主要调控工具的学派为利率主义。于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从第三阶段进入第四阶段——以利率主义为主流学派的阶段。工具规则的代表人物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他提出了利率规则(亦称泰勒规则)，主张中央银行应该根据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情况调整利率水平，认为利率应当成为中央银行的主要操作方式。他的观点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重视，成为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和主流货币政策。③目标规则主张中央银行确定通货膨胀目标区，当通货膨胀偏离这一目标区时，利用提高或降低利率来使其回到目标区之内。工具规则和目标规则虽然在具体做法上有一定的区别，但在以利率为主要调控工具上是一致的。
其实，运用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并不是什么新观点，凯恩斯曾指出，利率下降会减少投资成本，刺激投资增加，进而带动产量增长。但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的预期利润率很低，利率即使降低到接近0的水平，企业也不愿意增加投资，因此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有效。但凯恩斯只看到利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没有看到它对消费，特别是贷款消费的影响。在消费信贷体系日益成熟、完善和发达的情况下，利率对信贷消费的影响更为突出。利率下降能降低贷款消费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人们增加贷款消费，并进而带动投资增长。正是看到这一点，利率主义主张以利率为主要调控工具。受这一主张的影响，西方国家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纷纷以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为主要调控工具。
但是利率调控是一种间接调控，其传导过程比较长：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利率下降——刺激贷款消费和贷款投资增加——带动总需求增长。更严重的是，货币供应量增加所导致的利率下降虽然对贷款需求，特别是贷款消费需求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很大。贷款消费需求取决于贷款负担和还贷能力。前者指贷款本金(即贷款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格)和利息；后者指借款者未来收入的大小。利率只是这3大因素(即本金、利息和未来收入)中的一个，因而作用有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效。例如贷款消费者缺乏还款能力或贷款所购买的消费品价格太高，根本买不起，这时利率即使降为0，贷款消费也不会增加。
利率对贷款消费的影响比较小使它产生的贷款需求也比较小，因而中央银行为降低利率而增发的货币不能全部转为流通货币，其中一部分因没有相应需求而无法进入流通，成为闲置货币。我们称为降低利率而增加的货币为利率货币。它有一部分进入流通，称为利率流通货币，即利率货币中的流通货币部分，以E来代表；另一部分没有进入流通，称为利率闲置货币，即利率货币中的闲置货币部分。
我们用方程(3)来说明利率主义是如何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方程(3)在方程(1)的基础上，增加了利率流通货币E这个新变量。方程(3)为：(M-D＋E)V＝PQ(3)；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D为闲置货币，E为利率流通货币，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Q为产量。从方程(3)来看，闲置货币的出现，虽然减少了流通货币，但中央银行增加利率货币所产生的利率流通货币填补了这一空缺(在方程3中表现为D与E的相互抵消)，因而总量恢复平衡。具体举例如下：设M＝100，D＝10，E＝10，V＝4，P=4，Q=100，则方程(3)为：(100-10＋10)×4＝100×4。可见，利率调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总量均衡，维持经济增长，这也是它在90年代初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前能成为西方国家主要调控工具的原因。但与财政赤字政策相比，它的副作用更大。虽然两者都走上了滥发货币的道路，即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是根据产量或实体经济的需要，而是根据降低利率的需要。但财政赤字政策所增加的货币都能转为流通货币，而为降低利率所增加的货币只能有一部分转为流通货币，另一部分成为闲置货币。因此后者不仅增加的货币供应量更多，还直接增加了闲置货币。
当然利率调控并不总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还包括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的一面。但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利率调控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率为主，虽然有时也减少货币供应量来提高利率，但那是因为前者力度过大，引起通货膨胀，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因此从总体和长期来看，以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和闲置货币越来越多，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巨大的经济危机。这就是至今还在不断蔓延的金融海啸。只是由于欧美国家政府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如果它们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奉行自由放任主义，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则这场金融海啸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那么金融海啸是如何产生和引爆的呢？关键还在于货币的过多发行和闲置货币的大量积累。人们持有的闲置货币越多，其到处寻找投资或投机机会来获取最大收益的急迫性也越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金融精英们趁机浑水摸鱼，设计出一批有毒的金融衍生品，向市场推销，从中渔利，其中毒性最大、危害最烈的是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这些金融精英们将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高收益债券——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又给它打上最高等级3个A。如此美妙的债券，手握大量闲置货币的机构和个人岂能不趋之若鹜。其后果是严重的：在微观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住房抵押贷款打包成债券卖出去以后，它对住房抵押贷款能否归还已不负任何责任，一切风险都由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购买者承担，于是它不断降低贷款标准，甚至连没有还款能力的人，也敢用零首付等优惠措施来招揽，使贷款质量越来越差；在宏观上，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一只手拿出资金来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另一只手通过出售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收回资金，如此循环不已，贷款规模越来越大，涌入流通的闲置货币也越来越多，引起通货膨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从1％上升到5.25％。但利率的上升，大大加重了贷款购房者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没有多少还款能力的人，更是雪上加霜，纷纷破产，从而引爆了次贷危机。可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利率主义以利率来调控宏观经济，造成了货币发行过度和闲置货币泛滥，使人们能有大量资金去购买垃圾债券，形成巨大的经济泡沫，而美联储提高利率的行动又直接刺破了这个天大的泡沫。
事实证明，利率不适合充当宏观经济的主要调控工具，它有如下缺陷：
1.不具有可持续性。运用利率来调控经济，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闲置货币，当它达到一定规模就会爆发危机，并且闲置货币积累的规模越大，危机就越猛烈。这次金融海啸的爆发就是闲置货币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之所以比滞胀危机更猛烈是因为闲置货币积累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后者。
2.利率调控缺乏精确性。利率调控属于间接调控，中央银行既不知道增加多少货币能降低多少利率，也不知道利率降低多少能产生多少有效需求，只能是一点一点地降低利率来进行试探，走一步看一下，从而形成了利率调控的同方向、小幅度、连续性的特点。但利率调控存在时滞，当中央银行感到利率调控达到调控目标时，往往已经力度过大，不得不再反方向调控。这就是西方国家对利率的调控十分频繁、疲于奔命的原因。
3.打乱了微观经济秩序。利率本来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微观调节机制。各商业银行根据存款数额和借款者的还贷能力来自由决定贷款利率。但如果政府将利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来使用，就会与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发生冲突。例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低利率提供贷款，而借款者在当时也认为低利率是自己所能承受的。但如果政府迫于通货膨胀压力而提高利率，就会在微观上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极大的风险，很多借款者因利率的提高而失去还贷能力。这次次贷危机就是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引爆的。如果说将自发的微观调节工具之一的价格机制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来使用，会造成经济紊乱，那么将另一个自发的微观调节工具——利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其后果更严重，它不仅会过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而且还将亲手刺破它。
4.利率对增加需求的有限性。利率主要是对贷款消费产生影响，但它只是影响贷款消费3大因素中的一个，因而效果有限。例如在这次金融海啸中，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利率都降低到接近于0，但贷款消费仍在萎缩就是明证。
综上所述，利率由于存在着种种缺陷，不适合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那么，今天的金融海啸则宣告了利率主义的失败，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就此进入了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克服金融海啸，挽救经济危局，为此必须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更有效的宏观调控工具和调控方法。
二、虚拟经济膨胀的恶果与危害
虚拟经济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货币，主要是纸币，也就是货币符号；第二层次是在货币符号基础上产生的股票和债券等金融工具，它是货币符号的延伸；第三层次是期权、股指、期货合约等金融衍生品，它属于符号的符号。④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正是在这一结构上产生的，即货币的膨胀促成了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膨胀，而后者的膨胀又引发了金融衍生品更大规模的膨胀。
正是在凯恩斯主义和利率主义两次大规模地过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推动下，虚拟经济的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公布的调查报告，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总值为51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多倍。⑤
本来，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它的利润来自帮助实体经济提高效率所增加的那一部分收益。但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本末倒置，一些人甚至认为，利润主要应该来自虚拟经济。美国学者克瑞普纳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的”。⑥
如何从虚拟经济中获取比实体经济更多的利润呢？办法就是靠虚拟经济的内部运作，特别是建立在闲置货币基础上的金融衍生品的运作，将实体经济的利润转到自己手中，为此不惜干扰和破坏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这种金融运作分为自发行为和人为操纵两种。从自发行为来看，主要表现为大量闲置货币的无序流动。如前所述，人们要利用闲置货币来获取最大收益。因此闲置货币在利益驱动下，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会很快流入赢利多或预期赢利多的地方，又很快从失去赢利希望的地方撤出。它涌向哪里，哪里就会出现问题，像洪水猛兽，到处制造混乱，主要表现为：
1.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大量货币从闲置状态流出(即闲置货币转为流通货币)，会急剧增加总货币流通量，引起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反之，当大量货币流入闲置状态(即流通货币转为闲置货币)，会引起总货币流通量的极度收缩，出现流动性不足和通货紧缩。正是因为闲置货币大规模流动，引起了流动性过剩和不足的交替出现，加剧了经济波动。
2.干扰和阻碍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市场机制是根据供求来配置资源的。但逐利性的闲置货币的无序流动则不然，它大量涌向某些部门和商品，急剧增加其需求，促使其价格暴涨，然后在价格过高、撑不下去时，又迅速撤出，引起其价格暴跌。以石油为例，由于大量闲置货币的涌入，2008年，石油价格从50多美元一桶迅速上升到147美元一桶，以后由于大量闲置货币的撤出又急剧下降到30多美元一桶。闲置货币的这种大进大出搅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破坏了价格机制自发的微观调节功能。2008年粮食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也是由于大量闲置货币的突然涌入又突然流出造成的。这表明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各种商品和资源供求之上，又加上了金融运作这一新的冲击因素，成为实体经济利润大量向虚拟经济和金融投机家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
3.破坏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以股票市场为例，大量闲置货币突然流入股票市场，引起股票价格飙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更多的闲置货币，以牟取暴利，但当股票价格上升到难以维持时，人们又撤逃资金，使股市一落千丈。当今世界股票市场经常出现大起大落，其原因就在于此。
4.极大地冲击了房地产市场。当闲置货币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时，会将其价格抬得过高，制造出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泡沫支撑不下去时，它又会迅速撤出，刺破了房地产泡沫。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此次次贷危机爆发无不如此。
闲置货币的危害还不止于此。如果某些金融精英们利用它来牟取暴利，有意制造金融冲击，其危害性和破坏性就更大。这种人为操纵主要表现为：
1.制造汇率冲击。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等国际投机机构针对一些亚洲国家，如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国际收支恶化、房地产泡沫破裂、外债过多等可乘之机而发起汇率冲击。他们从这些国家的银行大量贷出该国货币，并将其兑换成美元等硬通货，然后极力打压这些国家的货币，迫使其贬值，从而乘机以较低价格回购，这样他们除归还银行贷款本息外，还获得了巨额利润。⑦为了这些利润，他们不惜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之大远远超过其所得利润的几十倍、几百倍。
2.制造垃圾股票。某些金融精英为了获取更多收益，不惜将业绩差的公司股票精心包装，推向股票市场，向投资者兜售。这种垃圾股票曾盛行一时，造成了80年代的股灾。
3.制造垃圾债券。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收益与风险必须相互制约，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商业银行等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来说，收益来自于贷款与存款的利差；风险来自于对借款者还贷能力判断失误导致的破产危险。但一些金融精英们为了牟取暴利，违背市场规则，将抵押贷款打包成债券，卖出去，使放贷机构对贷款不承担任何风险而尽享放贷收益，结果贷款质量越来越差，垃圾债券到处泛滥，最终导致金融海啸。有些人认为垃圾债券的产生是监管不力造成的。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只要闲置货币大量存在，就会有人为利用它牟取暴利，不断创造出更新、更具有欺骗性的金融垃圾，其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这种金融垃圾在刚创造出来的时候不是被很多人誉为最具创造性的金融衍生品吗？其实现在的金融衍生品中就有一批垃圾产品仍在招摇撞骗，横行无忌而发达国家的一些监管机构仍然视若无睹或有意放纵。
4.制造金融骗局。如麦道夫制造的庞氏骗局，其金额竟高达500亿美元以上。
5.利用财务杠杆将闲置货币的流动性和破坏性发挥到极致。财务杠杆的特点是用很少的货币推动和指挥很多的货币，其倍数可达十几倍、几十倍之多。这就大大增加了国际投机机构操纵金融市场、牟取暴利的能量，使金融市场的动荡程度加深。
总之，对于今天已经形成的虚拟经济膨胀、金融衍生品泛滥、骗局横行的局面，不能再视而不见，必须从根本上予以消除，否则经济将动荡不已，甚至出现更大的混乱和危机。解决的方法，只能是制止货币的过度增加，将虚拟经济转移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而要做到这点，需要进行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找出一条既不滥发货币又能消除总需求不足的新路。
三、宏观经济理论创新：总需求理论的扩展
凯恩斯的总需求是建立在实际收入基础之上的，但他忽视了人们不仅有实际收入(即当前收入)，还有未来收入。人们能不能利用未来收入来提前消费(即贷款消费)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假定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未来收入的计算公式是：未来收入＝当前年收入×未来工作年限。例如，居民甲的当前年收入为1万元，未来工作年限为30年，他的未来收入＝1万元×30＝30万元。但人们不可能提前使用所有的未来收入，他要留一部分来维持未来的日常生活。因此他所能提前使用的未来收入只能是未来收入中的储蓄部分，即未来储蓄。在储蓄倾向不变的条件下，其计算公式是：未来储蓄＝未来收入×储蓄倾向。从上例来看，假定储蓄倾向为30％，则未来储蓄＝30万元×30％＝9万元。可见人们的未来收入和未来储蓄，是十分巨大的。从上例来看，居民甲的未来收入是其当前收入的30倍；未来储蓄是其当前收入的9倍。如此巨大的未来收入当然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即贷款消费需求)。由于提前消费的效用或利益一般要大于支付贷款利息的损失(在利息比较低的条件下)，因而人们贷款消费的欲望是比较旺盛的。
但是仅有贷款消费欲望是不行的。从理论上看，未来收入只能在未来使用，因为未来收入所代表的物品还没有生产出来。但是信贷机制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些人虽然拥有巨额实际收入，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消费不了，不得不以货币形式储存起来，成为闲置货币。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趁机将它们吸收为存款，贷给那些希望提前消费的人，而后者用自己的未来收入偿还贷款本息。
于是我们找到了解决闲置货币、消除总需求不足的一个有效途径，即用未来收入所产生的贷款需求来弥补实际收入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两者互为补充：后者产生的闲置货币，正好是前者提前消费的资金来源；后者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正为前者扩大贷款需求提供了空间。
因此，凯恩斯的总需求范畴需要从实际收入产生的需求扩展到未来收入产生的需求。前者称为自款需求，即从自己的实际收入产生的需求；后者称为贷款需求，即从自己的未来收入产生的需求。由于这种需求只有靠借别人的钱，也就是贷款才能实现，因而称为贷款需求。新的总需求由自款需求和贷款需求组成，其公式为：总需求＝自款需求＋贷款需求。当自款需求不足时，可以增加贷款需求来弥补，而贷款资金则来自自款需求不足产生的过多储蓄。
那么，如何运用贷款(信贷)这个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呢？首先来看总量失衡的情况，如方程(1)：(M-D)V＜QP。从方程(1)来看，由于存在闲置货币，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这时，如果将闲置货币作为贷款资金贷出去，就能实现总量平衡。我们用方程(4)来加以说明：(M-D＋A)V＝QP(4)；其中M为货币供应量，D为闲置货币，A为贷款，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Q为产量。从方程(4)可以看出，闲置货币的出现，虽然减少了流通货币，但贷款使闲置货币重新进入流通，成为流通货币，于是闲置货币不复存在(在方程4中表现为D与A相互抵消)，总量也就恢复了均衡。举例如下：设货币供应量＝100，闲置货币＝10，贷款＝10，货币流通速度＝4，物价水平＝4，产量＝100，则形成如下方程：(100-10＋10)×4＝4×100。可见，通过增加贷款，可以消除总需求不足，恢复总量均衡，并且不需要额外增加货币供应量。
以信贷为主要调控工具，其效果要远远好于货币供应量、利率、财政赤字等调控工具。第一，避免了滥发货币。第二，能有效调控总需求，因为它本身就是总需求的一部分。第三，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贷款是以归还本息为条件，这就形成良性循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借款者归还本息——商业银行再贷款。但商业银行必须确保借款者有足够的还贷能力，避免发生信用危机。办法是按照市场规则，让商业银行等放款机构承担相应风险，随时处于因放款失误而破产的威胁之下。第四，具有可调控性和调控空间。
尽管以信贷为主要调控工具具有上述优点，但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事后调控模式，非但优势无法发挥，反而又会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之中。因此宏观调控模式的创新就显得十分重要。
四、从事后调控到事前调控
传统的宏观调控或政府干预模式是一种逆风向的事后调控模式。它有两大缺点，第一是失之过迟，由于存在时滞，即使发现总量失衡苗头时就进行干预，也会失去先机，因为它已经处于形成阶段，扭转起来很困难，付出的代价也高；第二，无法准确掌握调控力度，不是紧缩过度就是扩张过头，使经济一会儿过冷，一会儿过热，不仅政府穷于应付，而且经济波动也比较大。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换一种思维方式，从静态的事后调控转为动态的事前调控。
总量均衡的标准是：总需求＝总供给。但要达到这一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数量调控方法，即在总量失衡，如总需求大于或小于总供给时，通过从数量上减少或增加总需求来恢复总量均衡。另一种方法是从动态的过程中实现总量均衡，即通过保持总需求增长率与总供给增长率相等来实现总量均衡。这样，总量均衡既可以表现为：总需求＝总供给；也可以表现为：总需求增长率＝总供给增长率。我们称前者为静态均衡，它是通过调控总需求数量来实现均衡的；后者称为动态均衡，它是通过调控总需求增长率来实现均衡的。
动态调控模式或增长率调控模式的理论基础由以下定理构成。
第一个定理：在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的条件下，只要它们的增长率相同，就能实现总量的持续均衡。例如，第一年，设总需求＝100；总供给＝100。如果它们的增长率相等，都是10％，则第二年，总需求为110，总供给也为110，总量仍然是相等的。如此类推，只要两者增长率相等，其总量必定相等。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考虑总量失衡后，如何增加或减少总需求来恢复总量均衡，而只需要考虑如何保持总需求增长率和总供给增长率相等。
第二个定理：总供给增长率在短期(例如3—5年)是比较稳定的，这是因为它受到技术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在短期有显著变化。
第三个定理：总需求增长率必须服从总供给(指潜在总供给，以下同)增长率，与之保持相等。换言之，总供给增长率是自变量，总需求增长率是因变量。这是因为总需求增长率只有达到总供给增长率，才能使社会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
那么，总需求增长率怎样才能达到并保持与总供给增长率相等呢？这需要分析和研究总需求增长率的变化特点和规律，也就是自款需求增长率和贷款需求增长率的变化特点和规律。
第四个定理：自款需求增长率在短期是比较稳定的。其理由如下：自款需求由自款消费需求和自款投资需求组成。由于投资需求产生于消费需求，因此只要自款消费需求增长率稳定，自款投资需求增长率也就稳定了。对于自款消费需求(即凯恩斯所说的从实际收入产生的消费需求)增长率的稳定性，凯恩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实际收入与消费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正比例关系，但不是一个固定比例，而是有一定的变动倾向，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增加。但消费不如收入增加得大，也就是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但这种递减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要经过较长时间才会对自款消费需求增长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因此从短期(3—5年)来看，自款消费需求增长率比较稳定，并导致自款需求增长率也是比较稳定的。
图1 2002年1月～2009年3月贷款同比增长率
第五个定理：贷款需求增长率很不稳定，波动大。这是因为第一，贷款需求是建立在未来收入基础上的，受未来收入的影响很大。但未来收入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伸缩性，例如当经济高涨、人们实际收入提高较快时，容易将未来收入估计过高，产生的贷款需求就多；当经济衰退、人们的收入下降时，对未来收入的估计就会过低，引起贷款需求急剧萎缩。第二，提前消费的效用或益处很大，吸引力很强，因此很多人，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贷款消费欲望比较旺盛，只要有可能，总是愿意贷款消费。第三，从人们的心理来看，实际收入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比较珍惜，使用起来精打细算；与之相比，贷款是借别人的钱，不仅来得容易，来得快，而且当无力偿还时，还可以破产名义一推了之，因而使用贷款比较随意，对贷款消费的需求也就比较大。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出现贷款需求过度膨胀，导致经济过热，以至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但往往又由于紧缩力度过大，使贷款需求过度萎缩，引起经济衰退。因此贷款需求的波动不仅相当大，而且引起总需求的波动也比较大。从我国来看，贷款增长率经常大起大落(见图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总供给增长率在短期是比较稳定的(根据第二个定理)，因此要想达到总供给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相等，总需求增长率必须也是在短期比较稳定的，并且要稳定在总供给增长率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从总需求来看，自款需求增长率，在短期是比较稳定的(根据第四个定理)，很难变动；惟有贷款需求增长率波动比较大(根据第五个定理)，是造成总需求增长率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要想实现总需求增长率稳定，必须实现贷款需求增长率的稳定。但贷款需求增长率应该稳定在何种水平上呢？从理论上看，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从总需求增长率必须与总供给增长率相等的要求来看，只能有一种选择，就是必须稳定在使总需求增长率等于总供给增长率的水平上。我们称这一水平的贷款增长率为均衡贷款增长率。
动态调控模式的核心就是测算出均衡贷款增长率，然后在总量均衡的前提条件下，将实际贷款增长率稳定在均衡贷款增长率，这样就能在一定时期保持总量持续均衡。与传统的事后调控模式不同的是，动态调控模式不是在贷款增长率的急剧变化导致经济失衡后才进行调控，而是始终将实际贷款增长率稳定在均衡贷款增长率上，使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相等，做到事前就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和失调。当然，小的波动和失调是不可避免的，但其损失要小得多。
动态调控公式为：
其中，ΔY为总供给增量，Z为自款需求，Δz为自款需求增量，C为贷款需求，Δc为贷款需求增量；Y为总供给，由于假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因此Y也代表总需求；
为总供给增长率；
为自款需求增长率；
为自款需求比例(即自款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
为贷款需求增长率；
为贷款需求比例(即贷款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
在动态调控公式中，总供给增长率、自款需求增长率、自款需求比例、贷款需求比例在短期都是比较稳定的，惟有贷款增长率(即贷款需求增长率)变动很大，需要将它稳定在使总需求增长率与总供给增长率相等的水平上，也就是均衡贷款增长率水平，才能实现公式两边相等。
那么，如何找到均衡贷款增长率呢？方法有多种，如实践探察法，或根据相关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出来。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均衡贷款增长区间大约在14％～16％之间。如果大于这个区间，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如果小于这个区间，有可能出现通货紧缩。我国所以多次出现经济过热和过冷，都是实际贷款增长率超过均衡增长区间造成的。例如，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我国将贷款增长率从2000年的6.01％提高到2003年的21.1％，结果经济出现过热。2008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显著下滑，也是实际贷款增长率大幅度下降造成的。如果事先将实际贷款增长率稳定在14％-16％之间，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动态调控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恢复总量均衡，为动态调控创造前提条件。即在经济出现过热或过冷时，通过调控贷款增长率，使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均衡。均衡的标志是：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区间(我国大约在9％～11％之间)，同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一般来说，在调控过程中，实际贷款增长率会高于或低于均衡贷款增长率，这是因为在总量处于失衡状态时，要想恢复均衡，贷款增长率的调控力度就要比正常情况大一些。第二阶段的任务是，比较准确地测算出均衡贷款增长率或均衡贷款增长区间，然后以此为标准，如果实际贷款增长率高于均衡贷款增长率，就将它降下来；如果低于均衡贷款增长率就将它升上去，使之稳定在均衡贷款增长区间。第三阶段的任务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均衡贷款增长率适时进行微调，如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达到一定程度，要适当提高均衡贷款增长率；当潜在经济增长率经过一段时间发生比较显著的变动时，均衡贷款增长率也要相应变动；如果出现外部冲击，要适当调整均衡贷款增长率。
政府或中央银行如何来调控实际贷款增长率，使之保持在均衡贷款增长率水平呢？这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贷款需求十分旺盛的情况，这时，要防止贷款增长率过高。办法是政府或中央银行以均衡贷款增长率为指导性贷款增长率，要求各商业银行一体遵行，不得超过，对违反者给予经济处罚(如定向发行央行票据等)。另一个办法是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使实际贷款增长率不超过均衡贷款增长率。例如，假定某国全部商业银行存款为100亿元，政府根据均衡贷款增长率计算出贷款数额应该是90亿元，则只要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0％，就能使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不会超过均衡增长率，而稳定在均衡增长区间。
第二种情况是贷款需求不足，甚至萎缩，这时，要想将实际贷款增长率提高到均衡增长区间，是很困难的。政府或中央银行可以命令商业银行少提供贷款，却不能命令消费者多增加贷款消费。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政府只有在影响信贷消费的3大因素——价格(即贷款本金)、利息和还贷能力上下工夫，如采取各种措施将贷款所购买的消费品(主要是住房，其贷款占消费贷款的80％以上)价格降低到社会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水平；诱导或劝告商业银行降低利率，但不能为此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在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会自动降低利率来减少存贷差)；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或中央银行对贷款增长率的调控属于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它只控制贷款总额和贷款增长率，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宏观条件，而具体贷款业务仍由各个商业银行自主决定。
动态调控模式(亦称事前调控模式)的优点是：第一，可以实现事前调控，预防为主，掌握宏观调控主动权；第二，可以保持经济较长时间的均衡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第三，可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宏观条件，免受总需求不足的挤压和总需求膨胀的困扰。
五、对策建议
我国从1998年开始，以货币供应量为主要调控工具和中间目标，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不时受到经济过热和过冷的冲击和干扰。这是因为货币供应量的任务是满足实体经济交易对货币的需求，靠它来调节总需求，实现总量均衡是很困难的，这个任务只能由信贷调控来承担。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外需大幅度下降，出口成为负增长，内需也由于房地产不景气，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从2007年的30.2％下降到2008年的20.9％，2009年1月更是下降到1％，而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滑。外需下降是我国很难控制的，只能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保持我国的出口能力。但对内需不足，则完全可以扭转，并且可以通过内需的扩大来弥补外需的缩小。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促内需、保增长方针是很正确的。我国政府提出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于制止经济下滑很有必要，并已初见成效。但仅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作为应急措施虽必不可少，但不能持久，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
那么，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呢？消费需求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和对第三产业的需求。从人类消费需求发展历史来看，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吃饭问题，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二阶段主要解决以衣服等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问题，轻纺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三阶段主要解决住、行(住房和家用小汽车)问题，重化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第四阶段主要满足人们对第三产业的需求，第三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从我国来看，已经渡过温饱阶段，解决了吃穿问题，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解决住、行问题。因此我国当前最大的消费需求是住房需求，其次是家用小汽车需求。一套住房要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更多，比衣、食的费用要高得多。且不说4亿多城市居民为改善居住条件而产生的住房需求有多么巨大，即使从9亿农民来看，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要进城，其对住房的需求将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仅是住房消费需求就能支撑我国今后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住房产业达一、二百年之久，至今仍然是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就充分说明住房产业和住房需求具有多么大的潜力。更何况房地产业的产业链很长，直接带动钢铁、水泥、电力、化工等产业的增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扩散效应。
奇怪的是，我国住房需求潜力如此巨大，甚至一度出现购房热潮，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住房销售困难呢？购买住房是一笔十分巨大的开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能靠消费贷款来购买。换言之，住房需求是靠消费信贷来支撑的。从影响贷款消费的3大因素来看，我国消费贷款利率已经比较低，没有太多的下降空间；广大城市居民的未来收入也是有限的，如果住房价格过高，超过人们的还贷能力，则住房需求的萎缩就不可避免。事实正是如此。近几年我国住房价格翻番地暴涨，已经达到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买不起的程度。从国际标准来看，房价收入比一般为1︰3，而我国远远超过这一水平，例如北京为1︰25。可见，住房价格过高是造成住房需求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房地产开发商短视的结果，当他们为住房价格一路飙升而推波助澜、欢呼雀跃时，却不知道他们正在将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消费大军从购买住房的行列中赶走，为自己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埋下祸根。更糟糕的是住房价格上升容易下降难。虽然价格下降可以将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消费大军重新招回到住房购买者行列。但利益最大化是企业追求的目标，降低住房价格会严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即使在市场销售困难的巨大压力下，他们也不愿降低价格，能拖多长时间就拖多长时间。日本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整整10年没有爬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迟迟不能将住房价格降低到广大居民所能承受的水平。
我国当然不能等上十年八年，让房地产开发商慢慢将房价降下来，严重延误我国的经济发展。但也不能强迫房地产开发商降低价格。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一方面等待房地产商在市场的压力下慢慢将房价降下来，另一方面在建造保障性住房(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的同时，由政府出面大量组织建造平价商品房，然后销售出去，等房地产商将价格降低到平价商品房水平后，两者就可以合二为一，由房地产商来接手。这样就不会因房地产商迟迟不能将房价降到社会大多数人所能承受的水平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
所谓平价商品房是指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下，由地方政府出地(土地价格要比较低)、企业微利(不能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经营所生产出来的住房。其价格必须比现在的商品房要低得多，它应该是广大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所能承受的。
平价商品房的建造不需要国家花一分钱，可以通过预售的方法将建造住房的资金从购房者取得，政府不过起一个组织者的作用，主要是吸引房地产企业参加平价商品房的建造(如将平价商品房的建造承包给企业)，严格限制他们的利润。同时地方政府也要改变观念，真正认识到财政收入不能靠卖地，而要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税收的增加。否则，高地价阻碍经济发展，到头来地也卖不出去，两头落空。
总之，住房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高价商品房，每套面积可以大一些，但土地价格和收税等也要高一些，其对象是高收入者；第二类是平价商品房，每套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其对象是中等收入者；第三类是保障性住房，其对象是低收入者，但保障性住房的价格不能太高，否则会出现卖不出去的尴尬局面。
只要政府大规模引导建造平价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以及房地产开发商逐渐将住房价格降下来，住房需求就会像过去那样喷涌而出，不仅消费需求被启动起来，而且能推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即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带动工业化发展，工业化发展又吸引大量农民进入城镇，不仅推动了城市化发展，而且进一步扩大住房需求，我国经济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发展。从当前形势来看，如果能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从1％恢复到过去的水平(22％～30％)，甚至更高一些，就不仅能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需下降，恢复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反之，如果过高的房价长期降不下来，使住房需求这个最重要的环节断裂，整个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沉重打击，仅靠政府投资是支撑不起来的。有些人鉴于美国次贷危机而担心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会出问题。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只要在微观上，商业银行把好还贷能力这一关；在宏观上，当居民住房需求启动起来以后，政府运用动态调控模式，将实际贷款增长率控制在均衡增长区间，经济就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注释：
①凯恩斯：《就业通论》，徐毓丹译，商务印书馆，第85页。
②弗里德曼：《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1969年英文版，第48页。
③王立勇：《我国宏观调控各流派观点评述》，《经济学动态》2007年第9期。
④刘树成主编：《现代经济辞典》，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2页。
⑤吴宣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期。
⑥参见丁为民：《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经济增长的矛盾与危机》，《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3期。
⑦陶士贵：《东南亚金融动荡的成因、危害及启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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