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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与世界性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新月地带”〔1〕的经济一直保持自7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势头， 年平均增长率仍达6—8%。这些国家和地区同属儒家文化辐射圈的事实，不能不令学者们重新审视统治西方几十年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定论：“儒家文化无法开创现代工业化格局”〔2〕。于是， 有关“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辩争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1988年1月，75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集会，他们在会议结束宣言中向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3〕笔者在此以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为例， 探讨儒家文化在这个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价值取向，以及在它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期探寻东亚经济奇迹之迷，为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借鉴。
一、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历史轨迹
儒家文化有着2500年悠久历史，并以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而对许多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在新加坡，它是由中国移民传入的。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新加坡被英殖民政府辟为自由港，华人移民作为劳工在这里迅速增加。这些移民由于穷困在中国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但为了生存和取得华人认同，作为心理积淀的儒家价值观及传统文化习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儒家关于忠孝、仁义、和谐等传统观念不仅受到华人的推崇，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也成为华人氏族社团的行为准则，并通过祭祀祖先、节日庆典等社团群体活动流传下来。
随着华人在新加坡的立足，私塾、书院（华人社团创立的公立义学）和华校（新式学堂）先后出现，成为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阵地。推崇儒家文化的华族也因其勤劳、宽容、重教等品格而日益富足，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二战后，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新加坡发展为国际商业性城市，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极大冲击，日趋冷落。
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经历了由衰到盛的三个阶段：遭受冷落阶段（60、70年代），重焕青春阶段（80年代）和被尊为“国家意识”阶段（80年代末以来）。从1988年吴作栋副总理指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升华为国家意识”〔4〕至今，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儒家基本价值观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价值取向
由于历史、社会等原因，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现代化实践中并不具有完备的理论形态，它的基本价值观被有选择地加以推广，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因而日益显示出生命力。
1、以和为贵的处世观
儒家提倡“天下为公”，这是它追求普遍和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具体体现，即把社会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新加坡是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移民国家，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是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为此，政府把追求和谐转化成集体精神和爱国精神加以大力宣扬。政府发动“做新加坡人运动”，以培养共同的国民意识；分配居民住房时，也尽力促成各民族杂居，并利用各种社区组织培养居民连带感；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也注重营造和谐的企业内部环境及和缓的劳资关系，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政府还颁布“植树节法令”，在全国开展“花园城市运动”和“清洁运动”，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今天的新加坡不但民族和谐、社会稳定，而且成为堪与瑞士媲美的花园城市。
讲和谐、求中庸，是儒家文化的深层内涵。新加坡领导人借鉴儒家这种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制定各种政策，在抓住机遇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博采东西文化之长治理国家、促进多元移民社会的和谐等方面加以运用，收到了奇效。1990年3月， 李光耀明确指出：“新加坡的华人要善于适应完全不同的环境，求取中庸之道，以便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也能与其他种族同心同德建设国家。”〔5〕
2、仁爱有序的道德观
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本体说及“仁义礼知信”等道德原则对新加坡的影响极其深广。李光耀曾指出：“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例如修身齐家，对朋友以诚相待，效忠国家等……我们不应该随意丢弃。”〔6〕政府发掘儒家文化中重道德尚操守的传统， 对国民性格中温良恭让、谦逊有礼、孝敬父母、尽忠祖国、无私奉献等优良传统加以培养，不但抛弃了其中“愚忠盲从”等封建内容，而且把儒家的忠信观念发展成忠于国家、人民、职守，信守道义、承诺、合约的新道德，指导国民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培养国民的道德自觉，以改善社会风气。现在的新加坡，领导人重德行、国民尚操守已蔚然成风。
3、入世有为的进取观
“君子以自强不息”，积极入世、有为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思想基础。儒家的这种崇尚刻苦创业的进取精神不但是早先中国移民创业的精神支柱，也是新加坡政府倡导的价值观之一。在新加坡的旅游胜地圣淘沙岛上蜡像馆的入口处，刻有三个“S”， 是李光耀先生名言的英文缩写，即生存（survival）、安全（security）、成功（seccess）。它充分体现了新加坡民族在建国初兴灭继绝的坚强信念。正是提倡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华族为主体的新加坡人民才能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甘冒风险、奋发创业，使新加坡由一生存困难的弹丸小国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
4、重知尚贤的教育观
重教尚贤是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从孔子“开门设教”到“学而优则仕”，鼓励人们保持智慧已成为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新加坡是个只有人力资源可资利用的小国，政府重教意识十分强烈，在建国初就制订了“教育立国”、“科技兴国”的战略方针。1959年，政府开始推行双语教学政策（英语和本民族语），以利民族交流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利于保留东方文化价值和优良传统；70年代，开始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并制定“教育储蓄计划”，为6—16 岁的学生设账户，以支付学校教学费用；注重开展对残疾儿童的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采取多种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服务……1990年，新加坡公共教育费用已达9.467亿新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6%，比1960年增加了15.6倍，从而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
5、重俭抑奢的消费观
主张节俭聚财，反对恣意挥霍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的共同观念。新加坡政府倡导国人发扬节俭传统，并指导国民适当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形成正确的消费观。政府不仅控制奢侈品的进口，实施各种节源措施，还制订公积金政策，保持了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促进了社会积累。1989年，新加坡的储蓄率已达41.9%，居世界之首，为经济建设积累大量资本。重俭抑奢的优良传统使新加坡迅速成为成功抑制消费欲的积累型社会。
6、廉洁勤政的民本观
“民为贵”的民本思想是儒家文化体系的精华之一。新加坡政府官员以儒家“正身、廉洁、勤政”为指导，讲求道德自律、廉洁奉公和勤于政务。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生存靠政治稳定，靠高级官员们的廉洁奉公和效率。”〔7〕为此， 政府制订的有关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条文达26项之多，并设有反贪污局等各种机构，监督全国的公务员。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只有勤政奉公、讲求效率，才能取信于民，才能为民谋福利。因而，他们始终保持着务实、勤政的工作作风，既保持了政府官员公正廉洁高效的形象，又起到了凝聚国民的作用。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坚持提倡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之以高效廉洁而著称于世。
7、适应现代化的礼仪风俗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渗透在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规范政治制度，干预社会生活和强制道德教化的功能。新加坡政府剔除儒家文化中制度化、法典化、神圣化的封建礼乐传统，倡导含有爱国主义、集体精神等内容的民间习俗，使之具有保留东方传统的深层意义。例如，过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华族传统节日时，儒家敬老、爱国等优良传统就在传统风俗中保留了下来，凝成国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政府开展“说普通话运动”，以促进华人各方言群的交流和保持儒家价值观。随着“文明礼貌活动”和“敬老活动”在全社会的持续开展，新加坡国民已形成讲求道德和谦谦君子风范的自觉风气。
李光耀把上述儒家文化中有利于新加坡现代化发展的思想观念，融在对儒家价值观的现代释义中，并把它作为新加坡国民的具体行动准则加以倡导。1990年，新加坡政府在“受西方影响的巨大压力”下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以国民行动准则为基础，重提五大共同价值观，对经过改造和发展的儒家文化进行了新的凝炼和表述。经过多年努力，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已渗透到新加坡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现代化实践中起着卓有成效的促进作用。
三、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1、政治上：倡导儒家和谐、民本等价值观， 创建了党政廉洁、精英治国、社会组织完善的新型国家，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李光耀认为繁荣的先决条件是保持国家稳定，而党是国家的核心。成立于1954年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强调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它在建国后的历次大选中均保持优势，成为连续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连续执政，保证了新加坡的政治稳定和政策连续性，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为了保持群众的支持，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推崇儒家举贤才及民本思想，倡导党政廉洁和精英治国。他们吸收优秀分子，组成对政治热忱而内行、善于组织群众、在人民中有威望的领导班子，确保了国家机构的高效率运转。为了维护党政诚实、公平、高效的形象，政府强调官员须正身、廉洁和勤政。它制订了严格的肃贪法律条款，不仅在内阁设审计署、贪污调查局和中央举报局，专门调查公务员的营私舞弊行为，还设立对公务员进行经常性考核监督的专门机构，及时了解公众对公务员的意见。严明的制度保证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卓有成效，而儒家重德行的观念又塑造了新加坡领导人首先以德服人的领导风格。他们始终保持君子风范，坚持私下解决分歧、绝不当众冲突的传统，也维护了领导班子的团结，赢得了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受儒家自律精神和尊重权威观念影响的新加坡国民，也能信任政府，自觉执行各项政策法令，保证了有令即行有禁则止。
新加坡是个多元移民国家，建国伊始，社会动荡，种族冲突频繁。为了走出困境，政府提倡以儒家“仁爱、宽容、和谐”思想为指导治理国家，设立了市民评议委员会、人民协会、居民委员会等多种社会基层组织，把政府和国民紧紧连在一起，不但促进了邻里团结，也培养了居民的共同意识和连带感。
在30年的建国实践中，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以儒家之道治国，采取诸多措施，保障了政治稳定、社会团结。这不仅是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也是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必要保证。
2、经济上：在儒家尊权威、重群体思想的影响下，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出权威性、统摄性和有效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全面而持久的发展。
自1959年以来，新加坡政府在经济以及社会各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对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干预，不仅决定着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也决定着其现代化的进程。由于推行精英治国政策和中庸之道，国家领导人能尊重专家意见，根据国际形势及时调整经济政策，适时推动经济转型，在30年中顺利完成了两个5年和两个10年工业发展计划， 促进新加坡工业由劳动密集型的替代进口工业发展为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外向型工业，一步步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经济建设中，政府首先大力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并以儒家的中庸之道刺激公私企业的活力，推动经济的增长。建国初期，政府为填补某些领域私有企业主的空缺，让国有企业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发挥了刺激经济的关键作用，增强了国民对国有企业的信心。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又借鉴儒家中庸之道推崇两极力量之间的平衡与和谐状态，开始注意推动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政府干预和私人主动性之间的平衡，以增强私营企业主的竞争信心，把一些公有企业私有化，并减少商业活动，为更多私有部门的参与开辟道路，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
在儒家以群体为本位、以家族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新加坡人大多对企业如对家人般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和企业经营者都注意把个人目标与企业全体成员的共同目标挂钩，通过宣扬企业精神，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职工对企业有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还善于把儒家为人处世哲学运用于企业管理，一方面营造了和谐的气氛，建立了和谐的劳资关系，避免了冲突；另一方面强化了职工的自律精神和责任感，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今天的新加坡国民比较重视企业乃至国家的整体利益。
新加坡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制订政策，即使为达到长期目标暂时不受欢迎的政策也要坚决执行。例如，强制性土地收购政策的执行，使国有土地份额从1/3上升到3/4，为公共发展的成本保持低水平创造了条件，从而保障了颇具规模、效率更高的卫星城和房产业的全面发展，这样既限制了土地投机买卖，也使新加坡的财富和资源得到合理分配，为其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廉洁而又目光远大的权威政府把握方向，做出正确的抉择和轻重缓急的安排，并不屈不挠地执行既定政策，进行有效的宏观管理，新加坡就不会从“亚洲孤儿”一跃而为“亚洲小龙”。
3、倡导儒家节用重俭思想，形成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机制， 为新加坡快速步入现代文明社会提供了有效的社会保障。
新加坡政府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也非常关心在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之间保持平衡。李光耀认为，过多的福利会助长人的惰性，而提倡儒家勤奋、节俭、真诚等纯朴的道德，使之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致起来，才是决定社会未来的因素。因而，新加坡的社会保障制度显示出了与西方国家福利制大相径庭的特点。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新加坡的体制是“自由的企业生产加社会主义的分配”，其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因政府的“父爱主义”产生一套独特的公共住房政策和公积金制度。这两项制度的实施，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实行广泛而有效的社会福利措施的社会。
公积金制度是由中央公积金局管理的长期强制性储蓄制度。每个职工在银行设有账户，其资金来自职工的收入，由政府规定每月存入账户的钱数。经过40年的实践，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至今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2%。它不但给予了新加坡公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退休养老等方面的保障，而且也解决了公共设施等城市问题，保证了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公积金为新加坡提供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本，加快了设备更新的速度，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府成为公积金的有效使用者，掌握了对金融和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因而有效地节制了个人消费，抑制了通货膨胀。新加坡从6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低通胀率，1991年它的通胀率只有2.6%， 从而保证了经济的稳步增长。公积金制度正是儒家自立、节约、勤奋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它最大限度地积累了建设资金，保障了经济的稳步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政策。在公积金制度的有力支持下，新加坡只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就改变了建国初许多人无家可归的局面，成为世界上居者有其屋比率最高的国家。早在1988年，已有85%的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
除此之外，政府还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向需要帮助的公民提供医疗补助等。在政府的倡议下，新加坡成立了许多自愿性社会福利组织，并有更多的国民成为福利机构的志愿工作者，帮助那些老、弱、病、残需要社会帮助的人。新加坡福利政策的核心是促进家庭观念和勤奋工作。例如，一对夫妇申请靠近年迈父母住处的公共住房，政府就会优先给他们分配公寓，体现了政府利用社会保障机制促进传统家庭凝聚力和孝道的良苦用心。这些做法对于促进社会稳定，刺激经济增长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4、 重教尚贤的儒家文化极大地促进了新加坡的社会文明进程，为经济发展造就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儒家重教、尚贤的思想对新加坡影响久远。李光耀认为：“人才资源可以补救天然资源的不足”〔8〕。在40年的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政府始终把培养人才、加强技术教育、开发职工的智力作为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关键。不仅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逐步增加，它还规定所有公、私企业和机关都要从工资总额中拨出2 %作为职工的培训基金；对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吸引和兼收并蓄以及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归方面采取了许多优惠政策。这一切都体现了儒家的重教观，它促进了新加坡专业人才的培养，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文化水平和知识素养，输送了大量能够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管理、科研人才，从而有效地改善了劳动力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府还倡导“精英治国”，吸收大批优秀人才充实到政府各部门，提高和改善了政策水平和办事效率。
为了抵制西方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发起了弘扬儒家文化中有益的价值观的一系列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在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儒家文化，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开展儒学研究，召开国际儒学会议，提倡儒家和谐观，把儒家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新加坡国民的具体行动准则；制订对出版传播物的严格审查制度，以利道德建设和社会和谐；成立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通过社区服务，提倡邻里精神，沟通人际关系，使各族和睦相处；开展“植树、灭蚊、清洁卫生”等运动，坚持旧历新年的“敬老运动”，在全社会树立尊重老人、关怀老人的风气；发起“文明礼貌运动”和“华语运动”，以保持国思的儒家价值观……这些活动持续至今，已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的新加坡已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但是新加坡并没有骄傲自满而停滞不前，政府不久前又提出了在下一个世纪达到“优雅社会”的新目标。
新加坡重教尚贤，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举措，为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这也是它实现经济腾飞和现代化的有力动因。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儒家文化对新加坡经济起飞、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还应该注意到以下一些有关问题：
1、虽然儒家思想已成为新加坡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意识”， 对占人口77.5%的华族作用很大，对占人口22.5%的其他民族却并非如此。为了使各种族和睦相处，即使儒家思想是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最佳意识形态，新加坡政府也会采取某些变通方式，使之普遍适用。
2、新加坡的成功因素及发挥作用的文化思想因素多种多样，儒家文化决不是唯一动因。西方文化中一些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对它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产生了同样甚或更为重大的影响。
3、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精华与糟粕共存。 作用于新加坡现代化建设的儒家价值观，并不是未加改造的全部，而只是有利于现代化的那部分，并且还存在着自我改造、自我更新的问题，绝不能把它看作包治现代化痼疾的仙丹。
注释：
〔1〕指太平洋西岸、亚洲东部的一条南北向弧状地带，分布着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被经济学家称为“新月地带”，又称“繁星弧线”。
〔2〕（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 转引自杨玉珍《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文化动因》，《东岳论丛》，1995年第1期第75页。
〔3〕《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讨会报导》，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0年4月9日。
〔4〕陈岳 陈翠华：《李光耀》，时事出版社，1990年第109页。
〔5〕（新）《李光耀谈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乡馆联合总会编，1991年版第122页。
〔6〕（新）《李光耀谈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编，1991年版第118页。
〔7〕陈岳、陈翠华：《李光耀》，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8〕越心：《亚洲“四小”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社会纵横》，1995年第2期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