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阶段论文,中国论文,全球经济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1；F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1—0017—10
在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讨论中，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日益成为焦点。本文拟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变迁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演进的视角，考察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及其本质，探讨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基本表现及其成因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就是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迅速扩大与其他一些国家出现巨额的贸易顺差。作为失衡的一方，近年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增速扩大，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已达到全球主要顺差国顺差额的3／4，2005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了7915亿美元，占其GDP的比率由10年前的1.2％升至6.4％。而作为失衡的另一方，中国和其他许多东亚经济体及部分石油出口国的贸易顺差都达到很高规模。其中，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1142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总的来看，近年来全球经济有两个十分明显的特征：
第一，美国的逆差规模迅速扩大，且逆差的产品结构更加多样化。据统计，作为主要逆差方，美国的逆差产品从早期的初级产品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如SITC第3类产品）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SITC第8类产品），到90年代后又发展到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如SITC第7类产品）。目前，美国几乎在所有商品类别上都存在着逆差。
第二，顺差方即逆差来源地更加多元化。1980年，全球顺差国主要是石油出口国；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日本一国拥有全球顺差的绝大部分份额；1990年代中期以后，顺差方明显增多，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以及石油出口国的顺差都有明显增加。其中，中国在全球顺差中所占的份额迅速增加，导致全球顺差地域结构的明显变化（见图1）。
注：欧盟十四国不包括卢森堡；其他发达国家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包括ANIEs四国和ASEAN四国（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OPEC十一国不包括伊拉克和印尼；拉美九国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巴拉圭、乌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
数据来源：IMF,WEO Database。
图1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常账户余额变动（单位：10亿美元）
针对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学术界从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了诸多分析，主要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首先，Cline、Mckinnon与Schnabl以及Naik等人从储蓄—投资视角出发，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储蓄率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投资—储蓄缺口差异所造成的。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和日本、中国等国的高储蓄率的差异是失衡的根本原因[1—3]；美联储主席Bernanke更是认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主要是由世界的“过剩储蓄”所致。[4]
其次，Goldstein和Frankel等人从汇率视角出发，认为一些国家如中国低估了本币汇率以刺激出口，是导致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5—6]
第三，还有人从国际贸易、分工的视角出发分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这种观点又可具体划分为以下三种：其一，认为制造业产品生产优势变化所导致的制造业贸易流向变化，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7] 在此情况下，当前中国等东亚经济体的对美顺差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对美顺差是类似的。其二，认为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形成了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集中从而面向全世界生产的新格局[8]，表现为跨国外包的发展与全球供应链的延长，导致生产出口向东亚地区集中，由此导致的贸易失衡将是长期性的。其三，认为在上述国际分工格局变化期间，由于中国等国家与美国比较优势实现的周期不同步，在前者的比较优势已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的情况下，就可能表现为“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不平衡”。[9] 因此，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临时性的，可以随着美国比较优势产业未来的出口增长而得到弥补。
应当说，上述分析指出了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些原因，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未能全面、系统地揭示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及其本质。
首先，我们认为，储蓄率—投资率因素在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中并非是决定性的。总体而言，近10余年来各国的储蓄—投资率并无明显变化。以美国为例，由图2可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储蓄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上，而且在大多数时间里一直存在着投资率高于储蓄率的缺口，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这种缺口都没有造成美国经常账户出现大规模的逆差。但在此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却不断扩大，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当总储蓄率上升并高于总投资率时，经常账户逆差仍然在迅速增加。显然，仅仅以储蓄—投资视角解释目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乏力的。当然，近年来美国储蓄率的下降和投资—储蓄缺口的扩大确实是短期内推动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储蓄率的问题并不是失衡的根源而充其量发挥着助推剂的作用。另一方面，储蓄率与投资—储蓄缺口本身也是经济中其他深层次因素作用的后果和表现，要了解储蓄率差异产生的原因，必须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资料来源：The Federal Reserve of St.Louis,Economic Database。
图2 美国1947年1季度以来的总投资率与总储蓄率（％）与1960年1季度以来的经常账户差额
其次，尽管短期内汇率变动会对经常账户产生影响，但对于长期持续存在的收支不平衡，汇率因素的作用十分有限。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美贸易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影响[10]，而且事实上，日美贸易关系的发展经历也表明，单纯的汇率变动不足以有效矫正结构性的经常账户差额。
最后，从国际贸易、分工的视角入手，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但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与以往的日美经济失衡有很大不同，也并非因比较优势实现周期不同步所导致的临时性失衡，而是有着更加系统、深刻的原因。
二、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与中国的作用
战后以来，世界经济是一个日趋开放的、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系统。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二战后美国率先开展并引领的全球性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导致其以非贸易品为主的第三产业与创新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上升并日益成为比较优势产业，这一结构调整通过贸易自由化及其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全球最终产品（最先是消费品，其后也涵盖了资本品）需求集中于美国等市场，最终产品生产过程则分散至其他国家。这首先表现为，最终产品（包括消费品与资本品）的生产转移至日本等发达国家，并形成了早期的贸易失衡问题，引发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早期危机。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结构调整，特别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在全球货币体系基本格局未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又促使这一进程在全世界充分扩散，最终形成了美国在国内为全球提供创新与金融服务等服务业产品，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提供资本品，新兴工业化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提供其他最终产品的全球产业梯次关联的格局。同时，在东亚地区内部，通过区域内贸易与资本国际流动又将最终产品生产集中到中国等少数国家，中国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不仅是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也成为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因此，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是世界经济体系循环和国际分工、生产与贸易格局变化的重要结果，或者说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经济运行中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新条件下的暴露与放大。
首先，从美国的角度看，经常账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是其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长期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产业结构软化”趋向的国家。1958年，美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服务业与第一、第二产业的地位差距不断扩大，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其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因此，美国不仅引领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进程，也使其在产业结构比较优势方面与其他国家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行业。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创新产业的产品需求在创新期往往限于国内，而服务业产品又多为非贸易品，这便导致美国的比较优势产品多体现出非贸易品特征。事实上，在美国经济中比重日益下降的商品制造部门的贸易总额越来越大于服务贸易总额，表明美国服务业中的多数产品具有非贸易品性质；另一方面，自1971年以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逆差不断扩大，而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顺差状态，也表明美国以贸易品为主的商品制造部门的比较劣势越来越明显，而以非贸易品为主的服务业领域则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比较优势。这一变化，是通过美国将制造业产品等贸易品的生产以外包方式分散到世界各地，并通过进口来满足需求的过程实现的。所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这种先行调整及其所导致的与其他国家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是其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本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美国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失衡、80年代前后的日美贸易失衡以及目前美国经常账户的进一步恶化都可归因于此，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延续和深化。由此看来，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也注定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
为了具体了解产业结构调整、储蓄率与汇率这几项因素对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影响的程度，需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计量检验。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回归模型，因变量为美国经常账户差额占GDP的比重，用RC表示，自变量则为：1）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贸易加权有效汇率指数（间接标价法，1973年为100），以ER表示；2）美国私人部门服务业产值／GDP－美国私人部门商品生产产业的产值／GCP，以RI表示；3）美国总储蓄率，以RS表示。数据取自The Federal Reserve of St.Louis,Economic Database，时间段为1974年至2004年。模型估计的结果如下：
显然，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扩大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同时，汇率水平变化的影响也比较明显，而储蓄率水平的影响则完全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初步说明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的根源所在。
考虑到序列的平稳性问题，接下来我们对各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证明其均为一阶单整序列，需要进一步进行处理。由于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无协整向量，因此可以直接使用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建立模型。由于使用差分序列实际上反映的是各自变量短期变动对因变量短期变动的影响，考虑到汇率变动的J曲线效应和生产调整时滞，我们使用了自变量的滞后一期值。所得结果如下：
由于差分模型更多地反映的是变量短期变动之间的关系，而短期内汇率对经常账户差额的作用比较明显，因此模型中汇率波动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产业结构短期变动的影响也在10％水平上显著，而储蓄率变动影响仍然不具有显著性。由此可见，美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从长期来看是其产业结构调整及其比较优势的变化，短期内汇率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从全球角度看，战后美国率先出现的结构调整使得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生产重心首先向其他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改变了两者间的贸易关系和生产格局，出现了日本等国对美出口制造业产品、形成对美顺差的“失衡”局面。同时，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美国引领下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进程，服务业比重逐渐扩大，制造业重心转向资本品生产，在贸易自由化和其后的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逐渐将部分制造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转移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服务业比重越高者经常账户逆差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者则为顺差的局面（见表1）。其结果，美国不仅要从其他国家进口消费品与标准化的资本品，其他资本品也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产业比较优势的“软化”使得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不仅规模持续扩大，其产品结构与来源地也更加多元化。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四个层次的产业循环和贸易循环的格局：美国自其他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存在巨额逆差；其他发达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本品，自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进口消费品，最终经常账户存在或多或少的顺差（欧元区在2004年前多数时间里一直为顺差）；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自发达国家进口资本品并向后者出口消费品，形成一定顺差；石油出口国等资源充裕国则向商品主要生产地出口能源、原材料而形成顺差。从形式上看，上述过程类似比较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式，但问题在于，居于创新地位的美国的产业结构高度软化了，服务业与研发、创新等产业的非贸易品成为其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全球性的贸易失衡自然难以避免。而且，由于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扩散，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同早期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失衡不同，不再仅仅表现为双边失衡，而是更多地体现出多边性、全球性的特征。
最后，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第一，中国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最重要来源地之一。但是，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包括对美贸易差额的结构及其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同以往的日本有较明显的差异。尽管中国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样，都需要进口初级产品用于国内生产，但当时日本是直接由本国厂商利用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获得对美顺差，其主要出口品到90年代中期已是包括零部件、半成品在内的资本品。而现阶段中国更多的是通过进口资本品，尤其是从日、韩等东亚国家进口资本品，利用加工贸易向美国等发达国家与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最终消费品。根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中国出口额中54.6％、进口额中41.5％都来自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方式和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目前中国是处在前述全球分工体系第三层次的下端，其地位高于资源出口国但低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属于最终消费品加工生产地。
第二，中国在这一分工层次中还发挥着生产聚合地和枢纽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巨大优势，使得原本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这一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的最终产品，却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中国进行最后的加工生产。结果，中国对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对美出口，但中国的加工出口能力越是增强，对零部件、中间品等资本品的需求就越大，导致中国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资本品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区域内最重要的资本品市场。由此形成的东亚区域分工生产体系（参见图3），促使该地区出现了由东亚新兴经济体（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向中国出口资本品（主要是零部件、中间产品及部分原材料），由中国进行加工组装并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最终制成品的新的“三角贸易”模式。[11]
图3 美国、日本、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资金双重循环关系
中国在全球与区域分工体系中的上述地位，对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表现在：1）中国成为最大的最终产品加工生产地和区域分工体系的核心环节，使其在全球贸易循环机制中越来越处在转换枢纽的地位，因而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整个东亚区域的生产和出口能力，这是近年来中国对美顺差迅速扩大，并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焦点的一个重要背景。2）正因为如此，中国进入东亚区域分工体系推动了该地区其他经济体的结构调整与贸易模式变化，使其逐渐以对华出口替代对美出口，以资本品出口替代最终消费品出口，逐渐摆脱了“赤字体质”，成为贸易顺差国。事实上，现阶段中国的贸易收支已经形成了用对美贸易顺差弥补对东亚各经济体逆差的格局。[12] 3）以中国为核心或枢纽所形成的新的东亚区域生产体系，其整体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与美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导致进口需求的增大相对应，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美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资金双重循环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
美国与东亚地区之间贸易—资金的双重循环（见图3），是支撑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常账户逆差和私人资本对外投资的情况下，美国的支付能力主要依靠顺差国的官方储备流入来支撑。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达、金融市场的完善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各经济体不得不将一部分由对美顺差所获得的官方储备还流美国，从而形成了私人资本内流而官方资本外流的资金循环格局。这一资金循环不仅直接为美国提供了支付能力，而且同顺差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一起， 成为支撑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所谓“美元体制”的重要因素。
美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资金双重循环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及其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使得东亚各经济体在汇率安排上也对美元形成了明显的依赖性——东亚国家越是希望保证对美国的出口，就越要维持汇率安排上对美元的依赖；而越是维持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就越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美元外汇储备。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这种相互依赖实质上体现着“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的分工及依赖关系。[13] 因而，自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之后，东亚实质上成为“美元体制”最重要的支撑者。
外部资金的流入，不仅支持了“美元体制”的运转，还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消费需求的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美国的进口需求。这种“双重循环”格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与西欧、日本之间的贸易和资金流动关系有一定类似之处，因此有人称之为“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14] 但正如Eichengreen等人指出的那样，现今国际货币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约束机制，各国间也不存在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西欧各国那样的协调关系。[15] 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今天的美国是依靠由产业结构调整和传递、市场开放与金融自由化等自发的市场力量，促使贸易顺差国的官方储备自发地流向美国，这种贸易—资金的双重循环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特里芬难题”①，这是当今“美元体制”得以维系并运行的重要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在美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资金双重循环关系中，中国不仅是贸易关系的枢纽，而且也是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一方面，中国加工生产与出口能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私人资本的流入和外国厂商以FDI形式进行的生产转移。截止2004年，FDI在中国的投资项目中有72.98％是制造业项目，合同外资中的64.56％流入制造业[16]；同时，中国出口贸易额中超过50％来自外资（三资）企业出口，超过40％来自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而对发达国家出口中来自外企加工贸易的比重更高达50％左右。[17] 换言之，中国越来越成为生产性资本的最终流向地。另一方面，外资流入造成的东亚地区最终产品生产能力转移和对美出口转移，也使得该地区对美官方资本流动日益集中表现为中国对美官方资本流动，中国日益成为美国重要的官方资本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现行的“美元体制”中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那么，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持续的吗？换言之，上述双重循环的链条是否有断裂的可能？
首先，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的态势将持续下去。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不仅来自历史经验，更缘于我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及其本质的判断。如上所述，全球经济失衡的出现，主要源于美国引领的全球性产业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质是战后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失衡的积累与放大，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动态过程，因此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长期性和持续性。
其次，从短期来看，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维持的。许多人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脆弱性深表担忧，这主要是基于对其中利益不平衡的考虑。我们认为，对此应当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1）从跨时期交易的视角来看，贸易顺差实际上是本国推迟消费，将储蓄借给外国，贸易逆差相当于借债消费。考虑到美国非贸易品部门的发达和多数东亚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如果失衡状况持续下去，顺差国是否仍有意愿维持对美顺差？2）商品生产的转移与扩散要求新的商品生产国进行大量投资，如何保证这些国家有足够的资金投入？3）即便美国可以使用美元支付逆差，如何既保证美国的对外支付又不至于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就目前的国际分工状况来看，除美国外，顺差国难以找到类似的巨大市场。由于拥有巨大的经济规模、高度软化的产业结构以及相对开放的贸易政策，美国能够为顺差国特别是那些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而采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提供比较稳定的市场需求，促进顺差国的经济增长，而增长又是后者最重要的长期经济目标。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维持对美贸易顺差对顺差国而言不是其选择意愿的问题，而是其难以摆脱的“路径依赖”。
关于顺差国扩大投资的可能性，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作为资金主要来源的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从长期来看呈下降趋势。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软化使它们对国内投资的需求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将使有效率的投资机会减少。同时，顺差国的官方资本流入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充裕状况愈加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发达国家的利率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其国内资本收益率下滑。因此，制造业领域的私人资本将会继续大规模地转移至顺差国。
第三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经常账户赤字？另一方面，顺差国能否继续持有大量的美元储备？从美国的角度看，正如Eichengreen指出的那样[18]，如果按照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当今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无法维持，必须予以调整，但由于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收益率都很高（美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收益率极高的股票投资和FDI），而流入美国的外部资金主要投资于国债等低收益率资产，考虑到美国对外资产与负债的收益率之差，目前水平的经常账户赤字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是可以维持的，而且仍有一定的扩大空间。再从顺差国角度看，问题主要涉及到顺差国官方储备的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一部分顺差国国内市场有限，无法逆转其出口导向战略；另一部分顺差国如中国内需潜力巨大，但结构调整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此外，关于官方储备额适度规模的问题，理论界早有诸多阐述，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各国所遭受的损失（包括经济增长率下降、为解救危机的财政支出等）高达GDP的20％—50％[19]，因而各经济体出于“自我保险”动机，亦将货币危机可能导致的损失或成本作为判断官方储备适度规模的一个标准[20]。因此，考虑到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及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趋势，短期内顺差国仍将对官方储备总量保持旺盛需求。另一方面，从官方储备的币种结构上看，顺差国能否继续大量持有美元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现实因素：一是美国能否继续提供规模巨大的商品市场与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二是顺差国能否通过单边的汇率制度改革或区域货币合作实现“脱美元化”。前者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短期内后者的进展将是缓慢的。事实上，不论是从目前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还是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进展来看，两者均非一日之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区域货币合作对该地区各经济体汇率制度改革的影响巨大，如果不能迅速进展到汇率合作阶段，各经济体将依旧分散地采取不同程度的钉住美元制度，其官方储备中的美元比重自然难以降低。
四、相关政策性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性结论：
1.从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的本质上看，它并非临时性失衡，而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分工格局变迁的必然结果，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其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调整。在短期内，由于美国“市场提供者”的地位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对顺差国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元体制”的可持续，全球经济失衡是可以维持的，不至于对世界经济运行带来破坏性后果。
2.面对现阶段的全球经济失衡，积极的国际经济协调是必要的。但相关的政策协调与调整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当前的失衡并非简单的双边问题，而是非常复杂的长期性、多边性问题，政策调整必须采取多边协调的集体行动；其次，当前的失衡主要是由美国与东亚之间贸易—资金的双重循环支撑的，仅仅从贸易领域考虑政策协调与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多边协调或者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至少，在金融层面上需要尽快建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制度安排以防范风险。
3.中国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相关的政策协调或调整的核心不只是中美经贸关系，而是涉及到整个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美元体制”运行乃至全球贸易—资金双重循环机制的问题。中国的单边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经常账户逆差问题，需要整个东亚地区的协调和美国的合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汇率因素并非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长期决定性因素，单纯对人民币汇率进行幅度过大的调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反而将破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稳定环境，不啻于饮鸩止渴。
注释：
①特里芬难题是由罗伯特·特里芬在《美元与黄金危机》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则必然在货币的币值稳定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持有的国际货币增加，这就要求该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来实现，这就必然会带来该货币的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必须要求货币币值比较稳定，而不能持续逆差。这就使充当国际货币的国家处于左右为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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