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高考题的定位深化语文素质教育--兼论1999年中国高考_高考论文

明确高考题的定位深化语文素质教育--兼论1999年中国高考_高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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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试题与语文素质教育的关系是当前语文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一个极其敏感而又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正确理解高考语文试题的导向,是处理好这二者关系、促进语文素质教育深化的关键。

正确理解高考语文试题的导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高考命题总体指导思想的正确领会,二是对高考语文试题表现出来的学科教育思想的正确认识。

高考命题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坚持“两个有利”的原则。第一,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新生。一般说来,这当然是指作为选拔性考试,“高考应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适当的难度。”(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科说明》。)但这仅是就高考试题的可用性而言,即高校用它测出的分数,能够鉴别考生现有水平和能力的高低,并从中选出适合进入高校深造的优生。实际上,高考试题还具有预测性,即它能通过分数的高低来预测考生潜在的学习能力的高低。(注:见曾任全国高考语文组命题成员的张建华《高考语文命题的可用性与针对性》一文,《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6年9期。 )难怪有人称“高考是一种‘潜能型’考试”,说:“会考后的高考,不重点考查学生学过什么,而是重点考查学生已经学会了什么,将来能学会什么。”(注:董晓平《也谈’94全国新科目组语文高考》,《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4年5期。)从这一点出发, 我们可以领会到高考试题对考生潜在学习能力的预测,其实就是对考生终身学习能力的预测。而我们知道,打好终身学习的基础,让学生主动发展,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这些正是中学阶段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高考试题的这种预测性就是它与素质教育的一个契合点。可以肯定,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深化,高考试题的这种预测功能将越来越突出,高考对考生基本素质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而那种依赖于急功近利的应试手段与技巧去获取高考成功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小。21世纪的教育必将形成这样一个共识:高考,让素质优秀者成功,让素质不健全者望试而止步。如果认识到了高考命题指导思想的这一导向性,我们也就会明白:要适应高考试题的发展变化,根本出路在于实施素质教育。

第二,有利于促进中学教学。语文教育专家、曾任全国高考语文组命题组长的章熊先生认为,这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应该起到稳定教学的作用;另一方面,它还应该起到推动教学改革的作用。”(注:章熊《学习·研究·改造——11年语文高考回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9年7期。)这就是说高考试题既要适应教学现状, 又要把握准教学改革的动态,促进其健康发展。可以说,21年来高考试题变化的总体趋势与当前语文教学改革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只要认真回顾一下高考语文试题的变化过程,并细致分析思考一下近几年来高考语文试题所表现出来的学科教育思想,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一致性正是高考语文试题的重要特征之一。下面就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自己的管窥之见。

一、高考语文命题指导方针变化的思路与实施语文素质教育的改革趋势是相适应的。

1991年以前没有“考试说明”,高考语文命题仅依据《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章熊说,“教学大纲具有法规的性质,当然对高考的命题有着指导和约束作用”,因此“作为国家考试,应该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全面考查”。(注:章熊《学习·研究·改造——11年语文高考回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9年7期。 )显然,在这个时期,高考与教学内容涉及的范围是完全一致的。其试题的导向作用,章熊认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导教师“注意当前教学的薄弱环节”,二是引导教师“适当引进教学内容方面的一些新的因素”。(注:章熊《学习·研究·改造——11年语文高考回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9年7期。 )这是高考语文命题指导方针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从1991年起,国家教委开始在每年高考之前向社会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说明》,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考纲”。自普通高考《语文科说明》(以下简称《说明》)颁布以来,顺应全国教育形势和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发展变化的趋势,《说明》中所指明的高考语文命题的指导方针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993年的《说明》,在“考试内容”的概述部分,一方面指明《大纲》是依据;另一方面又指出“语文测试要注意兼顾语文教学的各项目标”——这里说的是“要注意兼顾”,而不是章熊过去讲的“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全面考查”——接着,《说明》强调,要“突出对能力的考查”。强调对语文能力的考查,实际上就是对考生的语文能力及语文素质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因为,一个人语文能力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语文素质的高低。1994年的《说明》又进而强调,要“按照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要求”来“突出对能力的考查”。1996年的《说明》更全面地强调了高考语文命题的指导方针:“按照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新生、有利于中学教学的原则,突出对语文能力的考查。”根据本文前面对高考试题的预测功能的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说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对考生的语文能力及语文素质提出了要求。当年的试题的确体现了《说明》中的这一要求。北京董晓平在《从1996年语文高考想到的》一文中就曾分析说:“试题材料涉及面很广,既有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应用性语言材料,也有反映民族文化传统的典籍器物、规章制度;不仅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家名著,还涉及音乐和美术。”他认为:“这样的高考试卷启示我们:语文既是当代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又是琳琅满目、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载体。”(注:载《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6年11期。)这无疑是说,优秀的语言素养和深广的文化底蕴是高校对考生语文素质的基本要求。换句话说,要让学生达到高校选拔新生的要求,就必须实施语文素质教育。这是高考语文命题指导方针变化的第二个阶段。

1997年,高考语文命题指导方针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年《说明》的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考试内容”部分不再提出依据《大纲》;另一方面,第一次对“考试能力要求”作了专章说明,将高考语文测试的能力分为识记、理解、分析综合、应用和鉴赏评价这五个层级。这种脱离中学语文教材的指向和旨在高度强调语文能力要求的方针表明,高考语文命题在“两个有利”的原则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倾斜,那就是要进一步强化语文试题的选拔功能。由此我们已经看到:高考语文试题必将进一步增强其对考生潜在语文能力的预测功能,也就是强化对考生语文素质的考查。

1999年的《说明》又在前两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体现出了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加大了语言知识应用的力度,突出了对语文基本能力的考查,如“考试内容”;二是强调考生的基本文化素养应该更具有丰富的现代文化内涵,如删去对古代文化常识的要求,降低对文言基础知识的要求及该项占分比例的减小。从这里,我们又已经看到,高考语文命题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导向,不再仅仅是引导教师“注意当前教学的薄弱环节”,使之“适当引进教学内容方面的一些新的因素”,而更重要的是要引导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树立起素质第一的意识,注重对人的“终级关怀”,(注:见《四川日报》1999年1月8日第11版《中国语文教育非改不可》一文。)强化对学生语文素质的培养。显然,这表明高考语文试题正坚定不移地朝着有利于语文素质教育的方向变化。

二、高考语文试题考查内容调整的目的与实施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章熊说:“高考的目的是淘汰大多数。”(注:章熊《试题发微》,《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1年9期。)的确, 选拔的职能决定了高考命题的根本目的与素质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的目标是不相一致的;但是,从高考对考生个体素质的要求来看,两者显然又是一致的,即高考就是要选拔那些基本素质好、发展全面、具有进一步深造潜力的考生。这就决定了高考语文试题考查内容调整的目的与语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历年高考语文试题的取材和测试内容这两方面的变化来认识。

(一)高考语文试题取材的变化

从总体看,高考语文试题取材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课内课外相结合。如1986年的语文试题,据有关资料统计:直接取材于课本的试题为32分,占除作文外的基本70分的46%。后来是以课外为主。如1990年的语文试题,直接取材于课本的试题仅10分左右,大约占除作文外的基础70分的14.3%。如今的状况是,试题与中学教材基本脱钩。这一变化过程是由高考的性质所决定的一种必然趋势。早在1991年章熊就说过,相当数量的试题以课本为原始材料的作法,“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命题所必须遵循的规则”。(注:章熊《学习·研究·改造——11年语文高考回顾》,《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89年7期。 )重提这句话,结合目前高考语文试题取材的现状,我们不难体会到它的弦外之音:高考语文试题不受课本的约束,才能充分发挥它的选拔职能。显然,高考语文试题脱离课本取材,实际上就进一步加强了它对考生语文能力的现状和潜力的考查。众所周知,语文能力的形成,是以语文素质为基础的,所以,我们从中也不难认识到,高考语文试题取材变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它对考生的语文能力和语文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的过程。

(二)高考语文试题测试内容的变化

细致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从本质上讲,测试内容的变化实际上表现了高考语文试题的学科教育思想导向性的变化。

先谈语文基础知识考查的变化。1985年以前,试题基本按知识点命题,或根据拼音写出汉字,或选词填空,或给语句加标点,等等,主要考查考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的掌握。而1985年的试题把“语文知识及运用”从全卷分离出来,相对独立,侧重考查语言知识的应用。后来,虽在卷面不再指明“语文知识及运用”,但仍相对集中,强调语言知识的应用。1991年制定的《说明》,在“考试内容”部分又专章指明:“语言知识着眼于应用,不考名词术语。”并从语言的规范、清晰、连贯、得体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仅以试卷第二卷除阅读、作文外的文字表述题为例,当年便出现了理解句意并作出正确表述的试题,以后几年,又有了病文修改、转述话语、拟写通知、 续句仿写等能力性更强的试题。 1999年,第二卷的文字表述题与前几年又有所不同。一方面,题量增加,分值加大,三道题共12分,而往年是一两道题,5—9分不等。另一方面,试题更强调对考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如26题“拟一条一句话新闻”,既要求考生具备有关新闻的知识,又要求他们具有从材料中提取信息要点的能力以及概括表述的能力。27题,必须从整体着眼,在答题时,考生仅注意题干的要求“组成前后呼应的排比句”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辨识试题材料中隐含的填句要构成比喻句的要求;填入的三个句子不仅要与材料的话题保持统一,而且其句式还要与上下文协调一致,同时,它们相互间也要前后呼应。试题的这种综合性特点对学生语文素质和语文能力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次,谈现代文阅读能力考查的变化。1981年开始出现文段阅读题,但仅是词语的填空和解释,略有一点简单问答题。1984年有了对文章作分析理解的阅读题,但文体单一。1992年在这方面有了突破,阅读题采用“双体并存”的方式,一篇科技说明文,一篇散文(后来选用其它文体)。《说明》中明确指出,考生要“能阅读一般社科类、科技类文章和文学作品”。不仅如此,《说明》还分别从“理解文章”“分析文章”和“鉴赏评价”这三个层面对阅读能力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1999年的试题,又增加了对现代诗歌的赏析题。阅读选材新领域的开辟,无疑有这样一种导向:学生语文阅读能力的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在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时,应注意加强他们现代文化的素养。

再次,谈文言阅读能力以及相关知识考查的变化。纵观对文言阅读能力的考查,最初是单一型的,以字词解释、文句翻译为主(1984年以前基本如此);而现在是综合型的,既要求理解文章中的字、词,还要求分析理解文章内容和作者观点。横看,对相关知识与能力的考查,如今不仅涉及作家作品及文学体裁,而且还有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评价。1999年的试题,不考古文化常识、名言名句,让考生从死记硬背的怪圈中解脱出来,这显然是强调能力培养的重要举措。

最后,谈一下写作能力考查的变化。写作能力的考查,自然涉及到对记叙、议论、说明、描写、抒情等多种语言表达能力的考查,或单一或综合,或命题或给材料,或大作文一篇或一大一小两篇,每一年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无论哪一种考查方式,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考查要求,都离不开一个根本点: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考查。高考在写作能力的考查中蕴含对考生思维能力的考查是值得我们倍加关注的。因为,从这一点上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现代高考比过去更注重对考生思维品质的现状和思维发展潜力的测试。1991年关于圆的想像作文和1994年以“尝试”为题的作文,都属开放性命题。这样的命题,给学生的思维留出了相当开阔的空间,其发散性特征,既可较好地反映考生思维品质的现状,又可较有效地让考生去充分展现自己思维的闪亮点,以显示其思维发展的潜力。因此,写这样的文章,考生思维品质的优劣成为文章成败的关键。1993年根据材料“夏日的夜晚……”写记叙文,1997年阅读“小新背双腿瘫痪的同学”等三则材料写一小一大两篇作文,都属半开放性命题,这样的命题同样可以使思维品质优秀的考生思维充分活跃起来。1999年的试题,只一篇作文。提供一则材料,仅限定写作的范围。这种淡化文体、旨在强调思维品质的命题,是向应试“八股文”的宣战,因为它不但在形式上可以让考生不拘一格,而且在内容上更可以让考生的思维纵横驰骋,在想像中展现自己思维的卓越,在冷静的分析中表现自己思维的成熟。在这样的试题面前,需要考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和深刻性,而那些狭隘的刻板的和肤浅的思维是出不了好文章的。

以上四个方面的变化至少有三个特点。1.高考语文试题不但对考生语文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考生语文“潜能”加以考查的意图也日益明朗,它既要求考生的语文能力要全面、具有综合性特征,也要求其语文能力有向多学科迁移的拓展性。2.高考语文试题对考生语文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它要求考生不仅要有良好的语言知识素养,而且要有深广的民族文化知识的底蕴。3.高考语文试题对考生思维品质的要求同样越来越高。它要求考生的思维要具有准确性与敏捷性、深刻性与广阔性、多向性与综合性。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可以看出高考语文试题的学科教育思想的导向:语文学科教学观念要从传授知识向培养能力转换,语文学科的能力训练要从以指导答题技巧为中心向以提高思维能力为中心转换,语文学科的教育目标要从急功近利的应试向“终极关怀”的视点转换。一句话,语文学科的教育思想应该以语文素质教育为核心,并以之指导应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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