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全面取代深刻地改写了社会的整体面貌。文学虽然在使用价值上有别于其他商品，但是作为文化商品的图书也以其具体可算的交换价值像其他商品一样进入流通领域，不过“文化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区别在于它的初始成本相对较高而再生产成本非常低，所以传播能比生产带给投资者更可靠的回报。”①对“可靠的回报”的追求不仅影响着出版商的价值判断，改变了生产和传播的地位，最终作用于图书的模样。图书的封面、封底、勒口、腰封、护封和书签等不失时机地印着形形色色的宣传话语，真正可谓“语不惊人誓不休”。对封面装帧、版式设计、印刷工艺、纸张质量乃至色泽的过度重视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在形式上取得足够的诱惑力和在流通领域内制造话题成为出版商的核心追求。
对出版速度的顾虑以及对名家之名的焦虑，出版商对名家的作品已经完全放弃了对内容的要求，我们对事物的判断更多地依赖经验，记忆让我们条件反射，这种依赖导致我们对知名作家新作的期待，然而，今天的事实是许多有名的小说家后期的创作很难维持前期的水准，而新人则渴望借助媒体的炒作出名趁早。作家们三番五次修改作品的现象已经一去不返，“十年磨一剑”的不朽追求几近绝响。透视这种巨变，《废都》和《上海宝贝》这两个先畅销后被禁的文本的传播是非常具代表性的：它们不仅开创了都市情欲的叙事模式，而且谱写了消费社会文本传播从自发向自觉转型的轨迹，其中市场的宰制性力量不断显形，而文学生产领域的这种变化最终会反作用于文学叙事的内部，促成叙事面貌和叙事模式的嬗变。
《废都》：消费社会的文本传播
经过七、八十年代初的发展，出版社在图书生产、流通领域都慢慢积累了一些经验。而体制的改革加强了出版社的经营意识，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地方出版社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的出版单位要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同时提出要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出版单位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同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规定“除少数必须补贴的期刊外，其余期刊都要‘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出版社、期刊等单位虽然定性为事业单位，但实质上已经逐步走向企业化操作的道路。经济压力迫使出版单位面对市场，面对读者。这也就使得许多双眼紧盯书斋的编辑不得不分出眼角的余光来投向市场。当文学性与娱乐性发生冲突的时候，编辑们会适当调整自己的审美趣味来考虑大众的喜好。
影视等电子媒体来势凶猛，迅速地瓜分受众市场。新华书店前排长龙购书的情况消失了，多种多样的娱乐方式分享了阅读的殊荣，图书这种曾经让人肃然的精神消费品也有些黯然失神。出版社也纷纷借鉴其他商品的销售方式，慢慢地摸索出一套常用的售书方法：在图书要上架之前发出具有卖点的订单，然后请作者到大城市的大书店现场签名售书，并接受媒体连篇累牍的采访，请有名的批评家撰写书评。书商的炒作方式则更加灵活。
先来看看《废都》出版前北京出版社发出的关于该书的订单：
西京城里，四大名人，奇闻迭出。
文化闲人，熙攘沉浮，屡见事端。
情场男女，恩怨交错，生死纠缠。
等书上架后，与书并排置放着“当代的《红楼梦》，90年代《金瓶梅》”的广告词。寥寥数语，将看点勾勒放大。正如《畅销书》所述：“一段简介，一纸梗概，即为作者换来巨额的预支版税和销数……文学代理人和编辑在现代畅销书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②这种广告效用不说是无中生有也可谓推波助澜，或让人想看，或让人联想。广告这个第三产业的产值每年都在递增的实情也说明其在消费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
《废都》更是一个充分地运用传媒手段为作品争取市场的典型例子：作品尚未出版，就传出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废都》的稿酬高达60万元啦——这在当时，无异于是天价，虽然后来又更正说，这是撰稿者道听途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但是，这种反复“炒作”，更扩大了作品的影响——作品中大胆的赤裸裸的性描写，堪称当代《金瓶梅》啦，这些消息经过各种报纸的传播，从不同方面给读者造成种种阅读期待心理，使作品尚未出版，就已经被人们所熟知。③
先以百万稿酬为炒作点继后又蓄意传出百万稿酬的失实新闻，然后又在大众媒体上反复辟谣说是60万。数字拉扯着消费者的眼神。这种接二连三的新闻炒作使得《废都》“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种热身运动有效地将《废都》推进了读者的期待中。“《废都》起印数为37万册，估计印数达一百万以上。”④与关于高稿酬的蓄意炒作可相匹配的是全国各地的评论纷纷见报，褒贬不一，这就让读者按捺不住一睹真相的兴致。《废都》在短时间内引发的热闹状况令绝大多数作品望尘莫及。
据不完全统计，仅是关于《废都》的评论专集，就在短短的一两个月里，先后出现四五种，比如，由陈辽主编、南京地区的评论家撰文的《〈废都〉及〈废都〉热》，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汇编了报刊上对《废都》有关论争及贾平凹生活状况的《〈废都〉废谁》，学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由北京一批文学博士李书磊、陈晓明等撰稿的《〈废都〉滋味》，多维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废都啊，废都》，先知、先实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对于一部作品，引起如此密集的关注和如此迅速的大量的评论，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一大奇观。⑤
“当《废都》迎来铺天盖地的批评时，贾平凹无处藏身，连在大街上一阵风刮来的报纸上面都有批判他的文章。”⑥这种说法或者有所夸张，但也道出了当时所刮起的“废都风”之盛。
在如此高密集的评论文章中，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共同为该文本积聚了符号资本。媒体批评往往遵循媒体的规则，短小的书评迅速透露出鲜辣的观点，至于观点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切中要害则并不被过多地考虑。面对《废都》这一具体的文本，追求独立性和逻辑性的学院批评很难不受到媒体高密度炒作的影响，而这些新闻炒作比较集中于文本对性叙事话语尺度和频率的破坏以及大量方框的运用上，很多批评文章的焦点几乎集中于《废都》与《金瓶梅》的联系，加之评论者对贾平凹前期创作成就与审美取向的顾虑，这就妨碍真正有深度有独立灼见的批评浮现。《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双月刊）推出的评论专辑和《小说评论》发表的评论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媒体批评炒作的影响。“炒作并不承诺和保证对于批评的责任，但它能够极度充分地利用批评的形式……在这种情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做到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地保持自身的情形和独立会变得身份困难，而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却是最常见的现象。炒作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够造成一种既定而强大的事实，这种事实将剥夺你的怀疑能力，逼你缴械，甚至将你一同席卷进去。你在为虎作伥却又根本不能自觉。于是，文学批评沦为一种话语工具，它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消失了，单一的目标主宰了它的价值取向。”⑦尤其是金钱被注入到当下的炒作过程之后，引人注目的喧哗之下的真相就越来越模糊。
《废都》为什么会在1993年出现，并在大众传媒“一石激起千层浪”，除了跟出版方的某些有意的炒作和都市欲望叙事的全面敞开有关之外，更与大众传播媒体自身的机制转型有着内在的关系。走向市场的大众传媒以引起关注为己任，迫切欢迎引起争议的话题。
媒体，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价值观最有效的工具，过去，它为政府所养，同时为政府所用，传达政府的声音，一切均在计划指令下运转，绝大多数媒体“千报一面”、从内容到版式甚至张数均相当僵化。而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取代，作为时代最敏感的器官，传媒的“改版”雷厉风行，最直接的变化是报纸明显变厚，彩页和广告剧增，图片多了、大了、色彩丰富了，设计元素的注入使报纸的形式率先具备了视觉冲击力，并且很多报纸有了清晰的形象意识，设计了自己的形象广告，同时内容也变得多姿多彩了，空话、大话明显少了，身边的新闻多起来，以往的“豆腐块”被大面积的深度报道和评论文章所替代。
大众传播媒介由往昔政治的传声筒变成了催生符号、制造符号的摇篮，“扮演消费导师的角色”⑧，“大众传播媒介的美学意识到必须讨人高兴，和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注意，它不可避免地变成媚俗的美学。……直到最近的时代，现代主义还意味着反对随大流和对既成思想与媚俗的反叛。然而今天，现代性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活力混在一起，作现代派意味着疯狂地努力地出现，随波逐流……现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长袍。”⑨《废都》这部媚俗的作品披着纯文学的外套搭上了传媒媚俗的大潮，甚至成了媚俗的弄潮儿。就是在1993年2月5日，《南方周末》这份市场销量很大的报纸顺应市场号召由南方日报的增刊变成一份由南方日报主办的报刊，经济效益方面实行独立核算并尝试自办发行。而这份后来曾一度在全国周末报中风骚独领的报纸就曾在头版发表《〈废都〉热里访平凹》⑩，在这篇访谈里，贾平凹谈到《废都》在北京首发式的盛况，而且还专门提到“我签名签了一百分钟”，这种有具体指数为证的宣传尤具效果，因为“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11)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小说的发行量正与电影的票房、电视的收视率、网络的点击率等数字一起成了最耀眼的风景。而其他小报发的访谈及书评根本无法计数，如果没有现代媒体这一催化剂，《废都》发行量的雪球效应不可能如此猛烈。就在《废都》声势震天之时，1994年1月20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下达了《关于收缴〈废都〉一书通知》。
市场的号角已经吹响，贾平凹率先从中嗅到了激动人心的消息，果断地将80年AI写作作中尚“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面纱揭开，将色情叙事的频道调换了，过去，道德压抑着色情，今天，色情果敢地抛弃了道德，我行我素。色情叙事与新闻传媒这一大众话语的通道达成默契，为消费快感制造所谓的纯文学的嫁衣。在《废都》的大红大紫的背后，有着比印数和禁书更深刻的内容。如果我们依循消费社会的惯例，将印数视为市场的标记，将禁书作为政治体制或意识形态的标记来看，那就颇有意味了。《废都》这部社会转型期的代表性作品，一方面，它迅速地获得了市场的认同，姑且不论其以何种方式取得的；另一方面，它受到了体制强力的禁锢，体制给它定了刑，折断了它继续深入市场的翅膀，但同时这种禁令却增加了该书的诱惑力，导致大量盗版书的产生和地下流传。
《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中篇的写作使贾平凹在读者心目中凝成一个叙述乡土的纯文学作家的符号。长篇《浮躁》主人公金狗的人生和爱欲选择集中展示了作者对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欲和爱的冲突的深入思考及其困惑，其中金狗与英英以及当记者时与有夫之妇石华的苟合标明了一种由情向欲的位移，《废都》继续并扩大了这种位移，最终发展为欲对情的替代和颠覆，这种肉欲与爱情的冲突以及欲对爱的替代成为90年代都市情欲书写的典型特征，这也可视为一种现代西方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消费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替代之象征。“依一般看法，市场被说成是生产和交换的自由场所，国家则被视为垄断了强制性权力的公共权威。就其性质而言，前者是自发的、平等的和私人性的，后者是人为的、等级制的和公共性的。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市场是有效率的。”(12)在《废都》身上，市场和体制迎面相撞，体制仗着自己的强力撞断了市场的双翅，但市场暗中绕开了体制，给非法的出版商人打开了另一扇侧门，使得盗版的《废都》在非法的市场上依然能够与读者相遇。更重要的是，被禁事件无形中为作者增加了象征资本，《废都》的被禁使读者将对《废都》被抑制的剩余感情全部转移到了贾平凹这个符号上，为作者的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增添了筹码，读者难免不抱着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重睹禁书《废都》风采的希望。
消费社会迎面而来，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剧变。而市场一声不哼，窃笑着躲在暗影中掌握着遥控器，随时调节频道来积极应对，一方面不断挑逗我们的窥探欲望，另一方面却偷偷地篡改时代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想象。
卫慧：作为消费符号与“上海宝贝”的形象代言
虽然《废都》在流通过程使用的宣传手段依然比较传统，作家贾平凹在文本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并不主动，但其作为知名纯文学作家的符号价值，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都市想象通过稿酬风波的渲染以及情欲想象借助文人的恩怨官司仍然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调动。时过7年，等到《上海宝贝》面世时，作者卫慧的“宝贝”姿态已经跃然报上，与其说她是一位作者，不如说她就是作品的形象代言人，卫慧本身也演绎成消费符号。这一符号在面世之初就是与都市、女性、前卫、情欲、疯狂等凝结在一起的。
借助女性主义运动的持续影响以及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的推波助澜，1996年第3期《小说界》开设了“七十年代以后”的栏目，其他刊物也做了一些响应，真正使这个概念在文坛深入人心的是《作家》杂志的“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1998年7月，在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一次“密谋气氛”的谈话(13)之后，《作家》杂志隆重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集中推出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7位女作家的作品，并配发了各自的照片和著名批评家的点评以及女作家自己的创作谈。这期专号的封底有意转载了《文汇报》上的报道《一批年轻女作家崭露头角》(14)，这篇报道指出这些年轻女作家外貌“或清秀或亮丽”，打扮“流露出都市中现代派女性的前卫和时髦”，文风“热烈而无所顾忌”。而被置于头条地位的卫慧在自己的照片下方写道：“穿上蓝印花布旗袍，我以为就能从另类作家摇身一变为主流美女”。事实上，此后的卫慧与东方女性身体象征的旗袍发生了较深的纠缠，也因此被媒体关注有加，在《上海宝贝》的勒口采用的也是穿着旗袍的照片。旗袍成了卫慧的符号资本，成为她进军西方市场的旗帜。
“美女作家”的称谓因此在文坛不胫而走，策划者李敬泽等也被媒体冠之以“美女作家”的制造者。此后，出版界趁此风气出版了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如“文学新人类丛书”(15)；王干主编的“突围丛书”（作品集）也选取了卫慧和棉棉两位“美女作家”代表。卫慧和棉棉在“美女作家”名号的光环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出版时机，卫慧在1999年至2000年短短的时间内出版了六本书(16)，其中有四本是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棉棉在2000年出版了三本书(17)。
在卫慧所出版的六本书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上海宝贝》，其大胆出位的姿态、关于上海和宝贝的想象均挑起了阅读欲望。就在《上海宝贝》和《糖》出版后不久，棉棉和卫慧发生了矛盾。她们一度交往甚密，而且在传媒报道中恰如一对姐妹，很多读者会爱屋及乌或者恨屋及乌，棉棉对这种状况表示“厌恶”，于2007年4月正式发表《卫慧没有抄我》(18)一文，挑起“卫慧棉棉之争”，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指责《上海宝贝》抄袭了她的《啦啦啦》(19)。传媒对这对“美女作家”的骂架非常欢迎，《上海宝贝》和《糖》的销售量也因此而上升。此后不久，“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的策划者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又一次发表三人谈《被遮蔽的“70年代人”》(20)，这次，他们是想以编辑家和评论家的专业身份对“美女作家”这个哗众取宠的称谓进行批评，他们认为这个提法是“媒体阴谋”，并强调“本来一些期刊接纳和扶持新作者并无强烈的商业考虑，但图书出版一介入进来就不一样了。”魏心宏也对传媒炒作“美女作家”的说法表示愤怒，但他同时也暗示了对这三位策划者的不满。同时，魏心宏的编辑方针中重女性重时尚的心态也受到批评。这些指向各异的批评殊途同归，最终不同程度地加深了读者对于“美女作家”和“70年代人”的印象。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大胆的卫慧，市场选择了卫慧作为消费符号——“70年代人”或“美女作家”的代表形象，当然这也是她毫无顾忌的“美女”自诩的结果。就像作家东西感谢批评家提出“晚生代”来安顿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一样(21)，卫慧也得益于“美女作家”和自己的相互选择。
从“像卫慧一样疯狂”到“上海宝贝”，卫慧的走红显示了作家对文本流通过程的主动参与，首当其冲的是《上海宝贝》这个标题，让“上海”这种关于国际化大都市的公共想象与“宝贝”这一亲昵的私密想象进行接轨。其次封面设计也有孤注一掷的特点：左边是大幅的卫慧的写真半身照，胸口写的是上海宝贝，手臂上书卫慧的名字。右边错落排列的三句广告从不同的角度诱惑读者：
一部半自传体小说
一部发生在上海秘密花园里的另类情爱小说
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
卫慧事后坦言自己对此设计的策划和参与。“自传体”强调叙事的真实性，同时暗示读者可以用索引法加以解读，并暗示叙述满足隐含读者的窥私欲；“另类”则在兜售一种新奇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女性的”强调第二性的主体性，即叙述所包含的女权主义态度，我们知道，90年代中期，在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的叙述下，女权主义在文学场域中漫漫洇开，被越来越多的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所认可，但相对漫长的主流的男权的历史，女权终归是边缘的。有如女性处在“被看”的地位一样，“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依然能提供诱惑，邀请我们依照提示语按图索骥。
消费者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共同角色，我们很难拒绝消费发出的邀请：
我叫倪可，朋友们都叫我CoCo（恰好活到90岁的法国名女人可可·夏奈尔CoCo·Chanel正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二的偶像，第一当然是亨利·米勒喽）。每天早晨睁开研究，我就想能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几乎成了我的一种生活理想，一种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就是《上海宝贝》在引用了乔尼·米切尔的《献给莎伦的歌》作为题记之后的开篇。这是一段坦率的自我介绍，第一人称叙事迅速地将我们带进叙述现场，加强“半自传”的真实性。
在这短短的出场白中，叙述者引用了两个名字，这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代表符号。他们均来自西方，CoCo·Chanel就是名牌的符号，是昂贵的象征，跟发酵的物欲密切相连；而亨利·米勒是著名的性叙事大师，他的代表作标题就是《性》，这本书是上个世纪40年代在巴黎出版的，而在我们一直以为非常开放的美国它一直是被禁止的。CoCo·Chanel和亨利·米勒这两个符号就像河流的两岸，规定了《上海宝贝》的叙述流向：在汹涌的物欲和性欲的挟持中滚滚向前。
“我”想“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事，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如绚烂的烟花噼里啪啦升起在城市上空。”这种想法不仅是主人公的欲望，也是叙述的内驱力，而亨利·米勒正是叙述者在写作路途上的导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22)对亨利·米勒的崇拜和这些“精心准备的字眼儿”一道出示了卫慧的叙事趣味。
在《性的政治》中，凯特·米利特对亨利·米勒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米勒小说一个重大的虚构是，小说的主人公（他总是或多或少是作者米勒的化身）具有不可抗拒的性魅力，且性功能无比强大，令人叹为观止。”(23)在卫慧的叙述中，这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性魅力和无比强大的性功能被移植到女主角身上。而且隐含着作者的影子，她们无不对自身这种性魅力感到骄傲。
再次卫慧的符号诱惑也贯穿在广告语的选择以及在签售活动中：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少男少女们充满期待和渴望的目光中，在一声声代表极度兴奋的欢呼和尖叫声中，一位穿着黑色缎面旗袍和蓝色绣花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姗姗而来，面对狂热的人群，她笑着向人们抛了一个飞吻，这样的情景，很多人会以为是某为大牌当红明星的歌迷见面会，然而实际上，上述情景发生在不久前新新人类作家卫慧在一家书店的签名售书现象。(24)
卫慧在成都签售时更是出语惊世骇俗，说“让他们看看上海宝贝的乳房”(25)，网络上一片讨伐声，使得作者和作品成为一个事件，跟风书如《成都宝贝》等相继出版，最终，是《上海宝贝》的印数(26)正在冉冉上升的过程中被禁售。2000年5月，作品因“描写女性手淫、同性恋和吸毒”而被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定为“腐朽堕落和受西方文化毒害”的典型加以禁售。此后，卫慧长期在网络上活动，无数的路径通向《上海宝贝》原文下载，同时大量盗版书籍占据地摊市场；而《上海宝贝》被作为畅销书翻译成多国语言流传到西方。在《上海宝贝》被禁一年后，卫慧对外称有30多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27)，并且，她本人在《苹果日报》上撰写了将近一年的“上海宝贝”专栏。
尽管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眼中，卫慧的作品就是一堆垃圾。但这种专业评判并不影响《上海宝贝》在国际市场上长驱直入。同时，卫慧的文风、签售作风及其在传媒上的大胆言论也在国内产生了不浅的影响，如新世纪在网络上一再掀起的自我暴露以求出名的风潮。“大众传媒的精神是与至少现代欧洲所认识的那种文化的精神相背的：文化建立在个人基础上，传媒则导致同一性；文化阐明事物的复杂性，传媒则把事物简单化；文化只是一个长长的疑问，传媒则对一切都有一个迅速的答复；文化是记忆的守卫，传播媒介是新闻的猎人。”(28)无论我们如何批评媒体的作用，作为大众文化的摇篮，媒体在消费社会已经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思维和我们的选择已经很难与媒体决裂。其对消费生活介入得如此深广，我们甚至很难在我们的独立追求与媒体的影响之间划出清晰的界线。
享乐的身体、神化的西方及所向披靡的金钱
费斯克指出：“出于商业目的生产的商品最容易跨越阶级、种族、性别或民族的界限”(29)，事实也是如此，消费社会给人感受至深的是物的丰盛与压迫，广告的花样繁多以及接踵而至的“审美疲劳”，人的感觉神经在高频率的刺激中渐趋麻木。我们不仅无法对消费品进行恰如其分的价值判断，也无法对自身的需求和欲望进行细致地区分。曾经在宏大叙事中受到压抑的物欲和性欲一道铺叙出享乐主义的氛围，这种提供快感的氛围与都市壮丽妩媚的物质生活一道支配着消费社会的想象。
《废都》将情欲的面纱揭开了，文人庄之蝶的身体是双重的、沉甸甸的，一方面是道德的身体、文化的身体和名誉的身体；另一方面是利益的身体、欲望的身体，随着情欲的苏醒，庄之蝶的身体不断地从道德束缚下失控；而“上海宝贝”倪可的身体一向是轻松的，本能地亲近享乐，虽然这种享乐稍纵即逝。
和过往的情欲叙事一样，《废都》采用了男性的视角，女性虽然得到了某些溢美之辞，然而终究不过是男性取得快乐的工具，“因为有史以来，绝大多数女性被局限在向男性提供性的发泄渠道和繁衍后代这一动物生活的水准上。这样，在女性的生活方式中，性只不过是不时降临到她头上的一种惩罚。”(30)卫慧则试图还原自然状态的性，将男性也作为女性获得性快乐的工具来叙述，女性不再是被动的他者，女性和男性在满足性欲的过程中互为他者，他们同时兼具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脱掉披在性欲之上的文化面纱之后，男性和女性在性行为上是一种契约关系(31)。男权文化的结果之一是塑造女性的从属地位，并进一步将性别差异讲述为身体差异和政治差异以强化男权文化的存在事实。
为了恢复女性的主体性地位，拥有对自身的支配权，卫慧在情欲叙述中果敢地切断了生育这一性的后路。“性爱始于生殖，但它从开始就超越了生殖；生殖是赋予它以生命的力量，但不久便成为一种限制。为了自由地操纵和随意地处理性欲的过剩潜能，必须把性爱‘重新植入’具有更大的力量和额外营养力的其他土壤；文化必须把性的快乐从生殖这一功利主义的应用中解放出来。因此，性的生殖功能既是性爱不可分割的条件，又是使之感到烦恼的东西；两者之间既有牢不可破的联系，也有持续的关系紧张——这种紧张关系的无法消除也如联系的牢不可破。”(32)在之前的《蝴蝶的尖叫》、《床上的月亮》等作品中，怀孕都成为悲剧的诱因，怀孕使女性“他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晰。
避孕自由、堕胎技术和试管婴儿等高科技的发展使繁殖这一性行为的苦恼开始得到缓解。女性与母亲这一角色的必然联系将很可能发生断裂。男女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孩子负有的情感关系及现有的家庭模式也将随之发生深刻的转变。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这一决定性的力量不仅快速地改变着事物，也正在迅速地改变人类以及人类对事物的理解。卫慧在写作过程中未必明确地意识到科技给女性身份带来的变化，但她直觉到一个女人要完全地成为自己，要彻底地捍卫自主性，她就必须从母亲和妻子这样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女性和男性务必处在一种平等合作的地位上，这一点在性行为上表现得最是充分。“我，一个二十才出头的女孩，勤于发现各种肉体特征，和同一肉体的多样性。”(33)“我比较重视自身在现实中的感受”(34)，这种叙事基调决定了“我”作为单个的个体对世俗生活持享乐态度，我不愿意为了所谓的远大理想而舍弃现时涌动的欲望。当精神与物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仔细辨认享乐的声音。当精神性的爱欲和物质性的性欲发生错位的时候，我依顺身体欲望。肆无忌惮的性欲“就是自身存在的惟一并且充分的理由和目的。”“性爱的自足性，即为性的快乐自身的缘故而加以追求的自由，已经上升到文化常规的层次，与它的批评者们更换了位置，而后者现在已属于文化怪异的内部技术和灭绝物种构成的废墟。而今，性爱已经获得了一种自己以前绝对不可能独立肩负起来的实质性内涵，但也获得了闻所未闻的草率与轻浮。”(35)卫慧成功地阐释了这种性的草率和轻浮并将性爱从生殖中解放出来。
《上海宝贝》中，德国情人马克和中国情人天天一道分享着倪可的性欲与爱欲，三者相安无事，倪可则从他们身上得到完全不同的肉体刺激和情感体验。追求新奇刺激的感觉和体验似乎成了倪可存在的目的和依据。这种状况正如鲍曼的概括：“绝大多数人——既有男人也有女人——在今天的结合都是通过引诱而不是控制，通过广告宣传而不是教化灌输，通过需求的创造而不是常规性规则。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受到社会和文化的训练和塑造之后，成为感觉的追求者和搜集者，而不是生产者和战士。不断接受新的感觉，贪婪无度地追求总是比以前更加强烈和深刻的崭新体验，这些都是顺应引诱的必要条件。”(36)不断地制造诱惑，引起关注，让事物超越实用性，凸显其外在惑魅，以便激起更多欲望；在享乐中迷醉，在物的包围中沉溺，在快感刺激中迷失，这正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特征。吸毒这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可以视为对快感极端追求的结果，是神经系统对正常刺激失效的偏激选择。
身体有一自然的核心(a core of nature)：为控制身体的意义而展开的争斗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所带来的奖赏是一种权利，该权利可以控制文化的意义以及身体与文化的关系。身体失控后那种极度兴奋的快感——即自我的丧失——是一种躲避式的快感，是从自我的控制／社会的控制中逃避出来的。而这双重的控制，用福柯的话说，便是“人治理自身，也治理他人”。它也是对意义的躲避，因为意义永远是在社会的层面被生产出来，并在主体中再生产出各种社会力量，对任何事物赋予意义，必然会对主体也赋予意义，不管该主体怎样可变或是游牧式的。(37)
《上海宝贝》中天天的吸毒正是对这种“躲避式快感”的选择，他在现实生活中不具备适应能力，母亲的背叛与情人的背叛使他选择了躲避，他和倪可以不同的方式叙述享乐的身体。
卫慧从不避讳自己对西方的崇尚，这种崇尚是彻头彻尾的，不仅包括对消费的无上欢迎，也包括对西方的文化尤其是亚文化，她曾在不同的场合叙述过她对弗洛伊德的倾心，弗洛伊德关于性本能的叙述不仅敞开了人的本能世界，而且赋予了性本能以反抗文明的意义。性欲是意识形态的宰制力量最为显形的场所。
卫慧还借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西方的这种崇尚，“当然我也承认我从骨子里崇尚着西方人的某些生活方式”(38)，这种崇尚不仅表现在女主角的生活方式西化，很容易与异域的男性发生情爱关系；而且使她的文本中堆砌着琳琅满目的西方符号，这些符号涉及不同的领域，“我向来都是把书当作一种朋友、食物、镇痛剂、避难所、打火机、击球棍，甚至是宽大舒适的眠床。我熟读了博尔赫斯、塞林格、福克纳、尼采、泰戈尔、川端康成、凯鲁亚克、金斯堡、庞德、伍尔夫、斯宾诺沙、爱伦坡、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一串金光闪闪的名字……”(39)这样大段的罗列在过去的文本中是比较难于设想的，很少有小说家会这样借叙述人物来兜售自己的写作资源，同时这“一串金光闪闪的名字”正是卫慧对西方文化进行想象的凭据。发展到《上海宝贝》中，这种对西方进行想象的疆域拓展了，各式各样的西方文化符号堆砌得琳琅满目：
《上海宝贝》彩旗飘飘，堆满了五颜六色、应有尽有的西方文化时尚：从乔尼·米切尔、亨利·米勒、伊芙·泰勒、艾瑞卡·琼、鲍·布拉赫特、海伦·劳伦森、狄兰·托马斯、贝西·斯密斯、威廉姆·巴勒斯、普赖斯、席尔维亚·普拉斯、伊丽莎白·泰勒、弗·奥康纳、萨尔瓦多·达利、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让—菲处·图森、罗宾·摩根、麦当娜、弗洛伊德、杜拉斯、保罗·西蒙、鲍勃·狄伦、伊恩·柯蒂斯、萨莉·斯坦弗、托里·阿莫斯、冯·莫里斯、尼采、米兰·昆得拉、苏珊·维加、斯纬德、比利·布拉格、弗吉尼亚·伍尔夫、丹·费格伯格、莱西·斯通，到笛卡儿和特蕾莎修女，乃至披头士、公共形象有限公司乐队。这是一份奇特的无珍不搜、无奇不有的西方时髦文化产品清单。小说庞杂的引文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奇特景观，这是一顿极端丰盛的大杂烩。(40)
这份指向四面八方的文化清单既是上个世纪持续的西学东渐的结果，也展示了下半叶全球化加剧的后果，一位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作家的文化营养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世界。“复制”使得我们的文化生活也惊人地同化了，尽管文艺一直追求的是个性、独特性、原创性。就像高科技核心技术被西方掌管着一样，文化生产的大权也被西方世界垄断着，至于东方，只是西方的想象客体(41)。西方对东方的阐释以及对东方的误读误解反过来影响着东方对自身文化的认识及其文化工业的生产。面对西方无所不在的文化霸权，东方除了束手就擒之外似乎难有其他作为。卫慧这份清单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们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之深广，而《上海宝贝》的飞速畅销从更大的程度上印证了青年一代的审美趣味。
下面我们来看看文本是如何叙述倪可的性爱对象马克和情爱对象天天的。马克的具体身份不明，他从柏林来，就职于德资跨国投资顾问公司，而且“马克”就是德国的货币单位，是流通交换的等价物。马克是高个子，与CK香水味一道出场，已婚，善于与异性周旋，并精于性事。明知倪可有连体婴一般的男友仍然明目张胆地引诱她。马克这个货币符号代表着坚硬的物质性的性欲。他所就职的公司已经标榜了他所拥有的优渥的经济能力，他工作的流动性正好符合全球化的想象，异国情调进一步增添了他的魅力，他就是消费社会的优越者。人口的流动性一方面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劳动力的被迫的现实存在，同时也作为城市人的一种梦想存在，它表达了一种潜藏的全球想象。“人生的抱负多半是以流动性、自由选择居住地、旅行和见识世界所表达的；而人生的恐惧却恰恰相反，往往是以禁锢、缺少变化、不能走进其他人都能轻松穿行、探索和享受的地方来谈论的。‘美好人生’是不断运动着的人生。更确切地说，是在人们不再满足于留守一地时可以充满信心、拔腿就走的那种逍遥自在。自由的含义首先已成了选择的自由，而且选择显然已获得了空间维度。”(42)
倪可的中国爱人天天完全是个社会的“零余人”，他不从事生产活动，也不热衷消费活动，他靠在国外开餐馆的母亲定期寄来的汇款维持生活，吸毒，性无能，随波逐流，喜欢画画，不喜欢日常生活，疏于人情世故，纯洁然而怯弱，无条件地像救命稻草一般爱着拥抱消费社会的倪可，明知倪可与马克发生关系却无能为力。倪可在天天这里意味着柔软的精神性的爱欲。
马克的强大与天天的柔弱对应着肉欲与爱情的地位。作为毫无性禁忌、性羞耻感的新型女性，倪可的“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立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43)。渴望惹人注目的她不排斥任何一次追新逐异的体验，她甚至与马克介绍的外国女导演一见钟情。倪可身上，除了内化到个人生命深处的一点点社会性以外，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烙印一扫而光。在男权叙事中，女性的身体虽然被描绘，但是经过男性眼光打量过滤后的美及性感，至于女性具体的心理活动和活跃的身体意识则完全被忽略了。而卫慧笔下，女性与男性一样具有明晰的性意识，她多次写到女主人对自己身体的满意以及自慰带来的高潮，男人出场时，女性会调动自己的视觉、味觉以及所有的感官，将对方化成性对象进行考察，比如她对矮个子男性的排斥就是因为与矮个子男人有不愉快的性经验，而马克正好是“高个子”，“散发着异国的香味”，对倪可构成与众不同的性刺激。事实上，倪可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身体激情来源于异域想象的挑逗，尤其是关于法西斯的暴力想象。西方的强势赋予了马克的身体以光芒，照耀着向往西式生活的倪可。这种对西方的神化与全球流动的消费品那种夷平社会差异、文化差异的能力密切相关。这种夷平力量与金钱这一中介将所有事物的独特价值抽象化的行为有着内在的关联。
金钱对事物价值的评判貌似客观，其实不然，它以数量抽空了事物的独特品质。金钱以购买方便的一夜情挑战着天长地久的爱，以购买昂贵的商品房挑战着温暖的家，以购买高档的医疗服务挑战着买不到的健康，以购买图书挑战着知识，购买绘画挑战艺术修养……总之，金钱全面挑战独一无二。这就必然导致我们对传统所珍视的价值产生怀疑。而对既往价值的确信和珍视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当这些我们内心珍视的价值受到挑战或者威胁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迷失怅惘的时候，原有的幸福感也逐渐丧失，同时很可能导致对享乐的追逐。而供应量日渐增加的货币为这种享乐提供了基础。“同样数量的金钱可以买到生活所提供的所有可能性，不管是谁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摆布，他就必然成为一个乐极生厌者。作为一条规律，乐极生厌的态度被恰如其分地归结为对享乐的餍足，因为过强的刺激摧毁了神经对它的反应能力。”(44)而且，“正是从乐极生厌当中，出现了当今那种追求刺激、追求极端印象和追求变化的极速现象——这是在某种情境中想要克服危险与痛苦的各种尝试中非常典型的一种，其使用的手段是对内容从数量上进行夸大。……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人只选择了在上述经验、关系和信息中的‘刺激’，而不考虑这些刺激为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种货币文化意指的是这样一种货币手段对生活的奴役，以至于从这种货币文化的疲惫中获得解脱也不言自喻地从一种纯粹的、掩盖了其最终意义的手段中——即在不折不扣的‘刺激’的事实中——寻求获得。”(45)这种对“刺激”的一味追逐最终通向漠然和麻木，身体对外部刺激的接受极限规定了这一点。同时对事物极细微处的敏锐感受却是拓展生活、丰富有限人生最有效的方式。
适度的刺激既可能促使我们保持对事物的敏感，但过度的刺激却可能使我们丧失感受，如对性欲刺激的追求却剥夺了我们对真正的爱的感受能力，对物欲的沉湎最终使我们贪婪地占有财富却无法感受财富的内在特质和基本价值，尽管享乐最终导致迷失和厌倦，然而，货币支撑着享乐的生活方式，消费社会的情欲叙事也在支撑关于享乐的想象。这种想象的圆心就是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诱惑之所以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叙事中频频出镜，是由于其同样高频率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比如，时尚期刊的封面，电视剧、化妆品、家居、家具、电器乃至一切生活用品的广告场面。“人类的存在决定了对一切性欲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决定了色情诱惑的价值……”(46)从某种极端的意义上说，人一生的所作所为，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著书立说无不是对死亡恐惧的反抗。
女性身体诱惑的日益泛滥与过度的情欲叙述互相催化，解放感官、倡导享乐甚至也成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策略，对各个历史时期进行观察也会觉出，禁欲往往是贫困时期的策略，奢侈往往与富裕结伴，“在富裕社会里，当局几乎无需证明其统治之合理。他们提供大量物品；确保臣民的性欲能量和攻击能量”(47)。当“性欲能量和攻击能量”得到保证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从质疑权力方面分散。
由于被禁，《废都》和《上海宝贝》均未曾得到完全的传播，然而，就是这种半传播过程中也显示了消费社会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的某些显著变化。当性欲负载的对文明的反抗意义被消解，性欲则必定会在新的失重状态被消费文化所利用，其快感被当作消费品的流通依据。这种对身体欲望的过度叙事既与时代的享乐风气的熏染相关，同时也构成这种风尚的重要部分。
注释：
①［英］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34页。
②［英］约翰·苏特兰：《畅销书》，何文安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③⑤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4-105页，第136页。
④资料来源于《新世纪文坛风云录》，转引自张柠：《文化的病症》，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页，2004年。
⑥胡传吉：《拒绝喧嚣》，《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⑦吴俊：《发现被遮蔽的东西》，《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⑧［美］大卫·理斯曼等：《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3页。
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第159页。
⑩扬子：《〈废都〉热里访平凹》，《南方周末》，1993年8月13日头版。
(1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12)梁治平：《市场·社会·国家》，《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页。
(13)参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长城》1999年第1期。
(14)邢晓芳：《一批年轻女作家崭露头角》，《文汇报》1998年5月21日。
(15)谢有顺主编，作者包括卫慧、周洁茹、金仁顺、朱文颖四位70后女作家，珠海出版社，1999年。
(16)卫慧：《蝴蝶的尖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像卫慧一样疯狂》，珠海出版社，1999年；《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水中的处女》，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欲望手枪》，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来不及拥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17)棉棉：《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花山文艺出版社；《糖》，中国戏剧出版社；《盐酸情人》，上海三联书店。
(18)棉棉：《卫慧没有抄我》，北京《阅读导报》，2000年4月8日。
(19)棉棉：《啦啦啦》，《小说界》1997年第4期。
(20)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21)东西等：《认识晚生代》，《南方文坛》，1997年第5期。
(22)卫慧：《上海宝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3)［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第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4)张鹏：《新新人类作家引出文学追星族》，《北京晚报》，2000年5月5日。
(25)参见王珲：《她俩把“问题”解决了——卫慧和棉棉的吵架》，《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5月15日。
(26)《上海宝贝》1999年9月出版，到2000年3月，加印7次，印数高达11万。
(27)参见《女作家恶斗，文字是子弹》，香港《亚洲周刊》，2001年7月30日至8月5日。
(28)安·德·戈德马尔：《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昆德拉访谈录》，收入艾略特等著《小说的艺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29)［英］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48页。
(30)［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
(31)参见［美］卡罗尔·帕特曼：《性契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2)［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89页。
(33)(34)(38)(39)卫慧：《蝴蝶的尖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95页，第114页，第115页，第241页。
(35)(36)［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91页，第294页。
(3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 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第2版，第53页。
(40)旷新年：《〈上海宝贝〉：后殖民时代的欲望书写》，《天涯》，2004年第3期。
(41)参见［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
(4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2-93页。
(4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 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44)(45)［德］西美尔：《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第186-187页。
(46)［法］乔治·巴塔耶：《色情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页。
(4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1966年政治序言部分，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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