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实践为中心来探讨科学客观性——朗基诺的《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诺论文,科学论文,客观性论文,不完全论文,决定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5)06-0127-08 斯坦福大学的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是当代科学哲学界十分重要的学者。她的研究被看成在传统科学哲学与当代极端相对主义的科学社会学之间寻找中间道路的最有希望的进路之一。朗基诺自开始学术研究起就一直关心科学证据问题。①在出版于1990年的成名作《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中，她指出，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正确地认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来自经验证据对理论假设的支持，却没有看到以下事实，即经验证据对理论假设的支持的标准，部分地取决于科学团体的批判性的社会规范。因此，她坚持社会性维度在理解科学客观性和科学合理性时是必不可少的。②出版于2002年的《知识的命运》一书对前书所引起的争论作出答复，指出许多争论的原因在于一些学者错误地将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的客观性视为无法相互兼容的两个极端。这种错误导致了不少科学哲学家难以正确地说明科学实践中受社会性维度制约的知识论规范。③她的最新研究成果《人类行为研究》一书，以经验研究的方式展示了社会性维度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④具体地说，她考察了当代生物学界对人类攻击性和性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先天遗传的或后天培养的争论。这些争论在以下六个层次上展开：计量行为遗传学、社会环境研究、分子行为遗传学、神经生物研究，以及试图将遗传、环境和神经科学综合在一起的进路，人类生态种群的研究进路。六个层次由不同的研究团队组成，他们各持不同的本体论、知识和方法论规范，其研究成果如果想被其他层次的研究者们接受，必须通过一系列实用主义的和多元化的过程。 朗基诺教授的近作《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一文，虽然讨论的是一个科学哲学的技术性问题，即迪昂—蒯因的不完全决定性中的证据问题，却能够通过具体的技术性讨论展开她对科学哲学的整体性思路，以点带面，深入浅出，充分显示了她的学术功力。作为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本文在第一部分梳理她的论据的基本结构，在第二部分对她的论据以及她的科学哲学的整体性进路作出一些批评性的反思。 一、认识迪昂式的不完全决定性 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知识论层面上的支持关系(epistemic support)是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们对所研究的经验对象作出理论性假设，这些假设只有拥有来自经验证据的支持才能在知识论层面上获得辩护，而成为具有客观性的科学知识。不完全决定性想要论证的结论是经验证据无法为任何假设给出在知识论层面上具有决定性的支持。因此，它成为建立科学知识论和科学合理性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它先由迪昂(Pierre Duhem)提出，再由蒯因(Willard V.O.Quine)给出当代的表达，这个问题也被称为“迪昂—蒯因问题”。最近三四十年间的科学哲学一直关注着不完全决定性，其讨论结果也深刻地影响着分析哲学中其他领域的研究。朗基诺的《重新认识证据和不完全决定性》一文正如其题目所暗示的，试图为讨论和解决不完全决定性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全文分成三个部分，分别辩护了三个论旨。 第一个论旨是存在着两种对不完全决定性的不同解释：一种是建立在经验等值性上的不完全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 based on empirical equivalence，UEE)，另一种是建立在证据相关性上的不完全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 based on evidential relevance，UER)。UEE的基本思想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理论T，总有可能建构出与之互不兼容的另一个理论T′，所有支持T的证据也同样支持T′。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任何经验证据都无法在T和T′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理论中决定哪个正确或哪个错误。举个例子，假设T是牛顿力学理论。我们都知道，在牛顿的理论中，太阳系的重力中心的速度被预设为0。此时，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T′，它是牛顿的力学理论加上太阳系的重力中心以速度w旋转的公设。很明显，T与T′是不兼容的，因为，如果T正确，那么T′就一定错误。然而，令人感到吊诡的是，所有支持T的证据也同样地支持者T′。⑤ UER的基本思想是说，一个理论假设T要想获得检验它的实验证据e，必须依赖一系列的背景知识和辅助假设h[，1]，h[，2]……h[，n]，以确定诸如实验应该在什么样的物理条件下进行，仪器应该如何设计以及如何操作，应该如何处理各种可能的数据等问题。因此，T不是单独地面对证据e，而是必须与h[，1]，h[，2]……h[，n]一起来推出e。UER引起两个有关知识论辩护的问题。首先，如果实验数据否定了T的预测而得出否定性结论-e，那么，-e所意味的不是对单独一个T的否定，而是对(T&h[，1]&h[，2]&……&h[，n])整个集合的否定。这种局面使得波普尔(Karl Popper)科学哲学中的证伪变得不可能，因为证伪主义者必须在T和个数虽有限却有可能无法数清的n个h[，1]&h[，2]&……&h[，n]中找到谁是错误的原因。⑥其次，h[，1]&h[，2]&……&h[，n]之中任何一个背景知识或辅助假设发生变化，都可以使得对T的测试改变其原始意义而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测试。朗基诺在后面正是利用这一点来发展自己的理论的。 朗基诺的文章要辩护的第二个论旨是，学界对UEE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UEE在首次由蒯因提出之后，已被英美学界看成是不完全决定性的标准版本。⑦UEE是一种以理论为中心的对不完全决定性的理解，它把科学理论看成是一个为真命题集合。它同时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因为它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假设与证据的关系上，而是关注组成理论的整个命题系统，以及这个系统与证据之间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试图解决UEE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科学实在论扫清障碍。科学实在论宣称科学研究中最好的理论是对外在世界真实结构的反映；然而，如果总是可能存在与这些理论经验等值的理论，科学实在论就无法获得辩护。 劳丹(Larry Laudan)和赖普林(Jarrett Leplin)对UEE的解决方案被许多学者看成为最有说服力的方案。它建立在以下三个事实上：(1)可观察领域的可变化性(the variability of the range of the observable，VRO)，即随着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的发展，由其所决定的观察领域也会随之变化与拓展；(2)理论预设需要辅助假说(the need for auxiliaries in prediction，NAP)，即理论无法独自演绎地推出经验预测，而需要相应的背景知识和辅助假说的帮助；⑧(3)辅助假说的不稳定性(the instability of auxiliary assumption，IAA)，即理论在推出预测结果时所依赖的辅助假说是可错的，也是可变化与拓展的。这三个事实合起来意味着，当不完全决定性出现的时候，即当T和T′被同样的证据支持时，科学家们不必慌张，他们可以把精力投入到拓展两个理论各自观察域的研究中。随着研究的进行，T和T′的辅助假说会随之变化，并最终导致不完全决定性的消失。 朗基诺则认为，劳丹和赖普林的解决方案并不成功。她指出，试图解决UEE的目的是为科学实在论扫清障碍。即使劳丹和赖普林所提出的三个事实展示了T和T′之间不会存在长久的不完全决定性，这也并不足以证明在T和T′中获得更多经验证据支持的一方就比另一方更接近实在。这是因为存在着斯坦福(Kyle Stanford)所提出的“未设想到的其他假设”(unconceived alternatives)。⑨即使在拓展了原有的观察域和改变了原有的辅助假说之后，T比T′拥有更多的经验证据的支持，我们仍然无法确定T表征了实在，因为仍存在着目前还未设想到，但在未来也许会出现的另一个理论假设T"，它会与T不相容，但拥有与T一样多的经验证据。因此，劳丹和赖普林的解决方案并不具有对科学的认知权威性(the cognitive authority of science)。 朗基诺要辩护的第三个论旨是UER为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赋有建设性的全新的视角，展示了社会性维度对理解科学客观性必不可少的作用。UER是迪昂对不完全决定性的原始的理解。与UEE的整体论式的理解不同，UER是一种语境主义的理论方式，因为它所关注的问题不是整个理论是否得到辩护，而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一个特定的数据是否能够成为支持假设的证据。按照UER的理解方式，在评价哪些背景预设有助于确定证据相关性时，不完全决定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知识论难题。其原因就是我们在上面曾提到的，h[，1]&h[，2]&……&h[，n]之中任何一个背景知识或辅助假设发生变化，都能够影响一个数据是否能够成为支持假设T的证据的判断。 在朗基诺看来，正如她的三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建立在科学知识的社会性维度上的科学哲学是解决UER的一个可行的方案。这是由于社会性价值会影响背景知识和辅助假设的配置，从而影响对一个数据是否能够成为支持假设T的证据e的判断。而且，正是因为社会性维度的介入提供了批判性讨论的空间，建立在证据相关性之上的科学知识的辩护才获得其客观性。为了说明这点，朗基诺分别举了人类行为研究、统计数据对假说的支持和计算机对人类复杂行为模拟这三个研究领域的例子。就第一个例子而言，来自不同理论与实践背景的研究团体关注引起人类行为的不同原因。研究基因型的团体关注等位基因或基因组，来自生理学的团体关注大脑结构，研究社会环境的团队关注家庭出身。这些研究团队以这种方式把有关人类行为的不同原因做出区分(a parsing of the causal space)，并认定在研究自己关注的原因区时，其他原因区中的原因暂不予以考虑。这样的原因区的划分是社会性的，因为它们由不同的研究团队来确定。在一个原因区内被认为是相关的证据在另一个原因区内就未必会被认为是相关的。在研究团队内，证据相关性标准是明晰的、公开的，可以接受合理的质疑和批评。只有在这种具有公开性和批评性的社会空间内，证据相关性标准以及使用该标准所进行的理论评价才会具有客观性。总之，与以理论为中心的对不完全决定性的整体论解释UEE不同，以具体实践为出发点的UER解释没有把不完全决定性看成是科学知识以及科学实在论辩护的障碍，而是看成科学证据的语境主义特征的展现，强调只有在具体的研究语境中，证据对假设的知识论支持才能成立。这是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一个数据成为支持假设T的证据e，需要一系列背景知识和辅助条件h[，1]&h[，2]&……&h[，n]的支持，而在另一个语境中，这些背景知识和辅助条件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随意的(arbitrary)，其客观性由科学研究中具有公开性和批评性的社会性维度来保证。 二、反思朗基诺的新进路 朗基诺的这三个论旨通过分析对不完全决定论的两种不同的解释，来展示她在之前三部著作中所开辟的新进路。这条进路为科学哲学引入了社会性维度，一方面避免了传统科学哲学自造体系而罔顾科学实践的弊病，另一方面也避免了一些社会建构论者急于将科学实践中的认知规范还原为社会性规范从而否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后果。我认为，文章所要辩护的科学哲学的新进路极具吸引力，论证也极具说服力。对不完全决定性的案例分析充分展示了：一旦以科学实践为中心来理解科学，我们常常会看到以理论为中心来理解科学所看不到的东西。然而，文章论证的细节仍然有三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我愿意在这里提出与大家讨论。 第一个地方是针对朗基诺的第二个论旨。这个论旨认为，学界为解决UEE而提出的最好的方案，即劳丹和赖普林的方案，并不成功，因为这个方案无法排除未设想到的其他假设，所以无法达成为科学实在论辩护的目的。然而，值得商榷的是，为什么劳丹和赖普林的方案一定要被当作为科学实在论辩护的方案？赖普林是位坚定的科学实在论者，他试图解决UEE的目的的确是为了扫清科学实在论所面临的困难。⑩但是，劳丹却是个反实在论者。在他看来，科学实在论给科学提出了一个要求过高的认知目标，而对科学来说，更为现实的认知目标应该是在合理的规范指导下增强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11)从这个更为现实的认知目的出发，劳丹与赖普林的方案展示了即使在科学实践中有时会出现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假设T和T′之间不完全决定的情况，从而无法在两者中确定哪个具有更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只要科学家们继续研究下去，就会因为IAA即背景知识和辅助假说的改变而发现T和T′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仍有高下之分。存在着未设想到的假设T"这种可能性对以追求表征外在世界的科学实在论来说是个威胁，但对于追求完善解决问题能力的劳丹式的认知目标来说却没有任何问题。在T"未出现时，科学家们可接受T与T′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的一个。而在T"出现而且造成不完全决定性的局面时，科学家们可以再次利用劳丹和赖普林的策略等待背景知识和辅助假说的变化而改变该局面。因此，从劳丹式的反实在论立场上看，劳丹和赖普林的解决UEE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而劳丹和赖普林两个人分别从反实在论和实在论两个相互冲突的立场共同设计出解决UEE的策略这个事实，也意味着该策略可以中立于科学实在论的争论，而不像朗基诺在第二论旨中宣称那样，是为科学实在论进行辩护。当然，赖普林的确想用这个策略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因而会面临着第二论旨所提出的批评，但劳丹却不同，他完全超出第二论旨的批评范围。 第二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关于朗基诺文章的第三个论旨。在这个论旨中，郎基诺指出，确定证据相关性的过程不可避免地牵扯到社会性维度，也正是因为社会性维度的介入，证据相关性的标准才具有客观性。对这个判断的一个疑问是，朗基诺所给出的社会性维度仍然难以说明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的所有来源。在朗基诺看来，社会性维度之所以能够建立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是因为它拥有公开的、批评性的讨论空间。这个空间应该满足以下四个条件：(1)拥有公开批评证据的论坛和方法；(2)批评的结果的确能够使得科学家们的理论和信念发生变化；(3)存在着能被公众识别的评价理论的标准；(4)尽管每个学科和每个研究领域中都有其权威性的专家，但参与公开批评与讨论的人都应具有相对平等的认知权威。满足这四个条件无疑有助于建立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但是，仍然存在着其他一些因素同样有助于建立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却无法由这四个条件所构成的社会性维度来说明这种情况。比如，劳斯(Joseph Rouse)指出社会性规范和来自物质世界以及人造技术的因果性的限制同时规范着科学实践，因此也制约着建立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而来自物质世界以及人造技术的因果性限制与社会性规范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规律性的(regular)而后者则无法被还原为因果规律。(12)来自物质世界以及人造技术的因果性制约的一个例子是科学实验中的仪器操作。哈金(Ian Hacking)、加里森(Peter Galison)、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和巴尔德(Davis Baird)等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实验所采用的物质材料、仪器的设计以及实验者的隐含的技能等因素，决定性地影响着一个数据是否能成为证据的判断。(13)如果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这就意味着只用社会性维度来说明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过于狭隘，应该加入无法被还原到社会性维度的来自物质世界以及人造技术的因果性限制。 朗基诺所刻画的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除了过于狭隘，还存在着过于乐观的问题。这构成了朗基诺的文章中第三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满足上述四个条件的社会性维度可以产生具有公开性和批评性的公共空间，因而，为建立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特别是证据相关性标准的客观性提供了条件。然而，这只是科学实践中社会性维度理想化的一方面。20世纪70代之后的科学社会学大量的理论与案例研究展示了科学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系列有碍公开性和批评性公共空间运作的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比如，科学家的个人利益或科学团体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干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制约，等等。(14)这些理论与案例研究已造成许多学者形成了“社会性因素是导致科学研究中主观性和非理性行为与判断的主要原因”的看法。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科学的成功之处可以用科学方法或科学合理性来说明，而科学研究中的失败则应该用社会性因素来说明。 面对这个质疑，朗基诺可以辩护说，满足四个条件的社会性维度是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过程，即它规定了一个追求科学知识客观性的科学团体应该如何去做，而不是描述历史上或当下的科学团体是如何做的。然而，这种辩护方式也有其风险。首先，朗基诺对社会性维度所给出的规范性理论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他学者，如基切尔(Philip Kitcher)和戈德曼(Alvin Goldman)，也给出了不同的社会性维度的规范性理论。面对对手理论的质疑，朗基诺梳理了自己理论的一致性，给出了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来建立的理由。然而，社会性维度是否真的按照朗基诺而非基切尔或戈德曼所设计的方式发展，却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5)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并不是只关注规范性而无视描述性方面的科学哲学家所愿意做的。但是，这也引起朗基诺的规范性辩护方式的另一风险。当以库恩为首的具有历史主义倾向的学者提出科学史和科学实践中存在大量不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运作的例子时，波普尔也曾辩护说自己的理论是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然而，这种辩护策略并未成功。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未能解释科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是波普尔理论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也是促成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转向的一个原因。波普尔的例子意味着：一个规范性理论除了理论层面的辩护外，还需要论证其可行性，否则将不具备说服力。朗基诺在论证其社会性维度理论的可行性时，将必须考虑近期科学社会学研究所展示的那些有碍公开性和批评性公共空间运作的社会性因素。这就意味着她的规范性理论也必须涉及最低限度的描述性问题，因为她需要告诉我们一个学术团体如何才能够克服这些因素，以满足她所提出的四个条件。 以上对朗基诺文章的三点商榷即使正确，也并不足以推翻朗基诺以实践为中心的新进路。引入社会性维度重新认识不完全决定性以及科学证据的问题，无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上面的三点反思想要指出的是，在课题进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复杂的问题需要引起朗基诺的重视。 ①比如，Helen Longino,"Evidence and Hypothesis:An Analysis of Evidential Relations",Philosophy of Science,1979,Vol.46,No.1,pp.35-56。 ②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将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作为一种社会性维度来讨论。因此，此书也被看作一个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进路。 ③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④Helen Longino,Studying Human Behavior:How Scientisits Investigate Aggression and Sexuality,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⑤这个例子参见Bas.C.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rod:Clarendon Press,1980,p.46。 ⑥证伪主义者可以辩护说，实验者一般无须考察h[，1]&h[，2]&……&h[，n]中的所有成员，因为具体实践的语境会告诉实践者哪些成员更有可能出错。这无疑是正确的观察。但这个观察也意味着，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判断不再仅仅是个逻辑问题，而是与研究语境相关的问题。 ⑦参见Willard V.O.Quine,"On Empirically Equivalent Theories of the World",Erkenntnis,1975,Vol.9,pp.313-328。 ⑧如同我们所看到的，NAP其实也是UER所暗示的。 ⑨Kyle P.Stanford,Exceeding Our Grasp,New York:Oxfrod University Press,2006,p.27. ⑩Jarrett Leplin,A Novel Defense of Scientific Realism,New York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p.12-15. (11)Larry Laudan,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Theory,Method and Evidence,Westview Press,1996,pp.77-78. (12)Joseph Rouse,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chap.5. (13)Ian Hacking,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Peter Galison,How Experiments En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Peter Galison,Image and Logic:A Material Culture of Microphysics,Chicao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Andrew Pickering The Mangle of Practices:Time,Agency and Sc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Davis Baird,Thing Knowledge:A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14)柯林斯(Harry Collins)和平奇(Trevor Pinch)的 "The Golem" 系列研究展示了科学、技术与医学中大量社会性因素妨碍客观性的例子。参见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The Golem: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Scienc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The Golem at Large: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echnolog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Harry Collins and Trevor Pinch,Dr.Golem:How to Think about Medicin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15)基切尔和戈德曼的社会性维度的理论，参见Philip Kitcher,Science,Truth,and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Alvin Goldman Pathways to Knowledge,Private and 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基切尔和戈德曼对朗基诺的质疑，参见Philip Kitcher,"The Third Way:Reflections on Helen Longino's The Fate of Knowledge",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9,No.4,2002,pp.549-559; Alvin Goldman,"Knowledge and Social Norms",Science,Vol.296,No.5576,2002,pp.2148-2149。朗基诺的回答，参见Helen Longino,"Reply to Philip Kitcher",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9,No.4,2002,pp.573-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