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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政府或企业，都不宜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过度悲观。日本企业曾善用货币升值机遇，支持日本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我们一样也有机会做到。
每逢人民币汇率面临升值压力时，总不免出现我国当保持“汇率政策自主”、汲取日元惨痛教训的声音。然而如果客观审视“广场协议”前后的日本经济变迁，会发现传统的认识存在相当谬误。“广场协议”的本质并非欧美对日玩弄的阴谋，而日元升值在事实上也帮助巩固了日本的经济强国地位。日本企业善用日元升值、推动经营模式转型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国的政府和企业借鉴。
被误读的“广场协议”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美国本土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反复调高利率，导致美国市场利率迅速突破20％。美元汇价因此飙升，“美国制造”竞争力迅速耗尽。与此同时，日本凭借严重低估的汇率优势产生了巨额贸易盈余，“日本制造”充斥世界。基于这样的现实，美国厂商、民众和议会均强烈要求政府施加压力，推动美元贬值，尽快平衡对外(特别是对日)贸易逆差。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西方各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开始了不同程度升值过程。至1987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经过讨论，鉴于美国贸易收支改善并不明显，决定停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叫停了“广场协议”。
取1988年底数据与1985年同期比较，各主要币种兑美元升值情况为：日元升值了86.1％，西德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多数国家并未出现严重的泡沫问题，这至少说明“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联系，日本政府或许应该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升值重压下日本企业出击
日元升值除了因政府调控不当而伴生的资产泡沫外，还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日本在经济领域的强国地位巩固。随着日元升值，日本迅速跻身储备货币行列，得以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心。
日元持续、大幅的升值在短期内确给日本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以1986年度的日本企业经营状况为例，当年日本制造业出口的经常性收益比1985年减少了42.9％，电器产业和汽车产业各减少了48.5％和38.6％，日本出口产业整体的经常性收益减少了3.1％。
在当时日本政府缺乏有效支持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积极应对，不仅通过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内部挖潜，有效控制成本费用，还努力而系统地通过价值实现方式、产业链重新定位等多种路径，推动经营模式转型，让“日本制造”的既有优势得以提升。
在内部，日本企业及时调整了财务对策，采用远期外汇合约和外汇期权等金融工具，规避长期汇率风险；通过设计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成本转嫁和议价能力；通过精细化管理降低运营费用，使毛利率稳中有升。比如松下公司，其1985年生产的产品中91％是磁带录像机；而到1995年，硬盘等信息产品已经占到73％，成本转嫁率超过50％。
在外部，日本企业借助日元升值机遇，通过跨国收购、海外设厂等举措，向外发展。如索尼公司从1985年开始，用3年时间将原先占全部销售额20％以上的海外生产比率提高到40％，海外分公司的研究、生产、流通、核算系统基本独立；10年后，索尼在日本的彩色电视机产能全部迁出，分散至美、欧、亚三个区域，建立了完整的全球分工体系。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公司经营模式转型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日本国家实力提升。一是这些日本公司的海外工厂产值、利润不回流母国，而在东道国循环，实现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海外工厂产值不计入日本GDP，部分切断了因贸易顺差可能导致的对日元持续升值压力；产能外迁也帮助这些日本公司合理规避了关税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消解了贸易冲突。
当前，日本企业海外净资产初步统计已超过3.6万亿美元(这个数额约等于我国外汇储备的1.5倍)，还不包括日本公司在本国储蓄所构成的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无数个分散的“小日本”组成了实力覆盖全球的“大日本”。
政府不应逃避责任
在人民币面临升值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和企业有必要汲取日本经验，摆脱疲于应付的心态，积极把握此中机遇。
一方面，政府对于本国企业负有的责任是阻止过度的汇率波动，同时为企业创造最佳的规避汇率风险的环境。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该在以下四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是不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支持市场力复位，取代行政力；二是鼓励金融机构工具创新，以便企业得到更多、更方便的汇率避险手段；三是通过改革结售汇政策，给予企业更多用汇自主权；四是改革财税、投资审批体制，放宽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政策限制，通过税收优惠、多边税制合作等手段，支持企业“走出去”。
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需要借鉴日本企业成功经验，推动经营模式转型。至少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确定企业价值目标；二是企业业务范围；三是企业如何来实现价值。关键的经营模式转型方向至少包括如下三点：
一是放弃以低质廉价促销产品的“代工型”、“设计+生产型”模式，转向“设计+生产+销售型”模式，提升对产业全流程的覆盖质量和能力，有利于平稳向外迁移产能。
二是摆脱传统的单一化与过度多元化思路，借助人民币汇率升值背景，重构业务范围，适度回避竞争过于激烈的传统领域。
三是在实现价值层面，系统学习日本企业经验成熟的成本领先、差别化、目标集聚模式内涵，结合中式管理优势，从向海外输出资本向对海外输出管理转变。
最重要的，无论政府或企业，都不宜对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过度悲观。日本企业曾善用货币升值机遇，支持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我们一样也有机会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