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大国关系调整的进程与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大国论文,进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国关系与世界格局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因其重要性、全面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成为构建世界格局的基础与主要架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国间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发展同世界格局的变迁互为因果。正是冷战岁月大国间力量此消彼长和相互关系的分化组合，由量的渐变发展到质的突变，才导致以美苏争夺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格局瓦解。而两极格局的寿终正寝又转而推动大国关系发生历史性的大调整。世纪之交大国关系全面而深刻的调整，成为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鲜明标志。多极化趋势愈益强劲，则为各大国构建新型的伙伴关系提供了适宜的国际大环境。科学地认识大国关系的现状与前景，揭示其特点和规律，对于我们把握时代脉搏，顺应世界潮流，更加卓有成效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大有裨益的。
一、走向新世纪大国关系调整的进程
冷战结束以来的七年中，大国关系的调整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初期的相互摸索、磨合与近年的趋于定向定型。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决策者运筹帷幄，在致力于国内改革，谋求发展综合国力的同时，纷纷对国际战略作了新的筹划和部署，以期利用这一巨变，为本国在新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中谋求最有利的位置。然而，陶醉于冷战胜利的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在分析国际形势和谋划对外战略时，往往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未能正确估量大国关系中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基础的深刻变化，不适当地夸大了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与条件，看重机遇而忽视挑战，盲目乐观，急欲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大国关系和塑造未来世界，因而制定的政策目标和推行的举措常常一厢情愿，与冷战后世界现实大相径庭。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大国之间因政策目标与措施的相悖而频繁发生摩擦与纷争，矛盾的领域增多、范围扩大、强度上升，使众多的大国关系呈现前所未有的不稳定性，有关国家的利益也因此蒙受程度不同的损害。其中最为世人所瞩目的要数“一超”美国与前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的关系，“蜜月”昙花一现，迅即发生龃龉，拉开距离；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关系，由于美国要遏制中国，屡次施压，双方几经对抗，麻烦不断；曾是冷战盟友的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与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关系，原有的战略基础动摇，矛盾显露，纷争频发；两大集团对峙消失后的美欧关系，为争夺欧洲事务的主导权也屡屡发生摩擦。风波迭起的大国关系，驱使各主要国家的当政者重新审视其对外政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相互探索和几番政策调整后，随着各大国对国际形势和彼此国家发展前景认识的深化，随着对外战略、策略走向务实和成熟，近几年，大国关系调整的步伐在加快，程度在深化，1997年调整的幅度最大。可以说，诸大国经过频繁的首脑会晤和发表一系列声明、协议，筹划和明确了相互关系的基本框架和发展方向，纷纷建立各种不同内涵的“战略关系”和“伙伴”关系，从而标志着大国关系已开始走向定型化。但由于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处于消长变化时期，彼此间构筑相互关系新基础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因此，跨世纪大国关系的基本定位还需要走相当长的路程。
中美关系在度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后，通过两国元首正式互访，双方终于认识到利益的汇合要大于利益的分歧，共同以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目标，从而使中美关系跨入新阶段。由于中美间原有的主要矛盾并未消失，因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仍是有限度的，其前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可望得到相对平稳的发展。
中俄关系是冷战后罕见的稳步发展的一对大国关系。在美国极力推行的对华“接触+遏制”和对俄“合作+防范”政策中同受战略挤压的中俄两国，出于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需要，为实现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补充，安全上相互信任，战略上相互借重，“决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年多以来，中俄战略关系发展良好，尽管也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但鉴于两国存在坚实的共同利益和认识基础，因此完全有可能积极稳妥地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推向21世纪。
中日关系在1989年北京风波之后，虽曾经历曲折，但很快地就恢复了正常，可惜好景不长。急欲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日本，为谋求同美国分享亚太事务主导权，视迅速崛起的中国为潜在主要对手，自1994年起逐步调整对华政策，走向了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的道路。此后中日间尽管经贸关系继续升温，但政治关系则趋冷，并于1996年导致中日矛盾全面迸发。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明显改善，日本决策层逐渐意识到，一味亲美疏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遂在推出亚欧大陆外交战略时，将加强中日关系列为重要一环。1997年，两国通过政府首脑互访，为发展面向新世纪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初步基础。1998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首次以国家元首身分访日，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一致同意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过，由于日本将中国定位于“主要合作伙伴，头号潜在对手”，既想在合作中谋取实惠，又不愿意中国强大和统一，日本对华战略的内在矛盾性决定了走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尽管合作仍将是主流，但争执会时有发生，双边关系势难回复到当年“友好第一”的水平。真正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尚需两国付出艰辛的努力。
中国与德、法、英等西欧大国的关系，在1989年北京“6.4 事件”后，由于这三国追随着美国无理制裁中国，再加上分别在人权、售台武器、香港回归和西藏问题上挑起纷争，造成相互关系一度跌入困境，使双方的国家利益蒙受损害。但是中国与西欧国家在各个领域有着诸多的共同利益，而不存在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任何非理性、不现实的对华政策终难持久。自1995年起，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法关系率先恢复正常，并于1997年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中德关系也“雨过天晴”；中英关系在香港顺利实现平稳过渡后，也出现改善关系的良好势头。展望新世纪，中国与西欧各大国完全有可能结为“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美俄关系在经历了围绕北约东扩的激烈交锋之后，形成了在政治、经济、安全上既互有需要，又彼此防范的伙伴关系。合作继续发展，相互依存加深；矛盾长期存在，斗争时起时伏；双方政策务实，冲突不致失控。在竞争中合作，在摩擦中协调，将是美俄关系的主旋律。
美日关系通过两国决策层对相互政策的反思，重新审视对方，分析形势，逐渐在政策取向上缩小分歧，扩大共识。1996年4 月《美日安全保障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和强化。此后，两国间经贸摩擦减缓，防务合作加强，政治协调扩大。但双方在经济领域、全球和地区事务等仍然存在掩盖不了的利害矛盾，而且只要日本在安全方面继续依赖美国，美日两国仍将是并不完全平等的“盟友”。因此，走向二十一世纪的美日关系的基调将是：同盟强化，分歧犹存；合作与竞争同在，协调与摩擦交织；合作与协调将是主导面。
二、走向新世纪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面对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各大国都在争先恐后地构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筹谋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赛，以便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抢占制高点。于是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出一系列有别于冷战岁月的新特点。
第一，国家利益成为大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集团尖锐对抗，“两超”在全球争夺势力范围，大国关系阵线分明。其时，集团、阵营、同盟的利益视为至高无上，而国家利益则蒙受压抑，被摆在从属的地位。冷战后，随着两极对峙格局的瓦解，昔日被抑制的国家利益明显凸现，尚存的集团利益地位下降，考虑本国利益超过集团利益。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大国制定对外战略，调整彼此关系的基本依据。而且国家利益的构成亦已非以往的突出军事安全利益，而是强调以经济利益为首包括政治、安全、文化等利益在内的综合性的国家利益。因此，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各自的国家利益。这表明国际关系因利而合，因利而争的本质依然如故，但大国的利益观已发生重大变化。各大国的行为无不以自身为主体。在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后，处于同盟关系的美日、美欧之所以矛盾上升，摩擦加剧；俄美间之所以难以结为“战略盟友”，“蜜月”昙花一现，迅即发生矛盾，都是实际的国家利益发生碰撞所致。日本之所以在西方大国中率先解除对中国的制裁，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也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驱动的结果。
第二，大国关系的调整始终围绕着“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的主题。任何一个大国要想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首先要发展自己，增强实力。而发展须臾离不开和平的环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已渐成为各大国的共识，也是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健康的内在动因。而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则日益遭到抵制和摒弃。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大国间的互补性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能无视国家间的优势互补而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任何一个大国，损害别的大国的安全，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阻碍其他大国的发展，也不可能谋求自身稳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主张不结盟，摒弃军事同盟；主张对话，不搞对抗；主张通过加强合作协商实现共同安全，求得互利互惠的新时代精神，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主旋律。各国力图通过平等协商，相互妥协的办法解决彼此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一时实在解决不了的则暂时搁置，不因个别具体问题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大局。这些都有利于世界的和谐与发展，符合时代的需要。
第三，各大国奉行全方位外交，谋求建立交叉性的“伙伴关系”，形成相对均衡的结构。冷战时代，大国关系以美苏为基轴展开，或结盟，或为敌，或建立针对第三者的“战略合作”，因而壁垒森严，敌友明晰。近年来，大国关系的调整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冷战的阴影，甚至出现了强化和扩大原有军事同盟的作法，但总的趋势是各大国更注重拓展全方位外交，即便是维持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关系的国家，也都积极寻求“盟友”之外的“伙伴”，构建于已有利的多边交错、相对平衡的大国关系。调整的重点不是突出分歧，寻求对抗，而是强调立足于长远的全局考虑，发展以接触、合作与协调为主的“伙伴”关系。各种内涵的伙伴关系正在编织出错综复杂、重叠交叉的关系网络。例如，美日在强化同盟制衡中国的同时，又竞相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美欧压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作出让步，又拉俄加入“七国集团”和巴黎俱乐部以示安抚；俄一方面极力抵制北约东扩，另一方面又不想改变“西方伙伴”的形象。这都表明，即使存在重大矛盾与分歧，各大国一般都不希望把对方逼到“死角”，以免引发更严重的冲突。因为当今世界，大国间安危相关，利害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冷战岁月的“零和”游戏规则已不适用，“损人必害己”。各大国相互间不再构成现实的军事威胁，也不存在几个大国联合对付另一个大国的战略基础。“广交友，不树敌”已成为处理大国关系的明智选择。
第四，立足于跨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框架已具雏形，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各大国经过冷战后头几年的竞争、较量、摸索和磨合，逐渐都能比较切合实际地“知己知彼”，各自都接近于找到符合本国实力地位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对于应把什么样的大国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逐渐形成共识。这就是要着眼于面向新世纪的战略运筹，努力构筑新型的大国关系。其基本特征是：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彼此借重，相互制约；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各大国在纵横交错的“伙伴”关系中，注意寻求利益的交汇点，因而对话增多，合作与协调的一面比较突出，一系列与之相配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应运而生。大国首脑“热线”和高层会晤机制纷纷建立，使大国对话与合作向稳定性、机制化方向发展。
值得强调的是，在建立体现和平与发展历史潮流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国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1996年4月， 中国就同俄罗斯率先提出了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将其主要内涵概括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协作；要推动建立多极世界，要确保两国各自的民族利益；两国将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两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无论在双边交往或是在多边国际事务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加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稳步发展的同时，1997年中国还相继与法国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同日本要建立“迈向未来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1997年秋出现以北京为中心的中美日俄四大国首脑交叉互访，彼此关系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更为举世所瞩目。是年10月底至11月初，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中美两个在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异的大国，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无疑将对世界上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水平的大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发展互利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98年6、7月间，美国克林顿总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和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并就某些有分歧的问题开展公开的“友好辩论”，标志着“中美朝着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注：日本《每日新闻》1998年7月4日。）另外，随着1998年4月中国总理朱镕基正式访英，同年10 月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两国于10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双方同意发展全面的中英伙伴关系，这表明中英关系已取得重大进展。1998年3 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一份题为《同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的公报，强调鉴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增强，欧盟把中国作为世界伙伴同其全面接触。（注：新华社布鲁塞尔1998年3月25日电。 ）中国近年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大国外交，使其成为大国关系的中心角色之一，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成起着率先示范和积极促进作用。
当然，还应清醒看到，目前新型大国关系尚处于搭建大框架的初始阶段，今后对其充实、巩固、深化、发展还有待于有关国家信守承诺，实践达成的共识，坚持不懈地共同作出努力。由于有的国家在制订对外战略、处理大国关系时，依然打有冷战思维的烙印，这将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妨碍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
第五，美国追求领导世界，“一超”与“多强”矛盾突出。美国虽一再宣称致力于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但实际上却执意要当世界“领袖”，垄断国际事务，主导大国关系的调整。就这必然驱使美国与俄、中、日、欧等诸强之间频繁发生摩擦与纷争。例如，美国对俄罗斯实行“融合加防范”的政策，阻止俄东山再起；视迅速崛起的中国为潜在对手，实行“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制约中国的复兴与统一。美国的霸道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俄的抵制。美国对盟国的颐指气使也必然加剧它与法、德、日等国的矛盾。围绕制裁伊朗、古巴和伊拉克核查危机，大多数欧盟国家同美国有分歧。在欧洲安全和北约结构等问题上，欧盟也不甘心让美国继续充当主角，力争要与美国“平分秋色”。凡此种种都说明，“一超”与“多强”之间不仅在一些国际具体事务上有分歧，而且在深层次的战略问题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美国欲驾驭其他大国，反而越来越受其他大国的牵制。目前美国虽然对国际事务仍起着某种主导作用，但已没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初期那么威风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已无可挽回地走下坡路。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不能不重视其他大国的态度，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协调。可以预见，随着大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新的世纪，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对世界发号施令。
第六，大国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大国关系的首要因素和推动力量，但政治安全因素仍起着重要作用。冷战终止以来，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实际利益的驱动，大国间的经济联系进展迅速。经济领域合作与竞争的因素都在增强，贸易增长速度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而投资与金融资本相互流动的增长更明显快于贸易的增长。（注：陈德照：《在国内经济调整的基础上发展》，载《世界知识》1996年第24期，第6页。 ）经济上大国相互依存关系普遍得到发展，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交织，努力拓展全方位经济交往的特点。大国经济关系中的自由化与保护主义都在发展，但自由化仍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大国经济关系的愈益密切，经济因素对大国关系的作用显著提升，跃居诸因素之首。这与冷战时代政治安全考虑压倒一切，经济处于从属地位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有的大国之间即使政治关系产生波折，但经济关系却依然增长。而且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往往被冲破。拿中美关系来说，克林顿入主白宫第二年，就不得不宣布终止上一年实行的把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做法。在以后几年，尽管中美间曾多次发生政治风波，但双边贸易额却连年大幅增长。这都是经贸利益超越政治分歧的结果。1997年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走出领土争端的死胡同，取得了突破性的重大进展，主要推动就是双方现实的经济利益的相互需要。
在充分估计经济因素作用上升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经济因素并未成为决定大国关系的支配性因素。传统的政治安全利益考虑仍是影响当今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美国提出名为“参与和扩展”的全球战略，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翼推动北约东扩和强化美日同盟，并极力锲入中亚地区，均是出于长远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虑。因此，应对影响大国关系的诸因素作恰如其分的评估。由于冷战后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的全面关系，对大国关系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也往往是由诸因素共同构成的“合力”。任何单一因素都很难对大国关系产生压倒一切的支配性作用。
以上六条主要特点反映了当前大国关系正在经历积极而深刻的变化。就全局而言，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改善，推动着国际总体形势继续趋向缓和，有助于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利于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加快全球化的进程，促进经济繁荣；也有利于中国为跨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当然，对于大国关系调整中产生的消极作用，亦应给予足够重视，并尽力予以抵制和消除，把其对我的不良影响缩小到最低程度。
标签：时政外交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