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内生动力：需求还是供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内生论文,需求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4)03—0025—11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大转型，并已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国产业间、区域间存在的不协调以及各产业内部的若干矛盾和问题也不断凸现，并被社会各界诟病，认为亟须进行调整。 要调整产业结构，就需要对于我国产业问题的成因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国产业结构问题是由市场的内生力量和部分扭曲的激励体系共同作用导致的。[1]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些力量，就无法很好地调整产业结构。本文从市场内生力量角度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成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而不能全盘否定。 在当前学术界流行的包括增长和结构转型两方面的非平衡增长理论框架下，产业结构背后的市场内生力量可以分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从需求角度看，经济发展导致的人均收入提高降低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提高了消费层次，这是促进产业结构从低端到高端变迁的主因。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67.7下降到了2011年的40.4。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57.5下降到了2011年36.3。①城乡居民已经从温饱等基本需求过渡到对于居住和医疗保健等较高层次需求的追求。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出现了农业持续下降和第三产业大幅度攀升的特征。 供给角度的力量主要通过影响不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之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将发生旋转，从而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从其来源的角度看，相对价格变化的背后是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进步差异与全社会资本深化。 首先，如果农业生产率快于工业和服务业，就可以将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同样，如果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快于第三产业，就可以将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释放到第三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累积增速的均值达到1.029%，快于第三产业的0.989%，从而导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第三产业的就业已经高于了第二产业。[2] 其次，资本深化也驱动了我国工业(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资本深化是资本劳动比的上升，反映了资本积累与劳动力积累的相对增长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由于投资增速远快于劳动力增速，我国一直处于资本深化的过程中。在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下，会发生从资本密集型部门到劳动密集型部门的转型。现代制造业部门相比服务业而言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如果存在资本深化的情况，由于资本的积累速度快于劳动力的增加速度，那么制造业部门(资本密集型部门)必定比服务业部门(劳动密集型部门)增长得更快，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工业产品，导致制造业部门产品的相对过剩。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并使得部分资本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中的资本占总资本存量的比例必将增加，即发生从制造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转型。 上述收入提高、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是三种一般性的产业结构变迁动力。我们需要具体来分析，在我国哪种因素起到了核心的作用。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了上述三种需求和供给因素的非平衡增长模型。基于此，通过数值模拟笔者发现，收入因素和资本深化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具体来讲②，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动，收入效应的贡献程度为36%，资本深化的贡献程度为61%，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贡献程度为18%，三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贡献程度为8%；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动，收入效应的贡献程度为48%，资本深化的贡献程度为67%，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贡献程度为39%，三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贡献程度为17%。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第三节构建一个包含供需两方面因素的产业结构转型的基本模型；第四节对模型进行校准和参数模拟；第五节是本文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对于产业结构变迁问题有所忽视。单部门增长模型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这种分析方法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其简化的形式抓住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即生产率或者说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但是，这个模型未能抓住现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征，即结构转型。 一般来说，产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有两个：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收入效应强调需求方恩格尔定律的作用。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费者会逐渐减少对于必需品的消费，提高高收入弹性产品的消费。相对价格效应强调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导致了消费比重的变化。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后，消费者的预算约束线发生旋转，从而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在现有文献中，相对价格效应有两个来源，即部门间技术进步率和资本劳动比的不同。鲍莫尔(Baumol)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不同产业间的替代弹性和各部门的产出增长速度。如果部门间的产品是可替代的，当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小于服务业的产出增长率时，生产要素就会从制造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3]埃斯莫格卢等人(Acemoglu et al.)发现，决定产业结构转化的主要原因是部门间要素密集度的差异，核心变量是整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当整个社会处于资本深化的状态时(资本深化可以被理解为长期中人口增长速度比资本增长速度慢，从而导致资本劳动比不断上升)，就会发生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即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对比重的上升。[4]徐朝阳在埃斯莫格卢等人的两部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三部门双层CES生产函数的产业结构变迁模型，证明了在部门间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制造业部门存在着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5] 在一些学者尝试着解释产业结构转型的动态过程以及内在机制后，另一些学者则从实证的角度对多个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政府行为、经济增长速度、技术选择、人力资本等，其他一些影响变量包括企业创新投入和消费者需求结构等。孙军构建了一个在封闭条件下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型，对需求约束条件下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演变路径进行了分析。其结论表明，在需求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无法形成技术创新能力，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产业结构最终会被锁定，因此更大的需求空间才会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型。[6]干春晖等人认为，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复杂性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阶段性，在短期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明显地促进经济的增长，而长期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能够明显促进经济增长。[7]刘宇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84～2003年间中国FDI和三次产业工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FDI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FDI对于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显著高于服务业，这导致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偏斜。[8]胡向婷和张璐发现，一个奉行地方保护主义的政府将会阻碍本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而政府的投资行为将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演进。[9]张军和金煜发现，财政改革过度刺激了中国地方工业化，尤其在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普遍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转型。[10]张国强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及其结构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其结论表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在全国层面对由农业向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转型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分布结构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且效应显著。[11]黄茂兴和李军军重点关注了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问题，发现当存在合理的技术选择和资本深化时，就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当技术选择不够合理时，即使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但对经济增长却有着负面作用。[12] 从现有的国内外研究来看，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因素有很多，多数影响因素已得到讨论，但现有的研究并没有进行一个多因素的统一分析，从而没有讨论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本文试图给出一个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原因的综合性解释，并对之进行数值模拟，考察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三、理论模型 (一)生产 为了分析结构变迁，我们需要一个多部门增长模型。本文按照三次产业将经济划分为三个部门，即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三部门生产函数为：
由于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不同部门支付的要素价格相同。这意味以下两点： 首先，我们有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满足如下条件：
这意味着，在稳态的时候，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增长速度一定相同。同时，资本收入份额高的部门，即α大的部门，其资本劳动比越大。 其次，我们有不同部门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
这使得效用函数是非位似函数，从而即使价格不变，收入仍然对支出函数产生影响，恩格尔定律就可以发挥作用。这个假设是收入效应存在的关键。如果效用函数是位似函数，最优消费配置就仅仅取决于两种产品的比例。因此，如果没有相对价格变化，单纯的收入提高不会改变两种商品的支出比例，从而不会出现结构转型，收入效应就不存在了。最后，笔者假设ε＞0，这决定了产品间替代弹性。 因为是考虑增长问题，笔者假设家庭无弹性供给劳动，每个家庭供给1个单位的劳动。通过供给劳动，家庭获得工资。在初始的时候，家庭的资本存量为
。资本归家庭所有，企业从家庭租用资本，支付租金。那么家庭的预算约束条件为：
一般来说，测量结构转型主要有三种方法：就业份额、增加值份额和消费支出份额。就业份额采用的是不同产业的就业人数或者工作时间；增加值份额一般采用各个产业的名义增加值之比；消费支出份额一般采用居民对于各个产品名义消费额之比。总的来看，这三种测量方法在质和量上大致相同。亨道夫等人(Herrendorf et al.)利用多国100多年的历史数据表明这三种测量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同的，只在极少数情形有不同走势，需要重点关注。[13]因此，在实证文献中，这三种测量方法各有千秋，是相互补充的。为了与国际上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文遵循弗利米和泽威姆勒(Foellmi and Zweimüller)、丹尼斯和伊斯坎(Dennis and Iscan)、德科和范德布鲁克(Dekle and Vandenbroucke)等人的做法，采用了就业份额测量产业结构转型。[14][15][16] 通过求解企业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市场出清条件，我们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的劳动力分配：
区别于恩格尔系数的概念，这里的恩格尔效应衡量由收入水平提高带来消费结构的改变对三部门就业份额的影响，即前文提到的非平衡增长动力之一的收入效应。之所以称之为恩格尔效应，是由于其影响机制实质上即为“恩格尔定律”：随着收入提高，食品等必需品因为收入弹性小于1所以消费份额下降，同时，需求弹性大于1的商品消费份额上升，从而实现需求层次提高。因此，
的大小随收入水平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三部门就业份额。 (2)鲍莫尔效应：
这反映了鲍莫尔(Baumol)提出的因为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率不同导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对三部门就业份额的影响。[3] (3)资本深化效应：
这反映了因为不同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收入份额不同导致的相对价格变化对三部门就业份额的影响。 四、校准和数值模拟 在这一部分，我们分析收入水平、技术进步率、资本深化和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各自对我国1978～2011年结构转型的贡献大小。 (一)参数校准
从图1中可以看到，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1978-2002年表现出一定的趋势，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大体保持不变，有微小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且增长率在1992年前后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1992年前持续增长，1992年后增长放缓并有所波动。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1992年前大致保持不变，1992年后显著提高。因此，本文在基准模型中，采用随时间变化的参数值
：1978～2002年间采用固定增长率，增长率的大小为1978～2002年劳动收入份额的平均增长率。限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后分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无法计算。为此，本文假设1992年之后数据的趋势得以维持，所以，采用1992～2002年间劳动收入份额的平均增长率得到了1978～2011年劳动收入份额的估计值后，我们可以结合产出、资本和劳动数据利用增长回归方法估计三次产业各自技术进步率的平均值
。其中产出、资本和劳动数据来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并按照霍尔兹(Holz)的方法[2]分别对其进行估计和整理。
图1 1978～2002年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 效用函数中的偏好参数
由居民消费中三次产业产品所占的比例确定。由于资本积累并不完全来自第二产业，笔者无法得到第二产业中的投资与消费的比值，因此笔者用资本形成总额与总产出的比值大致衡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基准模型中的参数值(见表1)。 (二)数值模拟 1.总体情况。基准模型的模拟结果如图2所示。现实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从1978年的70.52%下降到34.80%，降幅为35.72%，基准模型得到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幅度为37.32%，高估1.59%；现实中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从17.30%上升到29.50%，增幅为12.20%，基准模型得到第二产业劳动占比上升幅度为14.13%，高估1.93%；现实中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从12.18%上升到35.70%，增幅为23.52%，基准模型得到第三产业劳动占比上升幅度为23.18%，低估0.34%。总的来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下面将分别考虑在整个过程中，收入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的相对大小。
具体模拟结果可以参见图3。模拟值不包含收入效应。这在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转型中表现不错。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型中收入效应作用不明显，取消收入效应影响不大。但是在第三产业中，不包含收入效应导致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相差较多。这表明收入效应在第三产业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的服务业增长主要是因为居民的收入提高。为了更为精细地衡量收入效应对于转型的作用，采用德科和范德布鲁克(Dekle and Vandenbroucke)计算不同因素对于产业结构转型贡献率的方法。[16]此时，不考虑收入效应下第一产业就业下降幅度为23.88%，与基准模型的模拟降幅37.32%相比，收入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1-23.88/37.32=36%。不考虑收入效应下第三产业就业上升幅度为12.06%，与基准模型的模拟增幅23.18%相比，收入效应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1-12.06/23.18=48%。
图3 不包括收入效应下模拟值与实际数据对比 3.技术进步。衡量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率不同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大小，我们需要考虑三部门技术进步率相同的情形：γ=5.321%，其他参数值不变。 具体结果可以参见图4。模拟值不包含不同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模拟值在部门的转型中表现不错。这说明产业转型中技术进步效应作用不明显。这时，不包含部门技术进步差异下第一产业就业下降幅度为34.47%，与基准模型的模拟降幅37.32%相比，技术进步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1-34.47/37.32=8%。不包含部门技术进步差异下第三产业就业上升幅度为19.26%，与基准模型的模拟增幅23.18%相比，技术进步效应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1-19.26/23.18=17%。
图4 不包括三部门技术进步差异条件下模拟值与实际数据对比 4.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深化)。前面讨论过，1978～2011年之间，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经历了有趋势的变化，第一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逐渐降低，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先上升后大致保持不变，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逐渐提高。因此，笔者在基准模型中使用了随时间变化的劳动收入份额序列值。为了度量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资本深化)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笔者使用固定劳动收入份额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具体结果可以参见图5。从模拟结果来看，当不包括收入份额变化之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模拟值与实际数据差异较大，因此表明收入份额变化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体来说，这时，第一产业就业下降模拟幅度14.46%，与基准模型的模拟降幅37.32%相比，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1-14.46/37.32=61%。第三产业就业上升模拟幅度为7.63%，与基准模型的模拟升幅23.18%相比，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1-7.63/23.18=67%。
最后，我们考虑不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相同情形下的模拟结果，从而度量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笔者使用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平均值重新进行估计：α=0.4022。重新校准效用函数中的偏好参数得到
，
=0.162，其他参数值不变。 这时，第一产业就业下降模拟幅度为30.43%，与基准模型的模拟降幅37.32%相比，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的贡献率为1-30.43/37.32=18%。第三产业就业上升模拟幅度为14.08%，与基准模型的模拟升幅23.18%相比，劳动收入份额差异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为1-14.08/23.18=39%。 综合以上讨论，模拟结果表明，收入因素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对我国结构转型的影响较大，技术进步率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表2表明，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动而言，收入效应的贡献程度为36%，劳动收入份额随时间改变(资本深化)的贡献程度为61%，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贡献程度为18%，三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贡献程度为8%。表3表明，对第三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动而言，收入效应的贡献程度为48%，劳动收入份额随时间改变(资本深化)的贡献程度为67%，部门间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贡献程度为39%，三部门技术进步率差异的贡献程度为17%。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收入提高、部门技术进步差异和资本深化的不平衡增长模型，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主要动因是需求方面的人均收入上升和供给方面的资本深化。这两个因素相比，资本深化更为重要。因此，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某些特征就来自资本深化。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城镇化，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日益上升，发挥了较大的拉动投资的作用。在房地产投资的带动作用下，我国服务业中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并带动了相关金融领域的发展。这导致了房地产和金融等相关领域在产业结构中异军突起。 同时，城镇化导致的房地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重化工业化和产能过剩。由于房地产投资在2000年之后迅猛增长，拉动了钢铁、水泥等上游行业的发展，使得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同期快速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2000年之后的再度重工业化是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一个必然结果。近两年来在政策影响下，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所下滑，这就必然导致曾经受到房地产拉动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产能过剩又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在上述产业结构变迁的内生动力条件下，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是稳增长和扩内需。这是未来一段时期转型的主要动力。由于收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力，因而稳定增长是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如果经济增长率过低，那么就无法提高居民收入，从而进一步降低恩格尔系数，为产业结构转型创造动力。只有收入提高了，人们对服务业的需求才会上升，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改善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 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稳增长的关键还是稳定投资。稳投资既可以起到短期稳增长、提高收入的作用，又可以进一步促进资本深化，推动结构转型，是一举两得的政策。从投资的领域来看，当前我国人均公路、铁路里程，互联网普及率和带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明显，而且也没有出现资本收益率的大幅下滑，投资空间还很大。因此，在我国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当前产业转型的一个必然要求。 从长期远看，未来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有待发掘的动力是进一步提高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加快释放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劳动力，促进服务业升级。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当前技术进步这个因素对提升产业结构贡献较小，未来潜力巨大。这需要在长期产业政策制定上，进一步促进技术创新。但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防止出现新生产能过剩现象。当前要素市场等扭曲的体制导致了资源错误配置，需要进行以要素市场为核心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合理流动，发展适宜我国禀赋的制造业技术。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自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②由于分解过程不能完全剔除交互影响，所以多个内生因素变动的效应之和有可能大于1，但不影响对相对重要性的判断。 ③本文划分相对价格效应中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部分的方法是目前理论界一般性的处理方法。不过，这种方法没有考虑资本深化本身导致的资本质量差异，即体现型技术进步。如果考虑这个方面，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两种产生的非线性效应较难分离。为了获得我国产业转型背后的动力分解，本文采用了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这种常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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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需求与供给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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