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的历史地位与黄兴研究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兴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6X(2000)04-0087-06
一、黄兴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在中国由君主专制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黄兴是推翻君主专制、缔造民主共和国的时代伟人，是缔造共和中国的开国元勋。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建立，首倡者当然是孙中山。协助孙中山推翻君主专制、建设民主共和的，有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其中首要的就是黄兴。甚至可以说，没有黄兴就没有辛亥革命。黄兴在建设民主共和中国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协同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为创建民主中国提供了组织保证。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同盟会是以孙黄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建立，孙中山有首倡之功，黄兴更有赞助之力。从1905年8月成立，到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7年之间，黄兴不仅是同盟会的杰出组织者，而且在维护团结、巩固组织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首先是在实现全国革命力量大联合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是同盟会成立后，黄兴在留学生中积极发展会员，派遣会员回国，在各省建立起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使同盟会的组织得以迅速遍布全国。到辛亥武昌起义时。同盟会在国内支部和分会达89个，还建立了100多个外围组织。这些机构分布于全国21个省区，为革命活动在全国广泛展开奠立了组织基础。第三是长期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为同盟会各项活动的开展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第四是维护团结，保证了革命工作在同盟会领导下健康发展。同盟会成立后，1907年有旗帜之争，接着是章大炎掀起倒孙风潮，逼迫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1909年陶成章又发动倒孙风潮，要求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选举黄兴为总理。当时黄兴只要有半点权位欲，就可能把孙中山罢免，当上总理。但是黄兴从维护团结出发，进行了坚决抵制，维护了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维护了内部团结。
（二）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为革命的最后胜利铺平了道路。武装斗争是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的主要形式。黄兴是当时武装反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带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向清朝专制统治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冲击，为推翻几千年君主专制铺平了道路。其中最突出的贡献，一是从陆军学生中选拔了一批坚定的革命同志组成丈夫团，为武装斗争准备了一批优秀的军事骨干。这些人后来多成为各地起义的重要将领；二是亲自领导和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直接铺通了革命胜利的道路。
（三）运筹帷幄，驰骋疆场，为创建共和民国立下了殊勋。
建立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成果。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作为革命主将的黄兴，筹谋划策，奋力拼搏，为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首先，雄据一省，各省纷起响应的战略，是黄兴最先提出的。武昌起义前，他又具体制定了一个11省同时并举的计划，布置名省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昌起义之后，清政府惊恐万状，立刻把北洋精锐编成三个军，以一军守卫都城，以两个军的兵力向武汉发动反扑。双方在汉口交战初期，民军在汉口前线指挥的主将，或暗地通敌，或因伤退下火线，或借故返回武昌。三军无主，汉口岌岌可危。这时正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假如汉口前线无人指挥，势将立刻崩溃。正是在这关键时刻，10月28日，黄兴抵达武昌。几乎没有喘一口气，即亲临前线视察。视察后返回武昌，和黎元洪筹商战守后，当晚又偕同参谋人员亲临前线指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势下，他主持汉口汉阳保卫战达一个月之久，尽管未能挽回败局，却歼灭了北洋大量精锐，迫使敌人停战议和。而且赢得了时间，使山西、云南、上海等9省区得以乘机起义，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终以一隅之失，换来了全局的胜利。
各省起义以后，急需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以便统一全国革命力量，协调行动，和便于对外交涉。黄兴为组建临时政府，在地点、人选、经费等问题上折冲磋商，同样煞费苦心。特别是12月23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黄兴正打算即日动身去南京组建临时政府，得悉孙中山已经回国，他立即停止出发。待孙中山25日抵达上海，即与宋教仁等秘密商定，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由于黄兴的积极筹划，南京临时政府在孙中山到达上海仅一个星期，就宣告成立。从此，结束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
从创建同盟会到中华民国成立，为时仅6年多。在这期间，黄兴不但全力投入革命斗争，而且变卖家产支援革命，以至把14岁的儿子黄一欧也交给革命。这段时期，他无时无刻不在为夺取革命胜利，建成民主共和国而操劳。因此，人们当时就把黄兴和孙中山并列为开国元勋。并称孙黄，他是当之无愧的。孙中山说：“黄君…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1]，确是至理名言。
（四）矢志不移，为维护共和制奋斗终身。
黄兴的革命生涯，大体可分成两大阶段。1900至1911年为前段，中心目标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1912年起为后段，主要是为维护和巩固共和制奋斗。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北京的清政府尚未退位。袁世凯利用南北对峙形势，凭借拥有一支强大的北洋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左右开弓，攫取权位。经过南北和谈，南方革命党人在军力不足、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势下，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不得不向袁让步，在清政府交出政权后，同意把临时大总统让给袁世凯。
1912年3月，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宣誓忠于共和。软弱而幼稚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开初都轻信了他的谎言。以至当年八九月间，孙、黄应袁世凯一再邀请北上时，孙黄在北京都一再公开表示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甚至表示，要让袁当十年总统，他则从事实业，十年之内修20万里铁路。黄兴则认为修铁路需要矿业滋养，决心从事矿业开采。
可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野心很快暴露。不到一年，随着宋教仁被刺，他们的梦幻很快破灭。孙中山和黄兴都由拥袁转向反袁，而在反袁策略上则存在严重分歧。为了维护民主共和，相继发生了“二次革命”与护国战争。在这两次反袁斗争中，黄兴付出了大量心血。直到袁世凯死后，他还在为维护共和献计献策。这方面将在后面叙述，此处从略。
二、90年来黄兴研究概况
（一）1910—1949年的黄兴研究
早在1910年，黄兴的好友宫崎寅藏到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访问黄兴之后，就在日本的《万朝报》与《日本及日本人》期刊上连续发表了《访革命党领袖黄兴》，这可能是最早介绍黄兴革命活动的专文。1911年黄花岗起义后，黄兴以革命英雄名扬海内外。当年11月21日出版的《民国报》第1号，就刊载了《光复伟人传：黄兴传》。同月，日本的《中央公论》刊载了有关黄兴的文章3篇：伊藤幸七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内田良平的《孙逸仙与黄兴之评论》；根津一的《孙文·黄兴·梁启超短评》。此外，伊藤银月还写了一本《孙逸仙与黄兴》，当年由武藏野书店出版；宫崎寅藏也写了一本《孙逸仙与黄克强》，由明治出版社出版。
1912年9月，黄兴应袁世凯之邀，紧接孙中山之后访问北京。12日，他在旅京善化同乡会欢迎会上讲述了他的革命经历，《申报》在9月28日以《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为题，摘要刊载了这篇讲话。这是现在能见到的第1篇黄兴自述，为黄兴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14年，美国人林百克依据跟从黄兴赴美的随员提供的资料，写了一本《中国革命的启示》，称赞黄兴是中国革命的“真正领袖”，书中2/3的内容为黄兴传记。这是涉及黄兴生平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至于黄兴本人的著作，他在世时出版过三种：吴砚云编：《黄留守书牍》，上海新中国书局1912年版；《黄克强先生演说词汇编》，1914年旧金山华侨团编印；瘳云祥：《伟人黄兴政见书》，1916年印行。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去世后，曾编印了一本《黄克强先生荣哀录》作为纪念。天忏生等还编了一本《黄克强蔡松坡轶事》，由上海文艺编译社出版。云南国是报辑录过一本《蔡黄追悼录》。《中国实业杂志》1917年第1期刊载了《追悼黄克强蔡松坡两先生详志》。这些都带有纪念性质。此后，逢黄兴逝世忌日，也举行过几次悼念活动。居正、张继、李贻燕均发表过悼念报告或文章。
从黄兴逝世到1949年，先后出版过几本黄兴传记：首先是刘揆一撰写了一本《黄兴传记》，1929年京津印书局印行。刘揆一与黄兴共事多年，书中所述，大多是亲见亲闻，较有价值。其次是何伯言写过一本《黄克强》，1945年由重庆青年出版社出版。国民党党史史料编委会也编过《黄兴传》，1949年印行。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真正的学术性研究很少。对黄兴的研究，尚停留在介绍和追述阶段，涉及范围限于黄兴事功、爱国精神、对革命贡献等。对于黄兴的地位与作用，还未能作出正确评价。研究成果不多的原因：一是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缺乏一个安定的环境；二是受国民党正统观念影响，重孙轻黄；三是资料缺乏；四是国民党政治上的干涉（黄兴逝世日是蒋介石生日），致使正常的纪念活动难于进行。
（二）1950-1979年的黄兴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时期。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全国各地开了纪念会，揭开了新时期研究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序幕。作为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黄兴，开始被提上研究日程。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增平写的小册子《黄兴》。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在武汉开了规格很高的纪念性学术讨论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里面载有李书城、周震鳞、黄一欧等人回忆黄兴的长篇回忆录。第2年出版的第2集，又有两篇关于黄兴的回忆。在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推动下，1962年有三篇专论黄兴的文章发表。同年，中华书局也出版了常谊编写的小册子《黄兴》。这几年，《湖南政协文史资料》、《湖南历史资料》等，也有多篇关于黄兴的回忆录及资料发表。总计30年间，共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三篇论文，十多篇回忆录与资料。湖南史学界在1962年还专门召开了评议黄兴的学术会。
总的来看，这30年中，对黄兴的研究还只是起步。研究文章很少，与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有的论文，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影响，评价一般偏低。“黄兴是右派首领”的说法，就是这时期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其实，最早提出黄兴是“右派”的胡汉民，才是国民党内货真价实的右派。
（三）1980年以来的黄兴研究
1980年以来，国内对于黄兴的研究，称得上进入黄金时期，不但发表的研究成果大量增加，而且质量显著提高，内容扩及黄兴的各个方面。
1.发掘了一批新资料。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扎实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近20年来收集发掘黄兴本人著作十分可观。湖南社科院编辑、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黄兴集》，收录黄兴各类著作近600篇。其后，又发现黄兴本人的著作近300篇，其中有些是私人收藏的，大部分是报刊上搜集的，如《黄兴未刊电稿》，原件为薛君度收藏，198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未刊电稿124件；比较集中的如杨鹏程辑录整理的《黄兴佚文一束》，辑录1912年9月至1913年的讲演和函电共33件，都是从当年《长沙日报》查找出来的，刊载于《近代史资料》总64号。还有《团结报》、《湖南文史资料》等均零星地披露了不少新发现的黄兴本人著作。这些对推进黄兴研究极有价值。此外如《经铿黄氏家谱》的发现和俞辛焞编的《黄兴在日活动秘录》的出版，对研究黄兴均很有作用，非常珍贵。
2.研究成果大量出版发表。从1980年到1999年20年间，共出版有关黄兴的著作（包括黄兴文集、年谱、传记、论文集等）共16本，合计42
8万字，发表论文和资料、报导等386篇，其中研究性论文和考证等271篇（包括收入各论文专集而未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此外还有16集电视连续剧一部，小说三种，黄兴画册一本，故居纪念馆一座，黄兴事迹和书画遗物展览各一次。
3.研究黄兴的学术空气活跃。改革开放以来，大家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敢于突破旧的观念，提出新的见解。以研究黄兴为主题的机构陆续建立。在薛君度先生倡议下，1987年首先在武汉大学建立了黄兴研究室，1993年，江汉大学又成立了黄兴研究所。湖南也即将成立黄兴研究会。以黄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1988年，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黄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近百人（包括来自日本、美国、丹麦的8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58篇。1992年5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和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台北举行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者50人，提交论文21篇。其中内地提交的论文7篇，有三位学者与会。这是大陆中国近代史学者第一次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实现了大陆近代史学者赴台的历史性突破。1994年10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黄兴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的4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提交会议论文18篇，就黄兴业绩、思想、品德等作了进一步研讨。
4.研究内容逐步深入广泛。此前的研究，一般停留在黄兴的政治革命活动、是非功过，对黄兴的其他方面涉及很少。近20年来，对黄兴的研究已由政治扩展到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品德、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在研究的深度上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5.研究队伍较前扩大。20世纪50－70年代，专门研究黄兴的极少。近些年来，一批研究黄兴的新人正在涌现。他们思想解放，有干劲，敢于实事求是，陆续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这些研究者遍及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等地。有的是专家学者，也有的是文史爱好者，虽然大多不是专门研究黄兴，却对黄兴研究花了不少心血，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最后，还要谈谈台港及国外的研究。
台湾在50－70年代，对黄兴的研究要比大陆重视。1956年是黄兴逝世40周年。台湾出版了《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共收文件近60件，都是据国民党党史会所藏原件影印（1973年增订重印，扩大为89件），罗家伦在《序言》中对黄兴的革命精神、品德、历史地位作了高度的评价。1966年是黄兴逝世50周年，台湾举行了纪念会，重印了刘揆一撰的《黄克强先生传记》；薛君度在台湾《政治评论》发表《纪念黄公克强并论辛亥革命》一文，对黄兴事功、风格、政论作了评述。1967年，左舜生撰写的《黄兴评传》在《传记文学》连载，1968年又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对黄兴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作了充分肯定。薛、左二人对国民党的正统观点均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1968年，罗家伦主编的《黄克强先生全集》出版，1973年增订再版，计收录黄兴演讲、函电、杂著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陆军部、参谋部颁行的一些规章制度等共615篇，是收集黄兴著作较完备的一本全集。同年，为纪念黄兴诞辰100年，国民党党史会还出版了李云汉编的《黄克强先生年谱》、陈维纶著的《黄克强先生传记》、杜元载主编的《黄克强先生纪念集》、国民党党史会编的《黄克强先生事略》。此后，1980年，百慈飘著的《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黄兴传》由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杨恺龄编的《民国黄克强先生年谱》，1981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和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召开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后，1995年也出版了《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综计50年间，台湾共出版了有关黄兴的著作12种（含全集、年谱、传记、纪念集、论文集），发表有关论文或回忆文章约60篇。50年来台湾的黄兴研究，出版的著作比较完善，研究的范围也涉及其各个主要方面。不过，台湾这时期的研究，主流仍是以孙中山为“正统”，不少文章明显受到正统观念的束缚。当然，也有些文章论证评价比较客观。总的来说，较1949年前大有进步。
香港对黄兴研究较少，除1980年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印行过薛君度的《黄兴与中国革命》中译本外，只发表过少数几篇文章。
至于国外对黄兴的研究，日本如前谈到，起步最早，但后来趋于停滞。近20年来才有中村义、上川希美雄、中村哲夫、片仓芳和、伊原泽周等人的文章发表。由于他们利用了日本的档案资料，足以弥补国内研究的某些不足。
美国对黄兴的研究，早期作者主要是林百克。他除写了《中国革命的启示》一书外，1915年还以笔名写过一本《欧战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1925年孙中山去世，又写过一本《孙中山与中华民国》，这两本书中均有专章叙论黄兴。近50年来，美国的黄兴研究，主角是薛君度。他研究黄兴的动机也饶有意思。1949年，他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政治系就读。他发现西方学者谈到辛亥革命，甚至连黄兴的名字都不知道。于是开始查阅和收集辛亥革命资料，由是对黄兴研究发生了浓厚兴趣。在大量发掘和采用西方50年来积累的有关辛亥革命与黄兴资料的基础上，1955年动笔写《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经过三年的辛勤笔耕，1958年脱稿。1959年，又利用赴史丹福大学政治系做研究员的机会，查阅了该校胡佛图书馆所藏丰富资料，进行充实定稿。积十年之力，该书终于1961年由史丹福大学出版。1968年再版。这本书引用中、英、日文资料达255种，引证翔实，言必有据，文字流畅，适合西方读者阅读，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反响，先后发表书评30多篇，在西方开了风气之先，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对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的研究。此后20多年间，虽然发表研究黄兴的论著很少，但有关辛亥革命及相关人物事件的著作则出了十多本，这是前所未有的。
三、近20年来研究的新进展
自1980年以来，由于推行改革开放路线，在黄兴研究中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促使研究黄兴不断深入，从而在不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兴家世与早年研究。黄兴的家世及投身革命前的情况，过去很少涉及。即使谈到一鳞半爪，也有不少错误。如黄兴这一宗支何时由江西迁到湖南？陈维纶在《黄克强先生传记》中说是明末。随着《黄氏家谱》的发现，证明不是明末，而是明初。又如以前许多黄兴传记，都说黄兴曾在岳麓书院就读。李云汉的《黄克强先生年谱》和陈维纶写的传记，甚至说黄从1888年入岳麓书院，直到1898年才离开，长达十年之久。可是，根据和黄兴当年同学雷俏的回忆，以及入岳麓书院的条件，黄兴根本没有进过岳麓。他读的是城南书院。再如黄兴何时首次赴日本，过去有1902年、1901年与1899年三种说法。随着1900年黄兴给他老师黄绍箕的一封信的发现，联系黄本人的言论，证明这三个年份都不对，而是1900年4月。
（二）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在早年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辛亥革命时就是孙黄并称。孙中山是革命的首倡者，是精神领袖；黄兴是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无论革命组织的发展、武装斗争、革命宣传和革命力量的发动，多是黄兴在实际主持。诚如有人说的：“在精神领导方面，革命党人没有可与孙先生比的；在实际领导方面，革命党人中也没有可与黄先生比的。这是辛亥革命的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勋”[2]。后来，由于黄兴去世早，孙中山在黄去世后又领导了护法战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三大政策，特别是国民党的正统宣传，黄兴的事迹由此隐而不彰。以至谈到辛亥革命，只谈孙中山而很少谈黄兴。经过近20年的研究，黄兴的历史地位已有提高。去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刘英志主编的《孙黄共和时代》，就是按照孙黄携手，共同缔造共和国这个基调写的。
（三）黄兴的军事斗争。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武装推翻清朝的军事斗争。这场斗争的发动者是孙中山，具体的领导和发动工作则主要是黄兴。近几年，有好几篇文章讲述了黄兴的军事思想和他领导的武装斗争。199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南开大学李喜所等著的《黄兴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对黄兴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以及领导过的历次武装斗争，均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作者把黄兴的军事理论放在由旧的封建的军事体系向新的近代的军事体系的变革中来考察，称赞黄兴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当之无愧的新式军事家，并且承先启后，为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奠定了根基。
（四）黄兴与二次革命。多年来，一些学者依据一些名人事后的追述，逐渐形成一种几成定论的观点，即孙中山主张宋案后立刻武力讨袁，黄兴坚持法律解决，以致坐失时机，导致二次革命失败。近年来，俞辛焞和石彦陶等人根据当时的日方档案材料等仔细进行研究，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孙中山武力讨袁有过形成过程。俞辛熔把宋案后孙中山的态度分成6个阶段，只有第三、五两阶段是主张武力讨袁。另外，黄兴也不是单纯寄望于法律解决，而是作了多种考虑和准备。对于武力讨袁，黄兴不但反复考虑过，而且作了多方面的努力。过去的评论是不正确或欠全面的。
（五）黄兴与护国运动。对于黄兴与护国运动，过去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由于黄兴远在美国，未及直接参加讨袁斗争，因而在护国运动中，黄兴的作用不大。近年学者经过仔细考察，认为黄兴寄居美国，并非企图躲避，而是别具用心，并且具体列举了他有四大贡献：一是揭露袁氏罪恶，开展反袁宣传；二是团结反袁力量，努力扩大反袁队伍，组成反袁联合阵线；三是筹款购械，支援护国战争；四是筹划讨袁全局，力主反袁到底。因此，黄兴不是作用不大，而是作出了别人无法替代的贡献[3]。
（六）黄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与品德的研究。黄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过去很少探讨，近年随着对黄兴研究的深入，对他的政党政治、建国主张、实业建设思想、文化教育思想均有文章评述。黄兴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革命家，对他品德的评论，近年也有几篇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发表，大大扩展了黄兴研究的范围，促进了黄兴研究的深入。
（七）黄兴的人际关系研究。以往对人物的研究，就人物论人物的单线研究比较普遍。但是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常常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同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一个领袖再英明，如果得不到一大批同志的协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从这个角度来说，探讨人际关系应是黄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文章探讨了黄兴与各方人物的关系。由我主编的《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一书，就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汇集。出版后，史学界评论是“人物研究的新开拓”，“黄兴人际关系的生动展现”，使黄兴研究由个案研究转向多元群体研究，开辟了黄兴研究的新途径、新领域。
四、21世纪黄兴研究的展望
9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黄兴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仍有些不足之处。有些领域尚待开拓。即使研究较多的领域，也有待提高研究水平。
首先，从总体考察，成果尽管不少，仍然缺乏一本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评述黄兴一生的大型传记。国内出版的黄兴传记，都是数万字一本的小册子。薛君度先生的《黄兴与中国革命》、左舜生的《黄兴评传》和陈维纶的《黄克强先生传记》，是传记中份量较大的著作，但都是30年前写的。近20年来的研究新成果自然不可能吸收。因此，编写一本全面、系统、客观的黄兴传记，既是当务之急，也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黄兴集》已出版20年，又新发现黄兴著作近300件，出版一本《黄兴集》增订本也很有必要。
其次，有些领域的研究亟待开拓。尽管20年来，黄兴研究的领域已有相当扩大，但仍然有些领域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如黄兴与美国、黄兴与华侨、黄兴的外交思想、黄兴的反帝思想、黄兴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主张、黄兴的书法艺术等，还很少有专文论及。黄兴十次出进日本，与日本关系最密切，这方面尽管已有好几篇论文发表。但黄兴与日本，仍然缺乏系统、全面研究的著作。
最后是发掘新资料，考正辨误，提高研究水平。黄兴只活了42岁，真正发挥历史作用的时期只有十五六年。从目前情况看，有关黄兴本人的著作，没有被发掘出来的，可能不多了。但也不能说绝对没有。因此仍有继续挖掘的必要。研究历史，应该力求恢复他的本来面日，但是很难完全做到，更不可能一次完成。所以对已有研究的成果，不断的作些考正辨误，力求接近历史真实，仍待今后继续努力。历史研究又是一门常研究新的科学。尽管历史事实不能改变，更不容歪曲。可是，人们的认识在不断发展，研究方法与手段也在不断改善，各个时代的研究者，总是站在那个时代的高度来研究以往的历史与人物。这样，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解释和评价，自然会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加深。
收稿日期：200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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