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献看汉语词汇研究的问题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词汇论文,文献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语词汇研究过去多是依据传世文献和古代训诂材料进行的。由于传世文献，特别是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存在数量较少、文体单一、多为书面语、经历代传抄难以保真等问题，而传统训诂材料又多属于随文释义性质，从而导致传统词汇研究在理论上多为笼统述说，于现象上理解和解释又存在诸多误差。20世纪70年代以后，战国、秦、两汉、魏晋简帛文献大量出土，铜器、石刻文献等也已集中整理出版，应当说词汇研究的材料基础已大为改观，但词汇研究延续传统者仍不在少数。本文主要以出土简牍文献为例，反观传统研究结论，从词汇的阶段差异与文献使用词汇的多样性、词语用例的补充与含义的概括、词汇发展史研究的突破三个方面，来揭示出土文献对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性。 一、词汇的阶段差异与文体差异 汉语词汇具有系统性，但词汇系统是复杂的。从大的方面说，词汇系统有阶段性差异和地域、方言性差异：前一方面是词汇系统随时代、社会的发展而更新发展，反映的是历时的差异；后一方面一般是指共时状态下的空间差异。从小的方面说，即使是在同阶段同区域，由于有兼职兼类和过渡现象等存在，词汇系统也并非十分严谨和单纯。以上说的是词汇系统本身的差异。就反映词汇系统的材料而言，还有文本差异，即同时代的文献，其所用词汇不一定就是同时代的词汇。虽然以上所言应是词汇研究者皆知晓的道理，但在具体词汇研究中往往被忽略，这是需要注意的。下面所说的甗、甑二词即如此。 甗、甑是古代蒸煮器名称，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下部置水，上部置食物，以蒸气蒸熟食物。依传统认识，“甗”指上下整器，“甑”指放食物的上器，放水的下器则早期为“鬲”，后期为“釜”。无论是专业著作、教材，还是辞书，都是这样释说的，比如重要辞书《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对此解释如下： 《辞源》： 甗，古炊器。以青铜或陶为之，分两层，上可蒸，下可煮。 甑，瓦制煮器。后世以竹木制者称蒸笼。字亦作
。《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 《汉语大词典》： 甗，古代一种炊器。以青铜或陶为之，分为两层，上部是透底的甑，下部是鬲，上可蒸，下可煮。外形上大下小。 甑，蒸食炊器。其底有孔，古用陶制，殷周时代有以青铜制，后多用木制。 《汉语大字典》： 甗，古代炊器。青铜制或陶制，上部是透底的甑，下部是鬲，中置一有孔的箅，也有上下部可分开的。 甑，蒸食炊器。古代的甑，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小孔，置于鬲或鍑上蒸煮，有如现代的蒸笼。 以上所引观点统一，都是“甗”指上下整套蒸煮器，“甑”指蒸器的上器。但是从汉代墓葬出土的简牍上，我们看到了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情况。汉墓竹简、木牍遣策是随葬品的记录清单，是当时语言的真实记录，往往可与随葬品相互印证。迄今为止出土的汉墓遣策中有两例“甑”的记录，分别是萧家草场26号汉墓遣策和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 （1）甑一具。（萧家草场26号汉墓28号简） （2）甑二。（凤凰山8号汉墓121号简） 《萧家草场二六号汉墓发掘报告》说：“甗，一件。由上器甑、下器釜相套合而成……二八号简记‘甑一具’，当指甗的上器。”①按，遣策中没有下器的单独记录，一套器具怎么可能只记录上器不记录下器呢？报告显然是依据传统认识作出的解释。“具”作为量词，汉简遣策常见，义同“套”，“一具”即“一套”。如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243号简“疎比一具”，即梳和篦一套。尹湾6号汉墓13号木牍“手衣一具”，指手套一副。凤凰山八号墓遣策165号简“博、筭、綦、梮、博席一具”，“一具”即“一套”，云梦大坟头汉墓遣策“博一具”义同。所以，萧家草场26号汉墓的“甑一具”即“甑一套”，“甑”这一名称涵盖上器和下器，并非如报告所言甑只指上器。
据《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凤凰山8号墓出土一陶灶，灶上置两釜，釜上有甑（见下页图2）。②凤凰山8号墓遣策简120简是“灶一”，相邻的121简是“甑二”，未有“釜”等记录下器的文字，说明遣策“甑二”的“甑”是指上下一套器而言。
这说明，迄今为止发现的汉简遣策中的“甑”都是指上下成套器，与我们传统的研究结论相反。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墓遣策中有七例“甗”的记录，原文如下： （3）金鬲、甗各一。（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木牍）③ （4）甗、鍑各一。（张家山247号汉墓31号简） （5）甗、口各一。（凤凰山9号汉墓42号简） （6）甗一枚。（凤凰山167号汉墓46号简） （7）甗一。（凤凰山169号汉墓30号简） （8）瓦簪、甗，各钖涂。（马王堆1号汉墓222号简）④ （9）瓦雍、甗一具。（马王堆3号汉墓297号简） 七例中，除（6）（7）凤凰山167、169号墓遣策简外，其他简“甗”与鬲、鍑、簪、雍等相配。如前所言，早期的古代蒸器下器是鬲，后期下器为釜。陈振裕就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说：“出土的一件铜釜也有四个矮足，正与《方言》郭注的‘三脚釜’相类似，当即木方所记的‘鬲’。《方言五》又曰：‘甑，自关而东谓之甗，或谓之赞。’所以木方所记的‘甗’，就是釜上的一件铜甑。”⑤陈说是正确的。
“鍑”，《说文·金部》：“鍑，釜大口者。”《方言》卷五：“釜，自关而西或谓之釜，或谓之鍑。”郭璞注：“鍑亦釜之总名。”《急就篇》卷三：“铁鈇钻锥釜鍑鍪。”颜师古注：“釜所以炊煮也。大者曰釜，小者曰鍑。”据此，鍑同釜，指下器。 “簪”，读为“鬵”，《说文·鬲部》：“鬵，大釜也。”簪也指下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南边箱出土陶釜甑一套，有锡箔，即简文所记。”⑥
“雍”，对照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甗及铭文（详后），也是指下器。 综上，七例中除例（5）字形不明外，例（3）（4）（8）（9）四例中的“甗”皆是指上器。 下面看剩余的两例。据《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凤凰山169号墓出土“陶甑一”、“陶釜二”，⑦169号汉墓遣策简30是“甗一”，相邻的简32是“釜二口”，则“甗一”指报告所言的出土物“陶甑一”，⑧因而凤凰山169号汉墓的“甗”也指上器。 凤凰山167号汉墓遣策45号简：“釜一枚”，相邻的46号简：“甗一枚”，据《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出土“甑1”、“大小釜各1，实物多1”，⑨《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也于“简四十五釜一枚”下注“随葬明器陶釜二”，于“简四十六甗一枚”下注“随葬明器陶甑一”。⑩《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在介绍出土陶灶时说：“灶上二釜一甑，前后放置。”简报所附照片如下：
图中，灶上前部是一釜，后部是下釜上甑一套放置。因此，简文的“甗一枚”的“甗”有两种可能：一是指上甑下釜一套炊器，即包含简报所述实物多出的一个釜；另一种可能是只指上器。凤凰山167、169号墓都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墓葬，地域又相同，以169号墓“甗一”例之，当是后一种可能，即“甗”指上器。 为了进一步求证，我们查阅了汉代出土的其他文字材料。迄今为止，汉代铜器铭文中有“甑”“甗”名称的共有四例，含两件出土器和两件传世器。 据《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出土甗一套，有釜、甑、盆，盆是蒸器的盖。(11) 釜肩外侧刻铭文： 杨信家鏖复（鍑），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弟二。 甑口沿下刻铭文： 杨信家鏖甗，容一斗，并重三斤六两，五年奉主买邯郸，弟二。 也是甗指上器。 据《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满城汉墓出土蒸煮器一套，有釜、甑，并备有一盆。(12)釜的肩部刻有铭文： 御铜金雍甗一，容十斗，盆备。卅七年十月，赵献。 甑的口沿下鎏金带上刻有铭文： 御铜金雍甗、甑一具，盆备。卅七年十月，赵献。 盆的口沿下鎏金带上有镌刻和墨书铭文各一处，内容一致： 御铜金雍甗盆，容十斗。卅七年十月，赵献。 对比汉简，“雍甗”指蒸煮炊器上下器，“雍”为下器，“甗”为上器，加上后言的“盆备”，则三器俱全。“雍甗、甑一具，盆备”，则是以“甑一具”复指“雍甗”，加“盆备”，也是三器俱全。“雍甗盆”也是三器俱全。满城汉墓雍、甗、盆器形如下：
传世器中有“孝文庙甗鍑”和“平阳甗”，孝文庙甗鍑铭文如下： 渔阳郡孝文庙铜甗、鍑，重四斤七两。 平阳甗铭文如下： 平阳共鏖甗一，容二斗八升，重七斤六两。
孝文庙甗鍑铭文“甗”“鍑”相对，“甗”为上器。平阳甗从附图看，无疑也是上器。 综上所述，从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铜器铭文等材料看，都是“甑”指上下成套器，而“甗”仅指上器。上述材料，地区涵盖今湖南、湖北、山西、陕西、北京等地，说明并非是区域性、方言性称谓。 但是在汉代传世文献中“甑”皆指上器，如： 《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汉书·陈胜项籍传》： 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舡，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视士必死，无还心。 《淮南子·泰族训》： 太王亶父处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负釜甑，踰梁山而国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那么，传世文献中的“釜甑”的“甑”是不是指成套蒸器？我们认为可能性不大。原因一是缺乏历史依据。如果汉代文献是这一词义，历代训诂家不可能只字不提，如宋代王昭禹《周礼详解》：“甗，先儒谓无底甑，鬲献其气，甗能受焉。甑有底而为七穿，所以达气也……鬲用以烹煮，所以通水火之气也，甑则加于上焉，甑以通火气而熟物，故其底为七穿。”二是不符合现实。蒸器的下器是可以同时单用于煮食的，现在的北方农村地区仍是这样，煮食、炒食时单用，蒸食时用于下器。上述汉代文献讲的都是一般士兵和一般百姓，试想那时的用器应更简陋。凤凰山汉墓也有灶上只有陶釜者，可以说明陶釜既可单用，也可作为下器使用。
蒸器甗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商代至汉代流行，西周晚期以前，基本为上下合体，春秋以后则多为上下分体套装式。查商代至战国铜器铭文，属于蒸器的铭文中西周和春秋有自名，皆名为“甗”，字作“献”，无有自名“甑”者，如： 1993年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一件西周晚期铜甗，上器内壁铸铭文15字： 叔钊父乍（作）柏姞宝献（甗），子子孙孙永宝用。
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望父台春秋墓出土一件春秋早期铜甗，上器内壁铸铭文18字： 鲁中（仲）齐乍（作）旅献（甗），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
《周礼·考工记，陶人》：“陶人为甗，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实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实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实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实二鬴，厚半寸，唇寸。”郑玄注：“郑司农云：甗，无底甑。”《周礼》这一段叙述的应都是蒸器，计有甗、盆、甑、鬲和庾五件。据郑注，“甗”“甑”皆是上器。据前述满城汉墓及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器物，“盆”为上器之盖。“鬲”为下器没有问题，“庾”疑即汉简遣策中的下器“雍”，古音庾疑母侯韵，雍影母东韵，声为邻纽，韵合对转。《说文·瓦部》：“甑，甗也。”“甗，甑也。一曰穿也。”“一曰穿也”，清代段玉裁、桂馥等皆认为当改为“一穿”，一穿即是无底。《释名·释山》：“甗，甑也。甑一孔者甗。” 我们认为，甑、甗名实的变化起始于蒸器的分体铸造。甗无底则必须用箅，《说文·竹部》：“箅，蔽也。所以蔽甑底。”甑有有孔的底，不必用箅，直接和下器套合在一起，故其名更易向整套器名发展。甗必用箅，使其与下器分隔，故其名更易单指上器，包括有底和无底。
由此可以推断，甑、甗名实的变化可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从出土青铜器自名可知，第一阶段是春秋以前。战国时期的《孟子》有“釜甑”用语，《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结合《周礼》的记载，(13)第二阶段是战国时期，第三阶段是秦汉时期。 由此看来，《史记》《汉书》等汉代传世文献中的“釜甑”一词非汉代语言，乃是战国语言的沿用。洪诚先生曾撰《关于汉语史材料运用的问题》，论述史书保存前代语言的现象，但他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晋以后，说：“晋以后的人写史书和写历史小说不同，写历史小说，作者可以完全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故事的内容；修史书，一般是利用原有的史料，作者用文言文把它串联组织起来，其中有旧史文，有作者的仿古文言文。”又说：“王力先生规定的原则，(14)只适用于《史记》《汉书》《三国演义》等书，不适用于范晔的《后汉书》、唐代修撰的《晋书》；只适用于著者用自己的语言记述的史料，不适用于著者编撰的史料。”透过上述出土文献的考证，可以发现，即使是晋以前，文献使用前代语言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二、词语用例的补充与含义的准确概括 字词的准确含义，或者说逻辑含义往往需要综合多种用例而概括。传世文献由于数量有限，文体单一，有时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而传统的注疏等训诂材料，除注疏者由于时代相隔而误释外，对字词的解释往往有特定的背景，多是针对特定的文章和具体的语句做出的，属于随文释义。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对古代一些字词含义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存在误差。如“大车”等词的解释即是如此。 《辞源》“大车”条： 古时指大夫所乘坐的牛车。《易·大有》：“大车以载。”疏：“大车，谓牛车也。”《诗·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笺：(15)“大车，大夫之车。” 《汉语大词典》“大车”条： 古代乘用的牛车。亦特指大夫所乘之车。《诗·王风·大车》：“大车槛槛，毳衣如菼。”毛传：“大车，大夫之车。”《论语·为政》：“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大车，牛车……小车，驷马车。” 上述两本辞典对“大车”的释义显然是依据《毛传》、孔颖达《疏》和何晏《集解》作出的，从出土文献看，其解释存在重大误差。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三个“大车”用例： （10）大车一乘，驾六马。（马王堆3号汉墓61号简） （11）大车一乘，驾四马。（马王堆3号汉墓64号简） （12）大车、轺车各一，有盖。（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木牍） 从马王堆3号汉墓遣策看，大车与牛无关；同时，马王堆三号墓是侯王级别的墓，也与大夫用车无关。云梦大坟头西汉墓木牍“大车、轺车各一，有盖”，其下是： （13）黑马二。 显然大车也是配马，而与牛无关。 在睡虎地秦简和西北汉简中，大车确实是多与牛相配，如： （14）官府叚（假）公交车牛者
叚（假）人所。或私用公交车牛，及叚（假）人食牛不善，牛訾（胔）；不攻闲车，车空失，大车轱盭；及不芥（介）车，车蕃（藩）盖强折列（裂），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睡虎地秦简·司空》） （15）官长及吏以公交车牛禀其月食及公牛乘马之禀，可殹（也）。官有金钱者自为买脂、胶，毋（无）金钱者乃月为言脂、胶，期。为铁攻（工），以攻公大车。（《睡虎地秦简·司空》） （16）牛大小八头，大车一两，皆与大卿，令为子息之。（居延新简22.341） （17）訾产，诩、宗各有大车一两，用牛各一头。（居延新简22.657） （18）大车一两，用牛各一头。（居延新简22.752） 肩水金关汉简73EJT1：45： （19）牛一，青，特。 大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5：61： （20）大元郡中都县阴角里陶史： 大车一两。 黄犗牛一。 肩水金关汉简73EJT5：64： （21）隧长转关中夫持马四匹，畜牛八，用牛一，轺车一乘，牛车一两。 肩水金关汉简73EJT6：41A： （22）后起隧长逢尊妻居延广地里逢廉年卅五广地子小女君曼年十一岁 大车一两。 葆聟居延龙起里王都年廿二 用马二匹。 肩水金关汉简73EJT7：111： （23）宿里高君至 大车二两。 用马一匹。 肩水金关汉简73EJT8：84： （24）茂陵修获里宋殷年卅 大车一两。 但是，其中的牛车是用于载物，而非乘人，所以，牛车的量词多是“两”，而乘人的车的量词多为“乘”，因为量词“乘”来源于乘坐的“乘”。如上引肩水金关汉简73EJT5：64： “轺车一乘，牛车一两。”牛车载物的记载如： （25）男子，字游，为丽戎聟。以牛车就载，藉田仓为事。（居延新简43.92） （26）发牛车各载一百
。（居延汉简268.39） （27）牛车不载谷，诣官具对。光叩死罪死罪。（居延汉简324.10） （28）出牛车转绢，如牒，毋失期信。（敦煌汉简1383） 所以，《辞源》《汉语大词典》“乘用的牛车”、“大夫所乘之车”等，皆不是“大车”的逻辑词义。马王堆3号汉墓遣策简记大车驾六马、四马，显然不会是小车。我们认为“大车”的本来意义应是大型车，指车型宽大的车，“大”乃大小之“大”。载物的牛车相比于大多数日常乘人车而言，车型要大得多，所以牛车也可称大车。实际上当牛车称大车时，还是由于其车型大，而不是因为其是牛拉还是马拉。东汉末年以后，由于马匹的缺乏，人乘牛车开始流行。从魏晋南北朝出土的牛车看，多仅坐一人，车型不大，已不太用“大车”称谓。所以大车的逻辑词义应是“大型车，也特指载物的牛车”。 对于“安车”，《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辞源》： 用一马拉之可以坐乘的小车。 《汉语大词典》： 古代可以坐乘的小车。两本辞书之释义应来源于古注疏。《礼记·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之小车也。”孔颖达疏：“古者乘四马之车，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马小车，坐乘也。”《释名·释车》：“安车，盖卑，今吏所乘小车也。”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两个“安车”用例： （29）安车一乘，驾六马。（马王堆3号汉墓60号简） （30）案车一乘，马四匹，有盖，御一人，大奴。（凤凰山168号汉墓1号简） “案车”即“安车”。从竹简遣策看，驾六马或四马，其车不一定小，则安车重在安坐，而不在大小。秦始皇陵出土的二号铜马车金属辔绳末端有“安车第一”文字，即是“安车”，车形即很大。车身分御室和乘室，乘室前部和左右两侧有三个车窗，后部为车门，门窗都可以灵活启闭，窗上的小孔可以调节空气和瞭望。车顶有椭圆形伞状车盖。车长3.17米，高1.06米。 前引《礼记》注疏，郑笺“若今之小车也”，犹可理解为和现在的小车一样，都是坐乘。到孔疏演绎为“一马小车”，则误矣。汉代的安车多驾驷马，为尊贵身份的象征，如《史记·儒林列传》：“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汉书·儒林传》：“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汉书·彭宣传》：“使光禄大夫曼赐将军黄金五十斤、安车驷马。”既如此，车身窄小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清代学者已指出过孔疏的疏漏，只是未被重视，俞正燮说： 《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不得谢，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注云：“安车，坐乘，若今小车。”正义云：“四马之车立乘，一马之车坐乘。”按妇人之车坐乘，亦有御，所谓进左手，后右手，不必是小车……又，以郑注“小车”为一马车，亦非也。《尚书大传》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未有命者，大车单马。”则大夫不乘单马车明矣。(16)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六个“豎”用例： （31）大奴甲，车豎。（凤凰山8号汉墓41号简） （32）牛车一两，豎一人，大奴。（凤凰山168号汉墓9号简） （33）马豎五十人，衣布。（马王堆3号汉墓41号简） （34）甾车一乘，牛一，豎一人。（马王堆3号汉墓71号简） （35）牛、牛车各十，豎十人。（马王堆3号汉墓72号简） （36）右方车十乘，马五十匹，附马二匹，骑九十八匹，甾车一两，牛车十两，牛十一，豎十一人。（马王堆3号汉墓73号简） 马王堆三号墓遣策的“豎”，原释文皆作“竖”，此字原形如下，是“豎”字。
“豎”字在此似借作仆字，两字音近可通假。仆则可释作御（御车）。《左传》文公十八年：“而使歜仆。”杜预注：“仆，御也。”《诗·出车》：“台彼仆夫。”毛传：“御夫也。”九号墓也有一简：“大奴周牛仆操口。”“牛仆”是牛车的御者，在前面列举的简中则称作“豎”，可证仆、豎二字音义相通。据此，八号墓和一六八号墓的“豎”是指牛车的御者。(17) 按，凤凰山八号汉墓遣策相邻简排列如下： 简36：轺车一乘，盖一。 简37：豹首车絪。 简38：马二匹。 简39：大奴贤，御。 简40：大奴坚，从车。 简41：大奴甲，车豎。 整体看，八号墓遣策的“豎”是马车豎而非牛车豎，马王堆三号汉墓也言“马豎五十人”，是则“豎”不一定唯指牛车。其次，大奴贤为御者，则“大奴甲，车豎”定非御者。“豎”应指打理马车、牛车及马牛的人。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1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注释：“竖（当作豎），未成年男仆。马竖即马童。”《汉语大词典》“豎”下有“童子，未成年的人”、“僮仆，家中供役使的未成年人”、“宫中供役使的小臣”等义项，皆是未成年人，不符合简文。凤凰山八号汉墓和一六八号汉墓遣策皆言“豎”为大奴，大奴汉简常见，为成年男子，所以包括马王堆三号汉墓在内，汉简“豎”是成年男仆，负责打理车及驾车马牛。这也说明传世文献中的“豎”不一定就是未成年人。 《汉语大词典》对“附马”是这样解释的： 副车之马；驾辕之外的马。 迄今为止，出土的汉代简牍遣策中有四个“附马”用例： （37）附马二匹。（马王堆3号汉墓67号简） （38）胡人一人，操弓矢、赎观，牵附马一匹。（马王堆3号汉墓68号简） （39）胡骑二匹，匹一人，其一人操附马。（马王堆3号汉墓69号简） （40）右方车十乘，马五十匹，附马二匹，骑九十八匹，甾车一两，牛车十两，牛十一，豎十一人。（马王堆3号汉墓73号简） “附”，《说文》作“驸”，《说文·马部》：“驸，副马也。从马，付声。”段玉裁注：“副者，贰也。《汉百官公卿表》：‘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驸马，皆武帝初置。’师古曰：‘驸，副马也，非正驾车皆为副马。’”《汉语大词典》所释大概源于颜师古注。但从遣策“胡骑二匹，匹一人，其一人操附马”看，附马指坐骑的备用马，与驾车无关。所以附马仅指备用马，可能包含坐骑和驾车在内。其实《说文》只言“副马也”，也未言驾车与否，颜师古注仅是随文释义，非逻辑含义。 三、词汇发展史研究已具备进一步细化的条件 科学的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首先应该找到词汇系统自然演化的各个阶段及其界限，而后进行断代系统及其递变的分析。迄今为止，无论是汉语史还是汉语词汇史，其分期的研究仍处于讨论过程中，尚无定论。汉语史的分期应综合考虑语音、词汇、语法等多方面因素，但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则不一定同步，故这里只讨论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分期问题。关于汉语词汇史分期问题，潘允中在《汉语词汇史概要》中分为四个时期：从殷周至秦为上古期，西汉至唐为中古期，晚唐至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为近代期，“五四运动”至今为现代期。(18)史存直在《汉语词汇史纲要》中分为五个阶段：甲骨文时代，周秦时代，汉魏六朝时代，隋唐宋时代，元明清时代。(19)徐朝华在《上古汉语词汇史》中分上古汉语词汇史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上古前期是殷商时期到春秋中期，上古中期是春秋后期到战国末期，上古后期是秦汉时期。(20)管锡华在《古汉语词汇研究导论》中说：“目前，在没有一个现成可依的古汉语词汇史分期的情况下，本讲义采取折衷汉语史的办法：以五四为分界线把汉语词汇史划分为‘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五四前统称为‘古代汉语词汇’，与五四后‘现代汉语词汇’相对。古代汉语词汇内部的分期是：西汉以前为‘上古汉语词汇’，东汉至隋唐为‘中古汉语词汇’，晚唐五代至五四为‘近代汉语词汇’。”(21)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说：“我们认为，‘中古汉语’不妨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秦和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时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时期。”(22)徐时仪在《近代汉语词汇学》中说：“按照古白话由微而显、由始附属于文言到终于取而代之的发展线索分为露头、发展、成熟三个时期，即秦汉到唐的早期白话（白话挤入书面语）、唐到明的中期白话（白话书面语系统形成）和明到清的晚期白话（白话与文言并存）。”(23)由此可见，汉语词汇史的分期不仅没有统一结论，而且差异较大。词汇系统发展阶段与历史王朝时代并不一定契合，所以按历史王朝时代为界进行的所谓分期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词汇发展史的分期研究，依据专书词汇的研究就更是点的研究而非段的研究了。此前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基本上依据的是传世文献，我们认为，这是汉语词汇史研究难以深入和统一的重要原因。现存中古之前的传世文献有如下特征：其一，多为史论体，文体单一；其二，多为书面语，不能全面反映口语字词变化；其三，经历代传抄，难以保持时代原貌；其四，数量较少。因此，基于传世文献的汉语词汇史研究不得不笼统述说，很难精细化。如今，出土文献已数量庞大，且形成了不间断序列，所以词汇发展史精细化的研究当是今后努力的方向。下面略举数例以示： 1.“種”与“穜” “種”与“穜”有历史替代关系，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但是何时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变化的节点在哪里？出土文献有明确的答案。《说文·禾部》：“種，先穜后孰也。从禾，重声。”《说文·禾部》：“穜，埶也。从禾，童声。”埶即播种。“種”本指先种后熟的庄稼，“穜”本指播种。后期字书如《玉篇》《广韵》《集韵》等二字释义多互换，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穜”下：“《丮部》曰‘埶，穜也。’小篆埶为穜，之用切。種为先穜后孰，直容切。而隶书互易之，详张氏《五经文字》。種者以谷播于土，因之名谷可種者曰種，凡物可種者皆曰種。”王念孙《广雅疏证》“穜”下：“经传皆作種。”隶书横跨战国至三国魏晋，所以段氏“隶书互易之”仍嫌笼统。查战国末至秦代出土文献，“穜”未有替代为“種”之例，如： （41）穜：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亩一斗，黍、荅亩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其有不尽此数者，可殹（也）。其有本者，称议穜之。（《睡虎地秦简·仓律》） （42）县遗麦以为穜用者，殽禾以臧（藏）之。（《睡虎地秦简·仓律》） （43）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穜时、治苗时各二旬。（《睡虎地秦简·司空律》） （44）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
忌，不可穜之及初获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获禾。（《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45）五穜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穜及获赏（尝），其岁或弗食。（《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46）五谷良日，己
出穜及鼠（予）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予）。子，亦勿以穜。（《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47）五穜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穜获、始赏（尝），其。岁或弗食。凡有入殹（也），必以岁后；有出殹（也），必以岁前。（《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48）黔首或始穜即故出。（龙岗秦简176号简） （49）贷穜食弗请。（岳麓书院藏秦简77号简正） （50）到明出穜，即口邑最富者，与皆出穜。即已，禹步三，出穜所，曰：“臣非异也，农夫事也。”（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349、350号简） （51）取户旁腏黍，裹臧（藏）到穜禾时，燔冶，以殽穜。穜，令禾毋阆（稂）。（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354号简）汉代出土简牍全部用例如下： （52）大荠穜一斗，卅五。凡直七千三百五十二。 戎介穜一半，直十五。
钱五千五百。（居延汉简262.34） （53）穜田作，必毋后时。（居延新简53·158B） （54）
黄穜，小石廿五石。●凡穜小石卌三石。 临渠官穜簿：
沙穜，小石三石。
，小石十五石。（居延新简56·29） （55）葵穜五斗，布橐一。（马王堆1号汉墓148号简） （60）赖穜三斗，布囊一。（马王堆1号汉墓149号简） （61）
穜五斗，布囊一。（马王堆1号汉墓150号简） （62）麻穜一石，布囊一。（马王堆1号汉墓151号简） （63）五穜十囊，盛一石五斗。（马王堆1号汉墓152号简） （64）右方穜五牒，布囊十四。（马王堆1号汉墓153号简） （65）麻穜一石，布囊一。（马王堆3号汉墓200号简） （66）葵穜五斗，布囊。（马王堆3号汉墓201号简） （67）赖穜五斗，布囊。（马王堆3号汉墓202号简） （68）
穜五斗，布囊。（马王堆3号汉墓203号简）(24) （69）五穜五斗，囊各盛三石，其三石采。（马王堆3号汉墓204号简） （70）仓穜及米厨物五十八囊。（罗泊湾1号汉墓木牍背第1栏） （71）五種橐。（邗江胡场5号汉墓木牍） 上例中“種”“穜”皆为种子义，只有邗江胡场五号汉墓作“種”。居延简多为武帝前材料，马王堆汉墓和罗泊湾汉墓墓葬时代皆是西汉早期，邗江胡场5号汉墓墓葬时代是西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以“種”代“穜”始于西汉后期。 2.“常”与“裳” 《说文·巾部》：“常，下帬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说文》标“常”“裳”为异体字。查出土文献，战国末至秦皆用“常”，如： （72）秀日，利以起大事。大祭，吉。寇〈冠〉、制车、折衣常、服带吉。生子吉，弟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3）秀，是胃（谓）重光，利野战，必得侯王。以生子，既美且长，有贤等。利见人及畜畜生。可取妇、家（嫁）女、制衣常。（《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4）【轸】，
乘车马、衣常。取妻，吉。以生子，必驾。可入货。（《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5）则光门，其主昌，柁衣常，十六岁弗更，乃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6）丁酉裚衣常，以西有（又）以东行，以坐而饮酉（酒），矢兵不入于身，身不伤。（《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77）盖绝纪之日，利以裚（制）衣常、说孟（盟）诈（诅）。（《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78）轸，乘车、衣常、取妻，吉。（《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79）凡五丑，利以裚（制）衣。丁丑在亢，裚（制）衣常，丁巳衣之，必敝。（《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80）壬辰生，必善医，衣常。（《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 汉代简牍有如下用例： （81）素常二。（马王堆3号汉墓374号简） （82）缇襌便常一。（马王堆3号汉墓405号简） （83）下常一。（尹湾6号汉墓木牍12反） （84）丸下常一。（尹湾6号汉墓木牍12反） （85）襌裳一领。（胥浦101号汉墓木牍） （86）复裳二领。（胥浦101号汉墓木牍） 上述简牍中只有胥浦101号汉墓木牍用“裳”。尹湾6号汉墓墓葬时代上限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胥浦101号汉墓墓葬时代是西汉末期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裳”当是改“巾”旁为“衣”旁生成的后出字，其替代“常”始于西汉晚期。 3.“合”与“袷” 《说文·衣部》：“袷，衣无絮。从衣，合声。”《急就篇》：“襜褕袷复褶袴裈。”颜师古注：“衣裳施里曰袷，褚之以绵曰复。”《汉书·匈奴传》：“服繡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颜师古注曰：“袷者，衣无絮也。”“袷”为表里双层而无絮的衣。衣表、里相合，故也用“合”。汉代简牍用例如下： （87）青绮禅合衣，素掾。（马王堆3号汉墓350号简） （88）生绮禅合衣一，素掾。（马王堆3号汉墓357号简） （89）连絑合衣幭一。（马王堆3号汉墓358号简） （90）霜丸合衣一领。（尹湾2号汉墓木牍l正） （91）缥丸合衣一领。（尹湾6号汉墓木牍12正） （92）雪丸合衣，出
绛（绔）繟上襌衣各一领。（侍其
汉墓木牍） （93）枝縠合衣、缕上襌各一。（侍其
汉墓木牍） （94）缥丸合衣一领。（西郭宝汉墓木牍甲） （95）相谷合衣一领。（西郭宝汉墓木牍甲） （96）
黄冰合衣一领。（西郭宝汉墓木牍甲） （97）绿袷一领。（胥浦101汉墓木牍） 上述简牍中只有胥浦101号汉墓木牍用“袷”，余皆用“合”。马王堆汉墓墓葬时代皆是西汉早期，尹湾6号汉墓墓葬时代上限是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胥浦101号汉墓墓葬时代是西汉末期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袷”当是“合”的基础上增“衣”旁而生成的后出字，其替代“合”始于西汉晚期。 以上各例表明的是词汇的合并与派生，其时间皆在西汉后期，这是否说明西汉后期是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阶段性节点？当然仅据上述材料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想。真正的结论需要综合词汇系统变化的各个方面得出，且以上例证也不一定能全面反映真实情况。但是，上述材料和分析，至少为我们展示了借助出土文献对汉语词汇系统精细化研究的前景。 ①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8页。 ②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③云梦大坟头汉墓遣策“金鬲”的“鬲”原图版字形不清，也可能是“釜”字，其形制也像釜。 ④簪，原释文隶定作“朁”，此字原形作
，有竹旁。朱德熙、裘锡圭《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考释补正》改释为“簪”，是正确的。释文中与本文研究不相关的字形皆用宽式隶定。 ⑤陈振裕：《云梦西汉墓出土木方初释》，《文物》1973年第9期。 ⑥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25页。 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西汉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4页。 ⑧出土报告的“甑”皆指上器。 ⑨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⑩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文物》1976年第10期。 (11)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2页。 (13)《周礼》的著作年代虽有争议，但主流观点是战国时期。 (14)指书中语言不应该以书中叙述的时代为标准，而应该以著书的时代为标准。 (15)应为毛传，非郑笺。 (16)俞正燮：《俞正燮全集》（贰），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75～76页。 (17)彭浩：《凤凰山汉墓遣策补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 (18)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 (19)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页。 (20)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页。 (21)管锡华：《古汉语词汇研究导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6年，第5页。 (22)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 (23)徐时仪：《近代汉语词词汇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19页。 (24)原释文脱“穜”，今据图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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