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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观
社会心理学是在普通心理学，特别是实验心理学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19世纪中叶，德国心理学家冯特以物理学和实验生理学等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了实验心理学，虽然在冯特的理论体系中，实验心理学仅仅是整个心理学的一个部分，在这个部分之外还存在着社会文化心理研究的民族心理学，但是，民族心理学的传统很快为心理学家所忽略，实验心理学的传统支配了整个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
在追求自然科学理想的目标指引下，社会心理学“力图通过采纳自然科学的信条，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成为自然科学客观的、独立的分支。心理学家裁剪他们的科学以便摆脱主观特性：从哲学那里，它采纳了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从物理学那里，它采纳了操作主义；从数学那里，它接纳了数理统计（特别是方差分析）。在方法方面，实验方法成为绝对必须的条件”（注：Kim U.After the "crisis"in social psychology: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cience.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2):3.）。为了成为自然科学，社会心理学力图发现超越个体、社会、文化、历史和时间等维度的抽象、普遍真理，企望有一天能像化学家那样建立起人类行为的“元素周期表”。唯独忘却了它所应面对的社会和文化。社会心理学由此变成了没有“社会”的社会心理学，自然科学模型下的社会心理学的典型特征是：第一，全面贯彻实验方法。自然科学以自然现象为它的研究对象，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加以研究，这种方法的运用给自然科学带来了巨大成功。主流社会心理学，即实验社会心理学不顾研究对象的差异，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全面贯彻实验方法，试图在实验室中控制条件、复制社会情景，研究社会心理，为预测和控制社会行为服务。第二，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自然科学是分析的科学，无论多么复杂的现象，总是要从构成这一现象的个别的元素着手。因此，在自然科学那里，元素构成了基本的分析单位。社会心理学接受了这种方法论的主张。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心理学家F.H.奥尔波特指出：“没有一种群体心理学在其本质上不是个体心理学……解释社会行为的所有的机制都位于人的机体内部。”（注：Allport F.H.Social psychology.Boston:Houghont Mifflin,1924,p.4.）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心理学的目标是从个体出发，研究个体在社会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在这种社会心理学中，个体构成了基本的分析单位，社会心理学区别于个体心理学的地方只在于它试图从个体的思想、个体活动的目的，个体之间的互动来解释集体活动和社会现象，从本质上讲，仅仅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体心理学。这种社会心理学在社会行为的研究中，并没有把行为放在社会文化的框架内，而是把社会行为放到了个体内部的各种机制之中，忽视了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和社会体制等因素的影响。第三，普适主义取向。主流社会心理学一直以“价值中立”标榜自己的研究成果，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客观的、公正的，删除了研究者的主观偏见，反映的是关于社会生活的纯粹事实。因此，其研究成果，即所发现的心理事实与定律，超越了时间和文化，适合于所有社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普适主义取向的驱使下，社会心理学所强调的是：(1)寻找决定社会行为的抽象、一般的心理过程和机制，强调变量之间的恒常性的分析；(2)对经验数据的抽象意义感兴趣，忽略数据的社会文化意义；(3)从小样本、小范围和有限条件下得到的结论可以推广至其他一切条件下；(4)对于研究范围之外的有关影响因素缺乏兴趣。普适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人从其深层机制来说，都是一样的，文化影响仅仅在人的表层起作用。因此，以抽象的人作为研究对象获得的研究成果适用于不同社会和历史条件下所有的人。贯彻这些原则和取向，社会心理学变得更像“科学”，自然科学的特征和要求在这里得到了得到了最完满的体现。但是，把社会心理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进行建设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相对稳定的自然现象，且其研究对象是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社会心理学则不同，它研究具有文化和历史特征的社会心理现象，其研究对象既依赖于人，也依赖于社会，同自然现象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布伦塔诺认为，心理现象总是具有朝向某一目标的指向性，即总是指向某一对象，具有“内在的客观性”；而物理现象则不同，物理现象不包含任何对象，颜色就是颜色、闪电就是闪电，这些现象不包含其他的对象，是自己包含自己。因此，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学虽然是经验的，但是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实验的，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实际上，狄尔泰早就提出作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狄尔泰指出，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类以外的物质世界，因此可以加以孤离和抽象，以数学的方式精确加以表述，但是作为精神科学的心理学则不同，它不能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因为正是这些背景给了心理和行为以意义。因此心理的研究必须放在社会情景中，放在社会的意义和价值系统中，研究的结论并非自然科学那样的定律，而是一种理解和描绘，所以狄尔泰称他的心理学是“描述的心理学”。狄尔泰所拒斥的是就是那种自然科学模型的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心理现象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自然现象是相对稳定的，任何一种自然现象，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不规则的变化，100年前的飓风与100年后的飓风在性质上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社会心理却不具有这种稳定性，100年前的社会心理特征显然不同于现代人的心理特征，更不用说100年后的社会心理特征。第二，自然现象不会因社会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地球引力不会因为社会的不同体制和文化的不同类型而出现差异，但是社会心理在不同的社会中，不同的文化条件下却有着显著的差异。第三，相对来说，自然现象不会因为外在的研究而发生变化，因为自然现象没有反省的能力，但是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人却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可以进行反身思考，当人意识到被研究时，其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自然科学的因果机制所呈现的规律性在社会行为中无法应用。
所以，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自然科学模型的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作为主流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那场危机所引起的反思和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流社会心理学，随后的认知革命掩盖了危机的本质，使得社会心理学家从行为的关注转向社会认知的研究，危机暂时被忘却了，自然科学模型依然保持了下来。这就是为什么30多年来，社会心理学领域中时时出现一些有关“危机”的呼声，似乎社会心理学经常处在“危机”之中。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心理学从没有认识到危机的本质之所在，从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危机。
二、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追求自然科学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心理学不顾研究对象上的差异，盲目接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验法。实验室实验成为社会心理学的典型研究方法。主流社会心理学为使自己更像自然科学，极力从各个方面模仿自然科学的做法：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数量化的，社会心理学也量化社会行为的研究，以数学公式精确表述社会心理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在控制条件下的实验法，社会心理学也把社会行为孤立在实验室中，观察环境变量和行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是操作化的，社会心理学同样对社会心理进行操作定义，总之，一切都要符合自然科学模型的要求，研究的针对性、适用性，文化的贴和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成为“科学”，成为成熟自然科学中的一分子。
但是，对于实验方法在更具“社会性”的心理领域的功能和作用的疑虑在心理学中早就存在了。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认为，在感知、反应时和简单的情感反应方面，实验方法是有效的，但是超出了这个范围，实验法就失灵了。所以冯特在他的晚年把主要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他称之为“民族心理学”的非实验领域。民族心理学是通过语言、神话和风俗等文化历史遗产的分析，把握民族的思维和想像等心理范畴的规律。在这个领域，实验方法无用武之地，只能使用民族心理学的方法。冯特之后，许多学者，如美国心理学的建立者詹姆斯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实验方法不适合社会情景中人的行为的研究。正像社会心理学家沃莱克指出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包括心理学家开始反对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极力主张采用释义学的方法，即类似于翻译的解释过程的方法和后现代的解构方法。”（注：Wallach L & Wallach M.Experi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Science or self-deception? Theory and Psychology.2001,Vol.11(4):451.）近年来，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以往使得社会心理学家沾沾自喜的实验方法现在成为反思的对象，用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布兰尼干的话来说：“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基础现在经常被看作为它失败的原因。”（注：Brannigan A.The postmodern experiment:Science and ontology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logy.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97,Vol.48(4):595.）
对实验方法的一个基本疑虑是，社会心理的研究是否能像自然现象的研究那样数量化、操作化，以便通过实验验证而获得精确的知识。在自然科学中，描述自然现象的理论术语同一个特定的经验操作紧密相连，或者可以通过一个客观的尺度来加以测量。如温度、重量、速度等术语都可以用一个经验操作来加以定义。但是社会心理现象却没有这种特性，什么是“幽默”？什么是“攻击”？什么是“顺从”？这些社会行为的定义随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没有一个具体的、固定的、超越文化的经验操作与之完全一致，因而也就更谈不上精确的测量。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的意义是内在的、稳定的，但是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意义是社会文化给予的，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术语来说，是“建构”的，是社会协商和人际互动的结果。一个特定的行为或具体的行动依赖于它在一个特定社会的功能和作用而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无法找到一个跨情境的操作与一个理论术语建立永恒的联系。
对实验方法的另一个疑虑是，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究竟是科学还是自我欺骗？实验结果是否仅仅是研究者预期结论的“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由于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术语和经验操作之间是一种模糊的关系，因而研究者在从事假设的验证时选择的范围无限地扩大了。他可以选择那些有利于得出预期结论的操作与理论术语进行匹配，而对那些不利于获得支持结论的操作置之不理。在社会心理学有关压力对身心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实验的结论总是支持了压力对身心健康产生消极作用的假设。但是在这些实验研究中，鉴于在压力的定义上存在着多种选择，研究者总是以那些有利于结论获得的方式定义压力，如把被试暴露在对他们身心构成威胁的情境中，其所获得的结论必然支持研究者的最初假设。但是，压力的定义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如挑战性的体育运动，与强者的竞争等等。这种方式不利于预期结论的获得，因而为研究者所排斥。这样的实验研究貌似“科学”，但研究结论究竟有多少实际意义？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吗？
此外，实验结论的文化效度也是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要求控制各种无关条件，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孤离和抽取，并观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变化，其研究的结论超越了时间、地点、社会和文化，具有抽象的一般适用性。社会心理学也极力模仿这一点。有关的研究表明，在1994年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刊物《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在态度与社会认知、人际关系与群体过程两个栏目中，所刊登的近百篇研究报告绝大部分仅仅指出了被试取样的来源（80%的研究使用的被试是大学生），偶尔会提到被试的性别，但被试的宗教信仰、种族和社会阶层等文化背景，研究的时间、地点等却极少提及。考虑到这一点，社会心理学家罗赞指出：“仿佛讨论中的这些实验超越了时间、地点、文化、民族、宗教和社会阶层。”（注：Rozin P.Social psychology and science:Some lessons from Solomon Asch.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01,Vol.5(1):4.）但是，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研究的是人，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物”。人总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文化环境中，受到文化历史因素的塑造和影响。根据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人的心理并非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文化历史的建构，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社会协商和建构的产物。所以社会心理学的实验结论只能是相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是有效的，不可能像自然现象的研究那样超越文化的疆界。因此，社会心理学实验的文化效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把实验方法作为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科学的方法反映了主流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中心论倾向。心理学是一个奇怪的学科，它不是首先确定研究对象，然后确定研究这一对象的方法，而是在确定所要研究的问题之前就已经事先规定了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殷羡”的驱使下，主流社会心理学把实验法作为社会心理研究的惟一科学方法，能以实验来研究的才是科学的问题，不能以实验研究的就是非科学的问题。实验方法成为选择研究对象的依据。而这样做的惟一原因就是符合自然科学的要求，符合经验实证的需要。实验的选择不是基于研究的问题，而是为了符合一种哲学（实证主义）的期待。但是主流社会心理学只是从形式上模仿了自然科学，而忽视了自然科学的实质。自然现象的研究是易于实验的，而社会心理现象是不易于实验的。形式上的模仿如同通过拨动时针而推动时间。在这种条件下，你推动的是时针而不是时间。形式上的相似并不能提高社会心理学的科学地位，盲目的模仿所带来的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脱离社会生活，研究范围的狭隘和阻碍社会心理学家创造性的发挥，最终阻碍了社会心理学的正常发展。
三、关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社会心理学产生之际，正是行为主义盛行之时。行为主义反对主观意识的探讨，以可观察的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心理学同样接受了这种主张，以社会行为的研究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根本任务。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奥尔波特就认为社会心理学是行为的科学，条件反射的实验方法是它的根本方法。社会心理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处在社会环境中的个人行为。奥尔波特之后，新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学说更加偏重行为的探讨，以社会环境的刺激作用解释社会行为。可以说，社会行为构成了这一时期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对象。
20世纪60年代末的“认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的统治地位，心理学家的注意焦点由外部行为转向了内部的认知过程。在认知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心日益偏向认知的方面。由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勒温开创的认知传统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流。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海德的人际归因学说和沙赫特的情绪认知学说成为社会心理学的“顶梁柱”。社会认知、态度转变、归因理论、偏见、社会思维、群体决断等认知取向的研究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主要领域。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这场“认知革命”改变了传统社会心理学“由下向上”的研究取向，代之以“由上向下”的研究策略。自那时以后，“认知”成为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
以认知作为研究对象，以认知解释社会行为给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较之传统的行为主义社会心理学，认知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新领域，为传统上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然而，认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传统社会心理学的许多问题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怀疑认知革命是否是一场错误的革命。以认知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从认知的观点解释社会行为所带来的问题是：
第一，认知的世界或表征的世界取代了真实的社会世界。社会心理学的根本目标在于解释社会生活，理解社会行为，解决社会的矛盾冲突。因此，社会对这一学科的期待是理解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现象，在面临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如社会矛盾、人际冲突、合作与竞争、反抗与顺从、战争与和平、权力影响、攻击行为、利他行为等等时，能提供有用的方案，能为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服务。但是，从认知的观点来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不是人们真实的生活世界，而是认知的世界和表征的世界。认知观点的持有者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决定人们行为的不是真实的社会世界，而是被个体认识到的世界。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传统的开创者勒温曾经指出，行为发生于行为环境中，而行为环境并非真实的环境，而是人们臆想中的环境。这样一来，真实的社会世界在社会心理学中消失了，社会心理学家面对的不是真实世界，而是人们的认知世界。对于社会心理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社会生活的真实现象，而是这些现象的表征物，是人们头脑中对这些现象的认识，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在社会心理学中不存在真实的社会现象，只存在被认知的现象，最终导向主观唯我论；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必然导致社会心理学远离社会生活，其研究结果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第二，认知世界的分析取代了社会文化的分析，导致社会心理学更偏重于个体主义。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主流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个体主义的。个体主义取向在行为主义统治时期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据优势地位。认知革命成功地把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焦点由行为转到认知，实现了研究对象的“认知革命”，但是研究的立场并没有改变，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从外部研究个体，认知的社会心理学从内部研究个体，社会心理学仍然是个体主义的。而且在行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时期，研究者的着眼点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毕竟由于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的影响，研究者至少关注决定个体行为的直接环境刺激。认知的社会心理学把研究的焦点完全放在了个体的内部，探讨个体的认知世界对社会行为的调节作用。例如在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中，个体的行为不是受到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和调节的，而是屈从于个人内部世界的认知一致性压力。对于认知主义者来说，个体内部的概念表征、思想范畴、认知图式等等才是最重要的。环境的影响、社会文化的作用等等要么被完全忽略，要么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社会心理学由此而成为个体内在“认知世界”的社会心理学。个体主义取向变得更加严重。
第三，从认知的观点来看，外在真实世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表征。而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和表征是由作为主体的人来完成的。因此，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存在着一个作为主体的“自我”的结论。“自我”在人的内部指挥、控制着各种各样的心理过程，接受环境的刺激，分析刺激的意义，发出反应的指令，统合各种心理活动，使之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自我是独立的、自主的和充实的，是经验的中心、各种心理过程的组织者和行为的发动者，在人与环境之间起着媒介作用。社会心理学中的许多理论都假定了自我的存在，如班图拉的社会认知理论就认为自我调节、自我效能等在行为的调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心理学中的角色理论的“角色”概念也隐含着自我的作用，不同的角色实际上表现了自我的不同方面。可以说，自我概念是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基石。
但是社会建构论已经通过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证明自我概念仅仅是我们的一种“社会建构”。自我并非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个精神实体，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是一种文化历史的认识。自我的建构同文化息息相关，有关自我概念的理论并不是对存在于人的内部自我的描绘，而是反映了特定文化和历史的内容和要求。人们对自我的理解是受时间、地域、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制约的。在社会心理学各种关于自我的研究中，贯穿于其中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自我是经验的中心，是社会行为的发起者、执行者、监督者。丧失了这个中心，人就不成为人。这种对自我的描述恰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倾向。换句话说，社会心理学家对作为人的本质和核心的自我的描述并非超历史、超文化的普遍性真理，而是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个体主义倾向的反映，是西方社会对个体的一种文化建构。但是这样一种文化历史的建构却被作为客观真理而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础。这是社会心理学危机不断的根本原因之一。所以社会学家多德指出：“我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确存在着危机，但是这一危机并非这一学科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两翼渐趋分离而产生的危机，而是结构转变和与之相应的文化转变的结果……社会心理学的这场危机最相关的症状是20世纪的过程中自我的逐渐腐蚀。自我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中或许最基本的概念的消失，构成了这一学科的真实危机。”（注：Dowd J.Social psychology in a postmodern age:A discipline without a subject.American Sociologist.1991,Vol.22(3-4):188-189.）
自我的解构使得认知的社会心理学丧失了研究的根基。在后现代的话语中，自我、认知等不再具有实体意义，而仅仅是文化历史的建构，这样一来，把这些现象作为实体研究的传统社会心理学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所以，社会心理学应该走出个人的主观世界，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待社会行为和各种社会心理范畴。沉浸在想像中的主观世界只能使社会心理学固执地坚持个体主义的取向，迷失在文化历史的大千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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