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
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及历史教训
伍志燕1，2
（1.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2.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 意识形态的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前提条件。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先后抛出了“新思维”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新思维”本质是“民主化”“公开化”及“多元化”，“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使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丧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最终酿成了苏联的“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中的意识形态演变告诫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 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演变；历史教训
一、苏联解体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演变
（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他宣称，“新思维”目的在于指导苏联的“改革”，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184。在他看来，“改革”必须改变当前的世界格局，“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1]181。其中“新的政治思维”主要表现为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
通过社区居民参与特许经营、保护管理、就业培训和产业引导等制度，形成以国家森林公园自我保护为前提，以旅游服务带动社区共同发展，增强“反哺能力”（图 1）[3]。
第一，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灵魂。在他看来，“民主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2]只有“民主化”，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力，深化社会改革；也只有“民主化”，才能提高劳动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热忱度和对工作的积极性。在改革新思维指导下，戈尔巴乔夫将“民主化”发挥到极致，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实行全民的“一般民主”，这种民主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党是“全民党”，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民主的一致，实现民主一致的根本途径是完善选举制，加强人民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第二，让公开化大放光明。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化”是同西方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讲到“最大限度公开性”，认为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极其重要的特点是公开化，“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1]95。这里，“公开化”就是让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全面揭露、及时公开，以便让人民获得更多的信息。为了做到“公开化”，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党务政务公开。比如，通过一系列新闻媒体，定期公布政治局例会以及国家重要会议讨论决定。二是公开揭露党风问题和阴暗面。在多次中央全会讲话中，戈尔巴乔夫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和缺点进行揭露和批判，使用大量报纸、杂志刊登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三是为人们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创造条件。例如，苏联1986-2000年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方针有1.1亿人参与讨论；《苏联文化报》开辟了“坦率的话”专栏，供人们发表意见、抨击时局。
需要与诱因统合而成动机。对工科新教师而言，培训的需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于新教师内心深处成为一名好教师的渴求；其二，来源于学生、学校、社会对其成为一名好教师的期待。基于此，激发工科新教师对培训的强烈需要，其基本策略有如下几点。
1968年，我作为知青下放回东乡县虎圩乡炉前山科村劳动。在近十年的农村生产劳动中，我看到了当时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弊端，“大锅饭”式的生产劳动体制，使大多数社员都在集体劳动中“磨洋工”“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当时村里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是“生产队田养精神，自留地里鼓干劲”“集体效益无所谓，大锅饭里有靠山”。
第三，倡导无原则的“多元化”。“多元化”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一步。在《改革和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极力倡导“言论多样化”“意见多元论”，大肆鼓吹利己主义，攻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精神垄断”，为确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鸣锣开道。此外，戈尔巴乔夫还提及了利益多元化、意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问题。所谓利益多元化，就是社会主义中的各个阶层和利益集团具有“不同利益”的矛盾，而改革是化解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所谓意见多元化，就是在党内外要允许存在不同意见，“使每一种报刊上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而政治多元化，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要“形成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机制，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最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3]。“新思维”的本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自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意识形态“多元化”思想被提出以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社会思潮纷纭繁杂，导致了大部分人思想混乱，纷纷丧失马克思主义信仰。“多元化”否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认苏联整个历史。在“新思维”的影响下，部分反动分子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等同于“极权主义”，将苏联7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说成是“历史的迷误”，将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民主制度”，等等。
（二）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否认马克思主义，“彻底革新”苏共，改变党的性质。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高校向学生讲授“马列主义”课程。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不再提苏共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只强调苏共的“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再提苏共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提利用其他“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政党，而强调苏共是“代表工人阶级，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党”，或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的自愿联合体”。同时，苏共宪法第6条被肆意修改，其实质是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和作用。此外，为了“革新”苏共，戈尔巴乔夫大批撤换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例如，1988年9月，苏共中央特别委员会撤换了葛罗米科等5位老资格领导人，他们分别被解除政治委员或中央书记的领导职务。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他所提倡的“民主”实质上是以多党制、分权制和议会制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民主化”旨在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否认人民民主专政，否认社会主义道路。“民主化”的倡导者极力吹捧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人权”，想方设法地将人民民主政权演变为少数人集权的官僚主义政权，动摇了人民民主专政。随着“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陷入了空前混乱，各种政见、各种“主义”、各种学说泛化，各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声音、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声音在潜滋暗长，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鱼目混珠、错综复杂，苏共党的领导权被一些极端分子篡夺，苏共“逐渐丧失了政治和思想道德领袖的地位，也就逐渐疏远和脱离了人民”[4]。同时，戈尔巴乔夫认为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放弃了苏联民族利益的立场，对外采取非意识形态化。在他看来，世界各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完全不可和解的，人类正面临着战争、环境、疾病、贫穷的威胁，这些足以使我们把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放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放弃了民族利益，否认意识形态的分歧，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本质，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扭曲和丑化，最终导致苏维埃政权完全背离了实际文明发展的主方向。
1989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许多值得注意的论点，如“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社会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进程”“社会主义是一般民主和全人类理想及价值观的体现者和捍卫者”等。这种错误的理论和纲领的动机可以归结为“一切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其根本意图在于“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
在当今的高中数学课程中仍然存在着严重影响学生核心素养提高的问题，因此，必须要认真地进行分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第四，否定公有制，鼓吹“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在经济体制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公有制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的根源，是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必须“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1990年10月，戈尔巴乔夫以总统的名义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其中提出：为了形成市场经济，“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大谈“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必要性，公然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该法律规定，国有企业可变成租赁或集体企业、股份公司，可招标出售或拍卖。
第五，淡化意识形态，宣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论”。在外交战略上，戈尔巴乔夫否定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鼓吹世界已经“迈向大合作”。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说：“在当代世界上我们大家越来越相互依赖，变得互相需要。”[1]172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中，他又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因为它们最终是要发展现代生产力，要科学技术进步”。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戈尔巴乔夫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许多特点，如公有制、计划性、社会保障，已经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显然，戈尔巴乔夫的观点有意在淡化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人们放松警惕，解除思想武装，以迎合西方的“和平演变”。
总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使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发生了本质性改变，彻底颠覆了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加剧了经济的恶化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支持率大幅度降低，从而为政治反对派势力的得势及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
第三，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改革政治体制。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提出，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应该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在“三权分立”的思想指导下，苏联开始改革苏维埃制度，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度；此外，苏联开始实行总统制，用总统委员会来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另外，戈尔巴乔夫通过修改苏联宪法，倡导“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苏联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样，要“通过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二、苏联解体过程中意识形态演变的危害及后果
（一）“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了“非意识形态化”，指导思想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综上所述，戈尔巴乔夫政治领域的“新思维”本质体现就是“三化”：“民主化”“公开化”及“多元化”。“三化”归一，本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化”的提出造成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潮的泛滥，扰乱了人们思想；实行“公开化”的结果，使得苏联革命和建设成就遭到否定，全部历史被抹黑，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心；而贯彻“多元化”原则，实际上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拱手交权，最后导致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覆灭。
第一，对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否定，主张进行“根本改造”。在谈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时，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出发点是“从上到下”彻底地改造社会主义。必须指出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体制对于当时苏联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科学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特别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几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只字不提，并加以全盘否定，声称要“根本改造”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企图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既搞垮共产党，又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使苏联走向了“亡党亡国”之路。
“公开化”和“自由化”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两把利刃”。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化”的本意，实质上是要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当然事与愿违，“公开化”一问世，立即在苏联掀起了轩然大波，各种反动势力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进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关于社会主义苏联70多年历史中的各种“黑暗面”浮出水面，各种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大量涌现。“公开化”的提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将对官僚权贵的憎恨转变为对苏维埃政府的尖锐批评，并大肆推崇个人的言论自由，曾坚持官方路线的媒体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自由媒体”，而苏联的高层政治领导阶层似乎也默许了这种“自由”，允许“自由媒体”肆意发布不实言论。“自由化”的核心是大肆宣扬私有制和自由市场，认为苏联只有趋向于西方式的改革才能消除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可以说，“公开化”和“自由化”的泛滥，为西方国家推进和平演变、分化瓦解苏联作了铺垫。
（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控制了社会舆论阵地
20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提出了“抽象人道主义”的政治纲领，苏联哲学领域开始出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哲学思潮。这一哲学思潮的出现为人道主义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这股思潮迅速发展，到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改革之际，哲学领域已基本上被这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控制，这种反动哲学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倡导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取代唯物史观，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意识形态在历史领域的变化表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坍塌正是从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的”[5]。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对斯大林展开了批判，在史学界掀起了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的反斯大林的浪潮。有人借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际，提出“重新评价历史”，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观，否定和歪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愈演愈烈，“公开化”“填补历史空白点”“恢复历史真相”成了一些人反党反领导人的口号，从反斯大林的浪潮开始，进一步否定列宁及其领导的十月革命。与此同时，部分人大肆对旧俄罗斯的历史进行粉饰和美化，颠倒历史真相，赞扬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白军将领，肯定二月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使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最终为复辟资本主义作了舆论准备。
3）迭代运算单元内部逻辑折叠共享：由算法流程可知，符号判决之后需要进行加或减操作，设计中即使采用寄存器共享也需要6个加法器来实现算法，然而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同一时刻仅有3个加法器处于工作状态，这样可以复用加法器来减少逻辑资源，如图3所示。
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使得文学艺术创作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为了推行其政治路线，亲自批准一些攻击斯大林和否定斯大林时代的作品发表。在文学领域，文学艺术批判主义严重窒息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展，所谓的“解冻文学”“劳改营文学”等揭露阴暗面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现象比比皆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他的“新思维”改革制造舆论，公开提出在文学界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他的“民主化”和“公开化”口号的煽动下，文化界不失时机地开始了与社会同步甚至超前的“改革”：改组领导班子，取消对文艺创作的行政干预；扩大创作集体的自主权，等等。为了响应戈尔巴乔夫的号召，大批反动文人和自由派作家纷纷发表政论文，一股“回归文学”新批判浪潮在文学领域涌现。而且，以前曾经遭受过禁止、批判和销毁的一些文学和政论作品也死灰复燃，这些作品中大肆诋毁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丑化列宁斯大林，否定苏联在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形成了强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意识起了极大的毒害作用。
（三）“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促成了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反社会主义宣传，最终导致苏联的“和平演变”
苏联红色政权建立以来，一直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围圈之中，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反社会主义宣传一直没有间断过。正如弗·亚·克留奇科夫所说：“苏联所发生的事件不是解体，而是崩溃，是外部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坏过程。”[6]冷战开始，美国就着手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颠覆和破坏苏联的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之后，美国大学专门开设了苏联政治和历史课程，以苏联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也层出不穷，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媒体大肆攻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反宣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成立了专门新闻广播电台或开设相关频道，如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德意志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等等，其目的在于对广播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制造混乱，以颠覆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与此相关，西方国家还在苏联大肆扶植和培养亲西势力，设立各种基金，以此协助各种反苏势力进行颠覆破坏活动。大量的反动组织翻译和发行大批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意识形态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心战。苏联的“和平演变”，主要是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和反社会主义宣传，不断地输出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使苏联人民丧失了共产主义信念和意志。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我们手中握有王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7]美苏之间的对抗，不仅是经济、政治力量的较量，而且也是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博弈。尽管苏联当局领导人也曾经意识到西方国家的企图，对于其意识形态的渗透也持警惕态度，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对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采取干扰措施；对在苏的反动势力进行疏散；对留美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等。但自1987年5月起，苏联开始放弃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动电台的干预。在1988年之后，苏联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和防守，为西方攻击苏联的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从而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彻底地西化。
三、苏联解体中意识形态演变的历史教训
（一）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
苏联7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正确的思想和路线可以兴国，错误的思想和路线可以亡国。斯大林在逝世前夕，曾告诫全党：“没有理论我们就要灭亡，灭亡，灭亡！……”斯大林之所以要重视理论，是因为他在当时已经预见到了没有正确理论可能产生的后果。俄罗斯部分学者在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时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蜕变总是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弃如影随形的。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被疏远，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是执政党的旗帜，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一个政党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政治纲领都体现为意识形态。实践也表明：意识形态越富有活力、越能反映时代问题，政党号召力就越强；意识形态越成熟，政党就越成熟。因此，“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8]。
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化的主要特征：第一，颠覆性，在狂欢节期间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地放纵自己的潜在本能，推翻社会等级制度和现实规范的一切桎梏，重新建构自己的生存方式；第二，无等级性，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开放、自由而亲昵的相互关系；第三，民俗性，狂欢否定和动摇了宫廷文化的高雅和权威，是一种渎神式的、轻俗的、降格的美学立场；第四，解构性，用狂欢化的思维范式来审视和建构世界，把人们的意识从压抑的现实中解放出来，打破永恒不变的绝对精神。总之，巴赫金的狂欢文化重建了开放的世界图景，以讥讽和插科打诨等怪诞艺术手法，揭示人的原始本性，为传统等级森严的旧秩序“脱冕”。
然后对评价结果向量B进行处理,参考使用模糊向量单值法[13]。给4个信任等级依次赋予数值(c1=0.2,c2=0.5,c3=0.7,c4=0.95),需要满足c1
（二）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从思想层面来说，苏联解体主要是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可否认，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不同思想的交锋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国内阶级和国际敌对势力尚未消除，就会有阶级斗争、和平演变的可能。面对国际国内的局势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会减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侵蚀不会止息”[9]。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批判，在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决不能妥协退让。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必须要把党内思想斗争和党外错误思潮的斗争区别开来。对于党内的思想斗争，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乱抓辫子，禁止把一个人的缺点和错误任意放大化；对于党内的思想斗争不能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应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入情入理、以理服人。相反，对于党外的错误思潮、错误理论必须要分清其理论表现、本质及其现实危害性，彻底消除其根源，防止其在党内外滋生、蔓延。总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中，应该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在斗争中既要反对思想领域搞调和折衷，也要反对将政治问题和单纯的思想问题混淆在一起，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知识水平。
（三）要掌握好各种舆论工具
舆论工具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的喉舌，也是敌对势力夺取政权的工具。十月革命前后，俄国无产阶级通过诸如《火星报》和《真理报》之类的刊物，宣传革命主张和共产主义，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立即采取措施控制各种新闻媒体，利用它们制造舆论，宣传“新思维”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可见，各种新闻媒体在进行反社会主义宣传，为复辟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方面确实“功不可没”。其实，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共在执政期间忽视了舆论工具的运用和舆论阵地的建设，缺乏及时对错误的社会舆论进行抵制并进行必要的斗争，允许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舆论阵地进行反动宣传，导致干部群众思想混乱和党内危机发生，最终丧失政权。为了不重蹈苏联的覆辙，我们必须把各种舆论工具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切实把握好团结奋进、昂扬向上、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宣传基调，努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舆论；营造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善恶、美丑的舆论；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良好气氛，使我们的社会舆论永远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努力体现党的意志和人民心声的统一。
（四）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那一天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把颠覆社会主义苏联作为其战略目标。从乔治·凯南的“遏制论”到尼克松的“不战而胜论”，从里根的“促进民主运动论”到布什的“超越遏制论”，这一目标始终没变。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意识形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渗透，以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苏联之目的。过去，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是将矛盾指向苏联，企图通过思想渗透的方式从内部搞垮苏联。苏联解体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将矛头指向了中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四代、第五代领导人身上，对此，我们时刻要提高警惕。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逐渐增强，世界各国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方法更加巧妙，形式更加多样。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必须时刻牢记两种制度的差异和西方敌对势力的图谋，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及时批判对我国有害的各种社会思潮，抵制西方敌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形态教育，帮助他们明是非、辨善恶，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信念，提高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免疫力和战斗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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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3160（2019）02-0099-08
收稿日期： 2018-11-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4BKS073）。
作者简介： 伍志燕，男，湖南东安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责任编辑：周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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