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新著——浅议《物质#183;意识#183;场》一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著论文,一书论文,创新精神论文,物质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我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比较沉寂的气氛中，我们读到任恢忠先生的《物质·意识·场》一书，像是迎面吹来一阵清风，使人有清新、愉悦之感。力去陈言，刻意求新，是这本书研究哲学重大问题的显著特点。
对某些自然科学的内容，我不大懂，不能妄加评论，但在通读全书之后，却基本上可以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和思路，并且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某些多年流行的范畴格式和理论框架，作了反传统观念的探索和突破性的尝试，而且其立论是有根据的，即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对于一个哲学理论的业余爱好者来说，确实难能可贵。作者的富于创新精神的勇气和毅力首先值得我们专业的哲学工作者学习。
远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辩证法大师黑格尔曾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充满激情地说道：“追求真理的勇气，相信精神的力量，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又说：“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那隐蔽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坚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让他享受。”（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我们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这种坚毅的求知者，应当相信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伟大的。
全书的重要探索，比较集中在辩证法思想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的内容和实质，是引起歧义最多、争论最为纷繁复杂的一个方面。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国际范围内，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辩证法问题，就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至今并未完结。从恩格斯到列宁以后的被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唯物辩证法，是以自然本体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基础的辩证法。恩格斯曾经把辩证法区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作为客观辩证法自觉反映的主观辩证法，即思维、认识的辩证法。西方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其中的人本主义派别，则多半依据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强调从实践的观点、人化自然的观点理解辩证法，只把辩证法看作社会历史领域变革现实的方法，否认自然辩证法或纯客观辩证法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把辩证法的理论视角转向了社会历史和人的领域，以至心理世界。这种转向，对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议，虽未取得显著的成果和确定的结论，而且看来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探索性的见解，仍然包含着和具有某些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就国内哲学界的情况来看，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开展得比较充分的关于辩证法的学术探讨和争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基本规律和理论体系；2.如何容纳、吸取现代科学的某些新的成就和概念，如：“老三论”、“新三论”的成就和概念；3.开展应用哲学或特殊辩证法的研究，如自然辩证法、军事辩证法、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人学辩证法以及辩证逻辑，等等。但总的看来，这些探讨和争议基本上仍局限于传统的理论态势和框架之内，缺少比较重要的突破。
而《物质·意识·场》一书的意义，就在于它既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又对传统的观念和格局作了某些创新和突破的尝试。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运用辩证法，对世界从以往平面的考察转向立体的考察。对于物质和意识、运动和场、时间和空间、系统和层次等系列基本范畴，作者不停留在平面的哲学考察上，而是从纵向横向等立体视角，看到整个世界的一个网络性的结构。客观的世界和事物本来是多方面、多角度的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的，而我们却往往只从单一的平面上去考察。这样，虽然口头上强调全面性，实际上却往往只是片面的。归根结底是二维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曾经说过：“从来造成困难的总是思维，因为思维把一个对象的实际上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环节彼此分隔开来考察。”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这点作了重要的发挥，他指出：“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是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5页）。《物质·意识·场》一书是在试图克服这种粗糙化和僵化的缺陷，并尝试着更加接近于客观实际的辩证思维。作者认为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不是一条、两条，也不只是三条，而是一个体系。在肯定对立统一是这一体系中核心规律的同时，亦把自然界和辩证法的规律又分为三种类型：纵向上有限的必然性规律；横向上多样的或然性规律，中介面上无限的零类规律。这就形成了一种规律的体系，使世界以一种立体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第二，把矛盾看作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使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有机地结合起来。矛盾形态的辩证思维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强调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系统形态的辩证思维依据现代系统论，强调事物的系统性和整体功能。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是近些年来有关辩证法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一般都承认，系统思维与矛盾思维是并不互相排斥的。一方面，矛盾思维并不否认任何事物都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在强调对立统一学说是辩证法核心的《辩证法的要素》一书中，列宁同时也指出：“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事物（现象等等）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8页）。另一方面，系统思维在强调事物的全方位立体网络的同时，也承认立体网络中两个基本方面的矛盾是系统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作为现代形态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是否高于矛盾思维？能否代替矛盾思维？一种观点认为，矛盾形态的辩证思维是辩证法的最高、最基本的形态，它本身包含系统形态的辩证思维，它只是应当吸收现代系统论中的合理因素，更加展开和丰富自己的内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系统形态的辩证思维包含矛盾形态的辩证思维，它克服了矛盾思维的单一性、平面性的缺陷，它把辩证思维推进到当代的更高阶段。作者没有明确地就这种分歧发表见解，但看来作者是基本持前一种观点的。书中吸取当代科学的“老三论”和“新三论”的成果，引进系统与层次相统一的范畴，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和透视物质世界各个方面的表现形态和辩证关系。作者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看作一系列有层次的系统结构，而层次系列的关联性的根本特征却是对立统一，即所有层次系列中的基本关系都是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如纵向上的排斥与吸引、自立与互相依赖、一与多；横向上的并存与联系、独立与平等、统一与斗争，等等。因此，作者指出：“一切系统虽然纷繁杂陈，但归根结底都是对立统一的有机体，而不是什么复合体。”（《物质·意识·场》，第77页）。
显然，作者没有把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对立起来，也没有在二者的理论层次上分高低，而是力图使二者达到融合。他认为矛盾规律是整个辩证法学说的基础，也是解析系统规律的钥匙，而系统规律的发现和确立，又进一步丰富了辩证法的内容，也进一步证明了辩证法和矛盾学说的正确性与科学性。作者提出了矛盾系统的思想，分析了矛盾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并且初步设想了矛盾系统运动的规律，即整个优化律、结构质变律、中介转化律，试图推进辩证法的理论内容。
第三，着重探讨和运用了辩证法的中介范畴。我认为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理论特色和富于理论意义的成果。
应当说，“中介”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范畴。辩证法学家黑格尔是非常重视中介这个范畴的，他的《逻辑学》处处涉及中介问题。在黑格尔那里，“中介”就是一种间接性或关系，一种桥梁或过渡。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没有不同时包含着直接性与间接性的。他的逻辑范畴三段式中的第二个范畴、《逻辑学》第二部分“本质论”中的范畴，都具有中介性的特点。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不但明确肯定了黑格尔的中介范畴，而且在界说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划清辩证法与诡辩论的界限时，都深刻地运用了中介性的思想。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同一的、是相互转化的”。（列宁《哲学笔记》，第111页）。这里所说的“条件”，也就是某种中介。没有一定的条件或中介，对立面是不能成为同一和相互转化的。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的东西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0页）。接着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哲学笔记》第112页）。这里所说对概念灵活性的“主观的应用”，实际上就是指不讲条件，抹煞或否定中介的作用，把对立面任意混合或直接等同起来，这就会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而客观地应用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正是要讲条件，重视中介的作用。这便是唯物辩证法与折衷主义、诡辩论的原则界限。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特别注意论述了“中介”范畴。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把总体性思想看作辩证法的实质，但他认为总体是不能没有中介的，总体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才能被理解与把握。他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方法论恰恰就是缺乏中介，因而就不能不陷入纯直接性的泥坑，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不能把当前历史性的事件把握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则要借助于中介范畴的方法论应用，透过直接性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而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令人遗憾的是，卢卡奇这方面的见解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我们的辩证法的宣传和研究中，长期以来对辩证法的中介范畴是有所忽视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当然，这与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猩獗的状况有联系。在思想方法上，我们只习惯于讲“一分为二”，而不习惯于同时承认“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忽视客观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重性。在建设实践中，我们曾经不顾各种现实条件而好大喜功、盲目冒进，并且习惯于“一窝风”和“一刀切”，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曾经推行极端两极化的思维，习惯于信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这就往往把复杂的现实生活简单化，往往忽视了各种均衡、过渡的形态，忽视了大量的中间力量和中间类型。其实，否认或忽视中介，搞简单两级化的思维方式，就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就是概念灵活性的“主观地应用”，而不是真正的辩证法，对此我们过去不大自觉，理论上没有是非。因此，在哲学理论上重视研究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中介范畴，是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物质·意识·场》一书的重要特点，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就是它特别着力于中介范畴的探讨和运用。使概念和范畴有重大突破，应当承认这一特点贯穿于全书之中。
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世界上，一切系统都是由软硬要素并通过中介环节而组成的”（《物质·意识·场》，第38页）。此如，就整个世界来说，“物质”是硬要素，“意识”是软要素，“场”是中介环节。分别就物质来说，则有“实物质”、“虚物质”和“零物质”；就意识来说，则有“显意识”、“虚物质”和“无意识”。就运动的基本形态来说，有“扩展运动”、“发展运动”、“零点运动”；就运动的存在形式来说，则可区分为“实空间”、“虚空间”、“零空间”和“实时间”、“虚时间”、“零时间”。最后，就思维方法来说，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作者还提出了“零点思维方法”作为中介范畴。
在这里，作者尽力强调并广泛发挥了恩格斯关于“零”的含义的论述。恩格斯曾经指出：“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正由于零没有确定的量，它就有容纳各种量的可能性；零没有确定的方向，它就有向各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零最有利于充当各种对立面之间相互过渡的中介或桥梁。作者在各种中介环节、中间范畴上冠以“零”字，是有一定根据的，也够有意思的。当然，许多具体的论述和界说能否成立，需要经过充分的学术讨论和实践检验来辨明。
总的说来，作者关于“中介”的论述和发挥，比较突出的优点和意义是：
1.作者把“中介”和“零”的概念运用于整个世界的最基本的方面和哲学的最基本上的范畴上，诸如物质、意识、物质运动、时间、空间以及思维方法，等等，对于传统的理论框架和思维定势注入了某种新的活力，使得一些人们原本熟悉的哲学概念显得更加灵活和更具有弹性。尽管许多具体的论点和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校正，但它具有开创性、启发性意义，它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启迪了人们的智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和学术探讨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2.作者从多方面寻求“中介”的尝试，对“中介”范畴的深入探讨，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上某些传统观念的冲击，也是对某种薄弱环节的重视和弥补。这对于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澄清某些理论是非，从而更加准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更加完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十分有意义的，十分有益的。
3.当中围绕中介范畴的某些具体分析，如关于世界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关于辩证法规律的三种类型，即必然性规律、统计性规律和零类规律等方面的论述，也是颇有见地的。
至于该书的不足之处，我想提出三点看法：
首先，书中提出不少新的概念、新的分类和论点，颇有新意，但有时感到理论上的逻辑分析和充分论证显得不够，有些地方限于罗列若干方面和实例。
其次，作者的正面阐述较多，如何结合国际国内的学术讨论，有针对性地就某些争议的焦点和分歧加以展开，比较深入的分析显得不够。
此外，有些在哲学史上和当前理论界已成定论或已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提法，似不宜轻易地加以非议和否定。此如，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即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又如“同一”与“统一”，虽然字义上的差别，但在说明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这种概念的含义和运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比较一贯的。如果再加以质疑和否定，就可能造成某些混乱，并且不便于展开学术讨论。书中把世界上的事物区分为矛盾、非矛盾和无矛盾的三种情形，把矛盾区分为“合而为一”与“分而不合”的两种类型等论点，也是需要商榷的。
最后，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何更多地结合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使我们的哲学研究更具有民族的特色和形式，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作者今后是否也可向这个方面作些努力？
提出以上浅陋之见，颇向作者和诸位学者、同行们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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