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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8）01－0051－08
美国对非洲的援助由来已久。迄今为止，美国既是向非洲提供绝对援助额最大的国家，也是对非洲援助附加条件最多的国家。在美国国内，对非洲援助的政策取向和援助有效性的争论也从未停止。本文尝试回顾对外援助理论的沿革，剖析美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变动，并对其效应进行评价。
一 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的依据和争论
西方国家对非洲援助存在多种理论依据，有些学者还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综合起来，与对外援助有关的主要理论依据和争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金缺口或两缺口模型（financing gap or two-gap model）
这一理论来自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以及索洛模型。由于人们在仅仅能够维持生计时，储蓄非常低，因此，在封闭经济中，储蓄等于投资，投资非常低。哈罗德模型主张，在预算约束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投资率减去人口增长率和贬值率的线性函数。如果储蓄低于人口增长以及资本贬值，那么人均GDP增长将会是零或者负值。低的国内储蓄率和投资需求之间的差距被称为资金缺口。援助的作用就是来弥补资金缺口。① 两缺口模型中的“两缺口”除了资金缺口，还包括一个外汇缺口，即进口所需外汇与实际外汇储备之间的差额。两缺口模型为20世纪50年代的对外援助提供了理论基础，至今仍有经济学家——如尚塔·德瓦拉扬（Shanta Devarajan）、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 Miller）和埃里克·斯旺森（Eric Swanson）——依据该理论来计算需要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量，② 并得出结论认为，应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增加一倍。他们的观点还得到了杰弗里·萨克斯（Jeffery Sachs）、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等人的支持。而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却认为，上述经济学家的计算歪曲了该模型，忽视了援助传送过程中的激励因素，事实上，发展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用实证分析法批判了运用该模型进行的简单预测。③
（二）贫困陷阱（poverty trap）论
该理论假设贫困国家已经陷入了贫困陷阱，如果没有援助的“大推动（big push）”作用，它们就不能脱离贫困陷阱。“大推动”包括投资和解决所有发展约束的行为，在援助的帮助下，贫穷国家开始经济“起飞”，之后可以摆脱对援助的需求。该理论也是20世纪50年代对外援助的主要理论依据，至今依然被经济学者萨克斯和千年挑战项目用做增加援助的依据。④ 萨克斯还认为，贫困起源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增，⑤ 增加对非洲的援助能够使非洲脱离贫困陷阱。然而，伊斯特利认为，贫困陷阱应该满足两个条件：（1）最贫穷国家的增长率应该比其他国家低；（2）最贫穷国家的人均增长率为零或者为负数。他运用实证方法选取1950～2001年间13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了非洲的发展不符合贫困陷阱。
（三）社会部门支出－产出（expenditures to outcomes in social sectors）论
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计算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所需要的投入，从而得出需要增加的援助数量。⑥ 萨克斯依据该理论计算得出每年应该向非洲提供的援助约为750亿美元，其中美国应负担300亿美元，并进一步指出这仅占美国每100美元收入的25美分而已。⑦ 然而，伊斯特利指出，药物成本所需要的1美元与确实送到每个病人手中的1美元完全是两码事，与两缺口理论一样，这个计算过程从根本上忽视了援助传送过程中因缺乏激励因素而产生的影响。德翁·菲尔默（Deon Filmer）、杰弗里·哈默（Jeffrey Hammer）和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的实证分析则证明，教育的公共支出与入学率之间以及健康支出与死亡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⑧对几内亚、喀麦隆、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估计30％～70％的政府药物在到达病人之前就被一些官员转移到黑市上卖掉。因此，仅靠援助自身就可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显然是一个谬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援助不起任何作用，但各个援助机构只有在激励因素的作用下，它们才会负责地完成任务。⑨
（四）项目介入（project interventions）论
该理论认为，非洲的贫穷源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如不良的健康和教育）和基础设施。20世纪60年代，对非洲援助主要投向单个的具体项目，比如，改善健康、入学率和基础设施等，成为对非洲援助最有效的时期。实际上，这一理论同样低估了在援助传送过程中的激励因素。在教育、健康等援助项目的实施中都存在一些腐败的案例，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激励因素的不足，从而导致投资不足，比如，政府有动力修建道路，但却没有动力去维护道路。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是非洲在健康、教育、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五）政策和增长模型（models of policies and growth）
这一模型认为，非洲的贫穷是因为政府选择了错误的政策。很多非洲国家的确采取了毁灭性的政策，⑩ 而非洲学者在各种实证分析中也强调不当的政策对援助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西方援助国和国际机构通过附加条件的援助来引起非洲政策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结构性调整贷款就是这种方法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现，结构性调整贷款占据主导地位，试图实现“伴有增长的调整”目标，然而很多实证研究证明，西方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在改变政策方面并不成功。(11) 结构性调整贷款和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也不显著。(12)
（六）制度与发展（institutions and development）论
对制度与发展理论的研究认为，非洲贫穷源于缺乏良好的制度，比如，缺乏知识产权、独裁专制、政治动荡、贪污腐败等等。按照该理论，西方国家应当帮助非洲建立有效的制度，而援助制度良好的国家，援助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实证分析表明，援助国并没有向民主化较高或者低腐败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13) 大量的援助资金主要流向了那些政治家和腐败人员的手中，从而增加腐败并降低了民主。与此同时，援助国对受援国实施强制民主也存在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对那些发展失败的非洲国家如何进行干涉甚至接管当地政府，已经成为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争论的焦点。
（七）援助国效用失调（dysfunctional donors）论
伊斯特利认为，由于缺乏激励因素，援助国官方机构对那些没有明确包括在相关文件中的结果不负责任。与发达国家的民主政府不同，这些官方机构不会面临“投票”和选民政治问题。因此，即使存在一些官方规则标准，也是形同虚设。贫民是援助的最终受益人，也是援助效应的有力证人，但非洲贫民在政治中缺乏民主权利，他们无法反馈援助是否真正地发挥了促进发展的作用，结果没有人对他们消除贫困和谋求发展负责，从而使得官僚机构的不作为得以长期存在并延续。(14)
上述论点从不同侧面解释了对外援助的理论依据，也基本适用于当今美国对非洲的援助。正是依据这些理论或者观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肆宣扬增加对非洲援助，但同时也附加了严格的政治条件。
二 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阶段性特征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援助总额大，援助的政治性强，援助的增加与美国在非洲的政治和战略目标的调整呈现同步波动。
美国对非洲援助主要包括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两大渠道。双边援助（也称“国家间援助”或“直接援助”）主要通过非政府组织、民间志愿者组织、契约或非洲国家政府部门及机构等来完成。多边援助（也称“间接援助”）则先将援助提供给国际金融机构或者联合国机构，再间接通过这些机构的统一计划将援助转至非洲。图1回顾了自二战以来美国对非洲提供的经济援助（包括食品援助）。
图1 美国为非洲提供的经济援助（以2005年美元为基数，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Ted Dagne,Africa:U.S.Foreign Assistance Issues,May 25,2007,p.5,http://fpc.state.gov/ documents/ organization/ 62657.pdf。
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等阶段分别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大幅增加。究其原因，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援助增加主要归因于非洲许多国家在此期间宣布独立，由于恰处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非洲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尤为重要，因此，美国对非洲大量增加援助既是一种战略考虑，也是国际政治的需要。1985年，美国对非洲的援助达到20世纪最高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苏竞争已经不再是美国重点考虑的因素，减少美国国内的预算赤字成为重点，由此导致了美国对非洲援助的逐渐减少。而美国的政治家们也转而为减少对非洲的援助寻找了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如果非洲国家不能满足美国提出的人权、民主和经济改革等条件，美国将不再对其提供经济援助，从而开始了美国对非洲实施“有条件援助”的新阶段。
因此，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亨利·威尔米耶（Henry Veltmeyer）和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把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划分为三个阶段：（1）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反对共产主义和战后重建阶段；（2）20世纪60年代到1973年，在非洲实行新帝国主义阶段；（3）1973～1983年，由以项目工程为主的援助向有政治附加条件援助转变的阶段。(15)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阶段，随着国际多边援助机构的增加，援助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威尔米耶和彼得拉斯认为，这一阶段的援助增加远未能减弱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因此，援助的无效性开始显现，且由于援助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导致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被缩小了。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把从1995年至今的对非洲援助政策称为“扩展的华盛顿共识（augmented Washington Consensus）”。(16) 这一时期美国对非洲援助附加的政治条件更加宽泛，也更加严格，美国强调了对受援国政治标准、政府治理和民主人权的关注，因此，受援国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所谓“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
三 美国国内对援助有效性的争论
美国国内对政府的非洲战略一直存在争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援助有效性的争论不断加剧。(17) 关于援助、经济增长和投资之间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左右两派。右派主张，对非洲的援助排挤了受援国国内储蓄与投资，推迟了改革进程，并未起到辅助作用。(18) 左派则认为，援助资金主要流入了受援国那些掌权者手中，腐化了当地的民主制度。帕特里克·麦克奥斯兰（Patrick McAuslan）甚至认为，对非洲的援助完全是一种浪费，但鉴于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利益出发点，援助不可能停止，因此，援助应该附加严格的政治条件。比如，保留对受援国在使用援助过程中的追踪权、建立有效的制度和计划来阻止腐败以及保障人权等。(19) 斯蒂芬·埃利斯（Stephen Ellis）主张，援助有时候应该超越国家主权，他甚至提出应在非洲某些国家建立托管机构来解决非洲问题。(20)
总起来看，美国国内对援助有效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援助目的的争论
伊斯特利的实证分析表明，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并非集中在最贫穷的国家，而援助的目的也并不仅仅是出于“善意（good intention）”。(21) 来自经合组织（OECD）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在内的援助都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利益与其他对外政策目标等在内的考虑。克雷格·伯恩赛德（Craig Burnside）和戴维·多拉尔（David Dollar）指出，与一些大国的表面言论相反，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吸引到西方国家的援助（除了20世纪80年代的加纳及20世纪90年代的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外）。(22) 雷蒙德·霍普金斯（Raymond Hopkins）也在对援助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指出，对外援助主要由援助国国内强势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所决定，它是援助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旨在维持援助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同时，援助也是国际体系谈判的结果，这一政治（谈判）市场由援助国官方机构、多边援助机构和受援国政府组成。(23)
美国国际开发署明确提出，对非洲的援助建立在以下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道主义需求、美国的对外政策利益和非洲国家的承诺及改革进程。对外政策利益在美国对外援助的考量中居核心地位。(24) 尽管布什总统在2005年7月与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会晤时指出，在过去的四年，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已经增长了两倍，但事实上，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并没有增加那么多。2000～2004年，美国对非洲的官方发展援助仅增长了43％（以名义货币计算），其中军事援助和紧急食品援助增加最多，分别增长了109％和159％，其他援助计划增长幅度基本上都小于30％，这也凸显了美国对非洲援助的国家安全利益考虑。(25)
（二）导致反向的宏观经济效应
伊斯特利提出，过度的援助可能会对宏观经济起到反向的作用，比如，荷兰病问题(26) 以及援助对国内储蓄的排挤效应问题。(27)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证分析表明，荷兰病问题在非洲很少存在。(28) 对于排挤国内储蓄的问题，在非洲国家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也很少（除非常极端的案例赞比亚外）。安东尼·瑟尔沃尔（Anthony Thirlwall）认为，当援助是以优惠贷款的形式提供时，如果对援助过分依赖，那么援助和外部债务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29) 而且，向非洲提供援助经常附加的各种条件实质上导致了非洲国家政策空间的缺失，弱化了它们的还债能力。
（三）引发不可靠性与动荡性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研究显示，在一些亟须援助的国家，援助存在不稳定性。(30) 戴维·菲尔丁（David Fielding）和乔治·马若塔斯（George Mavrotas）的研究证实，援助不会使消费动荡稳定下来，(31) 从而也影响了援助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作用。尽管西方援助国呼吁要使援助额长期稳定并可预见，但在现存的援助传送体系下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32) 新援助日程（the new aid agenda）确实承诺要使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更具有预测性，但至今的实证却恰恰相反。艾尔斯·布利日（Ales Bulir）和阿贾维尔·哈曼（A.Javier Hamann）指出，贫困消减战略文件并没有减少援助的动荡性，在某些国家（如贝宁、莱索托和乌干达）援助动荡性反而上升了。(33) 此外，援助会降低非洲自身的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降低主要是由援助的附加条件所导致的。反对捆绑援助(34) 的观点则认为，在开放市场上，受援国可以购买到更好的、更便宜的进口货物和商品。
以上这些对援助的指责集中指向有条件援助对非洲发展所起到的相反作用，呼吁国际社会应该立即减少对非洲的介入，甚至完全停止，非洲国家应该通过自身或非洲内部组织（如非洲团结组织）的方式来拯救自己。
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则认为以上这些观点是缺乏依据的，他认为，试图将社会推向一个方向的努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上，虽然援助的不稳定性、条件性、传送体系的不透明性等问题导致了一些援助的负面效应，但有时援助也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比如，在非洲国家国内资金匮乏并无力吸引到足够直接投资的情况下，援助在中短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弥补资金空缺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经济起飞。阿瑟·戈德史密斯（Arthur Goldsmith）也认为，非洲国家通过援助获得的比失去的要多。(35)
随着争议的继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开始下降，许多人质疑美国在冷战后的非洲战略并认为，30年对非洲的援助不论在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在推进民主等其他目标上几乎一无所获，这导致了美国对非洲援助的大量削减。
四 美国对非洲有条件援助的效应评价
如何在全球范围实现美国版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是美国政府和国会确立对外援助策略时追求的政策目标，在非洲更是如此。美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都是以人权和民主的扩展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决策者越来越重视将人权作为决定是否向受援国家提供援助、促进其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36) 不过，美国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体系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简单地将人权问题与经济贸易问题挂钩并不能够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
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曾明确指出：“基本上没有援助国能够通过承诺提供援助或威胁撤回援助而对发展中国家（受援国）施加它们的政治愿望。对援助国试图在有关非洲问题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施加影响，受援国表现出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任何国家，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想通过援助实现政治目的都被证实是失败的。援助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相关的直接经济与道德利益基础之上。”(37)
事实上，直到今天，非洲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生活在极其贫困水平线下人口的比例、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艾滋病流行性、教育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等方面的指标仍然处在世界的最底端。虽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非洲国家平均所接受的援助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比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都高，但由于政治附加条件的长期存在，援助对非洲却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相反，很多研究证实，这些附加条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比如，西方援助国和国际机构试图通过附加条件来引起非洲政策变化的结构性贷款在改变非洲政策方面并不成功。(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援助所附加的大量政治条件及其所推行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使非洲国家的腐败率下降。(39) 这些证据都表明了援助的附加条件是无效的。综合起来，有条件援助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缩小了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耗费了大量的谈判成本以及影响了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
1.缩小非洲国家的政策空间
西方国家对非洲援助所附加的条件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缩小了非洲的政策空间，从而降低了非洲国家的能力。以往的援助条件是受援国必须购买援助国公司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条件已经延伸到包括银行和基金贷款等方面，流入非洲国家的援助已与人权、民主、自由化、消除管制、私有化以及生产效用等密切相关，这为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平台。
经过2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践，严重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通过两种渠道丢失了它们的政策空间：首先，可实行性资金来源的匮乏导致了很多政府被迫同意接受一些宏观经济政策。其次，很多非洲国家首脑及政治家在言行上向“华盛顿共识”及后华盛顿思想体系的靠拢导致了政策空间的缩小。(40)这些缩小的政策空间主要包括财政政策、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贸易和产业政策、资本账户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农业政策、制度变革与发展等。(41) 现在一些援助机构也开始意识到有条件援助的失误，尤其是非洲财政政策空间缩小所带来的毁灭性损失。有报告指出，一些非洲国家为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大量减少公共资本形成来稳定经济，尽管这对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存在潜在的负效应。(42)
2.耗费大量的谈判成本
援助附加条件使得非洲国家把本应用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精力都用来与援助国进行谈判，向援助国汇报，为援助国咨询机构提供服务，以此来维持与援助国的正常关系。托尼·基利克（Tony Killick）分析了领导者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来与援助国进行谈判，包括处理债务事件和保证援助的继续流入。(43)同时，马克·维亚茨（Marc Wuyts）以莫桑比克为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仅在卫生部就有405个工程项目，然而行政成本就占到了工程资金的30％～40％。(44) 事实上，虽然援助国附加了条件，在经过受援国的谈判之后，在很多条件仍没有满足的情况下，援助国也仍然向受援国提供了援助，但是这个谈判过程却耗费了大量的成本。
3.损害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
非洲国家在申请援助时被迫接受一些条件，但出于国内利益的需要，非洲国家并不会一直采取这些措施，这就导致了政策的不连续性，削弱了它们对长期发展战略的选择。同时，附加援助条件也是援助国对受援国不信任的表现，这也导致了双方关系的不稳定性。
罗德里克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的新援助日程可以被看做是“华盛顿共识”的翻版，其在财政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稳定和低财政赤字等方面完全遵守了“华盛顿共识”的基本规定，并在西方援助国与受援国的协定中引进了更多的限制性条件，造成了政策的不连贯性，忽视了贫穷受援国的发展战略。(45)
五 美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新挑战：中国的非洲战略
与西方国家的对非洲援助战略不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长期以来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无条件援助（台湾问题除外），并且对非洲的援助目标更加现实而具体。中国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政治条件作为对非洲经济和贸易合作或者援助的前提条件。中国认为，一个国家除非其经济得到发展，解决了温饱问题，否则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其国内的人权状况。因此，中国采取了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战略，即无条件支持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条件向非洲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同时，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不干预非洲国家内政的原则立场。中国的外交立场得到了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赞赏。
2006年“中非论坛”峰会的成功召开引起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中国的非洲战略主张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深化平等和相互信任的政治关系，不谋求在非洲的霸权地位。新世纪中国对非洲战略的调整对美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国际上引发了关于中国对非洲战略的种种争论，(46) 并对美国的非洲战略产生了以下效应：
首先，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增加有利于提高非洲在国际援助上的谈判能力，并进一步为非洲国家扩大政策空间等提供了新机遇，这也是中国对非洲援助受到非洲国家领导人及非洲人民广泛欢迎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这些做法与美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
其次，中国与非洲更加密切的合作无形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进而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这似乎对维护美国在非洲的霸权政治影响不利，也可能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形成挑战。
最后，美国认为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合作是对它在非洲能源利益的挑战。美国能源部长塞缪尔·博德曼（Samule Bodman）称，美国国内石油消费总量到2025年将增长24％，仅对非洲石油消费的增长预计将超过75％，这种需求使得美国不得不充分重视非洲对美国乃至全球的重要战略地位，(47) 而中国开拓非洲石油市场必定会挑战美国在非洲的能源战略。
因此，面对上述种种“中国因素”，美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对非洲的战略。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AGOA），它标志着美国对非洲的策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立法的产生主要基于更多的国际竞争者进入非洲能源市场，包括中国。此外，美国也注意到，非洲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反恐和地区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
200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了“非洲战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frica）”，这是美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最新安排。非洲战略性框架引进了两项战略性改革来增加对外援助的效率：一是通过预算优先权奖励那些做出良好承诺以及政府治理良好的低收入国家；二是充分认识一些国家在其增长和繁荣之前需要帮助以克服不稳定和不良的政府治理。
可以预见，如何使对外援助政策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和国际地位的稳固仍将是美国调整和制定其非洲战略的主要考虑，而中国的非洲战略也是其对非洲政策制定不能忽略的重大国际因素。
［收稿日期：2007-08-11］
［修回日期：2007-11-25］
注释：
① Walt 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 - Communist Manifest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895-898; William Easterly,“What Did Structural Adjustment Adjust? The Association of Policies and Growth with Repeated IMF and World Bank Adjustment Loan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76,No.1,2005,pp.1-22.
② Shanta Devarajan,Margaret Miller and Eric Swanson,“Goals for Development :History,Prospects and Cost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No.2819,Washington,D.C.,2002,pp.15-30.
③ William Easterly,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Cambridge:MIT Press,2001,chapter 2.
④ Jeffrey Sachs,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2005,pp.56-57.
⑤ Jeffrey Sachs,The End of Poverty: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p.250.
⑥ Shanta Devarajan,Margaret Miller and Eric Swanson,“Goals for Development:History,Prospects,and Costs,”pp.15-30.
⑦ Jeffrey Sachs,“How Aid Can Work?”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53,No.20,2006,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721.
⑧ Deon Filmer,Jeffrey Hammer and Lant Pritchett,“Weak Links in the Chain:A Diagnosis of Health Policy in Poor Countries,” Worla Bank Research Observer,Vol.15,No.2,2000,pp.199-224.
⑨ William Easterly,“How to Assess the Needs for Aid? The Answer:Do Not Ask,”New York University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No.18,2005,pp.21-22.
⑩ 比如，人为的货币高估对利率的控制从而导致实际利率为负，对国际贸易的限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依赖等。
(11) Craig Burnside and David Dollar,“Aid,Policies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0,No.4,2000,pp.847 - 868.
(12) William Easterly,“What Did Structural Adjustment Adjust? The Association of Policies and Growth with Repeated IMF and World Bank Adjustment Loan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76,No.1,2005,pp.1-22.
(13) Alberto Alesina and Beatrice Weder,“ Do Corrupt Governments Receive Less Foreign Ai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No.4,2002,pp.1126-1137.
(14) William Easterly,“Can Foreign Aid Save Africa?” Clemens Lecture Series 2005,Saint John' s University,p.20.
(15) Henry Veltmeyer and James Petras,“Foreign Aid,Neoliberalism and US Imperialism,” chapter 13,in Saad - Filho and D.Johnston,eds.,Neoliberalism:A Critical Reader,London:Pluto Press,2005,pp.120 - 126.
(16) Dani Rodrik,“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44,No.4,2006,pp.973-987.
(17) World Bank,Assessing Aid - What Works,What Doesn't and Why,November 1998,http://www.worldbank.org/research/aid/aidpub.htm.
(18) John Degnbol - Martinussen,Paul Engberg - Pedersen,Aid: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London:Zed Books,2003,p.240.
(19) Patrick McAuslan,“Good Governance and Aid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Law,Vol.40,No.2,1996,pp.168 - 182.
(20) Stephen Ellis,“How to Rebuild Africa?” Foreign Affairs,Vol.84,No.5,2005,pp.135-148.
(21) William Easterly and Levine Ross,“ Tropics,Germs,and Crops:The Role of Endow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0,No.1,2003,pp.195-198.
(22) Craig Burnside and David Dollar,“Aid,Policies and Growth,” pp.847 - 868.
(23) Raymond Hopkins,“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Aid," chapter 19,in Finn Tarp and Peter Hjertholm ,eds.,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Lessons Learned and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p.423-449.
(24) USAID,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frica,February 24,2006,p.1,http://pdf.dec.org/pdf_docs/Pdacg573.pdf.
(25) Susan E.Rice,“US Foreign Assistance to Africa:Claims vs.Reality,”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June 27,2005.
(26) 荷兰病问题是指大量援助资金的流入会导致本国货币的升值，从而降低了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27) William Easterly,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Economist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in the Tropics,MIT Press:Cambridge,MA,2001.
(28) IMF,“The Macroeconomics of Managing Increased Aid Flows:Experiences of Low - Income Countri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August 2005,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05/080805a.pdf.
(29) Anthony Thirlwall,Growth and Developmen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veloping Economi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03,chapter 15,pp.547 -613.
(30) UNCTAD,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2000 Report:Aid,Private Capital Flows and External Debt-The Challenge of Financing Development in the LDCs,New York :United Nations,2000。
(31) David Fieldingand and George Mavrotas ,“The Volatility of Aid,” WIDER Discussion Paper No.2005/2006,Helsinki: WIDER,p.1,http ://www.wider.unu.edu/publications/dps/dps2OO5/dp2005-06.pelf.
(32) 目前，国际上的援助传送体系存在委托－代理人问题，多个委托人的存在弱化了对代理人的激励因素，而多个代理人的存在则会导致集体行动和“搭便车”问题。当前的援助传送体系不是一个民主体制，它们不会对援助非洲的受益人负责，不承担任何责任。参见William Easterly,“How to Assess the Needs for Aid？The Answer:Do Not Ask,”pp.8－9。
(33) Ales Bulir and A.J.Hamann ,“ Volatility of Development Ai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ire?” IMF Working Paper,No.65,2006,http://imf.org/external/np/seminars/eng/2005/famm/pdf/hamann.pdf.
(34) 早期流入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是由援助国的国内公司提供货物和服务的，这通常被称为“捆绑援助”。参见 Johannesburg,“Action Aid,Real Aid:An Agenda for Making Aid Work,”http:// www.actionaid.org.uk/wps/content/documents/real_aid.pdf。
(35) Arthur Goldsmith,“Foreign Aid and Statehood in Afric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1,2001,pp.123-148.
(36) Raymond Copson,Africa:US Foreign Assistance Issues,CRS Issue Brief for Congress,July 26,2005,http ://digital.library.unt.edu/ govdoes/crs//data/2005/upl-meta-crs-6899/IB95052_2005 July 26.pdf.
(37) David Newsom,“American Interests in Africa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Needs,”Issue:A Journal of Opinion,Vol.2,No.1.Spring 1972,pp.44 -48.
(38) Craig Burnside and David Dollar,“Aid,Policies and Growth,” pp.847-868 ; William Easterly,“What Did Structural Adjustment Adjust? The Association of Policies and Growth with Repeated IMF and World Bank Adjustment Loans,” pp.1-22; Nicolas Van de Walle,African Economies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1979-1999,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39) 阿莱西娜和韦德尔证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高腐败率与高援助额的正相关关系。参见Albeto Alesina and Beatrice Weder,“Do Corrupt Governments Receive Less Aid？”pp.1126－1137。
(40) Peter Evans,“Neoliberalism as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Constraint and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trategy,”in Kevin Gallagher,ed.,Putting Development First: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Space in the WTO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London:Zed Books,2005,p.206.
(41) Carlos Oy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Aid as Main Source of Foreign Finance for Poor African Countries :Loss of Policy Space and Possible Alternatives from East Afric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September 1-3, 2006,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p.17.
(42) Joint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Fiscal Policy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An Interim Report,Washington,D.C.,April 2006,p.1,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EVCOMMINT/Documentation/20890698/DC2006-0003(E)- FiscalPolicy.pdf.
(43) Tony Killick,“Conditionality and the Adjustment - Development Connection,” Pakista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11 (Summer/Winter),1995,pp.17-36.
(44) Marc Wuyts,“Foreign Aid,Structural Adjustment,and Public Management:The Mozambican Experience,”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27,No.4,1996,pp.717-749.
(45) Dani Rodrik,“Goodbye Washington Consensus,Hello Washington Confusion? A Review of the World Bank'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pp.973 -987.
(46) 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7页。
(47) Samule Bodman,“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 Oil and Gas Keynote Address,”December 1,2006,http://www.energy.gov/news/44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