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地缘经济实践——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贸易区论文,中国论文,东盟论文,地缘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8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5072(2006)01-0008-05
全球化、区域化时代的国际战略格局，已经不再单纯是由大国构建的传统意义上的全球结构，而是由依托于各自区域的大国构成，这一切将给国际战略格局带来新的结构特征，逐步形成大国间新的竞争与合作的局面。我国提出“和平崛起”的崭新理念来加以应对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走势和国际社会的现实出发，对外经济战略应是目前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2002年开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是我国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突破，其对实现和平崛起的大战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一定的战略价值。
一、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地缘实践
鉴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国际外交场合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崭新理念实质上是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破解大国崛起必然带来冲突与战争的历史逻辑命题。观念的变迁意味着中国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意味着中国实现崛起的手段依赖于和平，崛起的终极目标依旧是护持和平。[1] 然而理论经常是理想的，和平崛起目标的实现客观上面临众多困境和变数。
首先，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面临着国内制度体系的变革与建设以及国民财富的分配两大内部难题，同时还面临着文化等软力量建构的重大历史任务。[2] 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它不仅要解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难题，而且要解决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问题，实质上为我国的和平崛起进程谋求建立内部减压机制和矛盾协调机制。以文化、文明和制度因素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软力量，它的建设也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其抽象性和非实体性的特质，相比较而言不容易得到高度重视。然而大国的崛起如果缺乏文化和文明乃至制度因素的内在支持，那它就很难跳出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因此，谋求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构筑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相对平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支撑平台。由于民主化的推迟，当前经济发展仍然是关键要素。
其次，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快速推进，因此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确保安全持续地从国际社会获取发展的资源、能源和市场，加快国内的现代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则是现阶段和平崛起的首要关切。然而面临来自世界和地区大国持久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安全压力，则是影响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因素。这一局面导致我国在国防安全与国际战略方面的稍微调整和变化，都可能足以造成周边国家的疑虑和恐慌。[3] 但是对外经济战略则不同，经济手段的运用比其他因素更易形成双赢局面，亚太周边国家均可从中国的经济扩张和市场扩大中受益。
因此，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纵向走势的角度分析，从当前内生性能源、资源的刚性约束和外源性的政治竞争与安全压力的现实出发，通过考察大国兴衰沉浮的历史经验教训，鉴于国际社会潜在的丛林规则，以上原因是引发我国强势经济外交的关键要素，也是实现和平崛起目标的历史必由之路。和平崛起战略内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的支撑系统及统合关系，崛起环境的外部制约和内在困境，这必然使得地缘经济战略的运用成为我国实现和平崛起目标的首要关切和理性诉求。因此，和平崛起是中国的战略选择，经济外交则应当是目前的主要手段，而地缘经济战略则处于优先地位和主导性作用。
二、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战略布局
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中国必须组织、参与区域合作组织，并以此构筑和平崛起的战略依托，通过正当与和平手段拓展国际市场和解决资源、能源的瓶颈制约问题。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通盘筹划，重点推进，根植本土，立足东亚，突破疆域，构筑多元重心模式的网络状合作格局。
在当今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过程中，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贸易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地区主义的贸易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各国要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仅靠一国本身的实力是不够的，必然需要组织排他性的区域合作组织，并以此为战略依托，扩大国际贸易，争夺国际市场。从发展的眼光看，今后国际经济关系将会由国家之间的较量转向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角逐，由国家之间的谈判协商逐步转变为区域组织之间的经济协调。[4] 在这一区域经济集团化背景下，若中国游离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外，则中国不仅不能得到区域合作的利益，而且还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导致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恶化态势。所以，要保持并扩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就需要构筑一个地区依托。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制定自己的地缘经济战略即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样才能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安定的外部环境。
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区域经济整合的主流趋势。我国必须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改变当前在区域经济合作中重心单一的局面，谋求在亚太实现由单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的转变，构筑自己的多元合作重心模式框架。由此，我国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根植本土，加速两岸四地的合作进程；立足东亚，谋求与周边国家或组织形成多元交叉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突破疆界、跨越洲际，构筑全球合作网络。[4]”中国总体上应以两岸四地为核心，推动东亚经济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强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战略方向上应有不同合作方式：向东，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经济圈；向北，推动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由优惠贸易安排和项目开发向更高层次合作方式过渡，积极筹划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向南，谋求与南亚各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和平崛起”地缘战略布局中的定位与功效
因应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对外经济战略成为我国当前在崛起的初级阶段的首要战略筹划，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谋划。由于中国在东北亚战略方向上面临的合作困局，从而引致中——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构筑在我国地缘经济战略中处于优先地位。
从地缘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已经形成全方位、多元化、深层次、以亚太地区为中心的对外开放格局。根据地缘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强弱，可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格局分成三大圈层。第一圈层：与中国的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大体包括台、港、澳在内的大中华经济圈、西欧北美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圈层：与中国的互补性次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东南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西亚经济圈。第三圈层：与中国的互补性弱，地缘、人文优势条件一般。范围大体包括中东、非洲、拉美和某些独联体国家、东欧诸国。[5] 第三圈层与中国的地缘关系较弱，基本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边缘层和水平开放状态上。第一和第二圈层无疑应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地区，是经济上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从相对强势的国家和地区吸取和借鉴现代化必需的资金、技术、经验、人才的主要来源。目前亚太地区是实现中国区域经济利益的关键地区，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主要影响也来自亚太地区。因此，中国的地缘经济战略无疑应立足亚太，除了与美国继续深化经贸关系之外，关键是应向亚太地区的南、北方向拓展经济空间。中国努力与该地区的重要国家和国家集团组成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成为中国当前谋求地缘经济安全与和平崛起的必然抉择。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之间的区域合作虽然区位优势和经济效益明显，具有很好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但是受制于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历史纠葛和现实的地缘政治情势，区域合作始终徘徊不前，难有大的突破。反观在东南亚地区，双方与日俱增的政治互信与经济融合的良性互动态势，这必然加速双边关系的飞跃进程。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当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其直接经济效益和溢出效应日益显现。它不仅有助于实现中国的东南亚经济战略意图，而且有利于构筑以我国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同时还将有利于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最终营造良好的外部崛起条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组织、参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先行安排，积极推动“和平崛起”战略的地缘实践。这体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和平崛起战略中的地缘功用：确保南中国海的海洋资源权益，维护经济主权；拓展资源进口渠道，开辟安全的能源运输通道；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除地缘经济安全隐患。
首先，确保南中国海经济主权，维护中国的海洋资源权益。南中国海问题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最为复杂、棘手的问题之一，是亚太地区的三大火药桶之一。中国的海洋权益遭到最严重的侵犯，岛屿被瓜分、海域被分割、资源被不断掠夺。南中国海地区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还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油气储量丰富。但是，由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均与我国存在南海领土主权与资源之争。[6] 而美国、日本和印度也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趁机插手南海争端，从中渔利，这就增加了我国与东盟有关国家矛盾的复杂性。中国积极谋求与东盟国家建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通过扩大经济合作来加深双方的相互依存度，从而达到软化东盟将南海问题扩大化和国际化的立场，进而为我国争取和平友好的崛起环境，目前这种战略意图已经部分实现。
目前，我国和东盟在资源与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扩大双方的贸易规模的潜力很大。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将会进一步发展中国同东盟的贸易关系，实现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拓展出口渠道，扩大经济发展的空间，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构，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使中国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进军东南亚市场。
其次，拓展中国资源的进口渠道，开辟稳定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东盟国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木材、橡胶、石油、天然气、锡、铁、煤等资源含量丰富，资源优势明显。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的橡胶产区，橡胶总量占世界的80％，木材蓄积量数量大，其中柏木占全球蓄积量的90％；印尼的石油储量达500亿桶、天然气73万亿立方米，扩大与东盟的贸易，拓展双方的经济技术合作，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供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7] 与资源和能源丰富的东盟国家加强经贸合作，无疑有助于破解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和能源瓶颈难题。此外，目前中国90％以上的进口原油需通过海路运输，而我国的海运石油大都必须通过马六甲海峡。中国石油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使我国能源通道安全面临“马六甲困境”。由于中国利用海外能源面临有关利益方的竞争，发生意外事件导致马六甲海峡被封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我国直面潜在的巨大能源危机。正是由于东盟国家扼守中国海外进口石油运输线咽喉，所以与东盟关系的进展直接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借助中国与东盟区域合作的上升势头，中国应积极推动双边自由贸易区体制，与东盟组成利益共同体，拉近与东盟国家间的距离，提升双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实现我国拓展资源进口渠道，开辟安全的国际能源战略通道的目标。
再次，积极推动西部大开发，钳制台湾的南进战略。作为大西南地区的广西、云南等省区，东盟国家是其主要出口市场，地缘优势明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将大大促进西南省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拓宽中国的南下出海通道，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直接从整体上提升西部地区在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和分量，这是国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也可以防范因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偶变而潜伏的国内区域经济安全隐患。[8] 从而有利于构筑我国对外经济安全的战略纵深，维护中国的地缘经济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当局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把东盟国家当作其推行务实外交的重点。“南进政策”是台湾当局着力实施的一项兼具经济、政治和安全战略用意的对外投资政策。目的是通过加强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促进双方的政治关系发展，加速岛内的产业结构调整，降低岛内经济发展对祖国大陆的依存度。[9]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将更为紧密，从而促使东盟国家会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更加重视与中国大陆的经贸联系，而把与台湾的关系摆在次要和从属的地位。由此可见，这将对台湾的“南进战略”起到明显的钳制作用。
我国顺应时代变局，不是依赖炮舰外交争夺资源和市场来构筑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平台，而是通过谋划对外经济战略性质的区域整合，从而实现对资源和能源市场化供应渠道的合理诉求，进而谋求区域经济整合的地缘政治和安全溢出效用，这也是构筑和平崛起的区域经济基础和实质性支持系统的重要步骤。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推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无疑面临相当程度的困难和变数，其能否克服经济结构雷同和竞争性较强的状况，在当前而言实际上还是未知数。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远小于预期，其区域内部贸易增加值有限；贸易转移效应促进成员国的收入趋于发散；产业的集聚机制不利于各成员国平衡发展，且难以协调各成员国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导致合作失败或合作浮于表面难以深入；很少吸引大规模外商投资，未能有效提高经济增长率。[10] 客观上看，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某种程度上述不利因素都部分存在，这就可能导致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获益空间有限，甚至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位置，进而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利益受损，最终使得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谋划缺乏实质性支持系统，沦为沙丘上的空中楼阁。
此外，东盟积极运用均势战略，在与中国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之后，又与日本和韩国达成相似的自由贸易协议，同时与美国修订和建立新的合作条约，从某些方面配合美日两国制约中国崛起的意图。尤需关注的是，日本积极采取“南联新加坡、北结韩国”的区域合作战略来防止自身在地区合作中被边缘化。[11] 日本先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新加坡为桥梁进一步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拉拢东盟国家以求抗衡中国。在东北亚，积极倡议日韩自由贸易区，试图以韩国为跳板建立东北亚经济圈。进而谋求在日本的主导下，南北开弓，全面合拢，实现东亚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这种竞争局面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导致东亚合作的分裂，进一步增加中日之间的猜疑和分歧，势必加剧中日之间的地区合作主导权和核心国之争。对外经济战略面临日本的严峻挑战，明显使我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环境存在诸多风险和变数。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整合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激励其他国家采取更积极的步骤加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二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从而促使东亚领导人及早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做出决定，提出落实规划并开始实施进程。”[12] 同时，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整合又有利于中国应对美、欧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抵御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带来的经贸集团化对中国出口市场的冲击；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整合有利于在东亚地区构建新的国际产业分工，形成并加强中国与东亚地区的互动增长关系，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开放与和平崛起。
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崛起的发展模式，规制中国需要谋求域内市场的整合和构筑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国台海两岸四地的磨合成本很低，是构筑“大中华经济圈”的良好基础。但是构筑“大中华经济圈”必然会对圈外国家造成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13] 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散布，直接牵制了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在这种情况下，把内地的区域市场统合以及两岸四地的CEPA进程与正在发展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对接，则有利于消除东盟和其它国家的疑虑，并通过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整合策略，也反过来推动“大中华经济圈”和内地市场整合战略的实施。
事实上，考量国内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之路，厘定推进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的智慧和战略战术，迂回策略的应用可谓驾轻就熟。当国内经济改革出现趋缓乃至停滞危险时，适时引入外界干预变量，进而由外向内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破除大中华地区以及国内各地区的市场和技术壁垒等干扰因素，当前泛珠三角的整合，大中华经济圈整合的加快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就堪称相辅相成的典范。同时区域合作还具有明显的正态效应和扩散效用，这些足以奠定我国实现和平崛起世纪性目标的基石和信心。
五、结语
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取向奠基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之上，是这一命题的自然延伸和逻辑归宿。霸权国家及其合作者制约中国崛起的有效命题就是中国威胁论和对抗性思维。目前我国在政治战略上保持低调沉稳，同时又深谋远虑地采用均势外交策略，在安全战略上实施和平与消极防御政策，这就使得中国始终面临来自世界和地区大国持久的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安全压力。由此可见，积极且强势的地缘经济战略，对于实现和平崛起目标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无论是从中国的地区战略还是国内战略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都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二十年战略机遇期的理性预期如果一语成谶，那么无疑我国纵横捭阖的回旋余地和战略腾挪空间将日益狭小。由此和平崛起战略的顺利实现与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成败以及它对东亚乃至亚太经济圈整合所带来的衍生效应和扩散效应，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我们必须用大战略的眼光来用心经营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
标签：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 东盟自由贸易区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