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伊斯兰教影响中东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历史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政治论文,中东论文,战后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作为公元7 世纪为穆罕默德创立的用以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强大思想武器，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强烈的入世性、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性、与政治经济的密切相关性、与伦理道德的互补性、不断扩张的战斗性，对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难以估价的影响。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由单一的阿拉伯民族宗教变成多民族信仰的世界性宗教”，在伊斯兰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无论是在社会动乱、民众起义、王朝更迭、地方割据时期，还是在异族（西方的十字军和东方的蒙古人）入侵和占领时期，都充分利用或是直接参与宗教的派系斗争，充分发挥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使之成为维持统治的重要精神支柱”〔1〕。
迄今为止，伊斯兰教仍是中东国家进行社会统治的重要规范及法律渊源之一，仍是中东国家内部进行道德评判的试金石；仍是中东国家确定对外政策、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参照物；更是中东社会政治派别林立、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因为“伊斯兰教自创始之日就是一个国家，宗教在政府中的地位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它的神圣的作品、历史和经验提醒着人们要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信仰”〔2〕。
6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三次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主宰中东政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波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尤其是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统治伊朗数十年的巴列维王朝，伊斯兰教再度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令世人瞩目的政治力量。
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逐步瓦解，东西方关系逐渐缓和。过去为美苏矛盾所掩盖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突起，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一个因素。在此背景下，“伊斯兰复兴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80年代有所发展。伊斯兰教势力已成为中东地区引人注目的一支力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9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点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向深层次组织群众成立宗教政党，进而夺取政权的方向发展”〔3〕。苏联解体后， 中亚地区作为历史上阿拉伯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受苏联政府控制和压抑的宗教力量异军突起，成为“伊斯兰主义情绪高涨的一个关键性地带”〔4〕。 因此“不仅在伊斯兰世界，甚至在国际政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只要它与伊斯兰教有一定的牵连，不考虑伊斯兰教的因素就无法理解、无法说明，从而就弄不情问题的症结所在”。“纵观伊斯兰世界出现的种种新因素、新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伊斯兰政治活力的新特点，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伊斯兰教与政治关系问题的研究”〔5 〕。“任何不脱离现实的中东问题的研究都将揭示政治同伊斯兰教的关系”〔6〕， 已经是中外中东学者和伊斯兰学者的共识。
“我们研究伊斯兰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历史事件的本质和它与当今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作出正确合理的解释”〔7〕。 在当今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和中东战略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的情况下，探讨伊斯兰教影响中东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趋势和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历史旁证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已露端倪的客观事实，对伊斯兰教影响中东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作如下预测。
一、官方伊斯兰教仍将是中东伊斯兰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
伴随70年代以来席卷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面对80年代中期以来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强劲挑战，无论是以世俗民族主义，还是以神权政治思想为意识形态的伊斯兰各国政府，都深刻认识到尽管伊斯兰教的政治影响在沧桑的历史巨变中被日益淡化，世俗化、民主化、现代化已成为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但是中东作为孕育了独特的伊斯兰教的特殊的土地，宗教传统的根深蒂固、宗教土壤的肥沃厚实、宗教教派的色彩纷呈、宗教矛盾的盘根错节是无法回避的历史现实，现阶段的客观态势使中东政治的框架仍无法彻底游离于伊斯兰政治文化氛围之外。因此，近年来，各伊斯兰政府和首脑，无不在理论和实践上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西起大西洋、东到太平洋，沿新月地带而形成的伊斯兰世界，近年来清真寺数目剧增，伊斯兰文化中心不断兴起，伊斯兰宗教节日和宗教礼仪盛行，伊斯兰教法再度被赋予神圣地位，穆斯林宗教情绪高涨就是强有力的说明。各国政府无不把自己的政治纲领、改革计划、对外政策涂上浓重的伊斯兰色彩，以寻求有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但是，宗教作为一种落后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已无力完成整合现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历史使命，伊斯兰复兴运动作为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特殊的历史产物，已无法阻挡社会历史发展的世俗化、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它也不可能取代世俗民族主义而在中东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伊斯兰各国内部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的推出和温和伊斯兰国家在对外关系中不断向西方靠拢的事实均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伊斯兰政治文化作为伊斯兰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其影响仍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长期存在，更不能排除它在合适的历史条件下，发动令世人震惊的社会运动。
二、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将以更强劲的态势向纵深化和国际化发展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力主张以伊斯兰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净化社会，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它发韧于18世纪的瓦哈比运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再度兴起于伊斯兰世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将其推向高潮，8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目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活动愈演愈烈，从中亚经伊朗至阿拉伯再到北非已形成一条呈弧形“原教旨主义动荡带”〔8〕，构成了中东伊斯兰国家潜在的政治威胁。
首先，夺取政权和改变现政权的性质已成为原教旨主义活动追求的主要目标，中东地区有可能出现新的伊斯兰神权国家。1979年霍梅尼领导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了当代世界第一个伊斯兰神权政体，在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其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战略在中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各原教旨主义组织纷纷把建立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伊斯兰神权政体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尤其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国际形势和中东形势均发生重大变动的历史背景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以更强劲的态势冲击中东各国政坛。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得合法地位后，发展十分迅速，1990年6月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55 %的选票，击败了执政近30年的民族解放阵线，跃居于第一大党；1991年大选又取得胜利，几乎上台执政。在苏丹，哈桑·图拉比领导的伊斯兰民族阵线已经控制了现政权，牢牢控制了苏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宣传部门。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已取得议会1／3的席位，原教旨主义领导人两次当选议长，对王室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最近，即使在现代化和世界化程度较深的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繁荣党也在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跃居土耳其政坛。此外，埃及、摩洛哥、约旦、沙特、伊拉克、巴林、突尼斯等国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也均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政府活动，旨在建立伊斯兰神权政体。因此，90年代在社会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复杂的伊斯兰国家，再度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神权政体的可能性不容否认。
其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规模、强度、烈度和破坏性有可能进一步增强。近年来，由于中东各国政府对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清剿，激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强烈反抗，其活动的规模、强度、烈度和破坏性均在进一步加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组织游行示威，煽动学潮，焚烧公共设施，制造流血事件，大搞暗杀、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动，直至建立军事组织开展非法武装活动。在阿尔及利亚，1992年2月， 原教旨主义组织与警察发生冲突，8名警察被杀。6月，最高国务委员会主席布迪亚夫遭暗杀。8月， 阿国际机场发生独立以来最大的爆炸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仅1992年被原教旨主义组织杀害的警察和军事人员多达200多人，阿当局被迫于1992 年底颁布《反恐怖分子法》，并组建反恐怖主义部队。在埃及，1990年10月，议长马哈吉卜惨遭枪杀。1992年6月，制定反恐怖法的著名作家弗吉福达中弹身亡。 1992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制造的杀人放火、抢掠财物、伏击车辆、绑架人质、袭击外国游客的恐怖活动达10余起，严重地扰乱了埃及的社会治安。突尼斯的复兴运动组织不断煽动学生闹事，恐怖事件时有发生。黎巴嫩的真主党制造了多起绑架事件。约旦原教旨主义分子制造的恐怖活动也是此起彼伏。因此，在90年代，轰轰烈烈的带有群众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将是威胁中东伊斯兰各国政治稳定、阻碍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
最后，北非和中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日益猖獗将导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进一步国际化。70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的中心主要集中于西亚以及北非的埃及，但是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迅速蔓延，首先是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日益猖獗，埃及、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均已变成了滋生原教旨主义的温床。苏联解体后，被苏联极权政治制度压抑的宗教情绪迸发，加之中东伊斯兰大国的渗透，伊斯兰教迅速复兴，在中亚五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原教旨主义已构成对现政府的强有力的威胁。因此，可以预料，90年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国际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三、伊斯兰教的排他性、战斗性和多元性仍将是诱发或加剧国际政治中地区冲突的重要因素
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剧烈变动，两极格局结束、东西方关系缓和、民族主义波及全球的历史背景下，“原来为两极格局所抑制的地区性的历史怨恨、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地区霸权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军备竞赛和武器扩散等都以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造成了地区形势的不稳定，进而改变着地区战略格局〔9〕。在中东地区， 两伊战争虽已停火，但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战略依旧，基于宗教分歧和战略利益的两伊矛盾依然存在。伊朗向海湾输出伊斯兰革命引起了沙特、科威特、叙利亚等温和的伊斯兰国家的反感，沙特和伊朗争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矛盾依然存在。伊朗对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激进力量的援助，使伊朗与北非国家的矛盾加剧。苏丹为了同伊朗建立“伊斯兰轴心同盟”，积极收容和培训北非地区的宗教极端分子，并向非洲之角扩张，加剧了苏丹与北非国家的矛盾，阿尔及利亚已召回了驻苏丹大使。在建立中亚“伊斯兰共同圈”的问题上，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角逐十分激烈。上述矛盾是教派矛盾、神学与世俗的矛盾、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矛盾在中东国家间关系中的表现，它们与伊斯兰政治文化的排他性、战斗性、政治多元性和争夺伊斯兰正统地位斗争的复杂性密切相关，构成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结构脆弱和多变的重要因素，富于宗教色彩的国际冲突仍将是中东地区未来国际冲突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有着严重的宗教分歧，双方争夺克什米尔地区的矛盾十分尖锐， 近年双方均在克什米尔地区布以重兵。 1993年印度庙寺之争诱发的波及全国的种族冲突使印度和巴基斯坦、沙特、伊朗等伊斯兰国家间的关系再度紧张。前苏联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的冲突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矛盾是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土耳其等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介入已经使纳—卡冲突国际化。前南斯拉夫波黑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激烈的种族冲突中也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波黑穆斯林的处境已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关注，多数穆斯林国家对波黑穆斯林的支持和大批好战的穆斯林赴前南斯拉夫与波黑穆斯林并肩进行“圣战”，很可能使波黑冲突进一步复杂化和国际化。
四、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将构成中东和平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中东地区战略格局都发生了深刻、重大的变化，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自我利益也发生了变化。从整个国际形势看，和平与发展构成了冷战后时代的主旋律，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尤其是苏联作为两极对峙中的一极不复存在，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的发言权增强，美国力主在自己的影响下建立冷战后中东政治新秩序，为阿以和谈提供了良好的国际背景。从中东内部看，海湾战争后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进一步加深，以色列政局发生变化，使得阿以双方在付出惨痛的历史代价后，经过痛定思痛双方均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漫长而又艰苦的中东和谈开始，从1991年马德里和会到1993年9 月的华盛顿会议，双方终于于1993年9月13 日在华盛顿签订了巴以和平协议即关于加沙——杰里科自治的协议，世人期待已久的中东和平再度出现希望的曙光。
但是，笔者认为，拉宾和阿拉法特的握手言和并不会使阿以冲突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上难以超越的障碍。长期以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一直反对阿以和谈，主张通过“圣战”抗击以色列和美国等西方大国。伊朗、黎巴嫩、埃及、苏丹、伊拉克等国家的原教旨主义组织都力主通过“圣战”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阿拉伯人的国家，对巴以和平协议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协议签订后原教旨主义恐怖活动频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官员和被占领土以色列士兵被杀害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已控制了被占领土地区40%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活动极为频繁，该组织在1988年通过了《哈马斯宪章》，将伊斯兰教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把建立从地中海到约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宣称哈马斯将积极致力于消灭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异教徒”，解决巴勒斯坦的“圣战”；坚决反对任何一种和平解放巴勒斯坦问题的协议方案和国际会议；反对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一个世俗化国家。阿以和谈开始后，哈马斯组织制造的恐怖事件不断发生，巴以和平协议签订后，其活动更为频繁，该组织以其在被占领地区享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中东激进伊斯兰大国的支持，成为中东和平道路上的重要障碍。此外，阿以和平协议签订后，反对和谈的各方力量迅速组成巴勒斯坦力量同盟，力求团结起来反对阿以和谈。1994年2 月以色列士兵屠杀巴勒斯坦人的希伯伦惨案发生后，更激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的强烈反抗，各原教旨主义组织以更恐怖的手段和更强劲的态势反对阿以和谈。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巴以和平协议签订后，在《把神话故事变成现实》一文中指出：“在今后的岁月里，只有有关各方把希望出现奇迹的精神应用于解决尚存在的令人烦恼的问题，白宫草坪上的田园诗才能写完”〔10〕，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阿以冲突彻底解决的忧虑。由于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存在，通往中东和平的道路依然荆棘密布，中东“和平田园诗”如何谱写仍需拭目以待。
五、激进的伊斯兰势力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冲突，战后以来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以冲突中采取偏袒以色列的态度，由于西方意识形态在中东渗透导致的伊斯兰传统范式的丧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混乱，引起了伊斯兰民众的强烈反感和极端仇视。
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取得了主导权，再度引起了伊斯兰势力的不满和不安。苏联解体后，中东穆斯林对社会主义的理想破灭，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哲学又深恶痛绝，伊斯兰意识形态构成了填补冷战后中东思想真空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多种多样、情况各异的伊斯兰组织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手段的反西方势力”〔11〕，引起了西方的极度恐惧，以至于有人惊呼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编织的“铁幕”已经降临，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已经被西方视为冷战结束后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大竞争对手。1992年9月和10 月《英国情报文摘》题为《战略概论—1992》和《世界七大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均把伊斯兰作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倍加重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的发展也同样引起了美国的恐惧和不安，克林顿在拉宾和穆巴拉克访美期间举行磋商，以图形成共同对付原教旨主义蔓延的战略计划，1992年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研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工作小组，负责向政府提供如何对付原教旨主义的方案。目前，西方已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为“共产主义威胁减弱之后”的重大威胁，防范原教旨主义已经纳入了1991年10月修定的北约新战略，足见西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与重视。
激进伊斯兰国家和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也毫不示弱，均把反西方视为自己的活动宗旨之一。目前，在伊斯兰世界，萨达姆、卡扎菲、拉夫桑贾尼、哈桑·图比等人在海湾战后都多次号召穆斯林教徒要进行反对西方的“圣战”。在伊斯兰国家绑架西方人质、枪杀西方游客恐怖事件时有发生，更有甚者，部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已经把恐怖活动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国家的内部，美国国贸大楼爆炸案令美国政府十分恼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反西方的顽固立场和极端行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恐惧与仇视，将再度加深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以至有人预言，西方向“一个充满魔力般力量、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信仰和文化进行挑战”，将“与同共产主义体制进行挑战付出同样高昂的代价”，“西方阻止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企图将导致东西方关系以更深刻的矛盾极其接踵而至的血腥冲突来界定”〔12〕。
六、伊斯兰教仍将是冷战后新的伊斯兰联盟或共同体形成的文化根基
战后，伊斯兰教作为伊斯兰民族的共同信仰，曾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历史认同意识构成了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开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穆斯林组织建立的文化根基。冷战后苏联的解体再度为新的伊斯兰共同体—中亚伊斯兰圈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囊括西亚、中亚和高加索的“大中东”理论就是这种可能性在理论上的表现。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都十分关注中亚穆斯林国家的动向。伊朗利用它同中亚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的联系，一方面加强文化渗透，帮助中亚国家重振伊斯兰教，另一方面积极与其进行经济合作，以便施加自己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并最终按“伊斯兰革命”的模式建立以伊朗为主导的“穆斯林共同市场”，宣布成立包括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合作区”，加强该地区穆斯林国家在经贸、科技、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土耳其与中亚五国同属突厥语系，又都信奉伊斯兰教，因此也在以民族和文化上的联系对中亚五国施加影响，力促中亚五国加入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于1964年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并向中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西方舆论认为土耳其企图“重温奥斯曼帝国的旧梦”，在重建“泛突厥联盟”。巴基斯坦认为它与中亚国家同属“伊斯兰文化区”，宣布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巴基斯坦对外政策基石，希望建立从里海到阿拉伯海的“伊斯兰新月区”。
种种情况表明，中东伊斯兰大国都在纷纷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加强穆斯林在文化、历史和宗教等方面的联系，伊斯兰教构成了穆斯林国家间联系的纽带。中亚国家与其毗邻的伊斯兰国家很有可能形成某种形成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其组合的方式将取决于伊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力量对比。
注释：
〔1〕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第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美〕米歇尔·卡提斯：《中东的宗教与政治》第98页， 西方观察出版社，1981年。
〔3〕赵国忠、陈公元：《西亚非洲地区形势》， 《世界经济政治》1993年第2期。
〔4〕〔11〕〔12〕〔美〕罗宾·怀特：《伊斯兰教、 民主与西方》，美国《外交事务》1992年夏季号。
〔5〕金宜久：《试论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 《西亚非洲》1990年第2期。
〔6〕〔7〕刘月琴：《伊斯兰教与政治》，《西亚非洲》1993年第2期。
〔8〕〔9〕刘靖华：《冷战后的中东—战略格局变化与前景分析》，《西亚非洲》1993年第4期。
〔10〕〔美〕亨利·基辛格：《把神话故事变成现实》，美国《新闻周刊》199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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