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观点的运用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观点论文,发展生产力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4-37-07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18页。），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各方面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命题。毛泽东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走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其本质无疑是围绕着怎样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他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又有不少失误的教训。今天，总结和探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搞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人们的观念形态。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的产生、发展、变革和消灭，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引起的。因而，历史上一切先进阶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都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又都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正因为如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79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关注发展生产力的问题。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的先进水平。”（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页。）同年，他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说：“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8页。）1957年3月，他又指出：“这个世界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注：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397页。）。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中国的延伸、发展和具体化。
二、发展生产力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
当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就必须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面，这是因为：
首先，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薄弱，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力落后，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极端的贫穷、艰难和困苦，正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才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起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严重束缚和破坏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解放了生产力，消除了发展生产力的障碍，造成了继续发展生产的首要条件，他们所进行的这一切革命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其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其“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09页。）。如果我们在做好解放生产力以后，不能接着把发展生产力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第172页。）
其次，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只有靠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我国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毛泽东认为，只有“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50页。），为此，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16页。）。
再次，发展生产力可以奠定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强大物质基础。新中国是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情况不改变，新政权新制度的巩固就是不可能的。所以，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8页。），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工作。显然，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需要很多条件，而大力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则是其中的首要条件。在他看来，“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49～550页。）
最后，发展生产力是维护国家独立和防止被动挨打悲剧重演的内在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指出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将仍然处于被动状态，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因落后而再次挨打将不可避免。1958年1月，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0页。）因此，他明确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0页。）同时，他还认为，世界上“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1页。）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中国一百多年屈辱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惨痛教训。深刻记住这一教训，防止因落后而挨打的历史悲剧重演，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就只能把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
三、发展生产力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性质决定了只能用革命的形式解放生产力，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后认为，要想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采取以下的一些措施：
第一，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页。）在这里，毛泽东认为，要使社会生产力有个大发展，就必须首先建立起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关系，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途径。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人们精神的解放；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人们精神的解放，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跃进；这种生产力的跃进，又继续刺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进和人们思想的前进”（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文件摘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年3月第1版，第151～152页。）。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尽快地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始终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然而，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缓慢，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许多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对此，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9页。）在这样的国情下，毛泽东认为只有建立重工业，中国才能获得独立发展经济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重工业，自己不能制造机器设备，什么东西都得依赖外国，那我们自己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也就无从谈起发展生产力了。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只有建立重工业，才能逐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也才能最终改变中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和贫穷落后的面貌。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正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和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才建立起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随着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填补了一批工业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大大增强了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能力。
第三，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为了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50年代中期，就号召全党向现代科学进军，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及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思想。1955年，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通通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38页。），为此，“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32页。）1963年，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的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因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51页。）。据此，在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制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其基本精神是：尽量瞄准当代世界的新兴科学和技术，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加快我国科技发展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说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论断，但却具有了科学技术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的意识及思想。
第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1956年5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3页。）毛泽东为什么认为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要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呢？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只有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他才会自觉、自愿地投身于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各项活动中，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第五，向外国学习。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设想：“我们赢得独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并且还将“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他认为“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因此，“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393～394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毛泽东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和必须遵循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1页。）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43页。）毛泽东还反复强调“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82页。）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向外国学习”的思想，实质上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今天中国对外开放仍具有重要启示。
四、在发展生产力思想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在毛泽东大力发展生产力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以满腔的热情和冲天的干劲，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就明确指出了：“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63页。）概括起来，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
其一，工农业生产接近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农轻重比例关系基本上实现了平衡发展。从1963年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其中农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1.1%，工业产值年增长率为17.9%，超过“一五”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1965年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为：钢1223万吨，生铁1077万吨，原油1131万吨，原煤2.32万亿吨，发电量676亿度。主要工业品种，5年中增加了3万多种，质量普遍提高。1965年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为：粮食369亿斤，棉花4195万担，其它如烤烟、甜菜、甘蔗、麻等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产。农轻重的比例关系，1965年分别为29.8%、35.4%、34.8%，基本上实现了平衡发展。
其二，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65年我国国民收入达1387亿元，比1957年的908亿元增长52.7%。职工平均工资，1965年比1963年增长10%。全国居民消费水平，1965年平均每人达125元，比1957年增加23元。1965年的积累率接近于1957年的比例，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
其三，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1965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70.3亿元，比1957年增加196.1亿元。各种副食品和工业品供应充足，物价稳定，高价商品都已改为平价，集市贸易价格在许多地方已接近国家牌价。1965年国家财政收入为473亿元，支出为466亿元，收入大于支出7亿元。
其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全国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育质量明显提高。医院床位显著增加，医疗技术水平提高很快，尤其在显微外科、烧伤治疗、断肢再植等方面成果突出。体育事业发展很快，在重大国际体育比赛中屡次获胜。科技工作突飞猛进，而资源勘探、矿藏开采、原子能、宇航、电子技术和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尤其是在1964年和1965年，连续两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试验，集中地体现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了新水平（注：朱宗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事件人物》，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第136～137页。）。
五、发展生产力思想没有贯彻始终的原因探析
由上可知，毛泽东确实提出了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并力图在实践中有所作为，但事实上，自八大以后，他的思想和行为已开始或多或少地偏离这个中心，且最终导致发生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使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正确思想受到严重冲击。那么，为什么他未能始终如一地把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底呢？究其原因，主要是：
第一，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发生失误。众所周知，主要矛盾不只是一个哲学概念，而是解剖社会现象、确定中心任务、制定方针路线和政策的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本认为，我们今后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了，但当50年代末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就出现了矛盾，即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可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指出“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的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48页。）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相互脱节。由此导致后来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最终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对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缺乏深刻认识。由于三大改造的胜利来得出乎意料地快，“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2页。），尽管八大意识到，要巩固和发展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避免重犯苏联、东欧国家的错误，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力，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多种复杂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都没有足够的认识，战略重心转移的指导思想始终没有牢固地树立起来。毛泽东承认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会要10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但又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97页。），正因为如此，才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需要经历更长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却希望搞建设不要像搞民主革命那样长的时间，甚至具体提出只搞20年，这也说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心理准备没有最终完成。故而一当出现政治风波，就因缺乏思想准备而对原有正确观点发生怀疑和动摇，进而导致长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三，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路线没有正确地树立起来。毛泽东虽然在理论上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在实践中却似乎更看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多次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并过多地崇尚政治对经济的“统帅”和“灵魂”的作用，相信抓革命可以促生产，认为唯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以及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结果在不自觉中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滞缓了经济建设的进程。
第四，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惯性冲击。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始于接受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之他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得力于此，因而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熟悉的阶级斗争经验移植到经济建设工作中来，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常常条件反射般地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一再发动政治运动，不断地、甚至持续地冲击经济建设。
第五，时代条件的局限性。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峙的局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一个成员，不断地遭受到来自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和平演变”的侵扰，再加上60年代苏联的变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分领导人中腐败变质、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越来越多，毛泽东的担心也就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江山的稳固地位，逐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这样他就把自己晚年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阶级斗争之上了，以至后来发生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没有能够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和实践坚持下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16页。）这既是对毛泽东发展生产力成功经验的肯定和总结，又是对毛泽东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出现失误或偏差的深思和反省。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从毛泽东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受到诸多有益启示之后，不仅深刻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论，而且还对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积极的思想加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标签：毛泽东文集论文; 毛泽东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