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中苏大论战的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朝鲜战争论文,中苏论文,大论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朝鲜战争暴露了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猜疑仍然存在
中国是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介入朝鲜战争的。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后来在反思这场战争时所承认的那样：当时美国的种种行动，使得刚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注：［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但是，就这场战争的爆发而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没有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战争就可能避免，或者至少是可以推迟的。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却施加压力，让中国出面收拾残局，承担责任。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并不单单是因为曾被蒙在鼓里，还因为有一种被人怀疑乃至被人耍弄的受辱感。数年后，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尤金、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以及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和南斯拉夫代表团等的谈话中曾多次提及此事。毛泽东认为，中国人诚心诚意地向苏联一边倒，而斯大林却始终对中国人心存忧虑，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担心中国有可能南斯拉夫化，最终倒向西方。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那么，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326页；吴冷西：《十年论战》[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18、147页。）
不可否认，朝鲜战争确实增强了斯大林和苏联对中国的信任。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暴露了苏联和斯大林长期存在着的对中共与毛泽东的怀疑与不信任并没有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消失，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中国人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不满。其一，苏联领导人出尔反尔。1949年5月，毛泽东与朝鲜同志会谈时明确阐述了中国对战争问题的态度。斯大林曾经通过北京和平壤两个渠道得到了有关这次会谈的详细汇报。（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10-221页。）毛泽东赴莫斯科前也曾致电斯大林，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同志意见的看法。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意见。（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16页。）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苏方也没提出不同看法。但也正是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苏方并没有就此知会中国领导人。（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16—218页；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1994.p.112,p.263.）其二，苏联领导人没有同中方进行充分的协商。直到朝鲜同志来华，中国领导人紧急向苏方领导人核实情况时，苏方才明示自己已经与朝方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后来曾气愤地说：没有人认为有必要事先就此同中国领导人商议。（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M]，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670页。）其三，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整个打乱了毛泽东统一中国的进程，使得他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眼看着自己倾注几乎前半生的心血为之奋斗的事业终成难圆之梦，其愤懑之情可想而知。周恩来在1950年7月2日约见苏联大使时曾毫不掩饰地说：早在5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就曾提醒他注意美国干涉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当时不相信。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对的。（注：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1949-1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995-1996,No.6-7,pp.88-89.）毛泽东在同年10月2日起草的一封未发出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中也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注：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中国领导人这里其实意在委婉地批评斯大林本人的轻率之举。中方在向苏方提供的另一份报告中也借别人之口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一位英国代表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鼓励朝鲜内战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台湾。（注：［韩］苏镇辙：《朝鲜战争的起源》[M]，韩国圆光大学校出版局，1997年版，第337页。）其四，苏联让中国人承担了本该由苏联自己承担的责任。1950年4月，斯大林在同朝鲜领导人会谈时曾明确表示：朝鲜朋友不要指望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没办法帮助你们，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注：Shin Songkil and Shin Samsoon,"Who Started the Korean War?"in 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he Eulyoo Publishing CO.LTD.Seoul,Korea;Sergei N.Goncharov,John W.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在朝鲜同志来华，中国向苏联紧急核实情况时，苏方的回答竟然是：莫斯科已经同意朝鲜同志的建议，但这个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注：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208页。）显然，斯大林是在推卸责任，并强迫中国人接受既成事实。毛泽东对斯大林在战争爆发问题上的决策极为不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隐忍未发。但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给中苏关系投下某种阴影。（注：有学者指出，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抱怨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地错了”。参见韩国苏镇辙：《朝鲜战争的起源》，第337页。）后来毛泽东在同苏联大使谈话时说过：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2页。）毛泽东这里所指，应该包括斯大林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决策在内。
二、朝鲜战争暴露了中苏双方潜在的国家利益冲突
中国决定介入战争之初中苏双方便在苏方对中方提供援助的方式与规模上出现了分歧。美军仁川登陆后，斯大林开始酝酿中国出兵援朝的方案。（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493页。）他再三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出兵援朝。其理由是：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将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同时美国还将被迫放弃台湾，并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如果中国只是消极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较量以再次显示出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么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331页。）在中国人看来，斯大林陈述的并不单单是一种理由，而且也意味着苏联对中国的某种承诺。苏联能否提供军备援助，尤其是能否提供及时的空中支援直接影响着中国军队的整个战略部署。为此，周恩来专程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则明确表示，苏军不能再出现在朝鲜战场上，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如果中国出兵，苏联将供应武器和装备；否则，就让金日成撤到中国休整，以便保存实力，伺机反攻。（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5-499页。）最后，苏联政府承诺以信用贷款的方式为中国提供军事装备，并提供有限的空军援助。但斯大林强调，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中国志愿军入朝鲜作战。（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5-502页；张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前夕突然暂停的经过》[J]，《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时决定志愿军出国作战？》[J]，《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J]，《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中国入朝作战，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苏联因此增强了对中国的信任，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苏联大规模的援助。但问题在于，第一，苏联的援助都是有偿的，而且价格不菲。在中国人眼里，斯大林与苏联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表现与其口头上高唱的国际主义精神并不是那么吻合。且不说斯大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起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不说中国抗美援朝本身就包含着助苏的成份，（注：中苏进行公开大论战期间，中共在“五评”中谈到朝鲜战争时说：“我们同朝鲜同志一道，在朝鲜的抗美战争中……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这间接地表明了中国当初参加朝鲜战争所内含着的“助苏”性质。）只就斯大林怀疑和指责毛泽东和中国为“半个铁托”一项就不能让人心悦诚服：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国际道义与国际主义精神远远够不上理直气壮。而战争的军事援助给中国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及后来苏联在中国困难时期的逼债行为成了双方关系恶化及严重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的不吻合，斯大林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要求，尤其是在提供空军协同作战问题上分歧甚大。这一点也使得中国人对苏联的不满长期无法释怀。毛泽东、周恩来后来曾多次感情激愤地谈及对苏联军事援助问题的看法。（注：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的谈话。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J]，《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30-3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98页；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27-328页。中国人对斯大林的不满还可以从彭德怀的态度间接得到证实。材料显示，彭德怀开始时对中国出兵朝鲜也是有顾虑的，他在同毛泽东谈话时曾表示：苏联人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的。后来在得知苏联不会出动空军协同中国入朝作战时，彭德怀非常生气，一度表示要辞去志愿军司令，但被毛泽东说服。参见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406页；王亚志：《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J]，《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相关的争执构成了后来中苏论战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参战后，国际社会不断探询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在试探了斯大林的考虑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册，第722、741页。）志愿军占领了汉城后，由“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提出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在联大政治委员会顺利通过。该方案除建议立即停火、恢复和平、分阶段撤出外国部队、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外，还许诺停火之后召开一次由英、美、苏和共产党中国参加的会议，以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客观地看，该议案及其提出与通过的时机都对中国相当有利。美国政府被迫支持了这个议案，而支持的理由竟然是“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议案，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注：《艾奇逊回忆录》[M]，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页。）中国的答复恰恰是否决了这个议案。要求初掌政权的中国领导人准确地捕捉到每一个往往是转瞬即逝的历史机会是相当困难的，何况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重大决策还需要斯大林的最终认可。然而，如果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斗争与外交斗争的复杂局势一时尚难把握的话，那么，以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大国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来看，他不可能不了解机遇对中国重返国际舞台的重要性，更何况他在要求中国参战时，就曾明确暗示过这一点。斯大林为什么坐视中国接连丧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半岛乃至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地位问题的可能的机会呢？在没有足够材料为佐证的情况下，只好由人们自己去猜测了。不过历史的事实是，中国自此不仅失去了在朝鲜半岛问题的谈判桌上提出台湾问题与中国在联合国地位问题的机会，而且在不少关键问题上都失去了向敌方要价的筹码。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关中国领导人直接针对这一重大历史决策的反思性评论，不过，周恩来后来对日内瓦会议上中苏双方在谈判策略上的分歧的看法倒值得玩味。他说：我们搞外交工作时间不长，他们比我们长得多，理应比较有经验……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与美国）很快就闹僵了。我们准备了几个方案……而苏联代表团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可能反映苏联满足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面。（注：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0页。黑体字由本文作者所加。）周恩来的这种判断是否同样适合于1950年或1951年时的情况呢？1952年底，美国当选总统艾森豪威尔公开表示：将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毛泽东迅速做出反应：“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56页。）但斯大林一去世，苏联新领导人在事先未征求中朝意见的情况下便做出了停战的具体安排。早日结束战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中国人民一直期待的。但对于结束战争的时机与方式，中国领导人是有不同看法的。毛泽东后来曾说：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66页。）周恩来则说得更明白：从1953年到1955年……这个阶段已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思想方向是不大对头的。他一上台就急急忙忙要结束朝鲜战争……不管怎么样都得马上结束，不再提出原来的要求。原来我们计划在夏天再打一个战役，突破沿三八线的几十公里防线，威胁汉城东北的战略要地。这样做对停战谈判有利。赫鲁晓夫急于停战，我们只好同意。（注：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28页。）不仅如此，苏联新领导人在不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强行要求中国接受苏联早已拟定好的谈判条件的做法更令人反感。这种作风也为以后中苏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激烈的和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正面冲突埋下了伏笔。
三、朝鲜战争埋下了苏中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的伏线
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苏同盟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朝鲜战争也加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敌对状态。西方的封锁政策迫使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更加依赖苏联。苏联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超强作用，又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即一旦中苏关系恶化，过分倚重于苏联的经济纽带断裂必然会使中国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这已为后来的势态发展所充分证明。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也给苏联领导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乃至幻觉，以为中国已经完全处于苏联的控制与掌握之中，苏联一旦有所指令，中国迫于压力将不得不乖乖就范。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朝鲜战争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形象日益凸显出来。中国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加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并相应地增强它相对于苏联的独立性。就苏联而言，它希望得到一个强大的东方盟国以抗衡美国，从这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实力越强，对苏联无疑越有利，也越能够满足苏联的国际战略的要求。但是，中国实力越强，它越不可能听命于苏联，它对苏联的独立性就会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国力越弱，对苏联的依附性越大，对苏联就越有利，也越能够满足苏联的国际战略要求。中国国际地位的增强对苏联的影响是双重的。苏联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盟国但又不希望它对苏联的国家战略构成威胁和挑战，不管这种挑战是实际存在的、潜在的或者根本就是虚幻的。也就是说，苏联希望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到自己预设的轨道，中国应该是苏联战略的辐射与延伸。但中国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既存的力量中心与一个在这个力量中心影响下正在崛起的新的力量中心之间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与磨合的过程，常常会爆发出一系列的冲突与对抗，所不同者不过是这种冲突与对抗的形式各异而已。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影响力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及雅尔塔会议上都曾讨论过由美英苏中四国战后暂时托管朝鲜的问题，但战后只是苏美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控制了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中国并未介入朝鲜事务。朝鲜战争的结果是，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在客观上得到了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发言权。苏联单一影响朝鲜半岛北部的局面不复存在了。自此以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必须听到中国的声音，无论它赞成还是反对。中国对朝鲜半岛影响力的增强必然意味着苏联影响力的某种程度的下降，朝鲜也在客观上得到了一个平衡苏联影响的力量，从而增强了自己的独立性，它也因而从一个完全依附于苏联的政权变成了周旋于中苏之间的力量，这也是与苏联的初衷相悖的。（注：M.Nakajima,"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79,No.1;Jo Yunghwan,"The Soviet and Chinese Roles in Initiating the Korean War,and its Link to 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in 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he Eulyoo Publishing CO.LTD.Seoul,Korea.）无论如何，就中国而言，它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重返朝鲜半岛，重返东亚舞台，重返国际事务的艰难历程。而中国要重返国际舞台，也就意味着它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冲破“一边倒”的束缚。
四、结论：从朝鲜战争看中苏大论战的起源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不期而遇的，但却意外承担了责任。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在战争爆发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极为不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隐忍未发。这种不满为日后中苏双方的龃龉埋下了隐患。中国参战后，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中朝苏三方的密切配合总体上是成功的。但毕竟三者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并不完全重合，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引起不同程度的误解、矛盾与摩擦。虽然这些误解、矛盾与摩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没有影响相互间的真诚合作，但也结下了若干长期未能解开的历史疙瘩。中苏关系越紧张，这些历史纠葛所留下的阴影便会显得越浓重。及至中苏大论战爆发，因这些纠葛所埋伏下的隐患便完全爆发出来了。朝鲜战争强化了中苏同盟关系，苏联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的依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但战争也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尤其是东亚问题上的分量，这在客观上又增强了中国对苏联的独立性。中国独立性的增强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苏联的恐惧与猜疑。这种恐惧与猜疑的直接后果便是它必然会导致苏联有意无意地抑制中国这种独立性的发展。这就埋下了此后双方发生碰撞的更为深层的隐线：即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而这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则是引发后来中苏大论战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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