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间论文,作者论文,陌上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8)01-0007-05
《陌上桑》(以下简称《陌》)一向被视为两汉乐府民歌的最为优秀的代表，如说：“《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的最优秀的作品”[1](p.234)。对于其写作时间，有学者进认为它至少早于曹植和《孔雀东南飞》，如萧涤非先生将《陌上桑》与曹植的《美女篇》进行比较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系从此(指《陌上桑》)脱胎。曹乃建安作者，则此篇产生时间之早，固约略可见，其早于《孔雀东南飞》，则可断言耳。”[2](pp.89-90)但这个断言，笔者认为，似乎还并不能成为定论。笔者认为，《陌》诗的产生时间，绝非两汉时代，而应该产生于从建安到西晋陆机之前的时代，曹植和傅玄是与《陌》诗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诗人。
一、演化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
左延年有《秦女休行》(以下简称《秦》)，最为值得关注：
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致词。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刀刃五尺余。刀未下，瞳胧击鼓赦书下。[3](p.410)
从左延年的这篇《秦》诗来看，它与《陌》诗相似之处甚多，应该是《陌》的原型。为方便于读者的对比阅读，将《陌》诗抄录于下：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4](p.410)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陌》诗是从《秦》诗中演化出来的。《秦》诗第一句：“始出上西门”，相比《陌》诗第一句：“日出东南隅”，两者极为相似。“始出”不好，带有民歌的原始性，是谁“始出”？交代不清，形象不明，《陌》诗作者将没有主语的首句，改为“日出东南隅”，将“上西门”改为“东南隅”。这个方位的改动，体现出作者希望交代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以便让读者能尽快进入到故事的情节之中。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而具有这种“不隔”诗歌美学思想的人，不是简单的人物，至少当时左延年还不具备这种诗学观念，而左延年是曹魏时代最为优秀的民间乐府诗人兼音乐家了，详见后文之论。第一句，改动两处，由没有主语改为“日出”，由“西门”而改为“东南隅”。
《秦》诗第二句是：“遥望秦氏庐”，对比《陌》诗第二句：“照我秦氏楼”，改动两个字：“遥望”改为“照我”这个改动也非常好：由于《秦》诗第一句没有主语，故此第二句“遥望”，就仍然不清晰，是谁“遥望”？不清楚；而且，没有环境的衬托，显得突兀。《陌上桑》诗由于增加了“日出”，就可以承接“日出”而将“遥望”改为“照我”，一个“照”字，就将大环境转入到小环境，将初“出”之“日”与本诗中的女主人公巧妙地联络起来，达到了物我同一，情景交融。以下再说“秦氏有好女”，就显得水到渠成，自然推出。第三句一字未改，都是“秦氏有好女”，但第四句就要改动了，前者为“自名为女休”，后者为“自名为罗敷”。为何要改名？这是由于女休是个“为宗行报仇”的侠女，她的出场形象是“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杀气腾腾。《秦》诗是个仇杀的题材，这个题材或许可以写成剧本，以惊险的情节取胜，但作为诗歌来说，它并不适合诗歌的表现题材和审美需要，因此，改变者要想将仇杀题材改为爱情题材诗，而要改变题材，首先就要改变诗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以上四句，是完全相同的句式，四句之中，完全相同的字句为：“出”、“遥望”、“秦氏”、“秦氏有好女”；稍微改动的句子为：“自名为女休”，改为“自名为罗敷”，只是改个名字而已。“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改为“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上西门”和“东南隅”是反向思维修改，“遥望秦氏庐”和“照我秦氏楼”，则是相同句意的修改。
由于题材改动了，以下的诗句，势必要分道扬镳，但两者之间，仍然有许多借鉴的痕迹，随后第五句，《秦》中女主人公秦女休的年岁介绍：“休年十四五”，这一句演化为《陌》诗的：“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三句，显得圆润有余，从容进退，五言诗的写作技巧显然高明许多，年岁也是相同的；以下《秦》诗说：“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致词”，一变而为《陌》诗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由“关吏(官吏)呵问女休”一句，演绎出“使君遣吏往”的询问，前者六个字，显示出了在曹魏时代的民间乐府中，五言民间乐府尚未臻于成熟的痕迹，而后者则演化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这四句，极为高妙：首先，使君有了方位感，这与《陌》诗起首的“日出东南隅”是互相一致的，更为精妙的，是“五马立踟蹰”，含蓄写出了使君见到罗敷之后的迷恋心态。但妙在并不直说使君迷恋，而说五马不行，这正是屈原《离骚》结句“仆夫悲余马怀”的写法，这也显然不是一般民歌作手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五马立踟躇”，还可以与后文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相互对照阅读：同样是写对罗敷的迷恋，写使君的迷恋写得含蓄，以“五马立踟躇”来写；写行者的迷恋，则以“下担捋髭须”来衬托，以“下担”切合行者；写少年的迷恋，则以“脱帽著帩头”来切合少年；写农夫的迷恋，则以“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切合农夫的身份。身份不同而情状各有不同，可谓是千姿百态。从使君到农夫，都各自合于自己的身份。这一段描写，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委婉生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对话栩栩如生，如在目前。这些，恐怕都不是民歌所能具备的水平。
除此之外，《秦》诗中的“女休前致词”与《陌》诗中的“罗敷前置辞”，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人名而已。总之，修改《秦》诗而为《陌》诗的作者，尽量地使用了《秦》诗原作的词句。
总体来看，两者之间在题材上由仇杀而为爱情，风格上由杀气腾腾的刚烈之气而为清徐舒缓、诙谐调笑。《秦》诗写一位“为宗行报仇”的侠女故事，而《陌》诗则采用罗敷本事或是秋胡故事而改编为一个爱情故事。显然，后者的贞洁爱情题材，更能发挥五言诗抒情叙事的独特魅力，更能打动读者，总体来看，仇杀题材不适合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趣，而爱情题材则是华夏民族，特别是乐府永恒的主题；从与素材的关系上来看，《秦》诗是素材真实记录，而《陌》诗则是对于这一素材的艺术加工；从艺术手法来看，《秦》诗尚显得粗糙，并非完整的五言，如“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致词。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而《陌》则是成熟的五言诗，珠圆玉润；从写作手法来看，前者没有细节描写，情节也非常粗糙；而《陌》则情节曲折，细节生动，场景如在目前。因此，《陌》应该是对《秦》修改写作而成。关于罗敷这个人物的故事来源，以及有关《陌》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的综述：
此诗(《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属于大曲类。原注：“三解，前有艳词曲，后有趋。”据《乐府诗集》卷五十六引《古今乐录》解说，艳是乐曲的序曲，趋附于曲后，相当于今之尾声，解为乐歌段落。《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日出东南隅行》，《乐府诗集》题《陌上桑》。
其本事最早见载于《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乃作《陌上桑》以自明，赵王乃止。”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此说后又案曰：“案其歌辞，称罗敷采桑陌上，为使君所邀，罗敷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与旧说不同。”郑樵《通志·乐典》又云：“古辞《陌上桑》有二，此则为罗敷也……另有《秋胡行》，其事与此不同。以其亦名《陌上桑》，致后人差互相说，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盖合为一事也。”秋胡故事见刘向《列女传》，两个故事在当时本不相同，但王筠将此合二为一，所以郑樵说亦有所本。
此诗是否为民间作品，近几十年来争议极大。但《宋书·乐志》、《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并云古辞，没有标明某人所作[5](p.409)。
看来，《陌》诗故事的出处甚多，首先，出自王仁妻罗敷采桑被赵王“置酒欲夺”的故事，其次，还有可能与秋胡戏妻的故事有关。秋胡戏妻的故事，也可能是《陌》诗罗敷故事的另一个直接源头——秋胡妻故事与罗敷故事惊人的相似，都是美妇人拒绝调戏、拒绝金钱而保持贞洁的故事。《乐府诗集》在《相和歌辞》十一《清调曲四》下，收有曹操、曹丕、嵇康乃至傅玄、陆机等人的《秋胡行》作品，并在题下对有关秋胡故事的记载综述：
《西京杂记》曰：“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于今日也。’采桑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妻何在？’曰：‘行采桑于郊，未返。’既归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4](p.526)
采桑故事和采桑女形象，是诗三百以来的一个传统写法，《诗经·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此中描写的这位“殆及公子同归”的采桑女，也许是罗敷故事或是秋胡妻故事的更早源头。从左延年的《秦》诗产生改写的创作欲望，采用诗三百女子采桑而“殆及公子同归”的典故，融合采用罗敷故事、秋胡故事而写作，有可能是《陌》诗产生的具体背景。
关于《秦》的作者左延年及其生活年代，非常重要，因为，由此我们就可以大体推断《陌》诗的产生时间。左延年“黄初中，以新声被宠。见晋书乐志。”[3」(p.410)《晋书·乐志》上记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6](p.679)可知，左延年为曹丕称帝前后时代的音乐家，是约略与曹植同时代的人。
二、曹植与《陌上桑》关系的辨析
通过前文的对比，可以看出，《陌》诗主体部分来源于乐府民歌《秦》诗，扬弃秦女休故事而采用罗敷故事改写而成。两相对比，前者比后者的写作水平高出许多，而《秦》诗的作者左延年是黄初时代最优秀的民歌作手，也就是说，民间写作在曹魏后期还不具备写作《陌》的艺术水准，那么，我们在排除了民间乐府的可能性之后，首先需要在曹魏时代寻找可能的作者。
三曹父子都写了许多的拟乐府之作，自然也会模拟乐府的主题进行写作。这个时期写过《陌》这一乐府诗题的只有三位诗人：曹操、曹丕和曹植，而三者之间，同时又涉及过秦女休的，只有曹植，此外，三者之间的其余诗作中有《陌》诗痕迹的，也是只有曹植一人。种种迹象标明，曹植是曹魏时代与《陌》诗关系最为密切的五言诗人。
《陌》曲是魏晋期间经常演奏的喜闻乐见的曲目，《乐府诗集》在《陌上桑三解》下说：“右一曲，魏、晋乐所奏”[4](p.410)，并没有说明《陌》是两汉乐府，《乐府诗集》中记载这个时期有同题之作的，只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的同题之作为：“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交赤松，及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食芝英，饮醴泉，拄杖挂枝佩秋兰。绝人事，游浑元，若疾风游欻飘翩。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曹丕的同题《陌》之作为：“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路局苲。虎豹嘷动。鸡惊禽失。鸡鸣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磐石。树木丛生郁差错。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单。稍稍日零落。”[10](p.395)曹植本人也有题为《陌》的残句：“望云际。有真人。安得轻举继清尘。执电鞭。骋飞驎。”虽为残句，但也说明曹植写过《陌》歌诗，而且从残存的几句来看，水平比其父兄作水平也要高一些。同时，我们也不能排除曹植有借鉴左延年的《秦》诗而重新写作《陌》诗的可能。
曹操、曹丕都是建安时代的著名诗人，但曹操、曹丕的两首同题《陌》诗，与现今所谓两汉乐府民歌的《陌》诗相差甚远，难道曹操父子在欣赏到这美妙的《陌》歌辞之后，自己作拟乐府，竟然一点没有原来《陌》的痕迹，而且其水平距离所谓两汉乐府的《陌》诗相差甚远，想来曹氏父子是不会自讨这种没趣的。故极有可能是先有其他的民间乐府歌词，而后有曹操、曹丕父子的拟作《陌》，最后才有现在所见的《陌》诗。
从以上的材料来看，左延年的乐府诗写作时间，是在“黄初”期间，“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既然“声韵”有“改”的记录，缘何歌辞就不能改写？而能将《秦》改写成为《陌》的诗人，在建安、黄初、太和这段历史时间之内，则非曹植莫属。曹植作为五言诗一代之作手，具有写作《陌上桑》的条件，借用侦破用语，曹植具备《陌上桑》作案的众多条件：时间条件吻合，水平条件吻合，同时，曹植作为一代之罪臣，具有丢失作品的可能。
曹植也同样写过秦女休的故事：魏晋时期有三首涉及“秦女休”的乐府诗，除去左延年《秦女休行》之外，曹植有《精微篇》，傅玄有《秦女休行》一首。
曹植《精微篇》诗作中的“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这显然是对左延年《秦》诗故事的缩写，“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就是《秦》诗中的“两徒夹我持刀。刀刃五尺余。刀未下，瞳胧击鼓赦书下”。这说明，曹植不但写过《陌》，而且听过左延年演唱的《秦女休行》，而曹植本人，具备文艺方面的天分，又“性简易，不治威仪”[7](p.556)，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没有架子，能放下身段，和左延年之属厮混一处，不论是出于逞强，还是好奇，在听过左延年的《秦》歌诗的演唱之后，亲自动手改写《陌》歌诗，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无论是曹植还是傅玄(详见后论)，这两位魏晋时代的大诗人，其现在明确标明作者姓名的作品，都没有现存《陌上桑》这样成熟、这样珠圆玉润的五言诗作，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曹植本人《陌》的残句，也距离《陌》水平有差距，但曹植毕竟是当时具有写作《陌》水准的唯一一位五言诗人，也是建安时代唯一的一位以五言诗形式同时写作了秦女休故事而又写过《陌》乐府诗的五言诗人，同时，也是唯一一位在其五言诗作中，有与《陌》相同笔法的五言诗人。残存的《陌》，也许是曹植一开始写作《陌上桑》的初稿，最后，才借鉴了左延年的《秦》而成为了叙事体的《陌》诗。
曹植五言诗，多从民歌中有所借鉴，这是不争的事实，不需详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所谓的民间五言诗，有些有可能就是他本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从情理上来说，不太可能超越文人诗人而先一步达到五言诗的顶峰。如果民间老百姓都比曹植水平高，我们还何必称赞曹植的“才高八斗”？试看曹植《美女篇》 (以下简称《美》)：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徙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独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不妨将《陌》来与曹植的《美》诗加以比对：
1.两者都是写美女采桑：“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只不过前者有名字叫罗敷，后者但言美女。罗敷为何姓秦？与秦女休是否是巧合都姓秦？又：《相和歌辞三》：“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我家秦氏有游遨荡子”等语，[4](p.408)似乎都与这个秦女休有关。
2.两者都铺垫美女之美，《陌》：“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美》：“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
3.两者都采用了通过观者来衬托美女的写法：《陌》：“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美》： “行徙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只不过《陌》更为细腻，更为传神，似是《美》诗在前，而《陌》诗在后。
4.曹植《美》诗从“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开始，写美女如此之美而难有佳偶的孤独悲剧，《陌》却从此生发出一个使君来求爱而遭拒绝的爱情故事，两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一意化两，各臻其妙。
由此来看，《陌》诗若是产生于建安时代，则曹植是最有可能的作者。
三、傅玄与《陌上桑》关系辨析
以上，笔者论证了《陌》诗产生的时间，至少不会是两汉之作，也不会是乐府民歌，若是其产生于曹魏时代，则曹植是最有可能的作者人选，但曹植并非唯一的作者人选，两汉魏晋与《陌》诗关联密切的诗人都应该在辨析的范围之内，才是客观公允的。曹植之前，并没有诗人写过与《陌》诗、《秦》诗相似的作品，但曹植之后，西晋时代的傅玄和陆机也都写作了与《陌》有关联的作品，因此，我们理应辨析一下西晋诗人与《陌》诗的关系。
陆机之前，有傅玄的《艳歌行》(以下简称《艳》)一首：“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问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
傅玄(217-278年)，字休奕，原本仕魏，封为鹑觚男，入晋历任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存诗多为乐府诗。后人对傅玄此诗多有批评，清代王士祯说：“傅玄《艳歌行》云：‘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呆拙之甚，所谓点金成铁手也。”又云此作“汰去菁英，窃其常语。尤厌者，本词‘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绰有余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语，正如低措大记旧文不全时，以己意续貂，罚饮墨水一斗可也谅哉！[8](p.415)今人萧涤非先生也批评说：“改‘罗敷自有夫’为‘贱妾有鄙夫’尤可憎。‘使君自南来’以下诸语，且亦非事理，殊欠允当。盖罗敷既未出采桑陌上，使君自无缘得见也。乃知文学贵独造，贵创作，舍己徇人，徒自取败耳。”[2](p.188)但这些批评立论的基础尚不稳固，傅玄的《艳》诗与所谓汉乐府民歌的《陌》诗何者在前的问题还需要辨析。
《陌》诗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距离傅玄所生活的西晋初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还不能排除《陌》晚于傅玄，也不能排除《陌》就是傅玄所作。从傅玄这首《艳》歌来看，与《陌》诗相同之处甚多：1.“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前四句只是将“自名”改为“自字”，将一个顺畅的句子改为一个咬口而不顺畅的句子，颇为可疑；2.傅玄《艳歌行》中的“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与《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只是“驷马”与“五马”之别，这还需要进一步考索魏晋之际的车驾制度；3.傅玄《艳歌行》中的“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与《陌》诗中的“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一段描写近似，但显然后者更为圆润、自然。傅玄的《艳》的这段叙述过程描写，显示了作者对于叙事诗的不适应，还是以抒情诗笔法来写作叙事题材。
但这还不能排除傅玄作为《陌》诗作者的可能，因为，即便是同一位诗人，其自身也有渐次学习的过程，其风格在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傅玄《艳》歌当然不如《陌》诗，但至少显示了傅玄与《陌》诗的写作之间，曾经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傅玄《艳》歌，不仅仅与《陌》诗有关，还与曹植《美》诗有许多相似之处：“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与《美》篇中的“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相似；“问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与《美》中的“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不仅有相似的句式，还有相同的句面。
换句话说，傅玄的《艳歌行》，兼有《陌上桑》和曹植的《美女篇》两首诗作的痕迹，若能确认《陌上桑》是傅玄之前的作品，则可能是傅玄对此两篇作品打并一处的模拟写作；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
第一种可能，傅玄写作《艳歌行》的时候，《陌》诗尚未产生，傅玄《艳》歌中的这些与《陌》相似的句子，是后人写作《陌上桑》的一个基础；第二种可能，傅玄在写作了《艳》歌之后，在此基础之上又写作了《陌》诗，《艳》歌仅仅是《陌》诗的艳歌部分。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傅玄也写有《秦女休行》：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对披攘。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
若是排除曹植将《秦女休行》改编为《陌上桑》的可能，傅玄具有完成这项使命的诸多条件：傅玄的这首《秦女休行》，显然比之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成熟了许多，情节也细腻了许多，如“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的细节描写。但奇怪的是将“秦女休”改为了“庞氏”，还有《秦女休行》开头的四句“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保留在了《陌上桑》的开头，但却在傅玄的《秦女休行》中消失了。
此外，傅玄还有《秋胡行》：“秋胡子，娶妻三日，会行仕宦。既享显爵，保兹德音。以禄颐亲，韫此黄金。睹一好妇，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玉磨逾洁，兰动弥馨。源流洁清，水无浊波。奈何秋胡，中道怀邪。美此节妇，高行巍峨。哀哉可愍，自投长河。”[3](p.554)逯钦立《晋诗》仅载此一首，此诗如同散文，叙述了秋胡子娶妻三日，会行仕宦，以后回乡，“睹一好妇，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秋胡妻不从，自投长河的故事，傅玄为正统儒家人物，此诗歌颂秋胡妻“美此节妇，高行巍峨”，也在情理之中。
《乐府诗集》载傅玄《秋胡行》为两首。诗以秋胡故事为题材，将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艺术手法已经相当有水平：“秋胡纳令室，三日官他乡”，以两句十个字概括了秋胡新婚而仕宦他乡的事情，“皎皎”以下14句，描写刻画秋胡妻别后的寂寞和贞洁，顺便将秋胡妻从“守空房”的室内场景，转入到“采柔桑”的采桑场景，最后定格于“素手寻繁枝，落叶不盈筐。罗衣翳玉体，回目流采章”的惊艳回眸，为以下秋胡归来戏妻的故事作出铺垫。以下写秋胡戏妻不成，回家后的场景：“母立呼妇来，欢乐情未央”，极写见到家人的欢乐，“秋胡见此妇，惕然怀探汤”，则极写见到妻子的尴尬和恐惧；最后以“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的评论作结，表明作者的态度，既批评秋胡的“不淑”，同时，也为秋胡妻的“太刚”而惋惜。从全首水准来看，若是此首能确定为傅玄所作，则傅玄具备了写作《陌》诗的写作能力。
四、结论
以上所论，曹植和傅玄是与《陌》诗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五言诗人，两人都写有《陌》诗的原型之一秦女休的题材，曹植《美》诗中有《陌》相似的写法和近似的诗句，但傅玄直接写过与《陌》诗更多相同句子的《艳》诗。《陌》诗若是断在建安到西晋之间，则曹植和傅玄是《陌》诗最为可能的作者。此外，是否有可能是傅玄之后的作品呢？
笔者认为，《陌上桑》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安，而下限则不会晚于西晋。比傅玄略晚一些的陆机，有对于此诗的拟作，可以证明此诗产生于陆机之前。陆机有《日出东南隅行》，又名《罗敷艳歌》：“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高台多妖丽，洞(从《玉台新咏》)房出清颜。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闲。美目扬玉泽，娥眉象翠翰。鲜肤一何润，彩色若可餐。”为明显的模拟《陌上桑》之作，只不过题目已经改为《日出东南隅行》。这个题目的改动，使用《陌上桑》的首句“日出东南隅”来作为题目，说明了这首《陌上桑》在陆机时代已经相当有名。众所周知，以作品的首句作为题目而改编原题，势必是由于该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譬如东坡的《念奴娇》，由于获得极大的成功，而以首句“大江东去”而可以作为《大江东去》的词牌[9](p.118)。陆机的拟作，题为《日出东南隅行》，说明了《陌上桑》当时已经流行。
以上所论，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所谓两汉民间五言乐府诗，在建安之前已经较为成熟的说法，并无确凿之证据，与曹植约略同时的左延年，可以说，是当时民歌乐手的佼佼者，其《秦》诗仍然非常粗糙，《陌》诗不是两汉乐府民歌，曹植和傅玄是《陌》诗最有可能的两位作者。我们以前过分地推奖民间乐府诗歌的成就，应该与发生于上个世纪之初通俗文学的思潮有关，也应该与发生于上个世纪的所谓反对“英雄史观”和推崇所谓“人民创造历史”的所谓唯物史观有关。但一部诗歌史，其主体部分，毕竟是由诗人来完成的，而不是由一般的大众完成的。应该是精英史观和诗人史观，而不是民歌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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