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素质教育得失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素质教育论文,得失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教育事业作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在如何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总结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得失，对于目前正在广泛开展的素质教育，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得
1.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确立，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本质。
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的社会现象，培养什么人，培养目标是什么，这是教育性质的最终体现。毛泽东正是紧紧抓住这个根本问题，从他立志以教育为职业开始，就独辟蹊径地阐发了以提高素质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观。在湖南一师就读时，他就提出了“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观点。1916年12月9日，他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三言”。在稍后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更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三者的关系。如果说，此时作为教育救国论者的毛泽东对“三言”的认识还是浅层次的话，那么，随着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各个不同时期，对德智体三者的内涵作了更深层次和新的更高意义上的阐释。关于“德”，毛泽东在制定教育方针时，始终把它放在首要、核心的地位。1934年，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1939年，他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他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50年代对刚刚起步的新中国教育，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抓思想领导，尤其要加强初、高中的政治课，并主张编写新的思想政治课本。针对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的倾向，他敏锐地觉察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眼中，好象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为此，他认为“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当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注：《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毛泽东根据变化的形势，对学校的德育又提出了一些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关于“智”，毛泽东认为青年时代正是“修学储能”的时期，要认真读书，力求“积文成学”。他说：“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8页。）1941年初，他给在苏联学习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注：转引自腾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即是到“文化大革命”前夜的1965年，他仍主张不要忽视专业课学习，在美术院校以裸体写生的问题上他明确指出：“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锢是不妥的。即是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关于“体”，青年毛泽东就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因此，他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种野蛮当然不是摧残，而是刻苦锻炼。50年代初期，他曾两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他认为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为此，他提议将学生的睡眠时间由8小时增加到9小时。1953年6月30日，他在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提出：“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为了不影响学生健康，1965年7月，他给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信，建议学校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以减轻学生的负担，让学生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适合自身特点的活动。毛泽东所以如此重视青年学生的健康，是因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一切都无从谈起。
1957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标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质的规定，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规格。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提出“三育并重”的教育理想到40年后升华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里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也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其中的主线就是从提高人的个体素质，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对教育本质的规定，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目的的，或者说，提高民族的素质，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
2.在教学改革上，把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素质贯穿于每一个教学环节中。
在教育方法上，毛泽东力倡启发式，摒弃注入式。在青年时代，他即对旧的教学方法表示深恶痛绝，他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认为旧教学方法“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1929年，毛泽东提出了以“启发式”为核心的10条《教授法》，明确提出“废止注入式”。1941年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性的、空洞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表示对学校采取的注入式教学方法不满意，要求予以彻底改革。与启发式教学相联系，毛泽东主张学生主要靠自学。他早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多种学术。把“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作为主要教学方法。为强调自学的重要性，他在1964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例举了古今中外一批自学成才、卓有成就的发明家、文学家，说明自学对人才成长的巨大作用。他主张学生“要自学，靠自己学”。
毛泽东强调教学方法的启发式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自学为主，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主动学习中得到全面发展。
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事情。首先，他特别注重课程教材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要求学校的课程、教材要体现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要开设反映时代要求的政治课，并编写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课教材。其次，他力主精简课程，缩短学制。1952年，他明确指出：“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1964年2月，他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减少课程门数和份量的目的“为的是全面发展”。再次，他认为有些教材应该有地方特色，要能为本地的经济建设培养人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所以，不受农民欢迎。50年代中期，他明确指出：“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一样”。（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特别重视的教学方法，是他全面发展教育观的集中体现，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为了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毛泽东针对旧教育存在的教学与实际脱节的弊端，主张学生在读有字之书的同时，还要善读无字之书，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向工农群众学习作为检验教育是否为人民大众服务、青年学生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他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感慨道：“闭门读书，其学无用，若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而已”。（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他自己身体力行，利用假期，到湖南各地考察、游学，了解社会。在延安时期，他用自己思想感情的转变过程阐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性。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感情”。（注：转引自腾纯主编《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把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是应该在学校时就培养的，1965年12月，他在杭州一次会议上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不见稻、粟、菽、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毛泽东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他认为高中毕业后，先要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尤其是文科，他主张把整个社会作为工厂。他坚信，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青年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接受一些社会实践，了解工人、农民是怎样生产和生活的，具有起码的社会生活实际知识，这一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以及他们一生的工作大有益处。毛泽东如此重视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学生*
天埋头读书，书读多了，不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另一方面，学生走向社会，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距离，增强与工农的感情，尽快实现他的“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良好愿望，以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毛泽东认为考试制度也要改革。考试要着眼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能启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新中国建立后，他曾多次对考试制度进行严厉批评，认为现行的考试制度不利于培养青年的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用出怪题、偏题整学生，是考八股的办法，应该完全改变。他“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10题，答得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晚年，他同意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些表明，毛泽东不主张把死记硬背的考试分数作为衡量学生能力的标准。
3.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培养高素质学生的首要条件。
早年毛泽东就认定，“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他所以选择教师作职业，也很大程度决定于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一所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7页。）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晚年他又指出：“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教师是教育的主体。学生的政治方向，思想品德，学业智能，身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德、才、学、识。他对广大教育工作者既寄予厚望，又提出严格要求。要求教育工作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教育，热爱学生。要虚心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目的就在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对有些教师那种理论与实际分离的教学方法，早就提出过严肃批评，“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8页。）因此，他曾指出：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研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践一致的原则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不仅如此，教师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提高自身的学识水平。要精通自己的业务，红与专相统一。他认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只有读好了书，才能更好地教书。他指出：“文科教师要会背诵文章。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讲课，难道老拿着课本念念？中年教师一天应该坚持10个小时学习，这一点很重要。”（注：《毛泽东教育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0页。）作为教员出身的毛泽东，他尤其要求教师讲究教学方法，在1929年制定的10条教授法中，都是针对教员提出的，对今天的素质教育仍有指导意义。另外，毛泽东要求教师树立服务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学生的关系，他指出：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为学生德、智、体各方面获得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提供良好条件。他期望“做教师的好好教，要教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注：《毛泽东教*
活动纪事》，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201页。）
二、失
1.毛泽东过分强调教育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功能，淡化了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功能。
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它受社会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指责，反驳说：“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8页。）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664页。）毫无疑问，这里的文化，是包括教育在内的，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科学命题：“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他晚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教育系统看成是阶级斗争表现得最尖锐的战场之一，所以他认为阶级斗争应该是学校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的，不能算大学毕业。为了使学生上好阶级斗争这门课，他认为学生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这种片面强调教育为政治斗争服务，强化教育的阶级斗争功能，而削弱甚至忽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片面导向，突出了“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客观上强化了受教育者的“斗争”意识。这不仅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宗旨，即是“德育”也被弄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使受教育者的素质片面、畸形发展，造成了人才培养上出现“被耽误的一代”的直接后果。
2.毛泽东在倡导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时，过分强化实践的环节，而轻视系统的理论知识的传授。
理论与实际结合，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对旧的教育制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彻底否定，但毛泽东又把学生引向另一面，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为此，他主张“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在过份强调向社会学习的同时，学校正常的书本知识学习被不适当地弱化。他虽然也讲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的至理名言，但是他又错误地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他说：“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注：王自立主编：《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这决不是毛泽东的一时疏忽，他曾对他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的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作为父亲，教育自己的孩子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无可厚非，但作为党的主席，在党的会议上说书“越读越蠢”，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难想像的。并且他明确表示：“书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由此出发，他认为“考试的时候，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也许毛泽东的出发点是提倡学生更主动地学习，但这些讲话在教育战线中贯彻的实际效果是消极的一面远远大于积极的一面，“文化大革命”白卷英雄的红极一时，不能认为与这种导向没有关系。青年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黄金时期，应该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如果主兼不分，甚至本末倒置，连小学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3.在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上，毛泽东注重了前者，忽视了后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对学校的考试制度不满意，认为“考试方法是把学生当作敌人看待，进行突然袭击”。诚然，旧的考试制度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而言，存在很多弊端，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考试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一种手段，只是个方法问题，不存在把学生当作敌人看待的问题。由于过分指责考试，以至到“文革”期间废除考试制度。他认为“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是一般规律，把教师和学生置于对立的地位。教师被置于受改造被打倒的窘境，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很难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在“文革”中虽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但事实表明，它与全面发展的方向是相悖的。
毛泽东晚年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出现的重大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背离了他自己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错误地估计了教育战线的形势，认为教育拖了社会发展的后腿，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不仅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更主要是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我们且不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就其实际效果而言是不好的。
毛泽东虽已作古，但他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提出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高素质人才；在有关教育的其他一系列问题上，都独有建树，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他晚年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给我国教育事业造成严重后果，对此我们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才是客观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