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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评论家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兰开夏郡被喻为“世界工厂”，因为18世纪30年代在那里的机器比全世界机器的总和还要多，而现在新的“世界工厂”正在中国形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北起大连、向南经上海、福建至广东的中国沿海地带以及内地一些地区，通信与交通运输条件迅速改善，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投资建厂，全世界的制造业正向中国转移。当然现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还未超过欧洲的总和，但10年后便可见分晓。现在的中国有些类似19世纪后期新兴的美国。那时外国资本大举涌入美国，因为那里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美国人对新工业技术怀有孜孜以求的精神。结果美国很快取代了英国的地位。评论家还确信，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永远也不会出现类似中国的情况。
一、对华投资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高技术产业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外国直接投资(FDI)持续激增，即使是全球性宏观经济周期的出现也未能影响这一增长势头。尤其重要的是近5年以来FDI投入的方向发生了质的变化，由玩具、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高附加值的高技术部门，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出现各大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全球竞争力，竞相在中国建厂的奇特局面。评论家认为，对于对市场敏感的跨国公司的CEO来说，问题已不是决定是否准备把制造能力迁移到中国，而是迁移多少和如何尽快迁移。正如美国麦克金公司中国部经理乔治·奥尔所说，跨国公司“必须在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存在，因为你迟早要在那里开展竞争”。其结果是中国不再仅仅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作为可靠而稳定的高技术产品生产国的面貌出现，并将改写制造业经济学的方方面面。实际上这个进程正在顺利进行之中。
5年前外商对华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用以制造低技术产品，或者为了对付中国的关税壁垒，制造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以便在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抢先占领阵地，外商比较早地经营轿车产业即是一例。但总体来说，那时中国还不具备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的条件。它们认为中国工人的素质、交通运输、通信等方面都不适应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同时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商管制过多，对知识产权也疑虑颇深，生怕高精尖制造技术被轻易剽窃。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上述怀疑逐一消失，并且相信中国政府高层领导是负责任的，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拒绝人民币贬值就是有力的说明。外商评价“中国大概是世界上经营气候最佳的国家，近期内也将看好”（美国手机配件制造厂商BMI公司CEO梅尔温·波尔特）：“中国各方面基础巩固，这是北美、欧洲和日本非常关注的对比条件”（美国康宁公司上海分部总裁西蒙·麦克金农）。
近几年来，康宁公司在中国建厂已发展到9家，瑞士雀巢公司有13家，IBM有3家，诺基亚有7家，福特汽车公司有2家，美国Solelectron公司（生产电子产品）有3家，新加坡的Flextronics（Solelectron的竞争对手）有4家，以上仅仅是在华建厂的公司的一小部分。即使是资本高度密集化、技术高度精尖化的芯片产业，近几年来许多公司也竞相在中国建厂，其中包括美国的英特尔。建造一座超微型硅晶片新型工厂，需要投资高达15亿美元。许多作为跨国公司零部件供应商的外国中小企业也尾随它们的大客户在中国建厂。BMI公司CEO波尔特表示，如果BMI还要同它的客户做生意，它必须也要到中国去制造配件。该公司估计，今后10年内全世界60%～70%的手机将在中国制造，这使它下决心把工厂搬到中国来。
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无论从外观、生产组织方式、生产效率以及产品质量上，都同在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工厂毫无二致。它们同样做到使用较少员工的“精益生产”，实行“按时”(JIT)发货体制。2001年上海康宁公司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把它生产的用于汽车排污的催化转换器的陶瓷涂层达到世界级质量水平。一向对汽车部件质量苛求的日本汽车公司也难以挑出毛病来。为此康宁公司在涂料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NGK公司也将在中国建厂。
二、外商抢占中国市场，以中国作为出口平台
据香港DBS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军统计，从1999年到2001年，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达1123亿美元，预期2002年到2003年为860亿美元，其中经营高技术的跨国公司占较大的比例。
马军认为，跨国公司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投资已不再主要以利用它的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为了抢占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所提供的巨大市场，与此同时把中国作为向全世界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平台，利用中国的有利条件提高自己的竞争力。美国SMIC半导体公司在上海新建一座芯片工厂，近一半的产品销售给中国大陆，而该公司一向是把80%的产品销售给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公司CEO雷蒙德·张说：“中国是我们愈来愈多的客户所在地”。一直按兵不动的日本芯片公司不得不急赶直追。今年2月日本大芯片厂商之一富士通公司表示它将同上海SMIC公司合作，制造0.18微米的快速随机存取存储芯片，产品将在中国销售，并同时向美、欧出口。鉴于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电信设备市场，各国电信基础设施大公司也竞相打入中国。现在几十家跨国公司遍布中国的大工厂都是同时既为中国也为出口生产。它们特别强调规模经济原则，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强调的，“规模具有关键意义，因为规模大小基本等同于钱财的多少”。
外资一方面在中国建造新工厂，同时也同中国国有企业合资经营，改造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引入新技术，其结果是逐渐改变中国的工业基础。评论家认为，中国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如果它能够在外资的影响下适应国际贸易法规，加强高技术产业，并且妥善处理当前日益拉大的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中国就可以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跻身于美、欧、日经济强国之列。
三、东南亚和日本感受到“中国冲击”
以“世界工厂”面貌出现的中国，不断把高质量、成本合理、近乎无所不包的产品近售远销，这种能力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世界资金向中国流去，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现被称为“中国冲击”。感受这种冲击最深的是邻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和日本。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被看作是全球资本输出的最理想目标。外国直接投资变成新型工厂，给当地带来就业岗位增加和投资者的出口盈利。尤其是日本公司利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日元坚挺的条件，在那里建造了大批工厂。危机过后，泰、马、印尼等国寄望于新一轮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帮助它们尽快复苏经济。但是资金的大部分却流向了中国。2001年中国吸收的外资比韩、泰、马、新、越和印尼的全部外资之和还要多，而且这种趋势在近期内也不会出现任何改变的机会。评论家形容它们当前的处境好比是生活在“‘经济氧气’已被某些人吸光了的房间里”。它们最需要的是利用外资实现技术升级，但是中国的条件更充裕，比它们实现得更早。东南亚某国贸易部长说：“到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怎样同中国竞争，至于在制造业方面，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
但是受到“中国冲击”最严重的国家还是日本。像19世纪后期美国的崛起使欧洲经济遭到冲击一样，现在中国的崛起是造成日本经济萎缩的原因之一。日本的制造业占到其GDP的30%以上，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日本的地理位置和过分依赖于制造业使它最难以抵御“中国冲击”。日本制造厂商为了开拓停滞而且竞争十分激烈的国内市场，一直在挖空心思地降低制造业成本。对于它们中的大多数来说，最好的出路莫过于把工厂转移到中国去。日本横滨工业园区的地价是上海郊区的62倍。东京的电话费是北京的4倍，日本的电费是中国的2倍，日本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20倍，而且中国青年比日本青年干活主动，能吃苦，日本工人如果在经济不景气时被解雇，厂方还要支付一大笔钱。10年前日本制造厂的海外经营所占比例不到20%，现在已升至35%，其中主要是在中国。日本外贸组织对1000多家公司进行了调查，42%的公司表示拟把一部分或全部工厂转移到中国去。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跨国公司对东南亚的大量投资主要是转让他们的低技术。而现在日本厂商，尤其是电子大公司，除了“看家宝”之外，几乎把所有的技术都转移到了中国。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国内经营难以提高利润，各国大电子公司都在利用中国的有利条件在那里迅速扩张实力，时不我待。以制造音响设备的先锋公司为例，最近在广州建厂制造它刚刚在国内投产的最先进的DVD机。公司总裁金生伊藤说：“在过去我简直不能想像会把在国内投产仅仅5个月的战略性产品转移到海外。”索尼公司的市场主导产品Play Station游戏机的全部零部件、控制台的制造和游戏机的最后组装都是在中国进行的。制造传感器和医疗检测仪器的日本OMRON公司占到电脑鼠标传感器国际市场90%的份额，它已在上海建造一座大型传感器组装厂。今年1月该公司表示计划在3年之内把在中国的产出提高1倍，并将在上海设立“准总部”。有评论家认为，近来日商对华投资的热情似乎反映了它想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投资国。
过去日本公司在海外建厂生产，即使是在美国，工厂所需要的精尖设备和部件都要从国内出口，但是现在设在中国的工厂完全可以借助于在中国的供应商。公司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办法。
许多日本公司把在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商品以低得多的价格返销国内，导致中国对日本出口的增加，2000年为450亿美元，2001年升至540亿美元。日本如果按现在的速度向中国转移制造业，5年内它现在骄人的489.6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将全部化为乌有，进而转为逆差。2000年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家。
虽然进口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使物价居世界之冠的日本把价格降了下来，但也加剧了失业，现在失业率已达5.6%，创战后的最高纪录，进一步造成经济萎缩。有些被解雇的技术人员到中国谋职，但他们的待遇仅为国内的一半。有人把他们比做是在香港地区打工的菲律宾女佣和在德国干活的土耳其移民。日本—经济思想库主任永介柳原评价日本转移制造业时说，“我们的财富正在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