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SDGs：授之以渔，更要授之以道
ACHIEVING SDGS: TEACH TO FISH, ALSO TEACH THE WAY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2015 年联合国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及5P 理念，即人的发展（people，目标1-7：消除贫困、饥荒、健康、教育、性别平等、洁净水和水卫生，以及能源供给）、经济繁荣（prosperity，目标8-12：就业、工业、平等、城市和人类居住区、可持续生产与消费）、星球保护（planet，目标13-15：气候变化、海洋和森林生态系统）、和平环境（peace，目标16：和平）和合作共赢（partnership，目标17：伙伴关系），17 大目标领域和169 个具有较高量化测度的指标。
(1)区域内部(组内)收入不平等程度对总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贡献一直是最大的，虽然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区域间不平等贡献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是区域内部收入不平等最低贡献率都超过96%，因此区域内部收入不平等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驱动力。
对于发达国家，人的发展和经济繁荣处于高位，星球保护欲进还退，和平环境和合作共赢理论上主要是单向的，即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由于人的发展水平低，经济发展滞后，对全球环境的破坏影响较为有限，在和平和合作共赢目标领域，主要是受援国。
3.3 白点病。最近，牙鲆开始在陆地水槽中饲养，而这种疾病易发于夏季高水温期水槽内饲养的当年鱼，一旦发生该病死亡率很高，因此需要重视。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通过4 年，而中国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进程中，未来如何定位和贡献力量，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
近年来，银川经开区育成中心还加大新经济产业链培育力度，在培育完善以希望、方达、电通、奥特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企业产业链的同时，围绕主导产业，培育壮大以丝路风情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以中航生物干细胞处理试剂盒、迪安乐嘉基因检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产业，以智慧宫为代表的知识产权转化代理等产业。
定位：中国在落实SDGs 中展现大国担当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成长为中等偏高人均收入水平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体量上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 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达到15.86%，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低8.03 个百分点，比第三大经济体日本高出10.07 个百分点。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到2021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动点路线问题”对学生综合素养要求较高，教学中要力求循序渐进，根据年级的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逐步形成探究、推理、运算和表达能力.有时需要对“动点路线问题”的探究作必要的铺垫，如先进行静态几何问题的分析、证明、计算；再将图形动态化，研究动点是如何在图形中已有的“线”上运动的；进而隐去这样的“线”，让学生进行探究，揭示问题的本质；最后引导学生运用这样的思路与方法探究相关变式问题.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萨克斯教授团队对各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水平的评估，中国得分70.1 分，比“发达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76.9 分尚低6.8 分，但比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平均水平64.1 分高6 分，更是比撒哈拉南部非洲的平均水平52.8 分高出17.3 分。虽然这一评估数值不尽客观，例如，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6.5 倍，但美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值只比中国高出2.9 分。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似乎也认可，中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程正在赶上高收入国家。
林政资源管理主要是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为框架，依法对林业资源进行保护，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高林业资源覆盖率的目的。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在注重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建设给予高度关注。因此，林业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作用，将林政资源管理工作落实到实处，通过林政资源管理方案的实施为生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对此，本文以面向生态建设的林政资源管理研究为题，对其相关内容作出简要分析与着重探讨。
事实上，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也在无偿无私帮助非洲等区域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中国基础设施严重短缺、整体贫困的情况下援建的1860.5 公里的坦赞铁路。2009 年，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上，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责中国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获取发达国家资金，与会的中国代表明确表示，中国不但不会接受发达国家资金，还会通过南南合作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5 年，习近平主席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气候变化发表联合声明，中国提供200 亿人民币资金用于南南合作，美国提供30 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行动。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却指责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制造“债务陷阱”，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在经济建设尤其是污染治理进程中，接受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援助，同时也在尽力援助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
挑战：“授之以渔”容易导致竭泽而渔
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人本发展、经济繁荣需要资金支持，保护全球环境更需要资金保障。一句话，提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水平，需要钱。
这似乎也意味着，中国在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不仅要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水平，也需要尽一些帮助其他低收入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义务。
一个孤老婆子在河边的田里收割水稻。手到处，稻穗摇摆，蚱蜢像突然爆炸一样，四下弹跳开来，发出“吱吱吱”的振翅声。水蜘蛛抛下一根银线，荡到水面，伸长细腿，背着一个炸药包似的卵袋快速逃开。一杭先生看得兴起，不由得停在了田梗上。老太婆突然抬头看见他，以为在看自己，脸红了，说：“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行动、雄心和政治意愿是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动力 图片来源|联合国网站
第一，“借”道。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协定》目标，是国际社会已经达成的共识，铺好了“道”。中国在其之上嫁接、融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道，自然比“另起炉灶”事半功倍。
授之以渔之所以不能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所缺失的在于“道”。全面考察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17 个目标领域的169 个子目标，几乎都是“鱼”和“渔”，一些关乎“道”的目标，例如可持续生产与消费、全球环境保护，也是技术层面的“鱼”和“渔”。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地开展的“农业学大寨”，既不是“鱼”，也不是“渔”，而是“道”，是大寨人不等不靠不要、不怨天不尤人、战天斗地、改天换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全国大江大河治理、农田水利基础实施建设，在几乎没有什么“鱼”或少有“渔”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的精准扶贫，是增加造血功能，不是简单的输血。中国的发展援助也是遵循“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原则，帮助受资国发展经济。中国在对外援助中投资基础设施、规划产业园区、建造电力设施等，从各个方面“授之以渔”。然而，一些重大的发展援助项目，例如燃煤电厂项目，技术先进、成本低廉，能够提供发展和民生亟需的电能，却受到受资国和国际社会，尤其是一些拿着放大镜对中国国际合作吹毛求疵的发达国家的诟病，批评中国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违《巴黎协定》目标和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致于一些国家例如肯尼亚叫停了中国公司与肯尼亚公司已经签署合同的超临界燃煤电厂项目。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中国在资源短缺、生态脆弱、污染严重的情况开展生态文明建设，靠的显然不是简单的“鱼”或“渔”，而是中国人的拼博精神、致富欲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态安全的守望，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道。
转变：中国要授之以道
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具体行动。中国从延续数千年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之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文化积淀，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生态生产力方法，形成了具有世界意义、普遍价值的生态文明之道。
那么，中国在国际合作中怎样才能有效地“授之以道”呢？
中企承建的孟加拉国首座现代煤矿和电厂，受益人群已超过500 万，给当地人带来美好生活，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典范
西方发达国家所授、所建、所循之道，是基于其所谓共同的价值观。最初，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实际上就是传其西方之“道”；美国拿中国人的庚子赔款资助中国英才到美国训练，自然是学习和传输美国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挟独霸之威构建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和联合国安理会之政治安全体系，维护的也是西方国家之“道”。苏联东欧解体和随后的一系列“颜色革命”，输出的也是西方价值体系之“道”。然而，中国在国际上建孔子学院，几乎没有任何西方传教的目的；中国提供优厚条件培养国际学生，也没有“授道”的诉求。相比于积弱积贫的旧中国，如今生机勃勃的新中国各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在全球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但还不具备主导构建维护中国之“道”的意识。
方案：“借”道、释道、传道
中国的南南合作或发展援助，不应是施舍“鱼”，也不仅仅是提供“渔”，更重要的是要授之以道。一方面，在生态文明道义旗帜下，中国输出零碳的太阳光伏、水电、风电设备、产能、产品，是消除贫困，是发展经济，是保护气候，发达国家能够冒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之大不韪指责中国吗？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具有价格竞争优势的光伏产品的所谓“双反”，中国也完全可以高举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站在道义制高点，义正言辞地加以驳斥。从经济性上考虑，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成本分析报告表明，中国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接近甚至优于煤电，具有全球竞争力。美国以价值取向为由，聚集盟友，以其所谓“道义”准则为大棒，挥向“异己者”或“异见者”。而中国的生态文明之道，是可持续发展之道，是人类文明之道。中国所授之道，显然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利益，为了全球生态安全，不是打压异端的大棒。
尽管授之以渔能够提供谋生的工具，增加造血能力，比之于授之以鱼、食后则无鱼的境况是一种改进，但并非是完美的发展援助选择和经得起检验的目标指向。这是因为，授之以渔，一种情况是获渔者可能竭泽而渔，同样而后无鱼；另一种情况可能是，跑到他人地域去偷渔，“鱼”被罚没而失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公地的悲剧”，肆意捕获公共之“鱼”，危及全球生态安全。此外，授之以渔后缺乏维护“渔”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同样不可持续；更有甚者，一些腐败或独裁者可能利用所受之渔而鱼肉乡里。总之，历史上和现实中不乏授之以“渔”而无“鱼”的情况，例如个体或群体返贫、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第二，释道。 生态文明传承了东方古典哲学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在理念表述上是完美的。但是，如何界定人与自然和谐，有什么具体指标和阈值使之“可测度、可报告、可核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有169 个之多，但都有明确或可测度的量化指标，例如绝对贫困线、食物热值、教育年限等，就是保护气候也明确了2℃温升目标，并翻译为减排目标值和时间表。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文件中三次使用“和谐”的表述，但具体目标中没有测度指标。我们可以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解释为三个层面：
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给自然一定空间，“井水不犯河水”。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采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18%国土面积划为自然保护空间，就可以量化了。
2.人与自然和谐共享。 大自然的产品和馈赠，不应该由人类独享，可以把自然产出的5%至25%，留给生命共同体的其他生命体，人与自然也就和谐了。例如滇池的鱼虾，应该留出一部分给候鸟迁徙生存。
3.人与自然和谐共荣。 在城市或村庄，人类生活居住的地方，不能有虎豹财狼，不能有毒蛇黄蜂，但是应该有绿色植物，净化空气，遮阴挡风。这也可以有指标，例如，在城市规划中明确人均绿地面积不少于12 平方米。如此一来，人与自然和谐之道，就可以测度、报告、核查，具有可操作性了。
第三，传道。 这种传道，不是通过行政力量的颐指气使，而是润物细无声的心灵沟通；不是派遣“宣示团”“宣传队”“讲师团”“宣讲团”，而是需要具备信念牢固、率先垂范、扎根基层、具有奉献精神的人。中国的文化具有内敛和封闭的一面，但是也有坚韧和兼容的一面，可以更多地通过民间、通过志愿者，自觉传播生态文明之道。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中国的参与、贡献和引领。2014 年7 月4 日，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的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演讲中说：“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这个“义”，就是道义。推进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实现国际合作共赢的路径选项，不仅要“授之以渔”，更要“授之以道”，传生态文明之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根据作者2019 年9 月3 日在中国21 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举办的“气候沙龙”所做主旨发言“全球气候变化之大变局”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
编辑 |王秋蓉 qiurong.wang@wtogui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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