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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问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重要问题。在国际共运史上国际主义问题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它同爱国主义、同民族利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国际主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
一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的革命活动一开始就以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他们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宣告“工人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因为，他们认定，资产阶级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也必然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同时发生”[①]所以，“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②]1848年欧洲发生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期望这场革命由于无产阶级的参加而使之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此，他们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并且作出了“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样的判断。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后来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正是服从于世界革命的任务而组织起来的。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实行集中制，国际总委员会是统一的领导机构，各国的组织是国际的支部，服从国际的指挥。国际的决议，各个支部必须执行。虽然他们也强调了各国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国际的共同利益则是放在首要地位。
基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性”和“共同胜利”的观点，从当时处于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地位所提出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定位自己是国际主义者而不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认为国际主义包含了爱国主义，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民族利益应服从于国际的利益。1893年，恩格斯对法国工人党领导人拉法格和盖得所拟的爱国主义宣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爱国主义一词涵义片面，或者说词义含糊”“所以我从来不敢把这一称号加于自己。”[③]
在对待国家间战争问题上国际主义原则是：对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殖民利益的战争，不支持任何一方；本国的无产者、无产阶级政党是战争的失败论者，绝不允许持“保卫祖国”的立场去支持本国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并尽可能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发动国内革命；只有当自己的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才能支持战争，并以防御性质为限。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法国处于侵略者的位置，第一国际的巴黎会员发表《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号召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④]德国工人则声明“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⑤]马克思对此欣慰地写道“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⑥]这就是马、恩所倡导的国际主义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所期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的形势从来没有出现过。1848年欧洲大陆的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曾说新的革命要等待新的危机来临，然而欧洲资本主义却进入稳定、迅速发展时期，他们放弃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到19世纪末，恩格斯总结他们对形势判断失误时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世纪80年代后期重新组织起来的第二国际，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其性质已不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而是各国社会党、工人党“自由联合”“自愿联系”，协商、合作的联盟性组织，国际与各党之间不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各国党“以独立自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并首先致力于各国内部的斗争。这样，也就不再存在超乎本民族解放事业之上的高于一切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利益。
二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开辟了在一个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是伟大的创举，是对马、恩“共同胜利”观点的一次实践的突破。但是，列宁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观点，而是希望十月革命打断世界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后引发世界革命，而1918年、1919年相继发生的德国、匈牙利的短暂革命更增强了这种希望。列宁亲自组织并领导的共产国际，就是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的组织准备。列宁也是把国际主义置于首要地位的。他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⑧]1919年1月24日发出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中明确提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又说，国际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战斗机构，“使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⑨]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俄共（布）代表季诺维也夫在会上发言说：“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谁也不能说这是乌托邦。我们深信，这已是最近将来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敢建立第三国际，以替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一种手段吗？”[⑩]列宁在大会闭幕词中也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为期不远了”。(11)很明显，共产国际是作为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组织为着进行世界革命以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目标而建立的。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宣称：“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为此，“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12)这次大会制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13)“三大”以后，共产国际向各加入国的党派出54名代表。“四大”对执委会进行改组，其目的是“消灭联盟主义残余，使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一个集中的世界党的领导机构，在这个世界党中，任何个人或支部都不得破坏决议”。大会决议说，“今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比以往更称职地成为一个同各种机会主义作无情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一个建筑在最严密民主集中制原则上的组织。”(14)
组织形式及制度是服务于政治任务的，即世界革命和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世界革命的形势依然不曾出现，这一任务便成了空的、无实质内容的东西，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便只能是对各国党的工作进行遥控指挥，干涉各党内部事务。妨碍各党的独立自主性便成为必然的了。共产国际从“三大”到“四大”的15个月期间，执委会开会30次，主席团开会75次。其中讨论法国党的问题42次、意大利党的问题31次、德国党的问题27次，俄国党的问题1次。在远离这些国家的莫斯科来频频讨论这些党的问题，犯错误是在所难免。值得一提的是，列宁临终前觉察到世界革命的期望已成泡影。他批评了共产国际“三大”的决议“俄国味道太浓”，他也反对“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然而，共产国际的组织制度规定了它就是要对各国党发号施令，制度毕竟是决定性的，个人的意志改变不了制度决定的事实。
三
列宁逝世以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便发展成为以苏联为核心，联共（布）党凌驾于各国党的推行大国、大党主义的工具；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的至上的利益也由于这个革命实际上不存在而成了虚幻的，它被苏联利益所取代；国际主义义务演化为“保卫苏联”，把一国利益置于世界各国党的利益之上，国际主义被彻底纂改了。1928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说：“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从事各国无产者的共同事业”“苏联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和国际任务融合为一个共同的任务，即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各国无产者的任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利益完完全全融合为一个共同利益，即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各国的胜利。”(15)斯大林进而把苏联置于世界革命利益的中心，把“保卫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甚至以对待苏联的态度作为检验革命者和国际主义者的标准。斯大林在《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说中提出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就是国际主义者。还说，在捍卫苏联、反对苏联这两种立场之间必须作出选择，第三种立场是没有的。这样，就把一个国家的利益等同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国际主义成了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遮羞布。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发动对欧洲许多国家的侵略，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奋起抵抗时，斯大林又是怎样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作出民族牺牲的呢？1939年斯大林派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会谈达成苏德互不侵犯的协议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据最近刊出的材料，斯大林曾企图与希特勒划分势力范围，甚至曾打算参加里宾特洛甫提出的德、意、日、苏四方联盟。据称，斯大林1940年10月17日收到里宾特洛甫的信，建议将9月签订的德、意、日三方条约变成加上苏联的四方条约，以控制欧亚两洲。意大利将非洲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将东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则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亚洲南部、波斯湾和印度。斯大林很快复信准备讨论德方建议并派莫洛托夫11月12——13日访德。斯大林作了具体指示并提出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没有被希特勒接受，四方联盟的计划也破产了。直至1941年4月12日斯大林与日本外相松冈会谈时还在说：“苏联认为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许多问题上的合作原则上是可能的”“只有在德国和日本的战事进行得不好的情况下才可能会出现四方协议和日本与苏联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问题”。(16)人们很难相信，以世界革命、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为己任的苏共领导人竟然打算与法西斯的德、意、日结成“四方联盟”，这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大相径庭了！至于共产国际和后来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所犯重大错误，人所共知，不用赘述。
四
从上面的考察可以看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国际主义，是与推翻国际资本统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使全人类都得到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把国际主义置于爱国主义、民族利益之上，把国际主义利益作为高于一切的利益，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凌驾于各国党之上的统一领导机关，又是同把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革命当做直接的、现实的斗争任务分不开的。然而，无论马、恩还是列宁时代，这种世界革命共同胜利的形势都从来没有出现过。马、恩亲自参加的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不过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也未能引发世界革命的到来。还应当看到，即便有这样的世界革命形势，革命也只能是在各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既不能输出革命也不能由其他国家的革命党来代替，更不可能由组织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集体行动去推翻国际资本统治。
第二、国际主义，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团结、互助、协作以及道义上的相互支持，相互援助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与压迫，还存在着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别，还存在着民族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就有存在的客观基础，就仍然是世界上众多的人们为之奋斗的共同追求。但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是与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并存的思想精神，两者并不相互相斥，并不发生实际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存在谁居于主导地位以及谁服从于谁的问题。共产主义者既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他立足于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也关注全世界无产者的事业和命运，给以道义上和力所能及的物质上的支援。
第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今天，会不会出现一个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的形势呢？回答是否定的。今天，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驱动下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进程，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力量以及资本、商品、技术、人员的跨国流动为主要标志的。这一切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又反过来给资本主义带来新的扩张能力。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同马克思所处的初期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已有着很大的差别。作为资本对立物的传统产业工人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并日益成为带有保守倾向的力量，知识阶层日益扩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正在成为社会的中坚。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但它将以何种方式来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今天尚难以作出回答。目前看得到的社会变化是渐进的，逐步演变的，并不具备爆发革命的条件。超越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国际主义被淡化是理所当然的，而国际主义精神则仍然是神圣的、应予发扬光大的。
注释：
[①][②][④][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第227页；第2卷，第338页；第340页；第341页。
[③][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84—86页；第22卷，597—598页。
[⑧]（11）（13）《列宁选集》第4卷，第274页；第3卷，第734页；第4卷，第311—112页。
[⑨][⑩]（12）（14）《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第29页，第20页，第205页，第486页。
（15）《斯大林全集》第9卷，25—27页。
（16）《世纪》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