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汉墓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试探——兼论摇钱树的整体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摇钱树论文,西王母论文,汉墓论文,杂技论文,枝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川汉墓出土有一类摇钱树枝叶，其上的杂技(含魔术)图像与西王母图像固定地结合在一起，紧密排列在西王母的两边。这种情况尚未在其他汉代画像上看到。笔者认为这种图像并非一般的宴饮杂技场面，也非“歌舞祠西王母”的场景，而是当时文献所反映出的西域之地西王母与眩人(幻人)紧密联系这种观念的表现。这里的幻术与仙术有关，表达了当时人们死后升仙的愿望。这种图像出现在摇钱树上，则是当时四川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又一证据。而阐明此类枝叶图像的含义，对理解整个摇钱树的意义也会有很大帮助。
一、“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
摇钱树(或称“钱树”)主要出土于四川(含重庆)地区的汉墓中，在贵州、云南、陕西等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时代可延至三国时期。摇钱树由陶质(亦有石质)树座和青铜树干及枝叶组合而成。其树座、树干和枝叶上都有许多图像，主要为钱币、神仙、神兽和仙境等内容，本文讨论的“西王母与杂技”枝叶便是其中较常见的一种，依笔者目前所见，有以下数例。
(一)成都青白江区出土摇钱树枝叶
现藏于成都市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出土情况不明。枝叶宽25、高9.5厘米，以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悬挂的钱币图像，中间杂有两人(猿猴)荡戏于枝下，上层即“西王母与杂技”图像①(图一)。
图一 成都青白江区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拓片
从所发表的拓片来看，西王母居于图像中心，正坐于龙虎座上，肩生双翼，头顶有华盖。西王母之左(以观者为准，下同)第一人手持一绳状物，何志国先生认为是花，花茎长而蜿蜒②。笔者同意此说，不过其出现在杂技、魔术的场面中，显然不是一般的持花，而是西域(指广义的范围，下同)魔术——植瓜。《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武帝时大宛国献“犛靬眩人”，颜注：“眩，读与幻同，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③。晋干宝《搜神记》云：“吴时有徐光者，常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④。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景乐寺》中亦载：“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士女观者，目乱精迷”⑤。可见，所谓“植瓜”便是在瞬间变化出瓜的藤蔓、花和果实的魔术表演。这种魔术在汉代由西域传来，至三国时汉人已能表演。而上述“西王母与杂技”枝叶上的持花形象正是“瓜生藤蔓，生花成实”的表现。
西王母之左第二人手挥长巾，轻腾舞蹈。汉画像杂技场景中也常有此种挥巾腾跃的舞蹈形象，其足下多踩盘、鼓，称为盘舞(七盘舞、盘鼓舞)⑥。由于它与一般的舞蹈不同，要求舞者具备轻捷的步法和很好的平衡能力，所以往往出现在杂技场面中。但从拓片上看，此人足下似乎没有盘、鼓一类道具，是否是盘舞图像的简化，谨慎起见，存此一疑。
西王母之左第三人当为“跳丸”，即手掷伎，以双手掷接多球，球在空中轮转，令人眼花缭乱，至今仍是重要的杂技项目。“跳丸”之术在中国先秦时期已经存在⑦，但汉代及以后，人们多认为跳丸自西域而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所献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⑧。大秦即罗马帝国，其人跳丸能转数千次而不坏，可见技术精湛。也有意见认为“数乃至千”当是“数乃至十”之误，言球数为十，其说更通，然而因未详细加以校勘，本文暂且存疑。《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亦载：“(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⑨。跳十二丸或许有些夸张，因为目前世界最高水平也不过八九个球⑩，但可见当时人认为西域的跳丸技术十分高超，所以汉代中国杂技中的跳丸受到西域影响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西王母之左第四人当为“叠案”，伎者倒立案上，再不断增加下面案的数量。从汉画像材料来看，多者可达十案左右。“叠案”又称“五案”、“安息五案”。晋陆翙《邺中记》记载：“(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縆、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11)。《梁元帝纂要》亦载：“又有百戏，起于秦汉。有鱼龙曼延、高縆、凤皇、安息五案”(12)。“五”当非实指，言其数量多。“安息”即帕提亚(Parthia)波斯王朝(13)，在今伊朗地区。“五案”前冠以“安息”，说明这种杂技或属西域传来，或以西域发达而受其影响。
西王母之左最后一人侧立于一小树旁，当即前引“植瓜种树”中的“种树”魔术，其术当与“植瓜”性质相同且内容相近。
西王母之右侧有两人和一凤鸟，凤鸟之后尚有一小人(猿猴)扯其尾羽，笔者认为即是所谓“导弄孔雀、凤凰”的杂技。两人在凤鸟前，一人手持一竿，从同类材料上看竿头还有花状物或丸状物(参见图四)，应该是引导凤鸟的道具，犹如今日舞龙戏狮中的彩球。另一人手持一璧状物，上系绶带，也当是引导凤鸟或使其钻越之道具。两人的手势皆意在向左引导凤鸟。《隋书·音乐上》中所列南朝会元之日上演的百戏中便有“导安息孔雀、凤凰”(14)，前冠以“安息”也表明其出自西域。梁代周舍所作《上云乐》中有“老胡文康”一篇，其言“梁武帝制《上云乐》，设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服、高鼻、白发，导弄孔雀、凤凰”(15)，可见此术确实出自于西域胡人。从摇钱树枝叶上的图像来看，这种“导弄孔雀、凤凰”之术在东汉已经传入中国。
下层悬挂的钱币图像，为目前所发现的摇钱树枝叶共有，与本文重点论述的“西王母与杂技”图像并无独特的组合关系。但它与摇钱树及其意义密切相关，我们将在后文进行讨论。
(二)广汉万福乡出土摇钱树枝叶
1983年在广汉县万福乡狮象村砖石墓中出土一株摇钱树，由陶树座、铜树干和枝叶组成，通高152厘米。枝叶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便是“西王母与杂技”枝叶，宽29、高10.2厘米(16)。其图像风格和内容几乎与上述成都青白江区所出者完全相同，只是右端凤鸟后面的小人(猿猴)或许后来脱落了(图二)。若不是规格较前一例稍大，简直令人怀疑是同出一模。
图二 广汉万福乡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拓片
(三)彭山双江出土摇钱树枝叶
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院汉代陶石艺术馆，展品说明称其1957年出土于彭州双江崖墓中，“彭州”显然系“彭山”之误。沈仲长、李显文先生《记彭山出土的东汉铜摇钱树》一文中所述1972年出土于彭山县双江崖墓中的一株摇钱树(17)，据笔者观察与本文所列的这件摇钱树几乎相同，只是枝叶的插挂顺序有些差异。但摇钱树枝叶的复原插挂系今人所为，不知它们是否为同一例？据笔者观察，该枝叶的图像与上述两例大同小异，造型比较形象，内容也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则有三点。第一，西王母肩上不见羽翼。第二，西王母之侧多出面向西王母长跪的两个侍从，右侧者捣药，左侧者似奉物。第三，“导弄孔雀、凤凰”中的第一个导弄者以及“植瓜”、“种树”者，所用道具的形象与前两例略有差异。但从其动作、位置及主要形象来看，与前述两例表现的内容应是完全一致的。
(四)新津宝子山出土摇钱树枝叶
1992年在新津县宝子山崖墓出土有摇钱树枝叶残件(18)，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宽21.5、高10厘米，以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悬挂的钱币图像，上层即“西王母与杂技”图像。该枝叶的图像风格与上述三例明显不同，显得十分抽象，所用线条也较为简单，如西王母座位两旁的龙虎形象就完全抽象为线条。
图像内容与前两例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最左侧的画像前两例为“种树”魔术，此处则是一较为复杂的杂技图像。此图像中立一高竿，竿支撑在一龟形物背上，两人援竿作戏，竿上又分出两根长绳，两人立于绳上耍弄(图三)。高竿杂技即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所谓的“都卢寻幢”(19)，西晋傅玄《正都赋》中说“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20)。“幢”即高竿。关于“都卢”，《汉书·西域传》颜注引晋灼云“都卢，国名也”，又引李奇云“都卢，体轻善缘者也”(21)；《西京赋》李善注：“《汉书》曰：‘自合浦南有都卢国’”(22)；《汉书·地理志》亦载合浦之南有“甘夫都卢”(23)。可见此“都卢”在南海之中，其人体轻善缘，汉代杂技中的高竿表演“都卢寻幢”就由此地传来。竿上又分出长绳，当又加入了“走索”、“高縆”的杂技表演内容。
图三 新津宝子山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拓片
(五)成都金牛区出土摇钱树枝叶
1990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凤凰山砖石墓中出土摇钱树树干和枝叶残件，枝叶亦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宽27.7、高8厘米，图像风格及内容与上述新津宝子山所出者完全一致(图四)。不过其枝端略下弯，前例则为上卷，且图像细部较此例略为精致。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伴出器物、钱币的特征，推断该墓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24)。
图四 成都金牛区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拓片
(六)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藏摇钱树枝叶
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收藏有一株摇钱树，出土情况不明，其上亦有此类枝叶。据笔者观察，其图像风格及内容与上述新津宝子山、成都金牛区所出两例完全相同，唯有最右侧凤鸟的姿态为胸部高挺、昂首欲飞，略显差异。
(七)彭山双江出土摇钱树枝叶
在彭山县双江乡(今江口镇)崖墓中出土的另一件摇钱树，由陶树座、铜树干和枝叶组成，通高141厘米，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院。枝叶有多种形制，其中“西王母与杂技”枝叶宽24、高9.5厘米(25)。其图像风格较上文介绍的前三例“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更加抽象，相对于第4、5两例则显得较形象，如西王母座旁之龙、虎基本抽象为线条，但又表现出可以区分的头部。前文述及沈仲常、李显文先生所报道的1972年出土于彭山双江的一株摇钱树，所记出土时间与比例相同，但由所配图观察又完全不是一件，具体情况不明，或许是相关著录记叙错乱所致。
西王母居于图像中心，正坐于龙虎座上，其两侧的杂技图像可以说是对前述图像的简化。其一侧分别为持巾腾跳(盘舞？)、跳丸(拓片上看不到丸，但从其动作和位置与前述图像比较，无疑为跳丸)、叠案，省去了前述图像中的“植瓜”、“种树”或“都卢寻幢”；另一侧为持璧人“导弄孔雀、凤凰”，省去持竿之人。同时又将西王母两侧省去的人物改为两株植物，或者即为“植瓜”、“种树”的简化形式(图五)。
图五 彭山双江出土“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拓片
以上是目前所见可以确定为“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的材料。另外，在三台胡家扁崖墓(26)、绵阳石塘乡崖墓(27)和新都马家山1号崖墓(28)中都曾出土一种杂技图像摇钱树枝叶，虽然其上没有居中的西王母，但图像的内容和组合都非常像是前述图像的简化形式。但由于我们讨论的“西王母与杂技”图像上，位置居中的西王母是其关键因素之一，谨慎起见，暂不将它们归为此类。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收藏有1990年出土于广汉三水镇的一件摇钱树，其第一层枝叶据笔者观察应该与本文所论者相同，但因过于残破，也暂不归入此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摇钱树的一种枝叶(29)与本文所论者也有相似之处，其上西王母身旁也有一些杂技图像，但又杂糅了一些其他类型枝叶上的图像，与本文所论者有异。况且其来源不详，本文也不归入此类。
总体来看，上述“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的特征可归纳如下。
第一，目前所见此类摇钱树枝叶皆分布于四川的中心地区，即成都及周边的彭山、新津、广汉地区。目前可以确定的虽然只有7件，但明显可分为三型。A型包括第1、2、3三例，图像风格最为形象、细致，内容完整。B型包括4、5、6三例，图像风格较为抽象、粗略，内容完整；图像内容与A型略有不同，即改A型最左侧之“种树”为“都卢寻幢”。C型为第7例，图像风格较A型更加抽象，而又较B型显得形象，内容为前两型的简化。从出土范围来看，它们应该不具备地域的差别。何志国先生将本文所列第2例(广汉万福乡)、第5例(成都金牛区)、第7例(彭山双江)摇钱树的时代都推定在东汉中期(30)，包括了前述所有三型，按摇钱树枝叶图像风格由形象、细致到抽象、粗略的变化趋势(31)来看，这三型或略有早晚，但时代应该不会超过东汉中晚期的范围。
第二，此类枝叶皆以西王母为中心，两旁紧密地排列各种杂技和魔术图像，与西王母构成一个固定的整体组合。其中涉及的杂技有跳丸、叠案(安息五案)、都卢寻幢(含走索、高縆)、导弄孔雀，魔术有植瓜、种树；另有一持巾腾跃的图像尚不能确定，或许与盘舞相关。从前文的考察中可以看到，这些已确定的杂技和魔术基本上都是在汉代由西域传来或受到西域的影响，只有“都卢寻幢”来自南海。在图像内容最为完整、细致的A型摇钱树枝叶上，涉及的杂技和魔术则全部与西域有关。
那么，四川地区的汉代工匠们为何要把这些来自西域或深受西域影响的杂技、魔术图像与西王母图像紧密地结合在丧葬用品——摇钱树上呢？这应该和当时此地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二、“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的含义
西王母在汉代人的观念中是西方一位拥有不死之药，能令人升天成仙的女神。由于现实中长生不死并不能实现，死后的升仙便被人们寄予厚望，西汉中晚期以后西王母的图像便在丧葬文化中广为流行。而对于西王母的所在地，当时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是在西域之中，并不断随着人们对西方认识的增进而向西移。
《史记·大宛列传》中根据张骞等人的描述记载有，“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32)。“西海”即地中海，可见“条枝”在地中海东岸，论者或以其为塞琉古朝叙利亚王国(33)。上引文献中不仅传闻其地有西王母，而且“善眩”。《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记有“眩人”，颜注：“眩，读与幻同，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34)。“吞刀吐火”应该属于杂技，“植瓜种树”如前所述属于魔术，“屠人截马”当然也是魔术，可见“善眩”即是擅长表演杂技和魔术，“眩人”即是杂技、魔术表演者。《史记·大宛列传》中便将西王母和眩人的传闻紧紧联系在一起。
西汉使者皆未能到达条枝，而至东汉时，“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枝”(35)。甘英虽然最终未能渡海至大秦(罗马帝国)，但由此人们对西方的知识无疑大大增加，于是西王母被推至更西的大秦之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36)。而随着西王母的西移，西王母之地的“眩人”也西移至大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37)。所谓“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跳丸”都是杂技和魔术，所以这里的“幻人”即是上面所谓的“眩人”，仍然与西王母之地紧紧联系在一起。
可见，汉代人将西域的杂技和魔术视作一类，将表演者称为“眩人”或“幻人”，认为他们就来自于西域中的西王母所在之地。从西汉到东汉，西王母从条枝被向西推至大秦，而眩人(幻人)也恰恰经历了这一过程，可见其与西王母的联系何其紧密。笔者认为，前述四川汉墓中出土的将西王母与西域杂技、魔术图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摇钱树枝叶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而非有的学者认为是“歌舞祠西王母”的场景(38)。因此，此类材料更准确的命名应该为“西王母与眩人(幻人)”摇钱树枝叶。
那么，汉代人为何要将西王母和眩人(幻人)紧密地联系在西域之地？四川地区的工匠们为何又把他们的形象紧密地结合在摇钱树枝叶上呢？
由于西汉中期以来，以昆仑、西王母、天门为代表的西方升仙信仰被人们广为接受，汉武帝开发西域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甚至还包含有升仙的理想。张骞“凿空”以来，人们了解到西方尚有广大而神奇的国度，所以西域的许多奇闻逸事便有机会与西方升仙理想结合起来，西域传来的杂技和魔术就被当时人认为是眩术或幻术，并与仙术密切相关。《列子·周穆王》所记“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张湛注称“化人，幻人也”，而此“化人”能施行升天之幻术，令穆王“目眩不能得视”(39)。今本《列子》多认为是汉晋人假托之作(40)，其中西极之国的“化人”当是西域外国的“眩人(幻人)”，其施行的眩术(幻术)便与升仙有密切的关系。
东汉张衡《西京赋》和西晋傅玄《正都赋》中皆有对当时杂技表演的描写，其中就充满了与仙境和升仙有关的内容(41)。《正都赋》所描述的杂技表演中便有“西母使三足之灵禽”(42)，将精彩的杂技表演与西王母直接联系在一起。这里的西王母并非作为杂技表演的欣赏者出现，当然不会是“歌舞祠西王母”的表现，而是一种对神仙和升仙场面的描写。虽然这只是一种假扮的表演，但其表现升仙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甚至试图用杂技、魔术的奇幻效果来使人相信神仙之可得。《抱朴子·对俗》中说：“若道术不可学得，则变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兴云起雾……幻化之事，九百有余，按而行之，无不皆效，何为独不肯信仙之可得乎？”(43)可见即使到了东晋，不少人仍然认为杂技、魔术等幻术即是仙术。
此类摇钱树枝叶上除了那些令人“目眩不能得视”的紧张刺激的杂技、魔术场面，尚有一种较为温和的“导弄孔雀、凤凰”的杂技，又称为“导安息孔雀、凤凰”。前引《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西域传》中皆记载，条枝除了有西王母、眩人外，还有“大鸟”、“大鸟卵”(44)。《后汉书·西域传》则记载，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枝大鸟，时谓之安息雀”(45)。可见所谓“安息孔雀、凤凰”便是“条枝大鸟”，安息充当了中转站的角色。孔雀多产于南亚，一般认为此处的“安息雀”和“条枝大鸟”应该是鸵鸟。孔雀也罢，鸵鸟也罢，在当时人的眼中它们都是“大鸟”、“大鸟卵”，并与西王母之地的凤鸟和升仙愿望有关。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有王母之山……沃之野，凤鸟之卯是食，甘露是饮……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郝懿行疏：“‘西有’当为‘有西’，《太平御览》九百二十八卷引此经作‘西王母山’可证”(46)。《吕氏春秋·孝行览》亦云“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高诱注曰“丸，古卵字也”(47)。从当时一般人的角度来看，或许此西域中西王母之地的“大鸟”、“大鸟卵”，即是“西王母之山”、“流沙之西”(《淮南子·墬形训》称“西王母在流沙之滨”(48))的“凤鸟”、“凤鸟卵”，故多称奇。因此，与西王母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导弄孔雀、凤凰”的杂技形象，应该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前述梁代周舍所作《上云乐》的内容就是以西方老胡文康导引孔雀、凤凰，而其曲辞明显与神仙和升仙思想有关。其云：“西方老胡，阙名文康。遨游六合，傲诞三皇。西观濛汜，东戏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无通之乡。昔与若士为友，共弄彭祖之床。往年暂到昆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宾，王母赠以玉浆”(49)。
可见，这类“导弄孔雀、凤凰”的杂技，确实与神仙和升仙信仰相联系，特别是与西方昆仑、西王母的升仙信仰有关。
三、摇钱树的整体含义
“西王母与杂技(眩人)”摇钱树枝叶是摇钱树上最常见的枝叶类型之一，阐明其文化特征，对理解整个摇钱树的含义是有很大帮助的。
学术界对于摇钱树的含义多有讨论，其中最有依据的观点主要是“求财”和“升仙”两种，或认为与社树崇拜有关，或采取综合各种观点的态度(50)。但以往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对内涵最为丰富的枝叶图像的探讨，而这些枝叶图像多呈现格式化，应该表达着一种共同的观念，体现出摇钱树的整体含义。
据笔者观察，格式化最为明显的除了本文讨论的这种长型的枝叶外，尚有另外一种宽型的枝叶和顶枝。宽型枝叶上的图像组合显得杂乱一些，主要是居于主体地位的西王母和神兽、仙人、钱币，以及仙人骑马、骑鹿等仙境的题材，西王母正居于一枚五铢钱之上(51)(图六)。摇钱树枝叶上的西王母图像除本文所述外，主要处于璧或五铢钱的上方。如茂汶出土的一件摇钱树枝叶，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其下有一璧，两旁有一对门阙，两阙及西王母上各有一凤鸟(52)(图七)。对比重庆巫山县所出土的带有“天门”题记的铜牌饰(53)(图八)来看，无疑正是“西王母与天门”观念的表现。
图六 彭山双江出土“西王母与五铢钱”摇钱树枝叶拓片
图七 茂汶出土“西王母与天门”摇钱树枝叶拓片
图八 重庆巫山出土铜牌饰摹本
1.土城坡南东井坎出土 2.淀粉厂出土
以璧表现天门符合当时的观念。《三辅黄图》中记载汉武帝所造求仙意味浓厚的建章宫，“宫之正门曰阊阖，高二十五丈，亦曰璧门”(54)。《楚辞·离骚》王逸注曰：“阊阖，天门也”(55)，《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曰：“阊阖，始升天之门也”(56)，《说文·门部》亦云“阊阖，天门也”(57)。可见，“阊阖”即“天门”，也即是“璧门”。霍巍先生注意到，重庆巫山出土的一件“天门”铜牌饰上，其璧门上正刻有“五铢”二字(参见图八，2)，将五铢钱与“天门”紧密联系在一起(58)。方孔圆钱的形式正与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相合，或许在当时人眼中具有一些神秘的含义。“西王母与璧”和“西王母与五铢钱”的组合正是“西王母与天门”图像的简化。“西王母与天门”是摇钱树图像中的常见题材，不仅见于上述枝叶图像中，在树座图像中也有不少例证(59)。
摇钱树的顶枝主要图像为凤鸟，有的将“西王母(佛)与天门”和凤鸟组合在一起(参见图七)。如前所述，凤鸟、大鸟与西王母仙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班固《西都赋》亦云：“设璧门之凤阙，上觚稜而栖金雀”(60)，说明天门(璧门)与凤阙具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与上述考古材料是完全一致的。
可见，摇钱树枝叶上最主要的图像为“西王母与眩人”和“西王母与天门”。而其陶质或石质树座，学者们一致认为其中不少应为昆仑的象征(61)。确实，山形树座和圆锥二三重形树座是最为常见的摇钱树底座，其可作为昆仑山和昆仑三重(阆风、樊桐、悬圃)的体现。
我们知道全世界关于宇宙中心的早期神话中，都有神山和神树两种内容。在中国也不例外，这个中心神山便是昆仑，神树便是建木。《水经·河水》云：“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注引《禹本纪》同(62)。《河图括地象》亦云：“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又云：“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市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63)。昆仑为大地中心，其上则对应着天的中心——北极、北辰。《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曰：“天神则主北辰，地祇则主昆仑”(64)。《春秋命历序》亦云：“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65)。既然昆仑下处地心，上对天极，则为天地的中轴，是通天之中心天柱。《龙鱼河图》云：“昆仑山，天中柱也”。《河图括地象》云：“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又云：“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66)。《神异经·中荒经》则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67)。
登天神树与登天神山一样，在中国古代早期的神话传说中十分常见，而且关于登天神树——建木的传说还多与昆仑有关。《山海经·海内经》云：“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同书之《海内西经》云：“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蓝，其名曰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同书之《大荒西经》则云：“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68)。弱水是环绕着昆仑的河流，建木如何能长在水上，自然当在昆仑之上。《淮南子·墬形训》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69)。如前所论天地之中正是昆仑，所以“众帝所自上下”的登天神树——建木，与昆仑实际上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奇怪的一点是，我们能从文献中明确地寻找出建木与昆仑的关系，但尚未见有文献直接记载其在昆仑上的。笔者推测，天地中心的神山神话与天地中心的神树神话中都有沟通天地的内容，但其早期来源可能是不同的，所以没有文献直接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但二者的观念显然又是一致的，所以在丧葬冥器和图像中，昆仑神山和建木神树就被结合在一起，共同作为昆仑登天信仰中的内容。而摇钱树正是以神山和神树结合的形式，十分立体地表达了这一含义。
昆仑为登天神山，汉代以来逐渐与西王母相结合，成为升仙信仰的主要内容。而天门正是在昆仑上，《论衡·道虚篇》云：“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70)。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以昆仑为中心，以西王母、天门为关键，以天界为目的的升仙体系。既然出现天门，可见升仙的最终目的地为天门后面的天界。西王母以前往往被认为是仙界的主神，其所在之处为升仙者的目的地。实际上如人间有帝王一样，天界亦有天帝，西王母绝不可能是神仙世界的主宰，而应该是升仙过程中获得仙药和仙籍的关键。关于这一点笔者拟另文讨论，兹不赘述。
昆仑、西王母、天门构筑起西方升仙信仰的主体，而由树座(神山、神兽)、铜树(建木、天柱)、枝叶(西王母与眩人、西王母与天门)、顶枝(凤鸟、西王母与天门)以及其他仙人、神兽、神仙意味的佛像所组成的摇钱树，正是这种信仰的体现，其上的五铢钱也与天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图九)。虽然也偶尔出现打钱、挑钱的图像，但它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组合无疑还是属于这一升仙体系。正由于它是西方升仙体系的表现，所以其上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因素，如西王母、眩人、佛像、胡人、西域动物、有翼神兽等(71)。
图九 彭山双江出土摇钱树(四川省博物院藏，树座应为后配)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四川中心地区东汉墓葬中出土的“西王母与杂技”摇钱树枝叶，将西王母与杂技、魔术图像紧密组合在一起。而其上表现的杂技、魔术基本上都来自西域或深受西域影响，当时人称之为“眩人”或“幻人”。西王母是西方升仙信仰的代表，西汉中期以来的流行观点认为其处在西域中，其地正有与仙术相关的“眩人(幻人)”、“眩术(幻术)”。摇钱树枝叶图像中除此类“西王母与眩人”题材外，主要为“西王母与天门”题材。在汉代(尤其东汉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昆仑、西王母、天门为中心的西方升仙信仰体系，摇钱树整体上便是这一信仰的表现，并将宇宙中心神山——昆仑与中心神树——建木结合起来，以表达升天成仙的愿望。其上出现的众多西方文化因素应该放到这一信仰背景中来理解。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四川大学霍巍先生的悉心指导和帮助，所用照片由师若予先生提供，谨此致以衷心感谢！
注释：
①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22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②同①。
③《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2696页，中华书局，1962年。
④［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第11、12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⑤［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一《景乐寺》第59页，中华书局，1963年。
⑥a.冯汉骥：《论盘舞》，见《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第52～57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b.王仲殊：《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说杯盘舞及其时代》，见《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⑦［清］王先谦注：《庄子集解》卷六《徐无鬼》，见《诸子集成》第三册第16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⑧《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1页，中华书局，1965年。
⑨《三国志》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60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⑩傅起凤、傅腾龙：《中国杂技史》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1)［晋］陆翙：《邺中记》，见《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第4页，中华书局，1985年。
(12)［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五六九所引(第三册第2573页)，中华书局，1960年。
(1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74～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4)《隋书》卷十三《音乐上》第303页，中华书局，1973年。
(15)［清］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卷三《上云乐》第204页，中华书局，1977年。
(16)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31、32页。
(17)沈仲常、李显文：《记彭山出土的东汉铜摇钱树》，《成都文物》1986年第1期。
(18)新津县文管所：《新津县出土东汉摇钱树》，《成都文物》1993年第2期。
(19)［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西京赋》第48页，中华书局，1977年。
(20)［唐］欧阳询编：《艺文类聚》第二册第11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21)《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929页。
(2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西京赋》第41页。
(2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1671页。
(24)张善熙、姜易德、屠世荣：《成都凤凰山出土〈太玄经〉摇钱树探讨》，《四川文物》1998年第4期。
(25)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27页。
(26)景竹友：《四川三台出土东汉钱树》，《文物》2002年第1期。
(27)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43页。
(28)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管所：《新都县马家山崖墓发掘简报》，见《文物资料丛刊》第9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29)Robert Bagley(eds.),Ancient Sichuan: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fig.97,p.273,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30)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94页。
(31)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93～97页。
(32)《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3163、3164页，中华书局，1959年。
(33)余太山：《塞种史研究》第182～209页。
(34)同③。
(35)《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18页。
(36)《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2919、2920页。
(37)同⑧。
(38)同(30)。
(39)［晋］张湛注：《列子》卷三《周穆王》，见《诸子集成》第三册第31、32页。
(40)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第153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41)参见(19)、(20)。
(42)同(20)。
(43)［晋］葛洪：《抱朴子》卷三《对俗》，见《诸子集成》第八册第8页。
(44)《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第3888页。
(45)同(35)。
(46)［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第460页，巴蜀书社，1985年。
(47)［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见《诸子集成》第六册第141页。
(48)［汉］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卷四《墬形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63页。
(49)［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第746页，中华书局，1979年。
(50)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150～167页。
(51)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127～129页。
(52)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57、58页。
(53)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第12期。
(54)何清谷校注：《三辅黄图校注》卷二《汉宫》第116、117页，三秦出版社，1995年。
(55)［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9页，中华书局，1983年。
(56)［汉］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卷一《原道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3页。
(5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5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58)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第190页，巴蜀书社，2007年。
(59)何志国：《汉魏摇钱树初步研究》第33、42、49页。
(60)［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二《西京赋》第27页。
(61)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第189页。
(62)［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一《河水》第1页，中华书局，2007年。
(63)(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089、109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6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二《春官·大司乐》，见《十三经注疏》第7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65)(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885页。
(66)(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154、1091、1092页。
(67)王根林校点：《神异经》，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68)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第509、329、466页，巴蜀书社，1996年。
(69)［汉］刘安著、高诱注：《淮南子注》卷四《墬形训》，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57页。
(70)［汉］王充：《论衡》，见《诸子集成》第七册第69页。
(71)王煜：《汉墓“虎食鬼魅”画像试探——兼谈汉代墓前石雕虎形翼兽的起源》，《考古》2010年第12期；《西王母地域之“西移”与相关问题研究》，《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车马出行——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的意义》，《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1期；《四川雅安汉墓出土“双兽搏斗”石雕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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