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厘金制略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嵩焘论文,厘金制略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嵩焘是近代首倡学习西方的先驱人物之一。依现代标准来衡量，其“立德”、“立言”的建树远大于“立功”；而从清王朝的角度看，其“立功”与“立言”之间，并无太大的差距。郭嵩焘对厘金制的首倡和践行，于清朝战时筹饷的贡献便较为突出。
厘金作为一种临时税制，从其试行、通行，再到漏卮四生，是终晚清都未能裁撤的税项。对厘金的各种评判，形成晚清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而厘金制的肇兴与演变，在郭嵩焘的政治生涯与经济思想中，尤其有着一条清晰的脉络。作为集士大夫、激进的洋务思想家、湘淮两系谋士于一身的人物，郭嵩焘与厘金的关系和对厘金态度的演变，折射出厘金制缘起和演变的社会背景，及郭嵩焘本人思想的演变。这种个案典型性，又因郭嵩焘在湘、鲁、粤的办厘活动而具有实践基础。
本文大致以时间顺序，来探寻郭嵩焘与厘金制关系的轨迹。
一
在经济政策的层面上，郭嵩焘是厘金制的首倡者之一。
关于清代厘金制的首倡者，一般的说法是扬州帮办军务雷以諴的幕僚钱江。但在咸丰三年左右，由于相同的财政问题在各用兵地区普遍存在，实际上许多人不约而同提出了厘金筹款之法。正如罗玉东先生所言：
“厘金之产生，上文已言系由当时财政环境所促成，因不能谓无钱雷而二人，则如厘金一类之征商税制即不会产生……”（注：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郭嵩焘于咸丰三年上半年开始承担为湘军筹饷的重任。他由黄冕在湖南常德设局抽厘得到启示，遂“以此为筹饷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时任湖南巡抚），开办通省厘捐。”（注：见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第4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而钱江奏请于江北里下河设局劝捐，也大约在同年的初夏，与郭嵩焘几乎同时。到江苏帮办军务胜保奏请将厘捐推广各地时，湘抚骆秉章首先响应仿行。咸丰五年四月，湖南办起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厘金局，郭嵩焘与胞弟崑焘作为本地士绅，参予主办了局务。
对于厘金制的合理性，郭嵩焘曾在浙江筹饷时与人谈及：
“国家无事之时，常赋所入，足资国用，故取民有节，虽有暴君，不可得而易也。军兴费烦，于是酒榷茶榷之属，百端并举，甚或加赋，或预征，自古为然，虽有仁君，不能废也。夫酒榷茶榷，其类繁，或有税或无税，或重或轻，其弊为甚，故不如厘金……今天下之利一出于商贾，取之以厘计，至约也。所取于商贾也，为厘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于民，率四五计。是仍取之民也，于商贾何害？然使竟取之民，则足以致乱，取之商贾，而民安焉。是又可由之，不可使知之义也。”（注：见郭嵩焘《郭嵩焘日记》，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第83页。）
这段话从几个方面概述了对厘金的认识。其一，道义上的不可置疑性。郭嵩焘强调国家（清王朝）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征税理应打破和平时期的“取民有节”，无论是“百端并举”，还是“加赋”，甚至“预征”，都是天道国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超越了一君一姓的政治权力。其二，厘金征收使商税化繁为简，便于操作。厘金的征收对象按商业类型分为行商和坐贾，分收行厘和坐厘，征收时按价格的百分之一抽取，税额既轻而手续又较之旧法大大简化，其公正性更强一些，所谓“笼而取之，为公而实。”其三，厘金征收有政治策略上的优越性。厘金征之商人却不损伤商利，取之于民却又避免直接征税于民而易致的激变。如此，厘金制有巧妙平衡社会心理承受力之功。由以上三点，郭嵩焘肯定厘金制“惠商而商实受其惠，无焚掠之忧；便民而民真得其便，无荡析之警”（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2页。），是当时情况下最佳的筹饷之法。因厘金制这种应急性质，郭嵩焘自然主张“俟天下无紧急之军需，直省无积欠之兵饷，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状”时，可“尽罢各省厘捐”（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2页。），于剿灭太平天国后即应取消厘捐。
在阐明厘金制政治合理性的同时，郭嵩焘又为厘金制寻找历史合理性。他将厘金制最远溯至周代的“廛布”和“絘布”（分别相当于厘金制中的坐厘和行厘），而且“今之厘金，与汉之算缗、唐之除官钱、宋之经制头子钱异名而同实”（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7页。 ）。同时，他认为晚清厘金制在保持古义的基础上，又因“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式”，即无统一固定程式，而是本着“因地制宜”、“任人不任法”的宗旨行事，可避免不考虑地域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能够“取之于民者约而为利反多。”（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7页。）
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在对厘金制追根溯源时，对社会各阶层运用的传统四民概念，其内涵已有了些微的变化。在他的理解中，“四民唯农商二者为有常业，不取其商，即取其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商民逐末而利源厚，轻重之宜，宜易知也。”（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 第127页。）其中“轻重之宜”中“轻”指传统的本业农业，而“重”则指末业商业。此外，显然郭嵩焘在“农本商末”的观念基础上，对“农”与“商”关系的理解，已偏离了“重农抑商”的原意。代表着传统农业的“本”与“重”，象征着传统商业的“末”与“轻”，作为社会伦理判断的基本概念，已被分割而重新组合，从而增加了功利价值判断（市场交换价值）的因素。商业因利润丰厚、有显见的实际功利，在郭嵩焘的本末之辩中被着重强调，其意义十分耐人寻味。实际上，郭嵩焘对“轻重之宜”的重新定位，客观反映出一个较为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近代商业税收将摆脱在国家财政中的附属地位，而逐渐成为财税的主项之一。在晚清传统本末观的演变中，郭嵩焘的本末观占有独特的位置。
明末清初启蒙思潮中，有“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说法，它道及了商人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动，从社会职业角度反映出传统本末论有了某些价值意义上的松动。而郭嵩焘在承认农、商二者的平等前提下，更从纯经济角度将“商”的地位提到“农”之上。在郭嵩焘稍后，早期改良派及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的本末论，也呈现了相似的内涵。如刘铭传的“商即民也，商务即民业也，经商即爱民之实政也”（注：《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见《洋务运动》（六）。），极力淡化商农分界；薛福成的“圣人之利，四民并重”（注：《振百工说》，薛福成《庸庵文内外编》。），突出了在“利”基础上的本末平等；张之洞指明“农、工、商三事互相钩贯”（注：张之洞《劝学篇·农工商学》），三业应“并重”（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同举方可为国；张謇则认为农、工、商业“义有先后而无轻重”（注：《请兴农会奏》，《张季子九录·实业录》第1095页。），但中心环节是“工业”。这些主张虽说的是各业平等，但因其前提是近代工商业发展，实际与郭一样，更强调传统“末业”的一面。当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郭嵩焘，所指利源丰厚的“商”，还只是传统的旧商业而非新式工商业。但这时他从经济角度（物）以“末业”为重的“利”的出发点（功利价值判断），与后来的洋务和改良派们异曲同工；却与明末“新四民说”从职业角色角度（人）提升“末业”的“道”的出发点（伦理价值判断），有所不同。郭嵩焘对厘金制社会合理性的关键概括，便是前文中的“所取于商贾也，以二三计；商贾所加取于民，率四五计”。郭嵩焘将“商”作为特殊阶层与普通意义上的“民”区别开来，并从经济核算的角度，将问题以数字形式明确化和具体化。姑且不论他关于“商”、“民”之间的损益比率准确与否，单就这种思路来说，在厘金制筹议中无疑是最为深层的。在厘金制筹议初期，咸丰和户部秉持有清以来薄征赋税的原则，对加征商税的建议甚为低调。在郭嵩焘和雷以諴以前，宗室禧恩于道光二十三年，伊犁参赞大臣布彦泰和翰林侍读德英于咸丰三年，都曾上书建议征收商税（注：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12—1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此前清的商税名目散乱而数量不大），但都没有下文。
直到雷以諴在扬州办厘较为成功，并奏请推广，咸丰才首肯这一办法，并于1854年4月21日这天两颁谕旨， 肯定厘金为“因时变通之法，尚属筹办得宜”、“捐输章程，系于劝谕捐输之中，设法变通，以冀众擎易举”，并强调此举系因“粤逆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谨嘱推广者“须悉心斟酌，总期于事有济，亦不致滋扰累。”（注：见咸丰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上谕，《清实录》，文宗， 卷125，第28—30页。）显然，清统治者还只将商人看作“民”的普通一员和“借资”的对象（“民”与“商”无明确区分），且对厘金的开办有一种勉强为之的谨慎态度。另一方面，被公认为厘捐首倡者的雷以諴，其认为厘捐“既不扰民，又不累商”、“商民相安”（注：《雷以諴请推广厘捐助饷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十七，转引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16页。）的理由，是“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升仅捐半文，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注：《雷以諴请推广厘捐助饷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十七，转引自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16页。）。其中虽已将“民”与“商”分列，但主要着眼点在于厘捐数额的微小和积少成多的实效，与郭嵩焘相比，其理论缺少“是又可由之，不可使（民）知之义”的宏观视野，也缺乏重要的利润估量。
郭嵩焘在50年代的财政困境中，以其敏锐社会观察力和务实精神，成为厘金制的创议人之一。在对厘金可行性的认识中，他的思想触角已延伸到了经济伦理和商业利润范围，比之其他创议者，他对厘金制中经济关系的认识，已具有了某种近代特性。
二
在行政制度的层面上，郭嵩焘是厘金制早期的评判者和力行者。
从1853年担负湖南办厘重任以来，郭嵩焘基于“自汉以来言利之稗政，未有优于今日之厘金者”（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8页。）的认识，多次积极参与办厘。十多年间，他先以湘军幕僚身份在湘省主持厘务，使厘金成为湘军除粤、淮盐厘之外的三大财政支柱之一，郭嵩焘本人也因善于理财而名声渐起。继之，60年代初于两淮地区整顿盐厘也成效显著。但1859年秋冬之季，郭嵩焘在山东海口的设局办厘之举，却惨遭败绩；1863年任粤抚时整顿广东厘捐，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办厘的甘苦与阅历，使郭嵩焘对厘金制的认识，扩大到行政制度层面，一些建设性的分析，也更富个人经验色彩。
任人不任法是厘金制的核心。郭嵩焘曾在粤抚任上上过《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集中阐述了倡厘主张，是推广厘金以来理论较为周密的文件。折中指出，厘金制施行的基本精神是“不限以科则，不拘于程式，一依唐臣刘晏之法，引用士人，因地制宜，犹得任人不任法之意。”（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7页。）令各地依具体情况制定厘金章程，目的是发挥厘金制的优势，达到如“上海办理厘金岁常数百万，而地方独完，商贾转盛。湖南支持数省，专恃厘金接济，亦未闻民气致有消耗”（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0页。）这样的效果。而任用士人，标准相当严苛，要求被简选的士绅，务必有方正清廉的品格、明敏干练的才华。因为人是制度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所谓“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苟得其人，虽稗政亦无所忧；苟非其人，则缓征、蠲赈及一切保甲、社会之政皆足以滋弊端”（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29页。）。士绅主政办厘是厘金制的关键， 但其制度性的大前提，是建立监督机制，采取多人任事的办法，因“锱珠取之民商，其势非多得数人不能任一局之事。亦惟人多，耳目昭彰，可以杜弊”。
关于任人不任法，郭嵩焘曾自道：“湖南（厘金）所以优于他省，正以创立章程多出自践兄弟，法周意密，流弊为最少也。”（注：见《致曾劼刚》，岳麓书社《郭嵩焘诗文集》第238页。）无疑， 像自己和胞弟崑焘这样尚德好义、才望兼备的地方士绅，是办厘人才的上选。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亦不忘此义：“（厘务）无扰于民，无害于农，而并无损于商……而湖南行之较优于他省者，为得刘晏引用士人之意，实收实报，除去烦苛，为能用人而不用法故也……”（注：见《复王纶霞》，《郭嵩焘诗文集》第164页。）从实际情况来看， 厘金制后来确实弊端丛生，但在六十年代初之前还不太明显，个别地方如湘、沪两地，甚至情况相当好。对此郭嵩焘也说得明白：“湖南所以稍能尽利，专恃地方绅士主持正论者为多，商贾百姓，不敢有所异同。”（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0页。）而相反， 他在广东办厘的不顺则是由于“民情非甚刁悍，而士绅之把持，能急公者少；人才之萧索，能办事者尤少。”（注：见《广东办理厘捐情形片》，《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3页。）七、八十年代的厘金制扰商害政，裁厘之声不绝于耳的关键，也正在于“任人不任法”原则，逐渐衍化成了“既不任法更不任人”的滥政，从而设局办厘几无法度可循，成为地方或私人聚敛钱财的工具。
反对对厘金制虚浮的道德评议。在1866年之前，郭嵩焘对厘金的态度十分积极，认为它是可行性最强的税项。因为清政府当时“筹饷难于筹兵”，在可能的饷源中，“捐输”和“厘金”是两大重镇。但“捐输”如果太多太滥，则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只能“救一时之急，而不可为经久之规。”（注：见《广东办理厘捐情形片》，《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3页。）因此， 厘金制便得天独厚地成为筹饷大端。基于此，郭嵩焘明确反对对厘金制的浮泛指责，与清议派处于鲜明的对立之中。
首先，他指出一概以言利为耻的虚妄不实。郭嵩焘认为当此困窘之际，凡一切有利于社稷民生长远利益之举，都是合理而应提倡的，所以对传统“义”、“利”的判断分野就应有变化：“夫不念民物丰啬之原而动以言利为事者，陋也；不顾时局艰难之寄而仅以不言利为名高者，尤君子之所慎也。”（注：《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1—132页。）自从厘金开办之后，言官对其“朘削聚敛”的指责便不绝于耳。对此，郭嵩焘以为是不能分辨是非的主观推测：“读古人之书、闻一二人之言而妄思兴利，不顾民生之休戚，事势之顺逆，无论为公为私，而皆谓之陋。读古人之书，闻一二人之言而遂据之以为名，古今得失之宜未接于目，天下利病之数不关于心，仅以邀流俗之誉，使办事者无所措手，故宜慎也。”（注：《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1—132页。）谈到利，必须分开“大利”与“小利”，只要是符合民生大义的“兴利”之举，都是符合大道的，即“国家爱民，当规其大者远者”（注：《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1—132页。）。而一班言官腐儒，则闭眼不看实际，死抱古人词句，斤斤于肤浅现成的道德评判，只能让人徒生忿闷：“厘捐为军兴以来一时权宜之计，不领于经费，又皆亲见其倚办军需，收荡平克复之功，裨益国家甚厚。言事者不知何所忮忌，悉力攻毁之？”（注：见《致瞿子玖》，《郭嵩焘诗文集》第245页。）对于“言事者”的“忮忌”， 郭嵩焘也有中肯的分析。
其次，认为批评者缺少对“民生利弊”的实际考察，因而其言论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郭嵩焘认为反厘者“所据认为为害者大率影响附会，于民生利弊实未尝深加考究”（注：《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1—132页。）。从反对者的几个角度，郭嵩焘的驳斥颇为切要。简言之，“病商”之责，犯了“以古度今”的错误，不知清代商人的财富和地位已不同于前代，“利厚而权亦重”。也无视厘金通行地区商业依旧活跃，而仅凭在明代之前尚不足称“病”的纳厘数目，便为商人鼓噪，实有“为商贾争锱珠之利以代护其私”的嫌疑。有了这种宏观认识，厘金“扰民”说便不攻自破。商人的本性是一意营私，无论家财多少，总以无厘为快，若一意顺从此种心态，并且无限夸大个别的抗厘之案，无疑是舍大求小、一叶障目。对“中饱之弊太深”的指责，他明确指出：“天下无一事不坏于中饱，而唯厘金之中饱为最轻。”个别地方发生办厘者中饱贪污的事，主要是所用非人而造成的章程混乱所致。如果将支付办厘士绅的薪水也看作“中饱”，更是荒唐。因为才干之士一般清高自持、不乐任财利之事，一旦任职，也因先有谋生之计和个人操守而不易贪小利。如此，任用士人筹厘，优势远大于官办，一意攻击厘务显然不近情理：“一二士绅为地方效奔走，经营饷糈，月得数金之薪食，此何关国计毫末，而待御史痛心疾首言之！”（注：见《致曾劼刚》，岳麓书社《郭嵩焘诗文集》第238—239页。）对于厘捐制不讲“修养之政”一条，他直斥为“必欲从征之士枵腹荷戈，近寇之区开关延贼而后为休养”（注：见《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0页。）的短视和迂腐，并将厘金的优点概之为取约、法均、行简、情亲四点，其基本出发点正包含不消耗民气、不竭泽而渔的原则。在筹饷急务和“与民休息”之间，厘金制取得了较好的平衡，而绝非不讲“与民休息”之政。
另外，郭嵩焘认为，对厘金制的苛议客观上在为“小人”和奸商张目。从传统来说，“自宋以来，议论繁多，凡言利者不容于公论，故敛怨以为私，君子之所戒，而固为小人之所趋。”在现实中，“一二办事省分，迫不得已，艰苦经营，粗有成效，言者又取道路无稽之议论而急毁之，徒使地方官事事掣肘……”（注：《各省抽厘济饷历著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疏》见《郭嵩焘奏稿选辑》第131—132页。）士绅因忌于“公议”而不敢介入厘务太深，实际上给一些贪官和奸商相互勾联提供了机会。郭嵩焘对此十分感叹：“（国家）每下一苛求督责之令，则弊端日增而收数亦日减，当事者群怀苛刻以绳其下，人心懔懔自危，相与粉饰掩护以求寡过，所在巡丁役夫横行而无忌，以区区十余年所目悉而心伤者……部书利用报销之名，为网利之资。言事者从而助之……”（注：见《致瞿子玖》，《郭嵩焘诗文集》第244页。 ）如果照清议的逻辑撤销厘金局，那么所节省的只是局员的区区薪俸，而将筹饷之事归并到藩司后，各级役吏中饱肥私所侵吞的数目，却将无可数计。因为筹饷的工作极为敏感，“尤须体量商情，使人信从”，而“（厘金局）局员专司其事，研求体察决去壅蔽，犹虞不及。司道大员职任繁重，日行公牍已费摒挡，又深居官府，属吏已罕见其面，奔走给使令者，门役耳，书差耳。令有不便，且至无所控诉……其势诚有不便，是自塞利源也，所伤政体亦实甚”（注：见《致瞿子玖》，《郭嵩焘诗文集》第245—246页。），所以，主张撤裁厘金局的议论，实际是在国计民生的名义下，无意中暗合了贪婪役吏和钻营奸商的欲求，徒损国家利益。但这却非言官之罪，而应归咎于“吾辈不明学术不达事理持议论者”（注：见《致瞿子玖》，《郭嵩焘诗文集》第245页。）， 即一班人云亦云的枢臣疆吏。
郭嵩焘的厘金制主张，有着历史、现实和实践三重的认识底蕴，也是沿着以人为本、务求变通的思路，力求从大本大源处着眼，秉持务实理性的原则，抨击泛泛清议的空论。单从他对厘金制认识的高度和深度来说，同代人中恐怕无有其匹。
在实际主持厘金事务中，他力主严刑峻法。这一政策得失互见，在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湖南和淮北，效果则较好；而在复杂的社会因素缠绕其中时，如在山东和广东两地的办厘实践，却因操之过急，而欲速则不达。他曾自言，在山东“发二百年之锢蔽，严情审处，岁为国家筹课百余万，敝衣徒步，严寒海上，手足皲裂，艰苦厘定”，却因同事李湘棻的倾轧诬告而将厘金事业“倾毁之，后虽能者亦无所施其力”（注：《致曾中堂》，《郭嵩焘诗文集》第172页。）。 而在广东巡抚任上整顿厘务，官商之间的“盘结”和“网利”十分严重，“积弊太深”，且一些奸商以香港舆论为援奥，肆无忌惮，与官方对立。郭嵩焘的强硬作风，不久便引起了强烈的敌对情绪，甚至遭到“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的人身攻击。
即使遭受挫折，郭嵩焘亦常有“此当一切停罢，其强者以法绳之，虑非温良濡润可以相感孚者也”（注：《致曾中堂》，《郭嵩焘诗文集》第171页。）、“（广东）民气虽强，而所收者商贾之利，与穷民无与。不轨之顽民，一诛便了，不足深虑”（注：见《复李眉生》，《郭嵩焘诗文集》第157页。）之类的强硬措辞，在主观武断中， 倒从侧面体现了他本人办厘的“实心任事”（士人办厘的本义）。
从厘金制的发展和郭嵩焘的实践来看，郭嵩焘的办厘思路虽未超出传统思想范围，但因其理想和主观色彩而在现实中缺乏弹性。一方面是“士人治厘”在现实中难如人意；另一方面，厘金后来又走上了“壅蔽深而侵牟者多”（注：见《致瞿子玖》，《郭嵩焘诗文集》第244页。）的旧途，而这恰是郭嵩焘以为厘金制能超越旧税法的地方。晚清社会的深层积弊，于此可见一斑。
三
在思想观念层面上看，晚年的郭嵩焘主要从发展新兴工商业出发，成为厘金的反对者。十九世纪60年代中期，太平天国战事平息，厘金制负面效应渐显。厘金局数量愈来愈多，税额也由原来的值百抽一二到值百抽四五，以至于“无物不课税，此所以称为百货厘金也。”（注：见《中国税制史》（下册）第78页。）到光绪年间，厘金局甚至公开扣留货物、强取贿赂。为害最烈的江苏，有时商贩货物到目的地时，已折损大半，正像郭嵩焘说的“法久而弊生”（注：见《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第188页。）。但清政府本来以厘金救一时之需， 但越到后来，厘金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越大。到光绪十三年，清朝国库田赋收入是31,180,000两，而厘金的收入是16,740,000两，数量已是主项田赋的一半多。因此，虽然废厘问题提出几十年，清政府在主客观两方面都已无法取消厘金。
郭嵩焘从1866年到1875年初归隐乡间八年，但对厘金发展的情况并不隔绝。面对厘金始料未及的“遍地开花”趋势，他的态度开始变化，而正式表达其废厘主张，则是在1877年任驻英公使时致李鸿章的长信中。信中历陈富强之策，所列举“内治”最要紧的五件事之一，便是裁撤厘金，其中一部分内容为：
“一曰停止各省厘捐。嵩焘于厘捐筹饷知之甚明，行之甚力。湖南开办厘捐，实一力赞成之。在粤东陈复厘捐情形，援古征今，自谓能得其要领。然凡为筹捐，以筹饷也，原非国家经制。军务告竣十余年，迄今不议停止，则非事矣……是以办理日久，收数日微，骤有军务，筹画饷糈，踵事循章，习为故常，将更无可施力，尤两敝之道也……”（注：见《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第194页。）
此前郭嵩焘维护厘金制，其前提是厘金的临时税性质。他多次声明厘金制便是筹饷之法，不需筹饷之日，也是厘捐结束之时，“军饷支绌万状……需费巨万，无可营措，势不能不谋开利源，一俟军务完竣之日，仍与各厂厘捐一例停止，并不著为常例。”（注：《筹议各海口添设行厘片》，《郭嵩焘奏稿选辑》第315页。）在同治二年， 他曾历数厘金为筹饷之良法，恳请皇上将议停厘金的奏折留中不发；而在1866年离开广东时，其奏议已表现出对厘务的忧虑：“即以厘捐论，稍加清理，谣言远播，而顺德、新会、阳春、阳江、鹤山、香山等县，私捐私抽，多成数万……愚直如臣，亦不敢深究。地方风气，百姓惶惑愈甚，官吏整饬愈难。”（注：《请饬蒋益澧整顿广东地方风气片》，《郭嵩焘奏稿选辑》，第338页。）文中虽未直接主张裁厘， 但早先对厘务的乐观已杳然不见，似已从整顿厘金的棘手，意识到厘金泛滥的危险。这种消极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厘金当罢不罢的忧虑（战事已息），另一点则是广东厘务的艰难，已显现他那套方法的局限。这种思考不断加深，到提出废厘建议时已十分成熟。他在建议中，首先重申战事已平，厘金当罢，认为失去控制的厘金制，将影响国家战时筹饷的能力，即徒使民财流入私囊，同时又丧失了厘金制的原本优越性，所谓“两敝之道”。
信中关于废厘的另一部分内容，提到了厘金制初期未遇到的洋商问题：
“前岁因滇案，议停租界厘捐，是专为洋人免厘，何异驱鱼而致之渊，驱雀而纳之丛，不独有失民商之心，其伤国体实甚。意谓宜及时停免各省厘捐，租界免厘一节自应删除，并与立约：因事筹饷不在此例……。”（注：见《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第188页。）
中英《烟台条约》（1876），明文规定租界中的外国商品免征厘金。其实洋货在华早就只交纳2.5%的子口税便通行全国， 《烟台条约》只是进一步明确而已。郭嵩焘提到这点，有着不同于早年厘金之议的新思想因素。
信中的“民商”，除传统民间商人外，还指从事机器工业生产和中外贸易的民营工商业资本家。70年代以来，郭嵩焘认定官办企业的掷耗民财、竭蹶经营及腐败贪污，决定了它们“家国生民必有承其害者，其势亦万难持久”（注：《条议海防事宜》，同上书第341页。）。 因而大胆提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建议鼓励沿海民商广开机器局和参与港口管理，以与洋商分利，并培养民商凝聚力和保护商民之风；建议学习西方“以保护商贾为心”，明确民为国本、以民富而求国富的国策，即“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注：《条议海防事宜》，同上书第340页。）的道理。所以， 他的废厘主张，是明确指向保护民营工商业目标的。
郭嵩焘赴英后，在保护民商问题上，又得到了具体启示。日人井上馨曾与郭嵩焘言及各国税制说，日本每年财政收入五千万圆中，商税只有三百万，其余都是地税，而“西洋各国皆然：仿制所入，皆地税也”（注：《郭嵩焘日记》（三），光绪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第178页。）。在英国，除个别商品，多数商品只向进口货征税而国货一律免税。而法国实行“物之与国人争利者，其抽税与国内时价等，欲以绝其来”（注：《郭嵩焘日记》（三），光绪四年五月初二日，第525页。 ）的关税保护政策。中国近邻日本，更是积极为工商业者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日本驻英领事直接代理日商在英贸易，并兼做市场调查。因此日商界虽无几人赴英，但却岁收几千万日圆。（注：《郭嵩焘日记》（三），光绪三年十月初八日，第338页。）日本政府还不计本息， 每年投入三十多万日圆巨资，为日商提供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机会，以扩大商人眼界，开拓国际市场。（注：《郭嵩焘日记》（三），光绪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第327—328页。）这种种事实，让他看到发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苦心。而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抛却国家尊严与民商利益，把愈益苛繁的厘金加诸幼弱的工商业者头上，却独为财雄势大的的洋商免厘，如此，中国“民商”在厘金盘剥之上，又徒增一层沉重的压力，用“驱鱼而致之渊，驱雀而纳之丛”形容这种情形，是至为贴切的。
因此，郭嵩焘的废厘建议，在社会经济角度已触及惠工保商、保护关税这些新的社会主题。这与他发展民营经济、“急通官商之情”（注：《条议海防事宜》，同上书第341页。 ）等激进的经济主张互相呼应，成为近代史上较早将“除弊兴利”的思路引向发展民族资本的人物。
然而，废厘金保民商思想的超前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变成现实。在侃侃建议的背后，郭嵩焘在现实中却不得不为把《烟台条约》中免厘规定限在上海一地，而与英国人艰难周旋，为略增“洋药”（注：《郭嵩焘日记》（三），光绪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第635—636页。）（鸦片）进口税而与英人苦费口舌。与士人治厘的理想设计一样，他的废厘保商主张，虽然旨在成为救国良方，但终究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成为一纸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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