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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翎与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路翎的小说创作深受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以及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他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摹仿（注：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路翎的小说对那种双向延展着的生活与生命原生态的描写的确具有鲜明突出的现实主义特征，认定路翎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毫无疑义的。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家，如鲁迅，文学研究会、乡土文学派、社会剖析派的一些作家们都对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在社会关系上所受的压迫和物质生活上所遭受的苦难以及人民群众精神奴役的创伤作过描写和表现，但除了鲁迅之外，像路翎这样写得如此逼真、如此深刻的尚不多见。
但路翎式的现实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包括路翎、丘东平、彭柏山等在内的“七月派”小说创作深受胡风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胡风所倡导的是那种“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的现实主义（注：胡风：《现实主义在今天》。）。他一贯反对文学创作中的纯客观化、公式化和概念化；强调作家创作时要“自我扩张”、“自我斗争”和对对象的“拥入”；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表现“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注：胡风：《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文学创作“要反映一代人的心理动态”（注：胡风：《人生·文艺·文艺批评》。）。路翎的文学创作忠实地实践着胡风的文学主张，他所追求的是那种“高尔基的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路翎将他那巨大的热情融铸到小说中去，同时展开着对人物灵魂冷峻的逼视，他的小说含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心理剖析的成分。严家炎将路翎的现实主义称为“体验的现实主义”（注：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通俗地说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现实主义。
路翎这种重体验的心理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路翎40年代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0年前后，主要作品是收在《青春的祝福》中以描写矿工生活为主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比较侧重从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角度去描写这些矿工们非人的生活。作者虽然也写了那种人民的原始强力、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但这些尚不构成小说的情节主线和情感基调。总的说来，这些作品现实主义外部写实的手法占主导面，心理剖析的成分还较少，也不深入。路翎创作的第二阶段为1945年前后，作品主要有收在《求爱》集中的诸篇，以及收在《在铁链中》的七篇小说，写于1942年的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也应包括在内，此外还有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路翎对人物灵魂的开掘是随着他对哲学意义上的对人的认识而一同深入的。在路翎看来，人不论其社会地位是怎样的卑微，生活是怎样的屈辱，人在精神本质上却是高贵、高傲和孤独痛苦的；人总是在寻找发泄那种原始强力的合适渠道，总是在寻求借以树立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的途径。于是，就有了路翎笔下人物的漂泊流浪情怀和个人英雄主义情结。路翎此期的作品非常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人的这种理解。在这些作品中，路翎的笔峰常常直逼人物的灵魂深处以及人物的非理性世界，严酷地雕琢、渲染出这些人物灵魂深处的那种漂泊感、孤独感、绝望感和末路感。灵与肉在这些人物身上已不再是分开的，而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这里，路翎已明显地超越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局限，而跃入到了心理现实主义层面，并且作品在精神气韵和文学思想观念上与西方现实主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沟通。路翎创作的第三阶段为1948年前后两年。主要作品有收在《平原》集中的诸篇，此外还有长篇小说《燃烧的荒地》。在这些作品中，古典现实主义的外部描写与心理现实主义的内部描写同时得到强化和深入；路翎既从外部描写了风雨欲来时统治者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和反动政权根基的动摇，又从内部写出了走上末路的统治者及其残余那种在劫难逃的焦虑和灵魂的崩溃。
由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充分关注和深刻发掘，由于对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独特理解，路翎的心理现实主义又带有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思想特征。关于这一点，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但尚未进一步深入探讨。严家炎认为“七月派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强调激情并十分重视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突出主体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的现实主义”，在具体分析路翎的小说时又指出“路翎的一些作品，现代主义成分也相当明显”（注：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钱理群等也认为路翎“对人的理解，某些方面带有现代派的观念，这便是社会烙印与人性、兽性的混合”（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新文学是在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发韧勃起的，但中国“五四”新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和导入却不是从现代主义，而是从浪漫主义和写实（现实）主义开始的。尽管中国新文学的一些作家们在现代主义文学方面也曾做过一些努力，但在小说创作领域并没有产生过有着广泛深刻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品。
关键的问题在于现代意识和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如果在这一点上未能深入，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现代意识”体现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不仅仅表现为作家对传统生活观念与方式的彻底反叛、对现存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彻底否定，更表现为他们描写了诸如异化、荒诞感、孤独感、失落感之类的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创伤”，以及西方人深刻的精神危机。我国新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尝试的失败正由于对这种“现代意识”发掘和表现得还远远不够。
不同于早期创造社、30年代新感觉派以及40年代后期浪漫主义作家们那种自觉意识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尝试，路翎并不曾自觉地要成为一个现代主义作家。但他所具有的现代意识以及对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深刻理解使他的小说在人生价值取向上又确实具有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思想特征。同样地，不同于早期创造社仅仅对现代主义文学某些技法的局部借鉴，不同于新感觉派中现代主义文本与现代意识的割裂，也不同于后期浪漫派那种仅仅胶着于人性、理想、爱情、政治、战争诸方面的哲学探索，路翎小说的现代主义思想特色明显地贯穿在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之中，路翎关于人的哲学理解和表现已进入到了世界现代主义作家们所普遍关注的范围之内。
二、对人物非理性世界的开掘
对人物非理性世界的介入几乎是所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所共有的特征。20世纪早期，西方文学发生着由外向内，由客体向主体，由理性到非理性的大转移、大突破。柏格森的生命直觉说，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弗洛依德对潜意识的发现，为现代作家们提供了表现人物非理性世界的有力依据和广泛领域。路翎的心理现实主义也正是在他对人物非理性世界的充分关注和深刻描写上而与现代主义发生联系的。
路翎的笔锋常常直逼人物的非理性世界，写出人物瞬息间情感的大起大落、骤然变化。《在铁链中》的何德祥老汉在刘四老板面前那样地傲岸不屈，指鼻怒骂，然而一想到受他之累的可怜老伴，转眼间又“非常地伤心，在一阵剧烈的颤抖里大哭起来”。在《王柄全的道路》中，王柄全的复仇意识，谄媚心态，堕落倾向，以及对妻子既怨恨又感怀，对吴仁贵既轻蔑、忌妒，又同情、谅解的互相矛盾冲突的情绪迷乱地交织在一起，浮雕般地展示出王柄全这个流浪者孤苦无依的心路历程。实际上王柄全身上这诸多情绪因素早已在他屈辱的生活中内化到他的灵魂深处，它们完全因外界偶然的刺激而骤然释放。小说中这些人物情绪的急剧变化虽然在客观上推动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和深化，但它们并不简单地隶属于情节，它们本身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在路翎的许多小说中，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常常造成人物那种“锐角式的情绪波折”。这种“锐角式的情绪波折”存在于《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猪》中那个孤单的老太婆身上；存在于《预言》中那个算命将人“算”死，而自己也在悲怆的负疚中死去的胡顺运身上。在《情感教育》中，路翎虽然没有正面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但作家通过一些富有暗示性的生活场景的描写，引起主人公丰富绮丽的联想并由此使小说气氛和人物情绪发生着急剧的转变，暗示出人物心灵中许多难以言传的东西。这自然是一种极高的美学境界。
一般说来，路翎小说中的人物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或宗教信仰，他们感受最深的是现实生活的严酷压迫，以及在这压迫之下对生命价值及其存在意义的思索。路翎式的漂零感、孤独感、弃置感和末路感也主要与此相关。路翎塑造了一大批漂泊流浪者的形象，这些漂泊者在精神上是异常孤独、绝望的。夏颖开在灵魂深处哀叹着“我是一个漂零的人”（《破灭》），王柄全对自己说“你是孤零的”（《王柄全的道路》），陈福安冷酷地意识到“假如他，陈福安在潦倒中死去的话，是没有人愿意知道他底身世，而为他流一滴眼泪的”（《两个流浪汉》），甚至连左德玲这个乡妇也经常恐惧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是不实在的，也许什么时候，她会突然地被人弃置在荒山里”。另一方面，路翎笔下的人物时常浮起那种人生无所依凭的末路感。同样是那个陈福安，“他走在这乡场的过年里，灯火通明的街上，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同样是那个夏颖开，“他想象自己是在黑暗和荒凉里慢慢地行走着，仅在远处的浓黑里，有一朵金色的、悲惨的、浓郁的火光。……不知什么时候，也许就在现在，一只孤零的木船要载他走了，沿着荒凉的大江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以生命价值感为表征的生命意识是路翎小说中最核心的灵魂，然而，现实是如此的黑暗，路翎式的孤独正是那种被现实力量逐出生活和生命的孤独。路翎笔下的这种漂零感、孤独感、弃置感和末路感往往超越了生活的具体形态而获得生命的哲理性，这一点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许多神似之处。
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构成了路翎小说中人物非理性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层面。这种变态心理在张振山、黄述泰、阿德祥、许小东这些寄寓了作者同情和希望的人物身上，主要表现为那种原始强力的变态宣泄；在罗大斗、郭子龙、罗云汉身上，主要表现为那种疯狂的施虐与自虐。路翎非常善于通过人物变态心理的描写去深刻揭示人物真实复杂的内心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路翎似乎一直强烈地意识到，各种复杂社会力量的并存以及人类灵魂天性的躁动不安必然要造成人类灵魂的变态和畸形。在这一点上，路翎同样没有囿于单纯的阶级论的阈限。
“疯子”和“半疯子”构成了路翎小说另一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他们或因现实的极度压迫而致疯，如许小东、胡顺远、王静能（《天堂地狱之间》）；或因个人欲求的极度膨胀而致疯，如郭子龙、李元利（《人性》）；更有因思想探寻的艰苦而致疯的人物。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路翎以巨大的篇幅塑造了蒋慰祖这个疯子形象，作者似乎是要用蒋慰祖这个疯子形象给包括蒋少祖、蒋纯祖们在内的精神探索者下一个无望的结论。在蒋慰祖这个疯子身上，浓缩了人类极其悲凉的影子。现代人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是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关注和表现的共同母题，尽管在他们那里，这种精神创伤有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但它们也毕竟包含着人类某些共通的东西。路翎的作品相当敏锐地触及了这一领域。
弗洛依德学说在本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并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的巨匠们，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过这一学说；至于早期创造社、新感觉派、后期浪漫主义这些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流派在创作上更是深受这一学说的影响。弗洛依德关于人的潜意识的发现和论述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弗洛依德那里，潜意识主要是指各种本能，如性本能、求生本能和死亡本能等。
在路翎的作品中也能发现弗洛依德学说影响的某些痕迹，路翎非常重视从人的各种生物性本能角度出发，以此来揭示人物的精神生活状态。当然路翎有关人的生物性本能与潜意识的描写往往又是与作者的社会批评指向相关联的。
在表现人的食色本能和潜意识方面，《饥渴的士兵》是十分出色的一篇。战争、压迫和长年的漂泊使沈德根这个被弃的士兵丧失了明确的生存意志，在他空洞的躯壳里，只剩下食色本能。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设下“女子”（色）、“饺子”（食）和“车队”（家乡）这些若隐若现的线索，所有这些都强烈地撩拨着沈德根性的欲求、食的欲求和思乡的渴望。小说全篇贯穿的便是主人公这种潜意识的波动，作者并不是要去赞美这种生物性的本能，而是要揭示出在现实力量的压迫下，那种丰富美好的人性、情愫的退化。小说结尾主人公的饿殍是极为意味深长的，它暗示着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人不但无力占有属于人的美好人情、情愫，甚至连属于人自身的本能和肉体存在都无力占有。在《英雄与美人》中，路翎同样地将笔触伸进人物性心理的深层，细腻地写出了人物在情欲的潮涌之下无法把握自己的悲苦。
应该看到，路翎更多地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而不是基于弗洛依德学说中某些抽象的概念去表现人物的各种本能。而且，在路翎的小说中，性本能并不占据特别突出的地位。路翎很少从纯生物学的角度去描写两性关系，在他的笔下，即使是在最卑贱的人物身上，他们的爱情往往也是十分高贵的。
三、路翎小说的泛生命悲剧意识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已从认识论角度揭示了人们在世界上所处的悲惨境地。叔本华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个人肉体的毁灭也不足以泯灭生命的痛苦，因为人作为一种类属还要不断繁衍。尼采虽然强调那种积极进取的“冲创意志”，但又从审美的角度将人生看作是一种悲剧艺术，并沉醉于最能体现人生悲剧美的所谓“酒神精神”之中。弗洛依德将人的本质归结为性欲的冲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以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压抑为代价。存在主义者们更认为人一生下来便被投入到时间和空间的牢笼中，人的一生始终被厌烦、忧虑和绝望所缠绕。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家们以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为认识论基点，相当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西方人心灵的迷惘和痛苦。
生命的悲苦如幽灵般纠缠着路翎笔下每一个人的灵魂，给作品抹上了极其抑郁黑暗的底色。对路翎小说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路翎解放前创作的近80篇（部）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中，小说主要人物最后变疯、自杀或死去的竟占30余篇之多。小说人物如此高的“发疯率”和“死亡率”，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创作中都是罕见的。
路翎不但写出了常态的痛苦，还写出了超常态和变态的痛苦。《棺材》中那个李嫂自然是被生活逼到了死角，在凄清的夜里“冷森的棺材对她变得亲切，她扑过去，抱住他们里面的一个，用头在上面抵撞着”。那个在幻想中总要做英雄，而实际上是一个乡场无赖的罗大斗也曾有过些许清醒的时候，伴随这清醒而来的便是那种扭曲、变态的死亡冲动。“他渴望那种痛苦：有力的、野蛮的、残酷的人们，把他的心挑在尖刀上，他渴望直截了当地刀刺、火烧、鞭挞、谋杀”。那个不但在兴隆场，而且在整个人生场上都败得一塌糊涂的郭子龙唯恐残生太长，竟在疯狂地发卖土地中算计着一日又一日，“五年的时间是多么难挨，多么悠久啊。能够活完这五年就很够了。那么，再多卖一点罢。但是，每次卖十石，也仍然可以活三年……”
生命的悲苦也存在于那些幼小者身上。一双贱价的草鞋给张幺妹这个才14岁的贫苦小女孩带来了如此的喜悦，但这双寄托着她“温柔的黄金的幻境”的草鞋最后还是被保长王德兴骗去（《草鞋》）。虽然小说写的是一件极小的事，但它却预示了这个张幺妹未来更悲惨的命运。《凤仙花》中那个年仅15岁的小女孩刘吉青在生活中被人贱看，她只能将属于她那个年龄的憧憬寄托在梦境和那棵凤仙花上，但那梦境又是何等脆弱和渺茫。
路翎的小说具有十分强烈的泛生命悲剧意识，但不能因此就判定路翎缺乏阶级分析的观点。路翎是要越过抽象的阶级概念的约束，直达生命的底层，写出生命最深层的悲哀和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最深刻的悲剧来。曾经有人指责路翎的偏爱悲剧表现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对此，路翎却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描写幸福，当然要比描写不幸愉快得多”，但只要现实中存在着灾难与不幸，就“不能简化人们的内心生活”（注：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判？》。）。
路翎小说的创作风格并非没有任何变化。或许意识到他所惯用的纯粹的悲剧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懑与轻蔑，路翎1945年以后的一些小说中讽刺、夸张的成分明显增多。在《一封重要来信》中，作者已开始有意以讽刺的笔法去针砭小职员吴器识媚权、媚俗的秉性；在《人性》中更以讽刺的笔法勾勒出那个因挪用公款而发财的李元钊课长卑琐的灵魂。在《天堂地狱之间》、《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和《爱民大会》等篇什中，作者又以夸张手法将那些科长、县长、视察先生以及将军之类的统治者们漫画化和脸谱化，写足了这类人物的丑态。讽刺、夸张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具有了一定戏谑的喜剧成分，但这又丝毫没有冲淡小说浓重的悲剧色彩。小职员王静能的“疯”，小业主张德兴的“死”，孤寡老人朱四娘的“反”，使人无法不感到那一份生命的沉重。
一切都决定于作者那个独特的视角：从生命的痛苦角度去表现历史、现实和人生；又经由这种痛苦去呼唤健全的人性、健全的生活以及理想的社会人生形式。
路翎创作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代。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腐朽，人民大众在物质、精神两方面所因袭的历史、传统的重负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努力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个古老的民族正经历着灵魂蜕变的巨痛。路翎小说所凸现的泛生命悲剧意识正是以此为客观依据。这种泛生命悲剧意识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展示的人类心灵的痛苦有相通之处，却又不同于后者的悲观主义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