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凯拉姆学的产生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端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阿拉伯论文,端起论文,试论论文,拉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06)05-0054-05中图分类号：G371文献标识码：A
一、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学术氛围
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曾经建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朝，掌权89年(公元661年～750年)，但自宣告成立那天起，就一直遭到反对派的仇恨和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但该王朝的鼎盛时期——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及其四个儿子执政期间，曾经出现过盛世繁荣的景象，社会的进步主要反映了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在行政管理上的影响，建立了相对较完善的国家管理机构，如司法、书记、侍卫、军队，设立了税款征收、行政、教育院等一批职能部门。与四大哈里发时期相比，倭马亚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体制上都完成了从氏族部落制管理模式向封建王朝管理模式的转变。
显然，就文化发展而言，随着对外征战的结束，倭马亚朝所管辖的版图已远远超出了原属阿拉伯贝杜因人的势力范围，它以大马士革为中心，向西扩展至北非地区，向东南延伸到伊拉克两河流域，乃至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原本较为先进的文化——沙姆地区的希腊、罗马文化，伊拉克、波斯地区的两河流域文化以及波斯古代文化，给阿拉伯人带来了积极影响，使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对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学术文化的建设予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其结果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心智首次得到了开发。他们以前仅仅以诗歌创作和传播宗教为目的，极力推崇对阿语及相关知识的研究，渐渐转向了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深度思考。
在阿拉伯—伊斯兰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倭马亚朝的王室成员哈立德·本·耶齐德不该被人遗忘。据史料记载，耶齐德在政治上失宠之后，便开始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师从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边尔耶努斯，主攻化学。正是受迈尔耶努斯的影响，再加上王室嫡系的特殊身份，耶齐德将帝国境内精通阿语的希腊哲学家组织起来，责成他们将有关化学(炼金术)、医学方面的希腊文学术著作翻译成阿文。这次翻译尝试为不久后大规模的翻译工作打下了基础，使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举世闻名的“百年翻译运动”的出现成为可能。
耶齐德对阿拉伯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他在组织翻译过程中将阿拉伯穆斯林引入了学术殿堂。官方和民间包括著书立说在内的学术活动日渐频繁。根据阿拉伯权威史料之一——伊本·奈迪姆的《书目》记载，在倭马亚朝时期的著书活动中，除语言、文学类科目外，备受关注的还有经注、圣训、教律等学科研究。如由赛利姆·本·盖斯·希莱里撰写的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部什叶派教法学专著，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①
尽管倭马亚朝时期问世的著作并无太大的学术影响，但阿拉伯穆斯林毕竟已开始起步，从以前对事物的直观描叙转向了抽象的思辨和理性思考。正是在当时的氛围中，一种迎合宗教生活需要的、以思辨和论证为主要特征的学问——凯拉姆学(即伊斯兰教教义学)得以萌芽和发展。因此，凯拉姆学的形成可视为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史的端起。
二、伊斯兰教义学的形成及其主要思想基础
“凯拉姆”在阿拉伯语原意为“话语”，以“话语”一词命名教义学，可见最早涉及这一学问的穆斯林学者并非真正理解教义学的学科涵义。他们是在探究有关宗教教义或某一命题的过程中，在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辨基础上，以口辩方式达成共识的。因此，便简单地将教义学研究的形式和方法作为对该学科的命名，称之为“凯拉姆学”。
这一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理性思辨的原则阐述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及相关命题，如本体论、宇宙论、《古兰经》的地位、前定与自由等。有西方学者称其为“伊斯兰神学”，中国穆斯林学者称为“认主学”或“信仰学”。②
实际上，对伊斯兰教义学关注的命题，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就已开始在较小范围内展开讨论或争辩。但当时在神学领域内并未形成较大分歧，开展辩论尚未形成适宜的土壤，因此，教义学作为神学学科被正式确立，并加以发展是在倭马亚朝时期。促成这一学科产生的基本因素主要有：
1.宗教本身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圣门弟子相继去世之后，穆斯林学者对《古兰经》经文本身，以及对早期经注家经文的解读产生分歧，尤其是对安拉本体、宇宙生成、灵魂复活等问题的质疑和再思考；
2.政治层面的因素。先知穆罕默德归真后，围绕哈里发问题，分歧始终未能达到统一，即便是四大哈里发，各自产生的途径也不尽相同，艾布·伯克尔由公选产生，欧麦尔·本·赫塔卜由艾布·伯克尔任命继位，奥斯曼通过协商上台，而阿里的继位则更具戏剧性，他是在奥斯曼反对者的拥戴下执掌哈里发权柄的。此后，穆阿维叶通过武力夺取王位，哈里发成为世袭制。这与穆斯林尤其是宗教学家意见相左，伊斯兰教的主要教派也因此相继产生。与政治权利争斗紧密相关的争论一直是后来教义学家们热衷讨论的命题之一。
3.宣教的需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有关信仰问题的争论早在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就已存在，对此，《古兰经》蜘蛛章第46节曰：“除以最优的方式外，你们不要与信奉天经的人辩论，除非他们中有不义的人。你们应当说：‘我们确信降示我们的经典，和你们的经典；我们所崇拜的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神明，我们是归顺他的。’”③ 随着对外征战的胜利，伊斯兰教开始在新开拓的疆土上传播，面对非穆斯林，尤其是已有宗教信仰的异教徒对伊斯兰教的种种质疑，理性解读伊斯兰教教义和教规便成为必要。
虽教义学产生的宗教意义远远超出其学术价值，此后在教义学范畴内，由原来的宗教神学命题为基础且不断延伸的论辩，在客观上已成为思想意识层面上的争论，尤其是各教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后，针对其命题所出现的各家之言，又极大地丰富了这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内涵。
三、教义学派别及其主要思想
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的倭马亚朝时期，被称为“凯拉姆学”论辩比较活跃的时期，参与其中的主要有四大派别，即哈瓦利吉派、盖德里耶派、穆尔吉埃派和穆尔太齐赖派。就这些派别的性质而言，前两个派别的政治目的比较突出，参与神学领域的教义论争多受政治目的驱使；穆尔吉埃派虽带有政治主张，但相对前两个派别而言，态度较为温和，是一个中庸派别；穆尔太齐赖派则更加超脱于政治，且更擅长理性思考和逻辑推理，对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影响最大。
1.哈瓦利吉派及其基本思想
在657年发生了第四任正统哈里发阿里和穆阿维叶之间的隋芬之战中，因不满阿里接受穆阿维叶提出的“裁决”而出走的原阿里的支持者，被称为哈瓦利吉派，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派别，也是伊斯兰教史上率先提出哈里发政治权力的基础和范围问题的派别。他们在关于哈里发政治权力方面所形成的思想倾向主要包括：承认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第一和第二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认为不论族群、国籍，所有穆斯林都是平等的，在此基础上，哈里发应由公选产生，只要符合条件，每位穆斯林都有权当选。如果说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穆斯林是兄弟”④ 表明伊斯兰教倡导社会平等的话，那么，哈瓦利吉派提出的“公选哈里发”似可看成是对“倡导平等”的具体实践。显然，客观的社会条件未能允许哈瓦利吉派人士去真正实践“平等的公选”，然而，他们提出的这一想法，却对伊斯兰政权政治架构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哈瓦利吉派在信仰问题上也有独到见解，认为信仰不仅要靠语言表白，更重要的是要靠行动来体现，即强调“言行一致”和“表里统一”，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人的行为取决于人的意志，人的意志不受前定支配而是自由的。为此，他们习惯以行为来捍卫自己的信条；在对安拉的认识上，认为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以形、体加以界定，他无影、无形。对安拉的任何怀疑就意味着犯下了大罪，而犯大罪者就是叛教徒，叛教徒就是穆斯林进行“圣战”的对象，即便是哈里发，一旦认定他“离经叛道”，便是犯大罪者，亦应予以处死。该派所持的评价信仰的标准，显然是比较激进的，况且，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这一思想的理论阐述上，而且还付诸实践。
由于树敌过多，哈瓦利吉派经常遭到其他派别的责难。10世纪后，该派逐渐走向分裂，且影响也越来越小，直至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但哈瓦利吉派提出的穆斯林平等选举哈里发的政治思想，以及意志自由论等思想在早期伊斯兰思想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2.盖德里耶派及其基本思想
该派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最早的教义学派之一。“盖德里耶”是阿拉伯语“
”一词的音译，由“
”(前定、天命)一词派生而来。根据该词的原意“盖德里耶”应为“前定论”，但是，在具体的运用中却取其反义，特指那些反对命运前定，主张人有自由意志的教义学家，即所谓的“反宿命论派”或“意志自由论派”。
盖德里耶派的鼻祖是穆厄拜德·朱海尼，他不仅提出反宿命论观点，甚至还提出了《古兰经》受造理论。由于他在政治上反对倭马亚人执政而触怒当局，于699年被倭马亚人处死。
盖德里耶派强调行为的主动者——人，自负其责，无论是善行还是恶举均与安拉无关。在宗教氛围极强，且主流思潮大多倡导“唯信仰是从”的社会背景下，盖德里耶派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与主流意识相左的思想观点，实属不易。尽管盖德里耶派没能在神学辩论中形成太大影响，但其意志自由论及反宿命观却对伊斯兰思想的发展，以及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却是积极的。
3.穆尔吉埃派及其基本思想
“穆尔吉埃”是阿拉伯语“
”一词的音译，原意为“推迟”、“延缓”。因此主张将重大法学问题延缓处置而得名为“穆尔吉埃派”。
从该派对神学问题的基本观点看，它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中庸派别。在政治问题上虽然对倭马亚人的执政也表示不满，但不像哈瓦利吉派或其他派别那般，对倭马亚当局进行诽谤，甚至诉诸武力对抗，而是提出即便是在执掌政权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也不应采取极端行为。是非的评判权、罪刑的惩治权均在真主安拉手上，一切都应延缓至世界末日，由真主予以审判。穆斯林之间，或教派之间观点相左而引起的任何杀戮行为都是非法和不义的。
在神学问题上，该派的观点也比较温和，如认为信仰是否坚定，取决于内心的虔诚，日常生活中的宗教行为固然重要，但并不成为评判信仰坚定的标准，即便在行为上有所偏差，违背了教义、教规，也不能剥夺作为穆斯林的权利。因为，对穆斯林的裁决，不属于世俗范畴，而应延缓至末日审判，由安拉来定夺。
显然，该派的政治思想和神学思想是相通的，即均以“延缓处置”作为解决矛盾、分歧的首选，这对缓解教派冲突无疑是有益的，事实上，正是该派的存在，倭马亚时期一度激烈的教派之争才得以稍事平息。
4.穆尔太齐赖派及其基本思想
穆尔太齐赖派产生于倭马亚朝后期，“穆尔太齐赖”是阿拉伯语“
”一词的音译，原意为“分离者”，取名“穆尔太齐赖”与当时著名的教义学家哈桑·巴士里有关。哈桑·巴士里作为巴士拉城的大教义学家，经常在当地的清真寺说教、布道，倭马亚朝后期政局相对比较动荡，对倭马亚人执政的合法性的辩论仍在继续，由此引发的对信仰问题的界定，不同教派各执一词。哈桑·巴士里宗教知识渊博，他时常以逻辑推理的方法向穆斯林讲述、分析有关信仰界定的问题。相传有一次他被问到：“近日，有些人视犯大罪者为叛教徒，应将他们赶出伊斯兰教，他们就是哈瓦利吉的支派瓦伊迪耶派(
)人士；另有人则将犯大罪者作延缓处置，并认为大罪无碍信仰，行为不属于信仰范畴，罪恶与信仰无关，犹如顺从对异教徒毫无意义一样，持此观点者乃穆尔吉埃派，试问伊玛目，对此你意如何？”⑤ 还没等哈桑·巴士里回答，其弟子瓦绥勒·本·阿塔抢先说道：“在我看来，犯大罪者既不是地道的信士，也非叛教徒，他们处于信仰者与非信仰者之间。”言毕，起身走向他处。见此状，哈桑·巴士里说：“瓦绥勒离开了我们。”此后，瓦绥勒及其追随者自成一派，得名“分离者”，即穆尔太齐赖派。⑥
穆尔太齐赖派以理性为原则，其思维模式、思维方法有别于其他派别。不可否认，盖德里耶派有关“意志自由”的观点对穆尔太齐赖派曾产生过较大影响，而且“意志自由论”也是该派的主要论点之一。
早期穆尔太齐赖派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安拉纯洁性和唯一性的论述。该派学者认为，所谓安拉的纯洁性即作为世界的创造者，它是超然于物质的，亦即“无物似主”，超然于时间与空间，且“无体、无影，不生不养，非视、听所能觉察，与所有生灵相异。”他们还承认安拉具有各种德性，并把德性按其性质分为本体德性和行为德性，其中主要包括知觉、生命、能力、意志、听觉、视觉和言语等七大德性。⑦
在“安拉是唯一的”这一问题上，该派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反对祆教、摩尼教的二元论神学，也反对诸如萨满教的多元论观点。而承认安拉的德性往往让人联想到“形体”，从而玷污安拉的“唯一性”和“纯洁性”。为此，他们除了采用遮障法极力调和德性与纯洁、唯一之间的矛盾外，甚至把德性与安拉本体相提并论，认为德性就是安拉的本体，或认为德性是安拉本体的各种情状体现，如该派学者所说：“真主借知觉而知觉，他的知觉就是他的本体。”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不同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关第一推动者——上帝是不变动的学说，但在论证安拉德性和本体的问题上，该派提出的德性和本体合一的观点，如上文提到的“真主借知觉而知觉，他的知觉就是他的本体”，却与亚氏认为的“第一推动者——上帝既是智慧者又是智慧本体”并无多大差别，可见该派所受希腊哲学之影响。
2.《古兰经》受造说。该派认为，《古兰经》作为真主的语言，与真主的本体在原则上是有区别的，在承认真主是无始的本体这一基础上，真主的语言不能等同于他的本体，不然，就必然导致对真主是唯一的无始之源的曲解——即同时存在本体与言语两个无始之源。对“无始”的界定，如同对“唯一”的界定一样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安拉的“纯洁性”和“不可比拟性”的认同。因此，作为真主语言的《古兰经》只能是被造之物。
3.意志自由的理论。与盖德里耶派一样，该派也认为人有相对独立的意志，人对自己的行为——善行、恶举负责。穆尔太齐赖派最崇尚理性，亦即“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⑧。该派认为，人的理智具有审视、区分善、恶的能力，因此，人在决定自身行为之前是可以进行选择的，这就是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理论基础。
该派在肯定人的意志能力、选择能力和行为自由的同时，又强调安拉通彻万物的能力及其绝对意志，并认为相对于安拉的绝对意志，人的意志只不过是安拉绝对意志的延伸。人可以通过意志和选择能力，以行为方式作用于他人或他物，但是，人却没有能力以某种行为去改变属于自然现象范畴的属性，如苦瓜的苦味、气候的冷暖变化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安拉的绝对意志和绝对能力，就如安拉赋予人理智一样，赋予各种物体特有的性质。
与此同时，该派学者也欲通过强调人的意志自由来反证安拉的公正，即安拉不会强人所不欲，更不会直接诱导人类去干与宗教教律相违背的事，也不会对并没有犯下劣迹的凡人兴师问罪，安拉不惩罚不犯有劣迹的人。
穆尔太齐赖派是倭马亚朝后期至阿拔斯朝中期阿拉伯—伊斯兰思想之集大成者，虽然它的形成从形式上看颇具戏剧色彩性，但如从伊斯兰宗教学发展角度，或从阿拉伯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形成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必然。从该派所推崇的理性原则以及所倡导的“怀疑——理性思考——认识”这一治学方法上可以看出，该派已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宗教“唯信仰是从”的樊篱，使一些原不容置疑的问题，通过学理性论证而被重新认识。而且，穆尔太齐赖派的许多有关神学的论说，实际上已超越了神学领域本身，而成为哲学框架下所进行的神学研究，甚至某些神学研究的命题也被染上了哲学色彩，而有的则已完全蜕化成真正的哲学命题，姑且不论他们所进行的这些哲学化的神学研究之结果是否合理，但无论从哪一角度来看，该派所倡导的理性思维，以及由此引来的学术讨论过程，对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其他任何派别所不能相比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以宗教为核心、以《古兰经》为源泉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宗教教义学——凯拉姆学为基础的。它的形成，除了受倭马亚朝时期的古希腊、波斯等外域学术专著翻译所形成的学术氛围的感染外，更重要的是那一时期政治和教派斗争以及宣教事业促成了它的发展。从形式上看，凯拉姆学只是一种口头争辩，但从其所涉及的内容来看，远不是一般性辩论，而是理性化的带有哲学意味的逻辑论证。阿拉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曾对凯拉姆学下过定义：“以理性的实证来维护信仰的教条”⑨。可见，凯拉姆学虽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伊斯兰神学或经院哲学，即以维护信仰、维护伊斯兰教纯洁性为首要任务的，然而，凯拉姆学的许多学者在治学方法上已开始崇尚理性和重视实证。理性和实证导致了对信仰的再思考，引发了对意志自由、前定、安拉属性、运动、物体起源等敏感问题的广泛、深入的探讨，又大大拓宽了穆斯林思维的疆域，促使一些神学家从以前仅仅拘泥于对神学的刻板说教，转向以理性思考为主要特征的逻辑论证，使原本属于神学范畴的命题具有了哲学色彩，其中尤以崇尚理性的穆尔太齐赖派最有代表性。
随着对凯拉姆学的命题讨论、问题争辩的日渐深入，倡导“理性”已成为一种席卷整个社会的思潮，在这一思潮中，传统思维模式以及“唯信仰是从”的保守思想受到冲击，而新旧思想的碰撞，也使处于萌芽阶段的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充满了活力。同时，也正是凯拉姆学倡导的理性思潮，加速了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孕育过程。凯拉姆学尤其是穆尔太齐勒派的哲学思辨为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久后，以肯迪、法拉比为代表的阿拉伯东方逍遥派哲学学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穆尔太齐赖派的理论之上的，尤其是肯迪哲学思想的发轫和发展轨迹更未能摆脱穆尔太齐赖派的影响。综上所述，可以判定凯拉姆学应该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的端起。
注释：
①参见【阿】伊本·奈迪姆：《书目》(阿文版)，埃及知识出版社出版，第307～308页。
②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页。
③《古兰经》(中阿文对照版)，沙特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制厂1987年版，第402页。
④《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穆萨·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⑤【黎巴嫩】欧麦尔·法鲁赫：《阿拉伯思想史》(阿文版)贝鲁特麦莱茵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
⑥同⑤。
⑦陈中耀：《阿拉伯哲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4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620页。
⑨转引自【叙利亚】塔伊卜·台伊齐尼：《中世纪阿拉伯思想新论》(阿文版)，大马士革出版社1971年版，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