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原始资料——以台湾地区的收藏状况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原始论文,状况论文,民族论文,收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1—0180—06
前言
在历史研究中，原始资料检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最有利用价值的原始资料无疑就是公文档案。除了正式的行政文书外，书信、电报，以及用于补充说明的附加资料等等，也都属于公文档案之列。另外，针对这类资料而进行的注释等内容，对于理解政策的制定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的各种观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保密期已过，或者因发生了像苏联解体那样的政治变动，与旧政权有关的信息已失去保密必要，同时，由于主动开放资料亦将有利于提高现政权的正当性，在这种情况下，公文档案的公开就会加速，从而大大推进近现代史研究的步伐。此外，在当今的信息化社会里，由于电子化发展而造成的易接近性程度的提高，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自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末叶以来，民族问题成为全世界关心的话题。冷战后的种种区域纷争，其发生背景或多或少都与民族问题有关。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曾经围绕着民族问题争斗频繁，说明即便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民族问题也不容易解决。由中共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的民族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的成功推行受到了广泛的宣传。另一方面，则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族政策称之为“反动统治”，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不满和叛乱，也被批判为地方民族主义者在企图分裂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民族问题按“革命史观”的立场加以解释，中共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被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然而，随着中共本身开始推动脱离意识形态束缚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民族问题不再与阶级斗争理论挂钩，学者们亦有机会在一个为消解经济学意义上的“事实不平等”的语境下讨论民族问题，其视角也不再囿于“革命史观”。正因为如此，充分利用民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的原始档案资料，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台湾地区为中心，介绍20世纪上半叶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有关的各类原始资料的收藏情况，并就它们的利用价值和研究意义作一番探索。当然，资料检索仅是研究的开端，能够介绍的内容亦很有限，有关台湾地区公文档案收藏单位的状况及使用方法，民国史研究者已经做过介绍①；本文只是希望能从民族问题研究的角度出发为学界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台湾地区公文档案资料公开的情况和民族问题研究
首先值得一谈的是民国时期各类公文档案、特别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公文档案转移到台湾的经过。中华民国时期，相当于公文档案馆的机构是“国史馆”，创建于中华民国成立不久的1912年3月。根据当时的规定，“国史馆”是一个收藏史料的机构，收藏范围主要是与编纂民国史及历代王朝通史相关的史料。“国史馆”曾一度关闭（1926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恢复，直属政府行政院。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于1957年重建“国史馆”，性质改为“总统府”直属机关，并延续至今。当初，“国史馆”是为编纂历史著作而设立的机构，其重要功能就是收集史料和收藏各类公文档案。就此而言，作为对政府各机关文档进行综合性管理的一个公文档案馆，规则并不严密。为此，当国民党政权移至台湾时，随行的大部分公文档案一直由“总统府”、各行政机关，以及国民党自己保管。或许是“反攻大陆”之前的权益安排，与南京国民政府决策有关的重要资料，大都没有移交给“国史馆”收藏，资料阅览的机会也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定。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李登辉政权主导下，展了一个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现状认识运动，国民党及各政府机关当年在大陆执政时的公文档案就逐渐放松限制，趋于开放。1995年，国民党保管在阳明山书库中的与蒋介石有关联的“大溪档案”移交“国史馆”，更引起民国史研究者的热烈讨论。此外，各行政机关保管的公文档案也移交“国史馆”，使得人们可以非常简便地接触这类档案。陈水扁执政后制定了《档案法》，进一步整顿充实了公文档案馆的设置。冷战结束以后，放松了意识形态的限制，公文档案的阅览趋于随意；1990年以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和民国史研究也都变得很活跃。2001年起，在台湾“行政院科学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中研院”牵头，开始实施“数码典藏科技计划”②。这是将各机关收藏的公文档案实现电子化并统一建立目录数据库的一项工程。下面将提到的“国史馆”资料数据化也是该工程的一部分。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中的民族问题研究，目前在中国大陆，依然充分肯定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础的现行民族政策，而将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民族政策，作为与中共民族政策相对立的政策予以明确的否定。在台湾地区，则对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兴趣不大。这或许是出于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中苏关系等重大历史变故的考虑，连国民党自身也无法肯定地看待当时的边疆民族政策。贯穿于上述两方面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迄今为止很难在学术研究中有效地利用公文档案。民国时期的公文档案，分别以副本的形式保存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大陆方面已经将其中的一部分公开出版。虽然这些出版物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但由于文字几乎全被转换为简体，而且还存在按编辑者意志抄录取舍的可能，因此问题不少。此外，对于公文档案来说，添加的注释、形式、旁线、着重点等文字以外的信息，有时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将有助于人们充分理解公文档案本身的意义。公文档案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引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基于执笔者意图的选择取向。因此从史料批判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加速开放公文档案。
台湾地区收藏民族问题研究资料的机构
（1）“国史馆”
“国史馆”位于台北以南的台北县新店市。可能是为了备战的缘故，馆舍坐落在远离市区的山坡上，交通不大方便。外国人前去阅览时，要先在入口处登记，以护照调换阅览证。读者在阅览室的接待处填写预约单后就可以得到资料。可供阅览的资料除了纸质文件以外，还有缩微胶卷、多媒体等。
在“国史馆”所藏文献中，与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相关的公文档案，归入《国民政府档案》一类，因其曾由南京国民政府收藏，以后才移交“总统府”。这批公文档案都逐条作了处理，全都与边疆民族地区的事务有关，且经国民政府受理并已结案。其中大多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管辖下的蒙古、西藏档案，此外还有不少与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有关的档案。档案细目按《蒙古各盟旗工作报告》（卷宗号0591／4440.02－2）、《开发边疆各省议案》（卷宗号0590／7711.01－01）等题排列，《边政措施》（卷宗号0590／3618.02－02）一类文件也插编其中。
例如在《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各项边政决议案》（卷宗号0500.50／5060.01－01）中，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在边疆政策决议案制定过程中展开的讨论。又如在《边疆民众呈主席函》（卷宗号0500.60／3611.01·01）中，收录了边疆各地区寄给蒋介石的信件，许多信件的原文是蒙语、藏语和维吾尔语，故同时附有汉译本。即使撇开边疆民族地区民众向蒋介石所诉内容不论，仅从这些文件的翻译经过和当时人们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文字的困惑犹豫来看，也是很有意思的资料。
如前所述，“国史馆”正在推动馆藏资料的数码化进程。根据计划，“国史馆”将把馆藏的公文档案、杂志、报纸等资料实现图像文件化，然后存放在DVD媒体中，使之能利用互联网进行检索和阅览。通过这一工程，可将总数7062件、103.4万页的《国民政府档案》，39.27万件、99.66万页的《蒋中正总统文物》（即所谓“大溪档案”），2.88万件、433.28万页的《资源委员会档案》，2404件、36万页的《台湾省政府地政处档案》等文献全部实现数码图像化。该项目自2001年启动后，经过整理分类、档案处理、输入摄制等阶段，预定于2006年完成并向读者全面公开③。
借助于数码技术的优势，信息检索的便利性和公文档案的品质都得到了提高。“国史馆”虽然早就配置了电脑检索系统，但那是中文DOS环境下的旧系统，不能充分满足信息化时代的要求。目前，随着数码工程的进展，已正式推出试用版的新系统，并能在网络上使用。在电脑画面上，读者可以根据档案分类、卷宗关键字和日期进行检索。检索的结果除了内容概要外，还附有缩微胶片的编号。由于有了这个检索系统，现在只要事先开列所需资料，就能到“国史馆”直接提出阅览申请。如果同时需要多种资料，还能预览图像文件。各种图像文件上都有电子标识的“国史馆”标志，以尊重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现在以图像文件形式开放阅览的民族问题资料，主要有《内蒙自治运动》（卷宗号059／4044.01－01）、《边疆各盟旗自治方案》（卷宗号0590／3611·01－02）等。前者是以德王为首的一批蒙古贵族，在民国36年（1947）1月至次年5月召开的“制宪国大”之前，向中央政府要求在内蒙古实行所谓“高度自治”的一系列文件。后者是民国35年（1946）5月至37年（1948）与盟旗制度有关的文件。这是一批很有意思的资料，因为全都涉及到内蒙古盟旗自治问题和中央边疆政策改革的讨论。
这类文献虽然也可以看缩微胶片，但通过数码图像资料其使用价值就能进一步提高。例如，上述档案所收录的《热河省盟旗形势概况图》，分别用蓝线、黑线和红线来标志省（县）境、盟境和旗境。由于有了彩色图像，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可以一目了然。另外，在缩微胶片的黑白图像上，如果碰到文字过淡、色笔添注、印章文字重叠之类情况，往往很难辨别清楚；而彩色图像就没有这些问题。加之这类地图的页面往往很大，摄制成缩微胶片时不得不分割成多个图像，就是在拷贝实物副本时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然而，用图像数据的方法就可以把整张地图做成一个文件，阅览时根据需要进行局部放大。这个优点，也适用于处理书信一类横长形文书。对于手稿类文件，也可以通过图像放大来帮助释读。
以上这些做法，明显地改善了“国史馆”公文档案资料的使用。不仅国民政府档案是如此，目前正加速进行电子化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中也有与边疆民族问题有关的公文档案。可以相信，随着“国史馆”电子化项目的完成，在这方面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党史会），设在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厦党史展览室内。从阳明山移交来的国民党档案资料（前述“大溪档案”除外）大多收藏于此。在李登辉任党主席的90年代前半期，资料阅览相当自由；国民党在野后，连战接任党主席，为了和李登辉路线划清界限，限制逐渐趋严。首先，查阅资料必须出示介绍信，经审查批准后才能阅览。其次，资料复印以整体的三分之一为上限，会议记录一类文件则不提供复印。不准复印的资料允许抄录，但大部分阅览者都会输入自备的笔记本电脑。
与“国史馆”的公文档案相比，党史会收藏的与边疆民族问题有关的资料数量虽不多，但有一些却是“国史馆”馆藏所缺，比如国民党中央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议事录，党内干部的讲话记录等等。党史会资料的公开是该党提供的服务，所以不会像“国史馆”那样推动电子化工程。利用起来虽然说不上方便，但若花时间检索，也可以找到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3）政治大学中正图书馆社会科学资料中心
政治大学的前身是位于南京的中央政治大学，国民党政权败守台湾后，于1955年重建。政治大学虽然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但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社会科学各领域颇具特色。中央政治大学时代，该校建立了一个“边政教育研究室”，目的是培养处理蒙古、西藏等边疆事务及华侨事务的人才。有此渊源，政大在民族研究方面的优势就相当明显。复校后，政大组建了五学部之一的边政学部。随着社会学教育在本科教育中的需要不断提升，边政学部先后被改编为民族社会学部和社会学部，但边政研究所（后改名为民族学研究所）保留了下来，专门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1993年，政大组建民族学部；1996年根据修正后的《大学法》，组建本科学部与研究生院合一的民族学部，并一直延续至今。
因此之故，政大图书馆收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相当丰富。政大有好几个图书馆，“中正图书馆”是政大的中央图书馆，收藏着民国时期发行的各种书籍和杂志，使用价值很高。例如《西南边疆》，是一份以云南省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杂志，主要发表民族学家对当时边疆社会状况的详细调查记录，以及对开发边疆的建议，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边疆政策的关心，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资料。另有一份《边疆事情》杂志，普及性色彩稍浓，但因其刊登了南京的“边疆事务机关一览”、“内蒙古盟旗长官一览”，尤其是刊登了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蒙古、西藏、新疆代表一览，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此外，政大图书馆的藏书全都开架陈列，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书籍，则分为民族学和边政二类。民国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献，如赵孝纯的《摆夷边民研究》和陈大年的《新疆七十年》等，都可以在书架上找到。该校的社会科学资料中心除了收藏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外，还收藏毕业生的学位论文、报刊及过期杂志、缩微资料等。《边事研究》、《边疆杂志》等刊物都已制作成缩微胶片。很有意思的是，政大所收录的卷次，正好是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摄同类杂志缩微胶片中缺少的几种。
在政大各类图书馆中，报刊资料室很值得注意，那里收藏了由“中央通讯社”寄赠的民国时期报刊社论的剪报簿，分别按类别汇总，数量庞大。在民族问题方面，有《边疆通讯》、《蒙旗事情》、《新疆事情》等标题，除了反映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关的政策和事件外，还包括了游记和风俗介绍文字等内容。收录的时间范围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起，一直到1948年前后，收罗了所有中央级报刊和地方报刊上关于民族问题的报道，并附上了刊登各篇报道的刊名和发表日期。特别是有不少地方性报刊，日本人还从来未闻其名。当然，民国时期的一些主要报刊都已制成了缩微胶片，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中都能看到，但常常发现有缺损，同时因为纸张的原因，文字有时也不大清楚，而在政大都是实物，文字清晰，抄写复制时也容易核对。由于种类繁多，不少报道内容不免鱼目混珠；也有一些报道纯粹出于推测，并带有对边疆民族的偏见，对于这些读者自应加以注意。即便如此，这些新闻资料仍能使人了解当时社会对边疆形势的反映，或对边疆社会的印象，就此而言，这批资料起到了补充公文档案的作用。此外，通过比较各报刊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等重大事件所发社论，也可以了解政府官方立场之外的其他观点。因此，这是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始资料。
（4）蒙藏委员会蒙藏文化中心
蒙藏委员会位于台北市中心的政府机关联合官署内。1993年，在青田街设立了“蒙藏文化中心”，目的是发扬蒙古、西藏文化与开展学术研究。该中心除了收藏和展出与蒙、藏文化有关的1000余件文物标本外，还负责管理和经营相关的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收藏了1万多册中、英、日、蒙、藏文的书籍。中文书籍中占多数的是1980年以后大陆的出版物，这些书大多都可在日本各大学的图书馆中见到。此外还有关于民族问题研究的一些学位论文，但并不齐全，甚至连工作人员都建议读者最好到政大去检索资料。因此，与其他机关相比，该中心所藏资料的价值不太高。惟一值得一看的，是1949年以后蒙藏委员会发行的调查资料以及与蒙藏委员会运作情况相关的资料，如《蒙藏资料月报》等。
（5）其他
“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也是一个收藏民国公文档案的学术机关，大部分民国外交档案都在那里，其中包括了边疆民族地区与邻国外交有关的大量案例，如外蒙古独立、西藏问题、东突厥斯坦运动等等。由于篇幅限制，以上这些问题笔者拟另文详谈。这里只介绍最近由台湾“外交部”与政大民族学系合作出版的一套《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该丛书以“外交部”收藏的档案为核心，从移交“国史馆”及近史所保管的外交关系档案中，捡出与边疆问题相关的内容整理出版而成。整套丛书预定分三期出版，目前已经推出的有第一期“东北卷”、“中苏关系卷”、“新疆卷”（一、二）4册，随后将陆续出版第一期的别册“蒙古卷”，第二期的“西藏卷”、“西南卷”及第三期的“西南卷”、“海务卷”等。这部大型资料集收录了详细的索引和年表，地图和少数民族语言部分则以图片形式刊登，尽量保持档案的原貌。就此而言，该丛书不仅对民国时期的外交史，而且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政策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
利用民族问题原始资料的研究课题
从台湾的档案馆和研究机关所收藏的原始资料中，可以验证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可能性。这些资料不仅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有许多资料，甚至在日本和台湾还没有被充分地加以利用。
然而在检索和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分为蒙藏委员会管辖之下的蒙、藏地区，和内政部管辖的其他民族地区两部分，因此，对蒙藏委员会管辖之外的各民族事务来说，除了新疆，其他地区的文献都很分散，检索未必容易。另如在处理朝鲜族等跨境民族事宜时，由于涉及邻国乃至两国间的关系，因而必须注意查阅外交档案。中国现有的56个少数民族，是1950年代以后才认定的，在这之前的公文档案内并没有确定的民族称呼，因此在对照引用目前通用的民族范畴时需要格外注意。还有一点不能避而不谈，那就是语言问题。国民党的边疆民族政策以及蒙藏委员会的文件，常常是汉、蒙、藏三文并用，但在公文档案中也有使用其他民族文字的。对于这些用其他民族文字书写的档案，当然都附有汉译，但译文的准确性却无法保证。必须考虑到翻译者有限的能力，以及翻译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已有意或无意地改变了原文内容的可能性。这一现象在汉、藏、蒙文并用的场合同样存在。而若能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恰恰也是理解民族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外，台湾地区公开公文档案这一现象本身，反映了台湾地区政治民主化、尤其是中国国民党向民进党作政权交替的政治潮流，今后的发展也将受到政局更大的影响。实际上，党史会是国民党执政时提供服务而公开信息的机构，成为在野党后则有可能根据今后形势的变化对档案阅览设置某种制约，直至取消公开。2004年12月，在野党联合起来取得了“立法院”选举的胜利，因此估计党史会的作用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前途究竟如何也实难预料。至于“国史馆”收藏的公文档案，也要根据政府的整顿计划加以平衡，因此对今后的动态也有必要加以注意。
另外，保存在台湾的公文档案，虽然是理解民国时期中国的民族政策不可缺少的资料，但必须注意仅靠这些还很不够。国民党离开大陆时没有来得及带出来的档案，被中共原封不动地接收下来，南京的“国史馆”就此成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蒙藏院及边疆政策方面的公文档案，以及国民政府行政档案的一部分，都被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此外，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自治政府的内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靠拢中共的新疆和西南各省，以及根据《十七条协定》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上这些情况使得边疆民族地区中许多地方政府所在地都没有沦为战场，也没有因国共内战的影响而把公文档案转移到台湾。因此，如果要了解地方政府的公文档案，就必须利用这些地区的档案馆。与台湾相比，大陆档案馆的使用还很不方便，电子化工程更仅处于开始阶段。不过，第二历史档案馆最近已开设了正式网站，改变现状的态度非常积极，今后将通过互补性利用台湾与大陆的档案，进一步推进民族问题研究。日本国立档案馆在互联网上开设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收录的资料，与开设之初相比已有增加。尤其是外交资料馆收藏的朝鲜、满洲、蒙古资料，除了与日本决策有关的资料外，还包括了实地调查报告；另有蒙古独立运动资料，以及国民政府对此采取的措施、当时的新闻报道等等。这些资料不仅可以促使我们加深对民国时期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解，而且也能为研究日本干涉中国民族问题的过程提供线索。与此相类似，在理解蒙古独立问题和新疆问题时，或许也有必要利用俄罗斯和蒙古等邻国的公文档案。包括先前提到的语言问题在内，由个人来进行范围如此广泛的档案调查和检索，自然能力有限，效率低下。民国时期的公文档案由于纸张的质量和收藏技术问题，已令人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无法再阅览。若就此而言，显然需要由通晓相关语言和相关国家历史、地理的学者共同进行努力。
结语
在以公文档案为主的原始资料中，存在着一些从未得到解释的信息；如能像台湾所作的那样，对原始资料的这类处理和检索今后会变得很方便，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必定能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料，成果肯定越来越丰富。而对于那些随意解释公文档案提供的大量信息，以及研究重点呈细节化的现象（即如毛里和子所说“中心空洞化现象”④），则一定会遭到人们的批评。至于能否准确地分析公文档案以推动展开实质性的讨论，就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了。
（本文据日本国立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东北亚研究》第九号第263～272页全文移译。翻译、发表时已征得作者的同意，特此致谢。）
注释：
① 金丸裕一、壮树华、姜正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简史·概略と阅览指南》，《近きに在りて》1992年第21号，第85～90页；笹川裕史：《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党史会）の所藏资料の利用方法と所藏目录》，《近きに在りて》1992年第22号，第104～113页；陈进金：《“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につぃて》ょ《近きに在りて》1997年第31号，第103～110页；川岛真：《加速する台湾における文书公开－中国外交档案の保存公开に関する现况を中心に—》，早稻田大学《现代アジア学の创生》，21世纪COEプ口グラム中国外交（史）研究会报告。（http://www.wasedacoe-cas.jp/project/minutes/c3-14_aoyama001_kasashima.pdf）
② 陈弱水：《数码档案与东洋学》，《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第5号，（台北）“中研院”2004年版，第26～38页。
③ “国史馆”2002年《计划书》。
④ 毛里和子：《周缘からの中国——民族问题と国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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