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5—0022—07
一、引入西方史学的新热潮
戊戌维新前后，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出现过一次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史观。中国史学界接受了西方的进化史观，这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时期，西方史学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是开启了人们的视野，在如饥似渴地接受西方史学的同时，以西方史学为参照，比较中国史学的落后和封闭状况，进而对旧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要求建立“新史学”。尽管当时西方史学的传入，还是以从日本转译西方史学著作为主要渠道，但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注：参见张越《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同时， 由于当时输入西方史学还处于最初阶段，也存在着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如梁启超指出的，“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则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1]（P71-72）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进入了一个空前开放、活跃的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使人们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定，建立真实的、科学的历史学成为五四时期史学的最新趋势。五四学人对西方史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介绍和引进，也不仅仅要求做到有选择、具本末，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对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对中国史学的新的发展的重要性。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五四前后出现了引入西方史学和中西史学交融的新热潮。
与戊戌维新时期有着重要区别的是，五四时期介绍和引入西方史学，内容多由西方原著直接翻译过来，从事西方史学输入的人员群体素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是由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从西方直接输入，他们“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哲衡、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注：参见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在五四时期，西方史学较之以往更为有系统地被翻译介绍到中国、被宣讲于大学讲坛，其规模和内容，与晚清时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规模上，五四时期出版了一批翻译过来的西方史学著作，《史地学报》（东南大学）、《史地丛刊》（北京高师）、《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新青年》、《学衡》、《东方杂志》、《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辑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杂志报刊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专文。梁启超、胡适等许多著名学者积极宣传西方史学的各种观点方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高校开设西方史学思想、唯物史观等课程，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西方史学原理、历史研究方法等课程。西方史学的大规模引入，成为五四时期中国史坛的一大景观。
在内容上，首先应当提出的是李大钊等人在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的介绍与传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注：考虑到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是在五四时期以后，并且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故本文暂不过多涉及。）以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等为代表人物的美国的实用主义，经胡适、蒋梦麟等人的积极宣传，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之一。“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2]（P199）在中国， 实用主义与史学的关系，主要是在方法论层面上。胡适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历史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思维的方法，他借此大力宣传的“科学方法”影响甚远。五四前后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历史哲学还有法国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德国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的新生机主义， 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W.Windelband,1845—1915）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 ）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3）的实证主义，德国朗普勒西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 ）的文化史观以及晚些时候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德国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文化形态史观等。（注：参阅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这些西方史观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界均有所反映。有关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有留学美国的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的《新史学》，留学法国的李思纯翻译的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 ）合著的《史学原论》，留学德国的傅斯年等人，带来了从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到伯伦汉（Ernst Bernheim 1850—1922）的德国史学等。
二、探索中西史学的结合之路
五四时期致力于引入西方史学的学者，更多地是注重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引入史学研究方法入手，比较中西史学间的差异，寻求中西史学结合的可能。最有影响者，当推梁启超、胡适和何炳松。
对引入西方学术的状况不甚满意的梁启超，在欧洲游历期间积极地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西方史学，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就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点陈述“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主观的观念之革新”，并声言“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3]（P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意在补前者之不足， “注重理论的说明”和“专史的研究”[4]（P1 ），探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形式到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尽管书中并未言明借鉴了西方史学中的何家何派，但德国史家伯伦汉与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理论及方法论是梁启超的重要参考对象，当是不争的事实。杜维运先生推测“梁氏以中国史学家于一九一九年左右至其地，著《史学原论》的朗、瑟二氏尚在，他不可能丝毫不受朗、瑟二氏作品的影响。他请法国教授或中国留学生讲述西方学问，似必有朗、瑟二氏的《史学原论》在内。”[5]（P339 ）杜维运并选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数段文字与《史学原论》原文相对照，结果可以证实杜氏的推断。可以认为，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论在中国史坛通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产生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可能比李思纯的译本还要大。当时依据西方史学专论史学方法的人有许多家，他们多有留洋经历，外文水平也高于梁氏，但大都远不及梁著的影响大，究其原因，除梁氏在学术界的名气无人能比之外，更重要的，正如后人所论，“梁氏文史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丝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至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溶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6]
与梁启超相比，胡适对于西方学术的了解要更加深入和系统。他所提倡的中西学术的结合是从所谓“科学方法”入手的。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他多次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7]（P100 ）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为理论基础。他对于中西史学的结合所作出的主要贡献，是根据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法则加以贯通，阐发清代乾嘉考据学已经具有了“科学”的精神，“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强调应当“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8 ]（P287）径直取中西学术的方法相结合，并且贯之以“科学方法”，这在崇尚科学的五四时期，效果十分明显。从这个角度而言，胡适所谓“科学方法”正是转型中的中国学术所需要的东西，适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引入西方史学，何炳松做了大量的介绍、转译、编译的工作。1921年翻译的鲁滨逊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界完整翻译过来的第一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他还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史学论著。在当时，对于西方史学的认识和理解，何炳松是十分突出的一位。他的《历史研究法》“虽然简短，然而对于西洋现代史学的认识却远胜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何氏无疑地是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9 ]何炳松强调鲁滨逊的《新史学》“虽然统是属于欧洲史方面，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的碱砭。”[10]（P21 ）他努力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目的也是比较中西史学的异同，借鉴西方史学，更新中国史学。在1928年完成的《通史新义》的自序中，何炳松写道，西方史学“因其依据各种最新人文科学研究而来，较吾国固有者为切实而适用，足备国内史家之采择，初不敢因其来自西洋，遂奉之为金科玉律也。”[11]（P18）中国古代有刘知几、章学诚等人论及史学理论和方法，较之西方史家的观点，自然有所差异，何炳松认为刘知几、章学诚“其议论之宏通及其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洋新史学家之下。唯吾国史学界中，自有特殊之情况。刘、章诸人之眼界及主张，当然不能不受固有环境之限制，若或因其间有不合西洋新说而少之，是犹讥西洋古人之不识中国情形，和讥吾辈先人之不识飞机与电话也，又岂持平之论哉？”强调比较中西史学的异同应当视客观情况的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简单比附。不过他也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今日之能以新法综合而整齐之者，尚未有其人耳。”[12]（P4—5）
梁启超、胡适、何炳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中西史学的结合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大大促进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梁启超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观点，将中国传统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重新整齐阐释，其视野之广阔，见解之新颖，思路之清晰，都值得称道，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有开拓性的意义。胡适将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联系于西学中的科学方法，从而突出了中西学术间的相通之处，为中西史学的结合起到了具体的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何炳松做了大量的介绍引进西方史学的实际工作，给予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以很好的启发，在中西史学的结合方面亦功不可没。五四时期中西史学的结合，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首次有规模地进行的，分析这个时期中西史学结合的情况，可以得出几点认识。第一，中西史学的结合途径应当有多种多样，结合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全方位地探讨中西史学的结合之路，是中国史家的艰巨任务。第二，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中西史学结合的目的之所在，外来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13]（P97）第三， 中西史学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工作，不断地引进西方史学，不断地总结中西史学结合的成果，才能加速中国史学的发展。
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五四时期引进西方史学、尝试中西史学结合有了明显的进展，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客观条件所限，有些是主观原因所致，都反映了中西学术交融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当时留学西方或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因种种原因很难把代表着西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系统地传入国内，甚至连基本的介绍都很少见，这确实妨碍了中国学术界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学术，当然也影响到了中西学术交融。受西方影响而在中国思想学术领域产生的反应，其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如在当时西方已认识到了由科学发展而形成的科学主义所带来的副作用，而在同时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的科玄论战，却以“科学”战胜了“玄学”而告终。这表明，引入和接受西方学术并不是一个简单过程，中西学术交融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同样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和问题。
首先，五四时期的学者对西方史学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他们介绍和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代表当时西方史学的最先进的内容。譬如胡适介绍到国内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并非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主流。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深远的兰克实证史学，在西方已经被相对主义史学所取代。
鲁滨逊的“新史学”，也是当时西方比较浅显的一种理论。齐思和评价鲁滨逊及其“新史学”理论说，“尽管鲁滨孙的著作很多，而且风行一时，他的学术地位并不甚高。”“他只是一个历史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一个研究者；他并没有对于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14]（P3）齐思和具体指出，许多西方史家，如英国的葛林（1837—1883）、柏克尔（1821—1862）、法国的基佐（1787—1874）、德国的拉姆普雷赫特（1856—1915）、美国的麦克马斯特（1852—1932），都在鲁滨逊以前发表了类似的主张。“这也就掀起了十九世纪末年欧洲的‘文化史运动’。当鲁滨孙在德留学时，文化史运动正在盛行。他们正对兰克学派展开攻击。他们要扩大史学的领域，要刷新史学的内容。鲁滨孙把这些主张带回美国，加以宣传。实在他的基本主张并无任何新奇之处。有一个批评‘新史学’派的人指出，‘新史学’除了‘新’字之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地方，这话是不错的。”[14]（P5—6）
何兆武先生在讲到当时引进西方史学的情况时也指出，“某些西方近代的重要史学流派的思想和方法并没有（或者很少）被介绍到中国来。新康德学派在西方曾经风行一时，而介绍到中国来的，梁启超之后竟成了绝响；另一个近代西方极有势力的流派，新黑格尔学派，在中国史学界也全无介绍。”“这些在西方流行的近代思想流派，在中国历史学界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反响（无论是介绍、是研究还是批判），其原因或许可以归之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思想文化性格所使然，或者是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斯土见事素迟’吧。”[15]（P395）如上所述，五四时期传入的西方史学，较之晚清时期确有极大的进步，然而在今天看来，问题仍然很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西史学交融的深入进行。
其次，面对形形色色的各家各派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五四时期的史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真正接受、消化和理解；五光十色的西方史学在表面上显得轰轰烈烈，但产生了持久影响的并不很多，多数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并未被五四时期的主流史学（新历史考证学）所接受，而且很快便复归于沉寂。
何炳松在谈到通史编撰时认为，“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是以努力于通史编纂者颇不乏人。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偏而不全似而非是之通史义例，因之充斥于吾国现代之史著中。”[11]（P13）这反映了当时接受西方史学的实际情况。 任何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发展渊源和时代背景，仅仅依靠介绍和翻译其学说本身，难以全面地、真正地把握这些西方学说的精髓，这是其一；其二，西方的学术思想也是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着的，刻意追求和了解其变化发展的内容，并将其运用于中西学术交融中去，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的确难以做到或力不从心。以梁启超为例，他早年深信进化学说，在《新史学》中主张历史有“公理公例”和因果律可寻，赴欧洲游历之后，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经变成了一种因果律，《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又否定了因果律。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他了解到了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柏格森的人格主义等西方流行的思想观点。“着实恼乱了头脑”的梁启超不惜以否定以前的自我来努力建立新的史学理论体系，以适应他所接受的西方理论，其前后变化如此明显，又引起了后人的非议。
我以为，中西史学结合的关键是要从西方史学中找到适合于中国史学的结合点。陈寅恪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6]（P252）五四时期，除了胡适所倡导的“科学方法”在史学研究中产生明显的影响之外，多数西方史学流派的理论与方法并没有为大多数专业史家所重视，在众声喧哗的五四时期思想学术领域匆匆来去，很少被运用于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可以提及的是，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以来，傅斯年、姚从吾等介绍过来的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与中国当时以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为信念、以历史考证学为主要研究方式的主流史学多相契合，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再有就是在五四时期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导致了20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其原因包含有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思想文化领域等多方面因素，需要专门探讨。
第三，在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中，存在着重方法、轻观点的倾向，尽管也引入了不少西方的历史哲学方面的理论，但是对西方史学的吸收更多地集中于方法论层面，着重从方法论上考虑中西史学的结合，而对历史观或历史本体论的重要意义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历史观和方法论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历史观所决定的。将两者割裂开来或明显偏重某一方并不是正常的现象。梁启超在逐渐对他提出的新史学思想产生怀疑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方法论方面探讨史学问题，“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9]胡适、 何炳松等人也都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倡中西史学的结合。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有对西方学术思想理解不深的原因，有当时史学界重视“求真”、重视史料、重视“科学”的风气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这些复杂因素造成了史学界不仅侧重于对方法论的接受，而且对历史本体论或历史哲学持排斥的态度。如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表示，“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17]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还讲到，“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18]（P290）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西方史学的深入了解，也对五四时期史学的全面发展有所制约。
收稿日期：1999-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