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常生活图式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国文论文,日常生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6)03-0014-06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迟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英层面文化精神的冲突和分裂。中国精英文化的裂变不只表现为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人之主体性的自觉消解和从启蒙立场的撤离，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人文知识分子面对多种文化冲突，无法确立自己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二是大众层面文化价值的游离与裂变。目前中国民众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是一种贴近生活原生态的平面文化，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萌芽，并没有真正消解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对民众和社会的深层影响。斯宾格勒把道德灵魂当作中国文化的基本象征符号，黑格尔也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1](P178)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自在性文化。并且，这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还通过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及图式的强大和沉重表现出来。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进日常生活批判的文化分析视野，从日常生活图式来管窥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日常生活的一般图式
我们把人类社会结构比作金字塔的三个层面：(1)处于金字塔顶部的是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是非日常的自觉的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2)处于金字塔中部的是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主要由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构成。(3)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以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为宗旨的日常生活领域，它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获取与消费活动。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对处于金字塔底部与个人息息相关、又不为传统理性所关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思考。建立起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及同自在的传统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进一步揭示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的基本特征
透视日常生活的基本结构和活动图式，会发现这是一个自在的、未分化的、自然而然运行的领域。我们可以从四个基本方面揭示日常生活的内在结构和基本图式：(1)从日常生活的活动方式来看，这是一个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的活动领域；(2)从日常生活的活动图式来看，呈现出经验主义的主导倾向，主要凭借传统习俗、经验和常识而自发地运行；(3)从日常生活的立根基础来看，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色彩，主要由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支撑与维系；(4)从日常生活的调控系统来看，表现为一个自发组织、自发运行的系统，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家庭、自在的道德观念与宗教。
因此，人的行为以重复性实践为特征，受制于传统、习惯、风俗、经验、血缘关系和天然情感。于是，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发性与传统文化的惰性、保守性达到了契合：重复性和自在性的日常生活为具有稳固性和惰性的传统文化因素提供根基和寓所，而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反过来又加强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与自在性。对此，我们可以具体地展开讨论。
第一，日常生活是一个凭借各种给定的归类模式和重复性实践与重复性思维而运行的。然而，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与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在现实中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一般说来，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等自觉的类本质活动领域，以及在有组织或大规模的非日常社会活动领域，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显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活动的有效进行总离不开类本质或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创新，总离不开新问题的自觉提出和解决，而活动的结果是不断修正或突破原有的规则或模式。在日常生活中，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占主导地位，人们往往不是通过对新问题自觉的和创造性的解决来修正或突破原有的规则和模式，而是理所当然地把各种新问题和新情况都纳入给定的归类模式或一般图式中。结果，日常生活很少表现出创新，而是像春夏秋冬、寒暑冷暖一样在同一水平上重复。A.赫勒在《日常生活》一书中曾列举了实用主义、可能性原则、模仿、类比、过分一般化等日常活动的一般图式。这些图式或归类模式虽然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积淀和内在化的结果，但它们对于日常生活个体而言，往往具有先验性和给定性，人们习以为常地、理所当然地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它们，却很少对其提出质疑。
第二，日常生活是一个凭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因素而加以维系的、以过去为定向的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等非日常活动代表着人的自由和创造，它们总是以未来为定向，总是指向未知的领域，指向尚未存在的领域和可能性的领域。科学、艺术和哲学的进步往往表现为对过去时代遗留的和施加规则的冒犯与超越。与此相反，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们之所以可以凭借各种给定的图式或归类模式而成功地和理所当然地活动，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传统、习惯、风俗、常识、自发的和直接的经验在这里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以过去为定向的特征和经验主义倾向。道德和宗教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在宗教意识薄弱的民族，往往是代表着传统习俗的、自发的、非理性化的道德习惯调节着日常生活；而在宗教意识强烈的民族，与自发的传统和道德习惯相结合的宗教，则成为日常生活十分重要的组织者。因而，日常生活常常面向过去，成为传统与习惯的寓所。
第三，日常生活是以非批判的、理所当然的和自在自发的姿态所占有，但却是自在的和未分化的领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自发地接受习惯道德的约束，自然而然地运用各种归类模式解决日常问题。在这里，人们不必像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等创作活动中提出和思索“为什么”的问题，而只要知道“是什么”就足以生存下去。因此，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现象与本质尚未得到分化的自在的领域，是人的所有活动中最接近和类似于自然运动的领域。捷克哲学家K.科西克在《具体辩证法》中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活动和生活方式被转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不假思索的活动和生活机制：事物、人、运动、工作、环境、世界——它们不是按其创造性和真实性而得以理解，它们没有被考察和被发现，而只是存在于那里，被当作存货，当作已知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加以接受。日常呈现为未分化的黑夜，机械和本能的黑夜，即表现为熟知的世界。同时，日常是个体可以运用自己的才智和智谋控制其各个维度和潜在可能性的世界。在日常中，一切都处在‘手边’，个人可以实现其意图。正因如此，它是一个可信、熟识和惯常行为的世界。”[2](P386)
2.日常生活的一般历史演进
为了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的本质特征，我们有必要依据人类社会的发展，一般地展示日常生活的历史沿革，从而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一种历史理解框架。
从历史演进来看，日常生活世界主要经历了三个文明时代：(1)原始日常生活。原始初民的世界整体上是典型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涵盖了人的全部活动，艰难地谋生成为原始人的全部生活内容。那时的氏族组织只是天然的血缘关系的简单放大，它们主要对日常生活进行自发的调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日常的社会组织。同时，原始人尚未形成对类本质和自我存在的自觉意识，原始神话和巫术所代表的表象世界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的非日常的精神世界。(2)与农业文明相对应的传统日常生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逐步发展起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和政治、经济、经营管理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这代表着非日常生活领域的生成。但是，在农业文明条件下，只有少数人才有特权进入这两个非日常生活领域，而绝大多数人依旧被闭锁在直接的天然共同体中，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凭借着自在的文化基因，过着周而复始、自在自发的非创造性的生活。(3)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日常生活。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对传统日常生活带来冲击与重建。在表层上，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造就了向外拓展的市场，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封闭王国，资本原始积累以近乎野蛮的手段斩断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人身的依附，把千百万农民抛入一个充满竞争又充满创造机遇的非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同时，在深层上，技术理性（以及科学思维）和人本精神作为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两大主导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活动图式，使人们不再满足于重复性日常思维所关心的“是什么”，而是更多地借助于科学思维探寻“为什么”和“怎么办”，开始超越单纯的日常生活主体的保守性思维图式和活动方式，培养非日常活动主体的创造性思维和本质精神。
3.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的沉重与强大
中国有着十分强大与沉重的日常生活结构，其相对不发达的非日常社会活动领域也是按照日常的自然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起的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虽然试图组织农民、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按理性指令和计划运行的自觉王国，但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日常生活世界的根基，没有使人们的行为模式摆脱传统自在的文化因素制约，没有完全建立起理性、民主、法制、自觉的非日常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绝大多数人终生作为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封闭在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农业文明的立根基础是封闭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偶尔的商品交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消费活动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国发达的农本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绝大多数人是自给自足的农民。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是典型的、纯粹的日常生活主体，他们终生封闭在家庭、村庄、山沟等天然共同体中，这是他们所十分熟悉的、安全的、封闭的日常生活世界。人与物，人与人都处在一种天然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关联之中，生存在原始给定的天人合一之中。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沉溺于这种自在自发、周而复始的日常生计中，这个社会必然缺少足够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在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不发达的非日常社会结构也是按照日常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原则组织运作的。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条件下，不仅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封闭的、自在的、未分化的领域，而且已经建构起来的不发达的非日常社会活动领域也是一个服从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原则运转的自在领域。无论日常生活世界，还是非日常生活世界都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社会的政治和管理机构不过是家庭和血缘关系的自然放大。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封建政体中，家国同构，皇帝就是家长，君臣、君民、官民关系本质上都是父子关系的延伸。可见，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依据血缘、宗法等自然原则组成的非日常社会结构，具有扼杀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遏止社会内在超越和发展的消极作用。
第三，中国自觉文化对自在文化的认同导致了自在文化、即日常生活图式和结构对人的行为模式的专制统治，使人很难从自在自发的日常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非日常生存状态。中国自觉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哲学之中，而自在的文化则体现在伦理纲常之中，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间尊卑长幼的伦常关系和各种习惯习俗、经验、常识之中。从表面看，儒家代表“入世”、“兼济天下”的精神导向，道家代表“出世”、“独善其身”的精神境界，但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植根于原始的、自在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之上，代表着人与自然尚未自觉分化的状态。因而，它们的主要导向不是要超越自然关系，不是要进入一种超越习俗、习惯、经验、常识等自在文化层面的理性境界，不是使人摆脱宗法、血缘等自然关系的制约和束缚，而是强调对自然的回归与肯定。儒家通过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立根于血缘自然关系之上的伦理纲常的突出强调，道家通过对“自然无为”、“万物齐一”境界的赞美，都试图把每个人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自在的、自然的关联之中，使人凭借一种习惯和经验而自在自发、无情无欲、顺其自然地生存。因此，以哲学为代表的中国自觉的文化精神不但没有形成对自在的文化因素的超越，反而表现为对立根于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的自在文化因素的自觉认同、肯定与强化。自觉的文化因素对自在的文化因素的这种认同与肯定大大强化了日常生活的自然主义色彩和自在性、重复性、封闭性等本质特征。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异常强大坚固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四，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不但自身十分强大与沉重，而且具有蚕食或侵蚀自觉的精神活动和社会活动领域的倾向。在传统农业社会，由于自在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结构异常强大，所以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如政治管理系统等，都是按照日常的自然主义原则建构起来的，即按照血缘和君臣、君民、官民等自然关系组建起来的。而且其操作也服从于日常的经验主义、自然主义原则。在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异常强大的农业社会，处于非日常活动中的人也用这种自在自发的、重复性的思维与实践，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活动图式去应付非日常的社会活动，如政治管理、科学探索、艺术创作和哲学反思活动。
从传统日常生活结构与图式的强大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顽固性，即它的超稳定结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一个巨大的日常生活世界”。这预示着，中国日常生活的变革与重建，即传统文化的转型将异常艰难。
二、中国文化转型的迟滞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定位使得在短时期内无法形成一种与支撑现代化进程相对统一的、主导性的文化精神。不可否认，目前我国所经历的文化转型是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方位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既体现在知识精英们的理论中，也表现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活动中。
1.精英文化精神的冲突和分裂
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工业文明并未成为现代化的主导性精神，相反，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传统文化和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文化正通过知识精英而与工业文明形成错综复杂的冲突。
第一，现代精神的自我裂变：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与冲突过早地展开。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定位，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出现了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二者尚未在中国文化精神中取得主导地位就已经发生冲突。当一种价值强调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创造社会财富以及它对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的积极性的时候，另一种价值取向则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看到科学技术及其技术理性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普遍物化和人之异化等负面作用，从而对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持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和拒斥态度；当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强调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对人的文化启蒙以及人之主体的生成对市场经济建构和现代化进程的积极意义的时候，另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则为个性的过分张扬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所带来的价值混乱的道德滑坡等现象忧心忡忡。应当承认，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之间的张力过早地展开这一事实，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社会减少或消除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发达所带来的技术世界的普遍异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分裂，但也存在着干扰和延缓现代化进程的危险。中国现代化由于缺少一种统一的文化精神而迟滞，呈现为一个乏力的进程。
第二，前现代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文化精神的阻滞：新儒学的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泛起。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从洋务运动“防御性现代化”和“被迫的现代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心态，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本体文化论”，以传统文化拒斥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以梁漱溟的中国文化“复兴论”为激进或极端代表的新儒学思潮开始重新在中国内地复兴，先是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方东美、刘述先、余英时、徐复观、杜维明等一批新儒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被出版、研究和评介，接着是一批颇有影响的学者开始从自己原来倡导的以科学、民主和人之主体性为宗旨的文化启蒙立场撤退，回到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和伦理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一种拒斥现代性、批判现代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学术界泛起。
第三，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现代文化精神的消解：后现代主义的切入与文化启蒙精神的式微。20世纪90年代初，新儒学重新在大陆复兴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开始通过文学与哲学切入中国。这两种文化思潮虽然在文明时代上相距遥远，但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则有一个共同点，即对现代性或现代文化精神的超越或消解。如前所述，从19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两大支柱精神——人本精神和技术理性开始出现张力和冲突，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并没有达到人的本质力量增强和人的解放的宗旨，而是导致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破坏和人际交往关系的异化，导致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社会力量对人的统治。针对人类的这一文化历史困境，于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以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同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一样，以深刻批判现代性的负面效应为己任。后现代主义认为，人之主体性及启蒙理性的过分发展是造成现代工业文明弊端的根源。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是出于对西方发达工业文明弊端的敏感认识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出现的某些文化失范现象的忧虑，而接纳后现代精神，企盼中国能超越工业文明阶段，直接步入后现代社会。
应当承认，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很早就通过直观方式，比较深刻地体悟到人和自然相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条件下的人与自然相分裂、人与人相异化之历史困境的人类确实可以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同时，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虽然激进和极端，但是它们的确抓住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某些弊病。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相统一观念的强调只是对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天人合一”关系的体悟，它根本无法与后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基于人和自然分化之后形成的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文化精神同日而语。中国社会的历史定位不同于那些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是人类与自然的分化与分裂，而是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所导致的社会不发达状态。因此，当新儒学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直接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来重构中国社会，以避免现代化的负面效果，或者，当人们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把“消除主体”、“解构主体”的后工业文化精神与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直接联姻或对接时，其结果只会导致中国现代化“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从而消解现代化文明精神，断送现代化的前程。
中国精英文化的裂变不只表现为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对人之主体性的自觉消解和从启蒙立场地撤离，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其依旧固守文化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着多种文化精神的冲突，无法确立现代化所要求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上世纪末哲学界探讨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人文精神的“空场”。“空场”并不表明我们没有任何文化精神，恰恰相反，我们同时拥有太多的文化精神，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同时包围和挤压着我们，它们相互冲突、碰撞、拒斥，反而没有能够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精神。
面对多种文化精神的冲突，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我们至少可以提及三种主要取向：一种哲学倾向极力弘扬以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工业文明精神，试图通过文化启蒙和教化使中国民众由传统的自在自发的活动主体转变为具有自觉的主体性的现代个体；另一种哲学倾向则以发达文明条件下，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过分强化而导致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为理由，拒斥以人之主体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精神。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出发，企图以“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精神来建构现代社会，并医治工业文明本身的弊病，这一价值取向的突出表现便是新儒学的兴起；第三种哲学倾向同样从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立场出发，主张中国民众通过直接接受“消解主体”、“解构主体”的后现代文化精神，避免工业化和个体化的历史代价，这种后现代文化价值取向同上述撤离文化启蒙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主张有深层的一致之处。
2.大众文化价值的游离与裂变
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还导致了大众层面的自在文化价值的裂变。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各种时代的价值观念的冲突、碰撞和游荡。
中国农业文明深层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精神至今尚未完全消解，作为农业文明基础的自然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在的客体经济或“无主体的经济”，大多数活动主体停留于自在自发的层面。因此，在少数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之外，并不存在相对独立的自律的大众文化或自觉的市民文化。与之相适应，传统哲学家大多充当大众的“立言人”或“代言人”的角色，他们把一种自觉的精英文化从外部加诸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以此规范和控制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而自在自发的大众只是精英文化的被动听者或受众。传统哲学主要通过两种基本方式来固守自己的民众“代言人”或“立言人”的地位，在社会的常规发展时期，哲学主要采取文化教化的方式，与社会主流（即官方）意识形态合一，把特定的精英文化加诸社会生活之上，以规范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交往，为之提供某种文化支柱，这方面的典型当数儒家学说，它成为几千年中国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哲学主要采取文化启蒙的方式，呼吁民众接纳一种新的精英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以超越原有的生存模式。“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启蒙是这方面的典型。
因此，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与几千年农业文明时代有某种相通之处。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效益虽有根本性差别，却分担着一种共同的本质，即它们均为一种“无主体”的客体经济，而缺少个体主体性的参与。因而，我们时代的哲学理论虽然在内容上有本质性改变，但在社会历史方位上，依旧充当普通民众的“立言人”或“代言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各阶层被一种统一的文化精神所支配。具体说来，昔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哲学知识的阐释而转化为全社会普遍齐一的大众话语和文化，从而控制着大众的主导价值取向，而大众没有自己独立的和自觉的文化，主要是接受外在自觉的精英文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哲学等人文学科往往拥有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一方面，哲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控制着普遍民众理性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将其人生价值取向定位于一种共同的理想社会，历次全社会性的学哲学和用哲学运动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另一方面，哲学等人文学科还进而控制着普通民众感性层面的文化生活，用统一的政治标准去评判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和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普通民众只能听到和看到几部“样板戏”的历史状况即是说明。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构正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文化结构。一方面，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聚焦点不再是政治和思想斗争，而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它给哲学理论研究和大众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经济利益需求、生存样式和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立根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社会活动主体开始超越传统的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活动方式，通过接受现代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而自在自发地走向自由自觉，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相对自律和自觉的市民阶层不再满足于作为精英文化外在被动的听众和受众，而是开始形成自己本身的自觉的文化精神，即市民文化或公民文化。于是，大众层面的文化精神和话语不再直接为政治意识形态所左右，也开始从哲学的精英文化和精英话语的控制下游离出来，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引导下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动，而不再拥有一种被哲学精英话语控制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哲学等人文学科由此开始从原来的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游离出来，处于社会的边缘。
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在大众层面开始引发自觉的市民文化的萌生。尤其是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及其理性精神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人的数字化生存、消费文化理念、经济决策的理性化、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个体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法制化等，都透露出某些理性的、科学的、契约的、主体性的文化精神内涵。这一文化精神导向的出现十分重要，它将为现代工业文明所要求的理性、民主、法制契约等文化精神的生成奠定基础。但是，所有这些只是萌芽的、极其有限的。在商品化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目前中国民众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是一种贴近生活原生态的平面文化。人们放弃了传统精英文化，放弃了对人生价值、历史意义等终极问题的关怀，开始向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生活（生活的原生态）回归，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眼前为关切中心、以吃喝玩乐为基本内涵的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
更为严重的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文化萌芽并没有真正消解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对民众和社会的深层影响，相反，恰恰在现代化走向深化的时候，在中国民众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传统文化模式出现了复活与反弹，以经验和人性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化模式似乎更强有力地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对此我们可以列举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第一，以经验对抗理性。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传统的中国民众往往习惯于消极的、被动的、无主体的文化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习以为常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使得中国民众常常容易不思改进、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习惯于凭借经验、传统、常识、自在自发地生存和活动。这种前现代的经验式的文化模式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许多民众，渗透到我们的行政管理、经济决策、文化创造等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中。第二，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几千年传统农业文明中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天然情感、宗法观念和血缘关系，这种人情式的交往模式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交往行动，影响着社会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剔除不平等的情感因素和人情关系对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干扰，而我国目前办事的人情因素却比以往更为严重。
三、结论
一种主导性的文化模式通常包含两个基本层面，一是自在的文化层面，二是自觉的文化层面，二者的关联模式及其性质决定了文化的内在结构特征和转型方式。一般说来，文化的这两个层面主要有两种基本的关联模式：第一种模式是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必要的和恰当的张力与冲突，从而使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发展活力和驱动力，并且具有在特定时代发生转型的内在推动力。第二种模式是自在的文化与自觉的文化之间缺少必要的和恰当的张力，从而使文化缺少内在的驱动力，无法通过内在因素的创造性转化完成转型。
应当说，西方文化模式以及它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实现的传统文化向现代理性主义文化的转型属于前一种模式。虽然在西方长期的传统农业文明时期也存在着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具有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罪感文化传统，它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的分化程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文化不同，所以，在后来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中的这些文化因素同现代实验科学技术相结合，逐步从文化的内部形成了理性文化和契约文化要素，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内在创造性的转化。而中国的文化属于后一种关联模式。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中自觉的文化层面同样很发达，但由于中国文化属于人与自然的分化不够彻底、不够自觉的类型，所以，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发达的艺术、哲学、理论，甚至某种程度的科学技术等自觉的文化因素，但是，这些自觉的文化因素并没有在自身之中建立起超越自在文化的维度，它们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和内涵同自在的文化层面完全契合，它们往往表现为对传统经验、常识、习惯、天然情感关系、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等自在的文化因素的自觉肯定、认同与维护。自觉的文化因素往往成为自在的文化因素的自觉文饰，这大大地加强了自在文化因素的强度，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超稳定结构。
上述关于时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精英层面和大众层面的文化冲突和裂变的揭示，给我们很多深刻的启示：第一，立根于传统农业文明的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文化模式有着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它至今依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深层的文化阻滞力和羁绊，对于这一文化模式的批判不能表面化，必须揭示其内在的超稳定结构，才可能找到促使其转型的有效途径；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支撑中国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理性与法制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还没有真正得到确立，我们必须重视中国现代化的极端艰巨性和复杂性，以更大的努力推动这一进程；第三，文化转型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绝不是简单的附属现象或者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它的最本质的内涵之一，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发展往往不只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同样，政治发展也不仅是纯粹的政治问题，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都受到深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影响和制约。
收稿日期：200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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