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就业认知及影响因素简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平等论文,性别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10）01-0108-07
两性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目标之一。它不仅扭转了几千年父权制度对女性的歧视，而且解放了人类一半人口的创造和生产能力，更引起了社会分工和家庭结构的重塑。这一改变的决定者——性别平等认知，也越来越为人们重视。西方学者（尤其是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对性别平等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的专门探讨，并对其国内社会性别认知的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了长期跟踪，但国内尚无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对关于性别平等认知的含义及衡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然后采用中国的调查数据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进行了测度，并进一步对影响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因素进行了简单分析。
一、性别平等认知的含义与衡量
（一）性别平等认知的含义
对性别平等认知的研究源于心理学。早期心理学把性别差异归因于生理特性差异，为男主外女主内提供理论支持；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则开始强调社会与后天环境的影响，认为性别角色主要是通过社会化的学习过程获得的，是认知主体的主动推动过程。这与女权运动的呼声不约而同——同时期开始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提出了“社会性别”和“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和传统的“生物性别”相对立，认为女性的不利处境是父权制社会建构的产物。
对于与性别平等相关的主观意识的研究，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和定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使用多种不同的名称来指代有关概念，如“gender stereotyping,gender-role attitude/definition,attitude toward women,feminist attitude,consciousness of gender inequality,endorsement of social equality and efforts to achieve it”等，并且主要通过具体指标对其所关注的方面进行定义。① 国内大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性别意识”一词，并将其宽泛地定义为“用社会性别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现象，从而防止不利于两性平等发展的状况发生，避免两性之间机会和权利上的差距产生和进一步扩大的观念”（张利利，2008）。同时，在具体衡量时主要着眼于两性在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定位。
许晓茵等（2009a）研究发现虽然使用的名称和具体衡量指标不同，大部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其实是性别角色意识（Thornton et al,1983; Vella,1994; Ciabattari,2001）。“角色”一词是社会科学对戏剧术语的借用，原指对处在特定环境中个人的行为、权利与义务的社会规范。当人们把某一行为模式与特定性别相联系并忽略个体差异时，性别角色转化为刻板化观念，“性别角色意识”就产生了，即“对于男女两性所承担的与其性别角色相适应的责任和权利的一种态度”。所以，“性别角色意识”一词既能较好地概括个体对于两性在家庭、社会生活中分工的态度，与现有研究指标相符合，也和西方学者所使用的“gender- role attitude”等概念保持了一致。
许晓茵等（2009a）进一步指出，虽然性别角色意识是影响人们两性观念的核心和基础，但是并不能全面表述所有与性别相关的主观意识内容。在此基础上，与性别相关的主观意识还必须包含个体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以及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意愿，这三者结合起来，构成了认知主体从主观定位到现实评价、再到采取行动的主观意识的全过程。而“认知（cognition）”这一概念，即“与定义、感知和行动的心理过程相联系的获得思想和知识的过程”，能够更准确全面地概括与性别平等相关的主观心理过程，也更能满足对现有研究进行综合和系统化梳理的需要。所以，性别平等认知可以定义为“获得有关性别平等知识和思想的过程”，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性别角色意识、对现实性别不平等状况的评价和消除性别不平等的行动意愿。其中，性别角色意识是对于两性权利义务和角色分工的态度，它决定了认知主体在两性平等问题上的基调。在性别角色意识形成判断准则的基础上，认知主体会对现实平等程度做出评价，并进一步形成消除不平等的行动意愿。这三者依次递进，同时又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形成体系，它们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于性别平等认知的定义。
（二）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度量
性别平等认知是一种主观判断，它的度量不同于客观的性别平等指标，宜采用心理学中度量主观态度的经典方法——李卡特量表。通常做法是，给出一系列有关性别平等态度的判断语句，让被访者做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无法判断-不太同意-不同意”的回答，并依次赋予“1-5”的指标得分，分数高低表明被访者的性别角色意识的现代程度②、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和消除不平等行动意愿的强烈程度（杨雪燕和李树茁，2008）。③ 类指标得分加总构成总的性别平等认知得分。但是在具体衡量指标的构建方面，现有研究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还比较混乱。许晓茵等（2009a）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更为系统和完善的衡量体系，从性别角色定位、现实评价和行动意愿三个角度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进行量化，同时每个方面又由多个相关联的具体指标构成（表1）④。
二、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理论及作用机制
在西方研究中已经有不少关于性别平等认知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现有理论把各因素对性别平等认知的作用途径分为两种：外在环境决定论（exposure- based explanations）和内在利益决定论（interest- based explanations）。前者认为，性别平等认知的形成与认知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直接或间接接触非传统的观点、人物和事件，将使行为主体的角色定位更趋向于现代化，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更敏感，也更倾向于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后者则认为，性别认知的形成根源于主体的利益结构，只有当支持性别平等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个体才会选择支持两性平等，否则就将表现出传统的性别认知。
有两点值得注意：（1）一种因素可以主要通过其中一种途径对性别认知产生影响，也可以同时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并且作用的方向可能相同或相反。以职业为例，对女性而言，两种途径的作用方向一致：职业女性更支持平等（Glass,1992; Klein,1984; Warner,1991），是由于工作增加了接触平等观点的机会，同时她们也更易从两性平等中获益；全职太太更强调传统分工（Ehrenreich,1983; Gerson,1985; Plutzer,1991），则是由于较少接触平等事物、为保全丈夫的工作收益和自身利益。但对男性而言，两种途径的方向可能并不一致：工作经历可能给男性提供了较多接触新女性、新观点的机会，从而使其更支持两性平等；但女性进入劳动市场可能对工作领域的男性利益造成威胁（Robinson,1983; Husbands,1979），同时男性自身工作加重了对妻子更多承担家务的要求（Ross，1987），从而降低其对性别平等的支持。（2）同一因素也可能对性别认知的不同维度产生不一致的作用结果，例如教育。一方面，通过使受教育者熟悉不同于自身的经历、了解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念（enlightenment thesis），教育能够促进角色定位的开明化，提高主体对性别平等的要求和对现实不平等的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将通过其竞争、官僚体系（reproduction thesis），使得被教育者相信不平等源于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非出于对某一群体的歧视，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可能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和从现实不平等安排中获益，从而降低其消除不平等现象的行动意愿（Davis and Ronbinson，1991）。当两种途径作用方向相反时，我们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识别最后的作用结果。
（二）实证分析
我们采用“关于在上海建立性别平等就业监督咨询机构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的调查数据对各种影响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因素进行简单分析。调查对象是年龄18-80岁的上海常住居民（包括居住期满一年及以上的非沪籍人士），调查时间为2008年7月1日，调查期限为2008年7月1日-2008年7月31日。考虑到调查的代表性以及调查实施的方便性，本次调查以街道和镇为单位，首先，按分域分层不等概率抽样原则，从上海的18个区和1个县中选择宝山、虹口、闵行、浦东、徐汇、杨浦、闸北7个区和崇明县；其次，采取随机抽样方法分别确定街道镇；街道和镇采取2∶1性别主观配额偶遇抽样方式选出被调查居民。⑤ 该调查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448份，根据研究需要进行逻辑性筛选并剔出信息不全样本后，共获有效样本1154个。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及从业经历和性别平等就业认知两部分内容。⑥ 其中个人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人从业经历包括月收入、劳动参与状况、所在行业是否是传统男性行业等，具体信息见表2。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因素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影响。
基于我们针对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认知设计的三大类指标：角色定位、现实感知和行动意愿，样本的性别平等就业认知情况见表3。从分项指标得分情况来看，在性别角色意识方面，逐渐改变了“做全职太太是女性美德的体现，只要条件允许就应该鼓励女性做全职太太”的传统观念，但是对于男女退休年龄有别以及男女家庭分工方面的认识还是比较传统的。在现实感知方面，对于就业平等状况改善的评价比较高，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培训及提拔男性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在行动意愿方面，“政府通过规范企事业单位的用工行为来保证男女在就业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得到一致认可，但是当个人在就业过程中合法权利被侵害时却不倾向于采取法律措施来解决。
1.个人基本信息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影响
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的角色意识认知比男性更加现代、行动意愿也更加强烈，而男性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比女性好一点。这与内在利益驱动的理论和预期相一致，因为男性是性别歧视的获益者，所以他们的性别角色认知更加传统，也更加不愿意采取行动来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
从年龄来看，角色意识认知和现实评价随年龄增长没有规律性变化，但是行动意愿随年龄增长逐渐增强，即年龄越大的人越乐于采取行动消除就业性别不平等。我们认为这可以通过外在环境决定论解释：建国后，政府通过种种政治途径和政策举措帮助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力争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枷锁。此环境成长下的一代既珍惜也懂得如何通过努力获取平等的地位。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制度更加完善，思想更加自由，对政府的依赖性大大下降，所以年轻人相对于老年人不再简单依靠政府来消除不平等。在西方已有研究中也发现年龄体现的是外在环境的影响：Davis & Robinson（1991）发现成长于女权主义盛行时期（20世纪60-80年）的人群感知力和行动意愿更强。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角色定位认知随受教育程度增加呈现U型，而对现实评价和行动意愿则随受教育程度增加呈现倒U型。在现实评价方面，我们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初步提高，认知主体在社会和工作领域的机遇增加，所受不平等现象减少，故而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提高；但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虽然其所在的环境从横向来看可能已经比较现代，但由于较高的教育程度更进一步提高了主体对平等的要求和对不平等的感知度、敏感度，所以其评价反而有所降低，即在现实评价方面外在环境决定论占主导地位。在行动意愿方面，受教育程度低者受到自身能力限制，行动意愿较低：而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又正是歧视中的利益获得者，他们也没有动力去消除现有不平等；只有受教育程度中等者有能力也有利益驱动去采取行动促进性别平等就业，即在行动意愿方面利益决定论占主导地位，这也与现有对西方的研究结果一致。
2.个人从业经历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的影响
从收入水平来看，角色定位认知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趋于更加传统，对男性而言，收入越高越希望妻子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甚至做全职太太；对女性而言，虽然经济发展给她们带来了经济独立和取得高收入的机会，但处于整体观念仍偏传统的中国社会，收入越高的女性所承担的外在舆论和内在心理压力越大，从而在取得高收入和职业成功的同时，更希望向传统角色分工“回归”，这恰好证明了女性中存在的“成功恐惧”。收入越高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越差，这可能是由于工资待遇较低的工作一般没有性别限制，而随着工资待遇的提高，性别歧视也越明显，从而较高工资的人群往往能更多接触到性别不平等的事件和环境，降低了其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收入越高行动意愿越强烈，这正是由于收入越高的人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越差，越倾向于改变现状。
从劳动参与情况来看，参与劳动者性别角色认知比较现代、对现实平等程度评价较差、行动意愿较强烈，因为工作者更直观的接触和感受到了就业领域两性的不平等，也更倾向于采取行动消除就业不平等。从行业来看，在传统男性行业工作的人，角色定位认知更加现代、对现实平等程度评价较差、行动意愿较强烈，因为传统男性行业能更容易的接触到性别不平等现象，随之激发人们的行动意愿。这都显示了工作环境对认知主体的影响。
三 结论
通常，要实现性别平等就业至少有五个方面的要求：良好的社会风范，认同女性就业是社会公平；完善的法律体系，专门的就业机会平等法规保障女性平等就业；均衡的企业负担，无需为雇佣女性承担额外成本；完各的咨询网络，确保女性掌握就业政策和就业信息；积极的社会行动，高效、快捷地制止不平等就业行为。这一切似乎都离不开人们对性别平等及就业平等的科学认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及其他从业经历等都会影响个人的性别平等认知。调查数据表明，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的角色意识认知比男性更加现代、行动意愿也更加强烈，而男性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比女性好一点：随着年龄增长，角色意识认知和对现实评价没有规律性变化，但是行动意愿逐渐增强；角色定位认知随受教育程度增加呈现U型，而对现实评价和行动意愿则随受教育程度增加呈现倒U型；从收入水平来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性别角色认知更加传统、对现实平等程度的评价越差、行动意愿越强烈；参与劳动者、在传统男性行业就业者性别角色认知比较现代、对现实平等程度评价较差、行动意愿较强烈。⑦ 可见，性别平等就业认知水平非均匀地分布在每一个群体中。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政府在倡导男女平等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持任何标准，中国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就业的法律与政策都可以成为许多国家的参照。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真正构建两性被同等对待的社会关系必须依靠认知的提升，真正实现性别平等就业需要从认知引导开始。
收稿日期：2009-10-27
注释：
① 例如，Thornton & Freedman（1979）等主要探讨了两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工作各个方面权利和分工的社会期望；Davis & Robinson（1991）则主要侧重个体对两性现实不平等程度的评价，以及是否支持政府采取措施消除不平等的意愿；而Kane（1995）则从更广泛的角度，建议从六个维度衡量性别平等认知，包括：性别角色定位（gender- role orientation）、性别分层的来源（beliefs about the origins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两性相对权利的划分（beliefs about men's and women's relative power）、性别集体行动（attitudes toward gender- related collective action）、政治行动倾向（policy orientations）、性别群体利益（perception of men's and women's group interests）。
② 心理学把性别角色认知分为传统（traditional）和现代（modern）两极，前者指在两性角色的定位方面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后者指接受现代女权主义关于男女平等和平权等观念；同时，这两个词也常常用于形容与男女平等相关的外在环境。
③ 一般分数越高表明被访者的性别角色意识越现代、对现实平等评价程度越高、越乐意采取消除不平等的行动，这是有给出的判断句的性质决定的。
④ 简便起见，表1中并没有列出具体的指标语句，而只是对其应该包括的方面进行了概括，完整指标句子如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就是平等：1.完全同意，2.基本同意，3.无法判断，4.不太同意，5.不同意”。
⑤ 鉴于性别平等就业问题在当今中国更多地体现为保障女性合法劳动权益，客观上，女性在就业中受到诸多不平等待遇，因此，在样本性别构成上，调查选配了1∶2的男女比。
⑥ 遗憾的是我们的数据中没有家庭结构的数据，所以文中缺少了家庭结构对性别平等就业认知影响的分析。
⑦ 许晓茵等（2009b）进一步通过计量回归对该文的结论进行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