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与回归：改革开放 40年民俗体育研究的回溯与展望
暴丽霞
摘 要： 为深入揭示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发展动态，总结改革开放40年研究的经验，探索新时期民俗体育研究新的趋势与范式，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历史梳理和学术审视，对民俗体育的学术动态和研究趋势进行逻辑总结与归纳分析。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研究总体分为萌芽与起源、发展与成熟、高潮与多元、俱进与突破四个阶段；民俗体育研究的时空分布与具体的时代特征紧密相关；“本土化研究不足”是民俗体育研究的时代症候，“转向与回归”是新时期民俗体育研究的学术创新与学术自觉。
关键词： 民俗体育；改革开放40年；本土化；转向与回归
1 前言
新时代，国家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已形成共生发展态势[1]。文化自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民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时代机遇。民俗学创始人、德国的格林兄弟指出：“最能代表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的就是民俗”[2]。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接地气的文化，最能唤起中国本土文化的乡土认同。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在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化和西方体育文化强势扩张的内外裹挟下，艰难前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乡村文化治理找到了契机。民俗体育研究怎样在新时期的历史机遇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于这样的学术定位，笔者查阅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者对民俗体育的研究文献，尝试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民俗体育研究的经验，把握与探索新时期民俗体育的研究动态与趋势走向，为新时代民俗体育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通过对成本作业法的分析可知，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分多个阶段和多种因素，所以在应用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对信息资源的收集和分析，包括作业动因、资源动因等，而且作业成本法在应用的过程中需要的核算量比较大，因此企业借助先进的会计核算系统才能实现复杂而准确的核算。目前多数机场在管理信息系统中设置了责任中心，对各责任中心的成本费用信息进行归集。从作业成本的核算需要出发，还需作业中心对各项作业的成本费用进行归集。这就要建立以明细会计科目为主，以责任中心、作业中心为辅的多维会计核算系统。
2 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研究历史回溯
2.1 研究阶段划分
为了确保文献的全面性，研究先以“民俗体育”为关键词，在CNKI期刊数据库检索到相关文献1 434篇；又以“民俗体育”并含“改革开放”为关键词，以1979—2019年为检索年限，截止2019年7月，检索到的相关文献与以“民俗体育”为关键词检索到的内容基本一致；在检索结果中再次以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进行高级检索，检索到民俗体育相关的文献共381篇。在查阅大部分文献摘要的基础上，根据各年度研究热点、研究方法、研究作者进行文献筛除，重点查看了CSSCI数据库收集的近30篇经典文献，对其进行通篇阅读，为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构思。接着，在文献资料和各阶段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纵向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时间阶段进行划分，横向对比、分析、总结、归纳各阶段的研究热点、研究特征、存在问题、研究不足，总体梳理、总结、探索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历史脉络与研究特征。结合分析结果中的发文量和各阶段的热点问题特征，将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总体趋势划分为萌芽与起源(1979—2004年)、发展与成熟(2005—2011年)、高潮与多元(2012—2016年)、俱进与突破(2017至今)四个阶段(见图1)。
2.2 各阶段时空分布特征
2.2.1 萌芽与起源(1979—2004年) 民俗学首先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德国学者在赫尔德(Johann Herder，1744—1803)的影响下开始对民间口头传说进行搜集和整理。以德国民俗学奠基者、著名语言学家格林兄弟为代表的民俗研究方式后来发展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神话学派。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最早在英国建立。在格林兄弟的影响下，英国学者开始了对民俗的研究。20世纪美国是当代世界民俗学研究的中心，其研究特点表现为除了对民俗的收集，更有意识地对民俗学学科进行建设。20世纪末，以美国为代表的学者在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俗体育学学科[3]。我国民俗学诞生于20世纪之初，民俗体育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民俗体育的研究最早见于1997年郭晓峰[4]从民俗体育的概念、特征角度，阐述了民俗体育作为全民健身对象的可操作性；之后郭仁辉、董敏慧[5]阐述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民俗体育文化形态和相互联系。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对民俗体育研究的初步尝试。在随后的1979—2000年的文献检索中，我国民俗体育的研究几乎为零。直到21世纪之初，民俗体育研究才初露端倪。学者吕利平[6]、张建雄[7]、涂传飞[8]分别从社会学、文化学视角对民俗体育的概念、特征、形成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王念龙[9]、王俊奇[10]、卢兵[11]首次对台湾、江西、藏族少数民族民俗体育形态形成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地域性研究。
图1 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研究总体阶段划分
2.2.2 发展与成熟：(2005—2011年)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受这一政策的引领，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出现研究高峰。学者们一方面从宏观上围绕民俗体育文化、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特征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出现以舞龙、龙舟竞渡为个案研究的研究热潮。其他有关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体育活动、运动项目、民间体育、体育科学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形成以江西财经大学涂传飞、上饶师范学院王俊奇、山东财经大学刘旻航、湖南警察学院陈永辉、吉首大学白晋湘为主要研究力量的核心作者，其核心期刊的载文量居于前5。作者之间的合作逐渐趋于稳定，基本形成以涂传飞、陈志丹[12]为主从事民俗体育的概念、功能、现状为热点的理论研究团队；以王俊奇[13]为主，从事江西少数民族民俗体育研究为主的社会学区域研究团队；以刘旻航[14,15]为主，从事民俗体育价值、功能、规律研究的文化学视角研究团队；以陈永辉、白晋湘[16,17]为主，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社会学研究团队。其余作者合作研究较少，表现出零星、孤立研究的现象。这一时期研究机构主要以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南昌航空大学、莆田学院为主，表现出一定的地域集中性特征。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者对民俗体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以下研究不足：第一，理论研究虽有聚焦，但“理论依附”、“理论嫁接”现象仍然严重，本土理论研究基础较为薄弱。大多学者在引用移植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时，缺乏辨识和批判意识，多以西方的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的理论浅层次地抽象概括民俗体育的概念、起源、功能等，缺乏依据我国传统文化理论根基对中国民俗体育身体文化的结构、本质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意识与热情。我国学者对民俗体育研究从内在的理论基础、学术观点到外在的叙事范式、言语表达生搬硬抄、西式化明显。第二，虽然有了以舞龙、龙舟竞渡、少数民族民俗为代表的本土化研究个案，但未能结合具体研究对象特点和情境复杂性进行深描，导致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灵中的主客体移位，严重失语。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对各种文献资料及相关材料直接引用的“文字研究”过多，深入到实地去发掘所需素材的“田野调查”扎根研究较少，研究成果观点相对空泛，缺乏实证性。第四，研究机构呈现出以我国少数民族居多的地域性特征，横向研究较多、纵向研究较少，研究机构区域合作不足。
2.2.4 俱进与突破：(2017至今) 截止到2019年7月，这一时期总体发文量为58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时期的研究特征表现出明显的与时俱进的特征，标志着新时期民俗体育研究学者的理论自觉。研究内容出现三个转向：第一，紧跟时代及社会潮流，努力探索时代背景下民俗体育文化的构建与发展，陆续出现了民俗体育文化与村落社会、学校体育活动、群众体育项目、茶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为主的本土化转向；研究深度由先前的宏观、横向、共时性描述研究转向微观、纵向、历时性逻辑推演研究；研究内容的叙事结构由文化叙事、历史叙事的时间结构转向身体叙事、空间叙事的空间结构。研究方法转向表现在由先前的民俗学、文化学、社会学转向身体哲学、人类学、历史主义为主的多学科交叉综合趋向；研究视角时代感特色明显，与新时期文化自信、体育强国、社会治理、后现代主义等结合紧密；核心作者又增补了一些以蒙军、吴玉华、廖上兰、吴应广为代表的新兴力量。
为此，文中提出采用AD8347与SI4133为核心的多频点射频模块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可以对现有多系统中的多个频点信号进行下变频；通过合理设计滤波器相关参数和接收机基带跟踪环路结构，实现单通道对L1，B1信号的同时处理、定位。文中主要阐述了通用射频模块的设计方案、微带线电感等设计经验，实现了多频点通用射频模块，最终通过测试验证结果。
2.3 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研究动态剖析与归因
团山子火山口，是昌乐—临朐火山盆地中20处火山口之一，为国内罕见的保存完好的火山口。此火山口是火山筒内充填的玄武岩栓，经过200多万年的长期风化剥蚀，被剥露出地面，岩栓柱状节理发育，呈辐射状，向上收敛，向下散开，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火山喷发的自然景观，展示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柱状节理，有三边形四边形五边形六边形不等。其中受冷却速度影响，越靠近火山口中心，边数越多。这昌乐远古火山口（群），对研究当今新生代构造运动、岩浆运动、地质地震学等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同时也是观光旅游和开展地质科普教育的极佳去处。
从上述研究的时空特征和研究内容与方法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每一个阶段受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民俗体育的研究热点也出现相应的聚焦和追踪。在研究初始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从国家层面来说全国上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学术研究被被动边缘化，我国学术理论匮乏。直到90年代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采纳和引入西方理论重建了我国文化、社会学科，但与此同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对我们传统文化研究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从体育角度分析，这一时期是我国竞技体育的历史性转折期。全国体育的发展重心一切以西方奥林匹克运动会为最高代表的竞技体育为中心，民俗体育也被暂时的搁置。所以这一时期，民俗体育研究相对低靡。进入21世纪之初，随着国家发展、社会的稳定，社会学术研究与日俱增，民俗体育研究也随着学术研究的热潮而出现自己的研究高峰。随着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这一世界体育文化发展出现东西合璧，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在2013—2016年间出现新的态势：无论研究数量、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研究作者都有所突破。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自信、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研究者以民俗体育文化为聚焦，在追求精深化的同时，时代气息日益浓厚，彰显着新时期民俗体育研究学者的理论自觉。
2.2.3 高潮与多元：(2012—2016年)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在民俗体育的研究数量上达到高峰。在研究内容与方法、核心作者、发文机构上出现多元化趋势。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除了保持以文献资料为主对民俗体育理论研究的逻辑分析热度以外，而且从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解释学多元交叉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民俗体育个案研究的深度挖掘上，特别是以龙舟竞渡、舞龙个案研究为主，开始出现运用田野调查法，结合本地的文化背景与地域特征，运用文化人类学视角对民俗体育个案进行深描的研究趋势。研究个案的地理分布上没有出现先前少数民族一枝独秀的明显地域集中性，呈现遍地开花的繁荣景象。核心作者除了陈永辉、刘旻航以外，出现了以卢玉、高亮[18]等为代表的新兴年轻作者群，进一步增强了研究梯队结构的合理性。研究机构也出现了以安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为代表的综合类大学和以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为代表的专业体育院校高频次的研究机构。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作者、发文机构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向。
3 转向与回归：新时代民俗体育研究的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俗体育研究“本土自信”不足的原因有很多，但束广就狭，笔者结合有关专家观点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长期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囿于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强势扩张，已不自觉陷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逻辑中，致使我国学者对于民俗体育文化“本土化”研究，日臻趋向于站在“他国”文化角度来研究中国本土文化，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逐步被压缩，呈现式微态势[19]；第二，我国学者先前对民俗体育文化个案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单一角度的经验描述，结合社会背景对人、对社会的影响、对时代社会价值形成的因果关系不能深入的解释，忽视了“身体-人”价值的体现和对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主体的人本关照。
新时期文化强国、文化自信战略背景的提出，以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颁布表明了国家立场。国家政策的核心宗旨是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良性延伸，强化与促进共同记忆和核心价值的文化认同。由此可见，国家发展与中华传统文化已形成共生发展态势，从国家高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政策引领；健康中国视阈下，对健康与美的追求激发了民俗体育文化参与主体的身体热情，唤起了人类对生命哲学与美学的孜孜探索；乡村振兴唤醒了村民保持自身族群文化传统的纯洁性、本土性及连续性的强烈“乡愁”，为民俗体育文化介入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可行性路径[20]。因此，把握时代命脉，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第一，针对当前我国传统体育文化“本土化”研究不足的时代症候，结合时代背景，由“西方文化”回归“中国本土文化”，重构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是对传统体育文化俱进式传承研究的时代诉求；第二，随着新时期身体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研究的推进，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对其环境和人本主体的深描，由“物”转向“人”的价值重现，突出民俗体育文化生态、文化主体的深度关照，即从单向度的“本我”视角，转向“本我”“他者”“文化生态”的多维视角的辩证统一[21]这一新的态势将成为今后民俗体育“本土化”研究新的转向和范式。
4 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裹挟和扩张下，从被动的萌芽与起源——发展与成熟——高潮与多元——俱进与突破，最终走向转向与回归，昭示着中国民俗体育学术研究思想的自发到自觉。但“本土化”研究不足是时下民俗体育研究的学术症候。新时期文化自信、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给民俗体育发展提供了时代机遇；由“西方文化”回归“中国本土文化”，由“物”转向“人”的价值重现，由“文化事件”转向“身体本身”、由“客体”转向“主体”的研究范式符合中国本土情境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价值诉求，是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创新，是新时代民俗体育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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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 and Retur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tudy of Folk Sports in the Past 40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O Li-xia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Abstract : In order to reveal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ummarize the research experience in the past 40 years, and explore the new trend and paradigm of folk sports research in the new perio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 historical and academ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folk sport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makes a logical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trends of folk sport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udy of folk sports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bud and origi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climax and diversity, and progress and breakthrough; the research distribution of time and spa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Lack of localization research” is a weak, while “turn and return” is the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academic self-consciousness of folk sports research 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 folk sport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ocalization; turn and return
中图分类号： G80- 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235X( 2019) 06- 0075- 04
收稿日期： 2019-08-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9YJC890001)。
作者简介： 暴丽霞，女，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体育史与体育文化。
作者单位： 运城学院，山西 运城 04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