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地区迈向21世纪的经济大开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地区论文,世纪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一样，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西部经济要崛起，加快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是促使西部经济腾飞的关键。
一、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并称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在全面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和对策思路，其基本框架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全方位对外开放。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认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三个面向：“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由此，逐步建立起我国双向型全方位对外大开放的战略设想。第二，多形式多渠道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活动。其中，除了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等几种形式外，还可以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承包工程、国际旅游以及其他的对外交流形式，使我国和世界各国各地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经济技术关系。第三，构建区域对外开放新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沿江城市、沿边城市和省会城市，创办对外开放区和国家级、地州市级、县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构造起由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渐次扩散推进的对外开放体系和转换机制。在区域布局格局上，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沿线以及内陆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形势，大力推动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开放、开发和发展。
西部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的整体发展。因此，西部发展快慢将直接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实现。江泽民总书记在1995年底视察陕、甘两省谈到西部地区的建设问题时指出：“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的全面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东中西部发展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现规范的财政转换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全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在1999年6 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能设想采用平均主义的办法可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过去实践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要求同步富裕、同等富裕也是不现实的。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分析
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但由于发展和建设的重点布局在沿海，导致东西部差距拉大。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1969年至80年代，以现价计为6.8%比7.2%，西部略高于东部0.44个百分点。这种速度差的积累曾使东西地区发展差距逐步缩小。1980年至1987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东、西部地区发展之比为19.88%比15.7%， 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差的积累， 使建国后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重新扩大，而且越来越大。其次，在农村发展方面，1992年全国农村社会总产值为25386亿元。其中东部占56.3%，西部仅占11.5%。之后，1993年东部地区占62.1%，西部地区占8.1%， 东部是西部的7.8倍。而到1996年东西部差距竟达8倍。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结构的倾斜引起的。1982年至1992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在东、西部大体保持在46比24范围内；而1992年的投资增量中约有62.1%是东部完成的。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西部开发提上日程。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过程中，中国西部如何选择合理的发展战略，尤其令人关注。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供求特点看，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资源分布及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距，使得东西部地区在消费品和工业原材料供给和需求方面呈现显著差异。东部以加工工业为主导产业，能源及原材料工业相对薄弱，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原材料主要靠西部大量购入；而西部则以农业为主，轻工业和加工工业薄弱，重工业比重大，原材料供给能力强，其产品主要销往东部。东部以上海为例，90年代初期，其轻工业占上海工农业总产值的34%，而整个西部仅占7.1%。 西部以四川为例，四川的六十种主要轻纺工业品有五十四种需要从省外调进，而省内调出量大于省外调入量的商品却仅有六种。1990年四川从省外调入的商品总值约150亿元，而调出商品总值80亿元。由此可见， 在消费品、工业原材料的供给方面，东西各有所缺，但也各有优势。东部与西部不仅在产业上需要互补，而且在产品上也需要互补。
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也反映在东西部国有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方面。如果按东西部国有企业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三项指标进行横向比较，我们会发现，1996年东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为5332亿元，工业总产值为8413亿元，利税总额为836亿元。 而同期西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合计为3435亿元，工业总产值为3977亿元， 利税总额为554亿元。它说明，在国有企业规模上，东部是西部的1.55倍； 在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上，东部是西部的2.11倍；而在所创造的利税上，东部是西部的1.5倍。
东西部国有企业发展的差距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就历史原因而论，西部的国有制企业大部分在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形成。不可否认，这批国有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曾有过很大的历史作用，但产业单一，综合配套差，民用项目少，从而导致了今天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同时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客观环境也限制企业发展。相比而言，东部固定资产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后，1996年东部地区国有经济固定投资达3196亿元，是西部地区的2.4倍。 由于设备先进，同时新投资项目多，大多数项目又属于轻工和加工工业，符合产业方向，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有利位置。西部国有企业改革应借鉴东部改革经验，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应将企业置于市场条件下实现企业的产业调整和重组。东部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在于国企进入市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企业被完全推向市场，企业只能在市场中寻找出路。广东省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广东国有企业对市场的依赖是比较高的。1995年广东国有企业给国家上缴的利税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与三资企业并驾齐驱，有时还要超过三资企业。
从东西部在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和市场需求特点，不难发现东西市场的互补性对整个市场的推动作用。对西部而言，由于工业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低，对工业原材料的需求明显地低于东部，但是作为提供工业原材料的重要区域，其工业原材料产品的输出是必然之举。对东部而言，由于加工能力强大，产自于东部的工业原材料不能满足生产所需，依赖西部的资源也是必然的选择。随着西部社会总产值中农业的地位降低，对工业品的需求必然增加，还有在农业内部如果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增加也会促进工业的发展。东部市场对西部初级产品的需求和西部市场内部需求的增加都会使西部现有的工业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因此，西部发展的必然选择就是通过改善自己的发展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对生产资料产品的供给，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
三、西部地区经济跨世纪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1980年至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5.78%， 是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增长源主要为重工业，而广大的农村发展速度仍然较为缓慢。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7.74元， 而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新疆也仅仅为1136.45元，最低的甘肃只有962.89元， 水平仍然非常低。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也比较低。1997年西北五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仅为1301.21亿元，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仅为2013.33元，并且以外延发展为主，1997年西北地区乡镇企业职工人均总产值较低，只有21444元，效益也比较低。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仍然较为落后，1997 年第一、二、三产业比例为1：1.67：1.44。1997 年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总收益有44.80%来自于农业。可见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没有多少变化， 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
西部地区靠近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历史上就有与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交往的传统。第三欧亚大陆桥建成后将为该地区的开放提供良好的机会。在自然资源方面，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丰富，种类多，储量大，现今有500多个大中型矿产地，发现矿种130多种，有色金属占全国储量的90%。另外光资源、草原资源、耕地资源也比较丰富。
西部地区的输出是间接性的，也是“抽血”性的。输出形式为，向其它地区以低价输出大量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以较高价格从其它地区购买深加工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例如甘肃每年为此损失30亿元。虽然国家每年对西部投放部分资金，如1994年安排了100 亿元以扶持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但据估计，有40%左右的资金以银行贷差、横向投资、股票交易等形式流到了东部。整个西部积累水平也比较低。1995年各类固定资产投资占11.95%。西部的输出多、输入少的状况如不改变， 很可能产生“马太效应”。
青藏高原与其它区域相比较，青藏高原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均比较明显。其突出的有利条件有：草地资源、森林资源、水利资源、矿产资源、地热资源、旅游资源等十分丰富；劳动力价格低；社会比较稳定，与相邻国家与地区的关系比较和睦，合作已初具规模，各民族、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融洽；世界经济重心的移动与中国经济开发的整体推进将为青藏高原提供更多的良好发展机遇；中央政府与其它地区的补助和援用力较大等。其比较明显的不利条件有：地热高寒，热量条件较差，冻土分布广泛，一些地区生存条件相当恶劣，客观上不利于农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大、人口素质偏低；资本形成能力差，投资不足；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城镇体系不全，传统文化中妨碍产业发展的因素的刚性较大；周边国家均不发达，易发生水平竞争；全国经济开发重点转移到青藏高原尚需时日，外部对高原的经济辐射作用较弱等。
在工业各行业中，有些行业虽相对集中在青海，但对青藏高原影响较大，且发展优势比较突出，这些产业亦应作为主导产业，包括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制造业（主要包括金属与非金属矿采选业、采盐业、有色与墨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机械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化工业（包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等）。矿产资源开采与加工制造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大，接近40%，是目前青藏高原重要的收入来源。
对西部资源开发项目实行“滚动开发”。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仅青海境内从龙羊峡到积石峡2310公里的河段，就可开发六个大电站，六个中型电站，装机1200万千瓦左右，且自然落差大，移民占地极少，千瓦投资比内地便宜，如果将现已建成的电站的收益交给地方，让其滚动开发，将会大大加快青海发展的进程，从长远讲，也会减轻国有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批准西部建立资源开发试验区，并对实验区实行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在沿海形成的利润再投资到西部，或西部资源开发试验区，可继续享受改革开放初期的优惠政策。东部企业到西部投资如能享受到同样的优惠，那也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地方政策，在地方税收分布返还上作文章，是力度不够的。在青海的格尔木市建立这样的开发试验区，就可带动整个柴达木聚宝盆的开发，形成西部新的经济中心。
从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开始，国家在川、黔、滇三省投资近千亿元，建成了成昆、贵昆、川黔、湘黔和襄渝五条铁路干线，建成了国防科技工业为核心，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大中型企业1300多个，为西部工业布局的展开与经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进入80年代，诸多原因，使西部经济的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形见绌。进入90年代，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多数省、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两位数，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南昆铁路、内昆铁路、达成铁路、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宝成铁路复线、成渝高速公路和鲁布革、漫湾、二滩大型水电站等一大批交通通信与能源重点项目开工，大多数已经建成投入运营，使西部的投资环境显著改善。
复杂的地貌与气候类型，悠久的历史和众多的民族，使西部地区无论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旅游资源，都独具特色。既拥有喜马拉雅、贡嘎和玉龙雪山等高山名峰，长江三峡、虎跳峡等峡谷景观，云南路南石林、贵州织金洞等喀斯特奇观和气势磅礴的黄果树瀑布；又拥有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元谋猿人遗址、乐山大佛等历史文物景点；更有西双版纳（傣族、僾尼族风情）、大理苍山——洱海（白族风情）的有利条件。目前西部地区已拥有峨嵋山、贡龙寺、九寨沟、滇池、红枫湖等20多个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西安、遵义等10多个历史文化名城。今后将面对国内外两个旅游市场，采取相对集中成片开发，点、面联网，在继续推进观光旅游的同时，大力开发疗养度假、避寒避暑、科学探险、登山旅游，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系列旅游产品，使西部成为具有特殊魅力的旅游基地。
旅游资源丰富是青藏高原的一大优势，旅游业按内容可分为一般性游览观光旅游、探险和科学考察等特殊旅游与休闲度假旅游三类，青藏高原发展这三类旅游的潜力很大。目前前两类旅游发展较快，休闲度假旅游由于区内开发力量不够与区外旅游层次低两个方面的原因尚未发展起来。青藏高原气候高寒，夏季气温低，是夏季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资源不足，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是，引进外资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外资分布不均导致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是个突出的问题。
西部地区经过建国后尤其是“三线”建设时期的发展，建起了一大批现代化的大工业。西部大省四川，固定资产总额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仅次于辽宁而位居全国第二。为此，在西部对外开放中，各省区于90年代初先后提出了用存量资产换取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的对外开放战略。随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东部资金的西进，西部的存量资产优势越来越得到外界的关注，西部地区用存量换资金、换技术、换管理、换国际市场的实现性真正开始到来。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大量大中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的紧迫性、产权制度改革的广泛展开、以及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对此起了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在外资（包括东部资本）进入的方式上，除了常规的合资合作外，证券公司、投资公司、企业集团等以资产运作和资产增值为目的的企业收购、兼并方式也开始盛行起来，金融工具和金融资本的介入，对扩大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西部地区直接利用外资比例低。实际利用外资包括对外借款和直接利用外资两个部分。1978—1995年我国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累计为1333亿美元，占同期实际利用外资2296亿美元的58.12%，东部比重在70 %左右，西部则刚好相反，为倒三七开。四川省1995年实际利用外资为17.86亿美元，其中直接利用外资5.4亿美元，占30%；而广东省，1997 年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为82%。间接利用外资的方式为西部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特别是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汇率制度调整的影响，许多西部项目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包袱，而直接利用外资较少；与之俱来的在技术、管理、产业建设等方面的积极效应和受益也很少。
西部投资结构中外资比重低。 1997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6370.33亿元，其中，外商投资1710.39亿元，占10.45%。东部诸省在国有投资远高于内地的同时，外商投资比例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外商经济的投资占本区总投资10370.12亿元的13.77%， 而中西部外商经济投资仅占全区全部投资5383.70亿元的5.24%，东部高出西部8.5个百分点。东部除河北和浙江比重稍低外，其余均在10%以上，北京为 12%，天津为12%，辽宁13%，广东、福建、 海南更是分别高达26.10%、20.81%、18.71%；中西部除了湖北、吉林较高（分别为10.38%和11.9%）外，其余均在5%以下，山西1.97%，内蒙古2.76%， 黑龙江3.92%，安徽3.63%，江西4.37%，河南6.95%，湖南3.64%，四川5.18%，贵州2.16%，云南4.67%，陕西2.58%，甘肃5.22%，青海0.54%，宁夏3.07%，新疆2.44%。从工业总产值看，差距更大，199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工业总产值为6745.36亿元， 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0.97%，东部高达15.49%，西部仅为2.56%，东部高出西部13个百分点，其中广东、福建、上海、海南又分别高达35.36%、30.26%、23.70%、18.61%。199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91.45 %分布在东部，只有8.55%在西部。
沿海引进资金和项目在经历了最初的较小规模之后，近几年有了较大变化。引进大项目、高科技、新兴产业项目已成趋势。尤其是上海，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非常看好浦东的发展前景， 竞相在浦东落户。 自1990年4月以来，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已有58家到浦东安营扎寨。这些跨国公司有美国的福特、IBM、杜邦、庄臣、罗斯蒙特、 吉列，德国的大众、西门子、巴斯夫，日本的日立、松下、夏普、胜利、八佰伴、丸红、森海外，英国的皮尔金顿，瑞士的罗斯、迅达等。上海累计批准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702个，仅占全国项目数的6.5%，但协议外资额却占全部协议外资额的68.7%。这些投资项目多数为技术先进、规模较大的工业项目，如汽车、通讯、机电产品、计算机、精细化工、化物工程、医药等，以及从事金融、 贸易和信息服务的项目。 199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数为206096户，总投资49072447万美元，项目平均规模为238万美元。其中，东部平均规模为248万美元，中西部平均规模为190万美元，东部比西部高31%，上海、 广东又遥遥领先，分别高达397万美元和312万美元。而起步较晚的西部，还处于利用外资的初期，由于投资环境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在吸引大项目、消化国际先进技术、模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无法不如沿海，引进的项目与沿海相比，以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大项目进入内地寥寥无几。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利用外资发展速度上差距拉大。“七五”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为463亿美元，年均增长17.2%。 “八五”期间为1613亿美元，年均增长36.3%，比“七五”增加了1150亿美元，高了19.1个百分点。其主要推动力， 仍然在沿海。 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1980年仅为7.69亿美元，占全国6.08%；1988年达到24.15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例提高到23.62%；1995年更是高达176.72亿美元， 占全国比例继续攀升，达到36.51%。上海在1988年时实际利用外资仅为4.40 亿美元，占全国比重仅4.30%；1995年迅速达到51.26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升到10.59%。山东省1988年实际利用外资1.12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仅为1.10%；1995年达到49.69亿美元，比重跃到10.27%。而与此同时，西部利用外资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不仅低于沿海，而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利用外资的相对不利条件呈现更加突出的特点。沿海地区特别是浦东开发区正处于三个高峰时期：即高投资的高峰期、产业剧烈变动和调整的高峰期、吸引外资的高峰期。 这种三高局面估计至少将持续5—10年，是与西部地区争投资的。在这个竞争中，沿海比内地仍然保持着更好的投资环境、更高的投资回报：1.沿海的高投入高增长不仅因基础设施的极大改善而更有吸引力，而且高投入本身就成为吸引和牵动外资的重大力量。2.沿海的行政效率和法制建设比内地改善得更快，当西部还停留在为外商的服务减轻障碍而完善“一条龙”服务时，沿海已开始采取对外商企业取消审批制而实行与内资企业一样的注册登记制等与国际接轨的办法。3.内地虽然工资低、地价电价低，但效率、劳动生产率低，因而生产成本不一定比沿海低。4.沿海对先进技术的转化吸收能力，对新兴产业的接受速度远远快于内地。5.沿海基础设施建设远远好于西部。6.尤为重要的是，国外对沿海的了解大大超过了内地，这给西部的招商引资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五、迈向新世纪西部地区经济大开放的基本思路
进入21世纪，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既要积极利用外资，又要积极利用内资，既要利用外来资金和力量，还要注意发挥自己的力量，充分把利用外资与产业调整、产品开发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1.充分认识西部地区引进外资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经济从内向型逐渐转为外向型，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越来越深，这是历史的趋势。西部地区经济落后、资金匮乏、人才稀缺、技术薄弱、现代管理经验不足等现实缺陷迫切需要外资来弥补，因为外资不仅是资金的注入，而且是生产要素的一揽子注入，包括人才、技术、管理经验等，这将给西部带来勃勃生机。
2.不能片面地认为外资企业冲击了民族工业，以一种“狼来了”的心理对待外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竞争经济，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经济才能发展。外资企业虽然对民族工业有一定冲击，但它们带来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远远超过了民族工业的损失。对于有战略地位又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幼稚工业，国家仍应给予一定的保护，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允许的。
3.不能错误地认为外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钱都让外国人赚去了”。有些外商在与中方合资时采取高估设备技术价格等手段确实使国家利益损失了，但这是可以采取措施防范的战术性问题。相反，外资的进入却使更多的国有企业起死回生，从制度上保证国有企业长期保值增值。
4.提高政府机关办事效率。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往往能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西部地区政府机关如果还象以往一样，“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那不光会吓跑外资，连内资也不愿来。不能求外资心切而不合理地提高办事效率。诸如一些地方风行的一支笔审批，一个图章解决问题，一个小时办完审批手续等等“先进经验”，一个外资项目动辄几百万美元，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估材料等往往几十上百页，涉及众多部门，怎么可能一支笔、一个图章、一个小时就办完审批手续呢？这是自欺欺人，势必留下隐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世界银行规定其贷款项目的评审法定时间是半年，这是一种审慎的作法，所以，应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这样，外商也放心。
5.加快人才培育，改进人才的使用与开发。首先，西部地区可与东部地区各城市建立对口和定向培养关系。其次，西部地区应为高素质人才提高相对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物质待遇，改变“孔雀东南飞”的人才流失状况，甚至可能吸引“东边的凤凰往西飞”。再次，充分利用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定期与他们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为本地区招商引资并给予奖励。最后，西部地区的高校应加强外向型人才的培养，进行招商引资的宣传，为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提供取之不竭的人才库。
（二）实施大项目和政府推进的方针
西部各省区提出了以资源换资金、以存量换资金、以市场换资金的利用外资的战略，但有的地方政府主导推动不够，尤其是没有在可研报告上下功夫，其战略没有落到实处。西部利用外资的区位劣势和人缘、地缘方面与东部存在的固有差距，决定了西部不可能象沿海那样利用广泛的民间力量来推进利用外资进程。闽粤的港澳台因素，山东与韩国和日本的联系，上海与日本以及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上海的科技和工业文化基础更是比全国都强，华侨、华人、华裔和地缘优势在沿海利用外资中引起了重要作用，而西部则缺乏这种资源。而沿海尤其是山东的主动强调政府推进作用的大项目战略对西部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大项目战略不仅有利于西部克服人缘、地缘方面的劣势，而且有利于西部更好地结合自己的产业发展需要和市场存量状况来利用外资，关键在于西部必须改进方式，正确、务实地认识自己的资源和家底。
（三）国家支持，实行产业倾斜，发挥比较优势，确立西部在全国区域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农林牧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三线建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基础工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生产技术存量，所面临的“瓶颈”是资金短缺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落后。因此，国家一方面要采取若干投资倾斜和优惠扶持政策，重点发展西部资源开采加工、重化工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能源—原材料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科技产业；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发展农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纺、食品、建筑建材工业等。同时，为了解决瓶颈制约，还要大力发展区内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部门。以上述重点产业为增长点，带动相关产业和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国家应当对西部重点产业实行一系列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和信贷、投资倾斜政策，包括：1.加强西部地区资源勘察，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逐步加大投资力度；2.对重要初级产品实行价格补贴和减免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保护西部资源开发的经济权益；3.尽快通过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产品比价，扭转资源性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增强西部地区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4.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充分利用和吸引国内外银行信贷，组建专业投资公司，设立专项投资基金，发行企业股票、债券，集中社会游资，用于西部重点产业发展。
（四）以具有区位优势的中心城市或能源矿产基地，新兴工业基地作为增长极，开辟若干西部经济开发区
西部经济的发展，必须采取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相结合的方式，亦即开发西部不是整体推进，而是向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倾斜，充分发挥中心地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进而整个西部经济的繁荣。就重点区域来讲，一方面是以资源产业为依托，以资源加工利用转化为指向，开发、建设若干个西部经济特区或开发区，例如：1.长江中上游以水能、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三峡经济开发区；2.蒙陕宁河套地区以煤为中心的能源—稀土—特种钢材业综合开发区；3.陇海线西段——黄河上游以能源工业为基础的铜、镍、铅、铂等有色贵金属材料工业综合开发区；4.兰新线西段——准噶尔盆地以石油为主的石油、煤、铬能源多金属综合开发区；5.塔里木盆地石油及石油化工综合开发区；6.川黔攀西——六盘水煤、铁、钒、铜、铅、锌、铝、磷开发为基础的能源、钢铁、有色金属重化工综合开发区；7.川南天然气、盐化工开发区；8.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矿产资源综合勘察开发区；9.阿尔泰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宝石综合开发区；10.柴达木盆地以钾盐为主的盐化综合开发区。
建设西部特区或开发区，在西部资源开发和东西部关系上将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西部资源开发由资源东运为主转向资源就地加工转化为主；二是西部资源开发体制由中央企业代行所有权并直接管理、垄断开发和经营，转向国家所有、统一管理，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以及其他国内外投资者平等开发和经营；三是由单纯的东部支援西部或国家拨款，转向通过优惠政策提高西部特区的投资回报率，吸引东部资金自动流向西部，带动西部经济发展。通过以上三大转变，西部资源开发将能带动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就业和地方税收的增加，从而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实现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西部经济发展还要依托中心城市，分别形成以乌鲁木齐、西宁、兰州、拉萨、昆明、贵阳、重庆、成都、西安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各具特色的城市经济圈，带动整个西部经济的发展。
（五）大力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促进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通过推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地区、跨部门的自由流动，促进企业联合与协作，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区域内各企业之间自然的、内在的经济贸易联系形成和完善区域市场，并在此基础上与全国性统一市场接轨，形成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使西部经济合理地参与全国区域分工。
具体途径如下：1.加快建设和完善一批各具特色的区域商品市场。逐步形成以区域性批发市场为龙头，以专业性市场为骨干，沟通城乡，连接西部，辐射全国，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网络体系；2.大力培育和发展区域要素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在西南区建一家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劳动力、人才市场、技术市场、西部技术信息市场等要给予支持发展。要积极创造条件在成都、重庆、昆明、贵阳、拉萨、南宁、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组织各类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会、博览会、订货会、技术成果交流会、劳动力人才交流会、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企事业单位招聘会、房地产招商会等。要总结经验、提高水平，扩大规模，争取把“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逐步办成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博览会，把成都“全国春季糖酒交易会”逐步办成“全国糖酒交易暨国际食品博览会”，同时继续开展和扩大边境贸易，加大开拓东南亚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六）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实行优惠政策，帮助其尽快脱贫致富
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现有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西部民族和贫困地区发展起点低、基础差，需要国家大力扶持：1.国家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脱贫规划，确定分阶段实现的发展目标，发展的路子，发展的重点以及发展的措施，帮助民族、边疆、贫困地区确定一批重大的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帮助做好建设项目的前期工作，帮助落实建设条件等；2.要大力扶持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利用。在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建立各种各具特色的资源开发小区，如水能、矿产、旅游、生物等资源开发小区，在区内实施更加优惠的资源开发政策，由点→线→面逐步推进，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对于民族地区的一些非战略性和中小规模储量的资源，应有计划、有控制地向区外、国外出租，出让部分资源的开发利用权；3.对民族地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建立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