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产业内贸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动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动因论文,战略性论文,业内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94（2010）03-0050-04
一、引言
大卫·李嘉图（1817）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其基本观点是：在两国生产两种商品的情况下，其中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占绝对优势，另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处于绝对劣势，则优势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那种商品，劣势国可以专门生产劣势较小的那种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国际交换，双方仍能从中获益。[1]113-115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提出了资源禀赋学说，进一步推进了对比较优势形成原因的研究。俄林认为，产品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各国生产要素禀赋的相对丰裕度。如果一国某种生产要素的供给比较充足，其价格就会比较低，因而生产时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的成本也会比较低。最终形成的贸易格局是每个国家出口用本国相对丰裕而廉价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用本国相对稀缺因而价格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2]12-13由此可见，俄林和李嘉图的思路是殊途同归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完全预先决定的，不可改变的，由此形成的均衡模式是唯一的、稳定的、最优的，这就意味着留给政府通过积极的贸易或者产业政策提高本国福利的空间很小。即使有一些理论致力于研究通过国家对幼稚产业的保护而获得竞争优势，往往也被归入发展经济学的范畴而被排除在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之外。这种趋势直到产业内（Intra—industry）贸易和具有不完全竞争特征（Imperfect competition）的寡头垄断（Oligopoly）产业的出现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产业内贸易指的是一国同时进口和出口属于同一产业的产品。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共同体（EEC）内部发达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的双向贸易之中。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不同国家应该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产业的产品而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即这是一种产业间（Inter-industry）的贸易。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共同体内部，产业内贸易的绝对值和增长速度远远超越了产业间贸易而更为重要。根据Rayment（1984）的估计，在1973年，产业内贸易占到了美国总贸易额的60％。欧洲国家的相关数据分别是：英国的76.8％、瑞典的67.5％和前联邦德德国的59.2％。[3]产业内贸易这个新兴的经济现象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逐渐引起了经济学者们的重视。Balassa（1966）第一次明确指出产业内贸易在EEC国家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贸易增长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4]470-471Grubel和Lloyd（1975）则首先在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研究。[5]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投资、规模经济以及学习效应等诸多因素先后被引入分析框架中来解释这一有悖于传统思维的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致力于解释具有相似产业结构的国家之间进行相互贸易以及其交换的产品构成具有很明显相似性的原因，并一般与垄断竞争，产品细分和规模递增联系在一起。
经济学者们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产业内贸易现象进行再思考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逐渐偏离了传统的完全竞争假设。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基于不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新理论的诞生。研究产业内贸易的模型很多，其中Brander（1981）、Brander和Krugman（1983）的两篇论文所建立的模型中，高成本的企业并没有被低成本的企业驱逐，不同国家成本不同的两家企业可以并存在同一产业中进行双向贸易。这无疑是对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巨大挑战甚至是完全否定。同时，在他们的模型中，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导致了自由贸易并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某些垄断扭曲在贸易发生后依然存在，并且交叉运输还导致了没有社会意义的运输成本”[6]317。显然，对于低成本企业所在的国家来说，通过贸易保护排挤掉高成本的进口可以得到福利改进。换言之，在Brander和Krugman所构造的不完全竞争和产业内贸易的世界里，传统观点所引致的结论不再有效。[6-7]在此基础上，从1981年到1985年，Brander和Spencer、Krugman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论文，奠定了国际贸易新理论的核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本系统框架。[8-13]概括地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思想一般包括：阻断或者至少限制外国厂商进入本国市场，从而增强本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向本国企业提供补贴以降低其成本，本国企业借此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利润增加；协调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大力支持具有高科技内涵，并对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有技术外溢效应的产业。本文通过对Brander和Krugman产业内贸易模型的扩展研究，揭示各国政府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动因。
二、模型
（一）基本模型
假定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每个国家各有一家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并进行Cournot竞争。x为A国企业用于其国内消费的产出，y为B国对A国的出口，u为A国对B国的出口，v为B国企业用于其国内消费的产出。F为沉淀成本，而g代表运输成本。两国企业的总成本函数分别为：
（二）考虑关税的模型
首先假定A国对来自B国的商品使用关税t，那么B国企业的收益现在变为：
（三）考虑补贴的模型
下面再考虑一下另一种可选择政策工具补贴的情况。假定A国政府补贴企业用于本国市场的消费品生产，A国企业的利润函数现在变为：
三、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沿着Brander和Krugman的思路，对Brander、Brander和Krugman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进行了扩展研究。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个双寡头进行不完全竞争的产业内贸易框架下，自由贸易并不再是唯一和绝对的最优选择。政府进行主动干预，无论是征收进口关税还是对本国企业的生产进行补贴，都有可能提高本国的福利。尤其是补贴的使用，将同时提高本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厂商的收益。当然，本文的目的并不是鼓吹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希望能提供一种对贸易现象的理解，即为什么在明知自由贸易更优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依然有使用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干预的倾向，从而为推动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并实现最终的贸易自由化寻找理论依据。笔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最大贡献应该在于澄清了一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论断，自由贸易是最优的。事实上，该理论并非试图回归到保护主义的道路上，而只是在“自由贸易是最优的”这一论断前面加上了一个限制语：在特定的环境下，“自由贸易是最优的”。换言之，在另外一些特定的环境下，政府的积极干预可能是最优的选择。
收稿日期：2010-02-19
注释：
① 这里用星号代表B国的相关变量。
